古史辨
顧頡剛
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
我二年以來，蓄意要辨論中國的古史，比崔述更進一步。崔述的《考信錄》確是一部極偉大又極細密的著作，我是望塵莫及的。我自知要好好的讀十幾年書，才可追得上他。但他的著作有二點我覺得不滿意。第一點，他著書的目的是要替古聖人揭出他們的聖道王功，辨偽是手段。他只知道戰國以後的話足以亂古人的真，不知道戰國以前的話亦足以亂古人的真。他只知道楊、墨的話是有意裝點古人，不知道孔們的話也是有意裝點古人。所以他只是儒者的辨古史，不是史家的辨古史。第二點，他要從古書上直接整理出古史跡來，也不是妥穩的辦法。因為古代的文獻可徵的已很少，我們要否認偽史是可以比較各書而判定的，但要承認信史便沒有實際的證明了。崔述相信經書是是信史，拿經書上的話做標準，合的為真，否的為偽，所以整理的結果，他承認的史跡亦頗楚楚可觀。但這在我們看來，終究是立腳不住的：因為經書與傳記及是時間的先後，並沒有截然不同的真偽區別；假使在經書之前還有書，這些經書又要降做傳記了。我們現在既沒有"經書即信史"的成見，所以我們要辨明古史，看史跡的整理還輕，而看傳說的經歷卻重。凡是一件史事，應當看它最先是怎樣的，以後逐步逐步的變遷是怎樣的。我們既沒有實物上的證明，單從書籍上入手，只有這樣做才可得一確當的整理，才可盡我們整理的責任。
我很想做一篇《層累地做成的中國古史》，把傳說的古史的經歷詳細說一篇。這有三個意思。第一，可以說明「時代越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如這封信裏說的，周代人心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以後有盤古等。第二，可以說明「時代越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越放越大。」如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無為而治」的聖君，到《堯典》就成了一個「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到孟子時就成了個孝子的模範了。第三，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我們即不能知道東周時的東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戰國時的東周史；我們即不能知道夏商時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東周時的夏商史。
但這個題目的範圍太大了，像我這般沒法做專門研究的人，簡直做不成功。因此，我想分了三個題目做去：一是《戰國以前的古史觀》，二是《戰國時的古史觀》，三是《戰國以後的古史觀》。後來又覺得這些題目的範圍也廣，所以想一部書一部書的做去，如《詿經中的古史》，《周逸書的古史》，《論語中的古史》……我想，若一個月讀一部書，一個月做一篇文，幾年之後自然也漸漸地做成了。崔述的學力我固是追不到，但換了一個方法做去，也足以補他的缺陷了。
這回適之先生到上海來，因為不及做《讀書雜志》的文字，囑我趕做一篇。我當下就想做一篇《論語中的古史》，因為材料較少，容易做成。但今天一動筆之後，又覺得趕不及，因為單說《論語》自是容易，但若不與他書比較看來，就顯不出出它的地位，而與他書一比較之後，範圍又大了，不是一二天內趕得出的。因此，想起我兩月前曾與玄同先生一信，論起這事，固然是信筆寫下，但也足以說出一點大綱。所以就把這篇信稿鈔在這裏，做我發表研究的起點。我自己知道既無學力，又無時間，說不上研究；只希望因了發表這篇，又起了閱者的教導和討論，使我可以把這事上了軌道去，那真是快幸極了！
十二，四，二十七。
玄同先生：
(上略)
先生囑我為《國學季刊》作文，我也久有這個意思。我想做的文是《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現在先對先生說一個大意―我這些意思從來沒有寫出，這信恐怕寫得凌亂沒有條理。
我以為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那時人對於古代原沒有悠久的推測。《商頌》說，「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大雅》說，「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說「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可見他們只是把本族形成時的人作為始祖，並沒有很遠的始祖存在他們的意想之中。他們只是認定一個民族的始祖，並沒有許多民族公認的始祖。
但他們在始祖之外，還有一個「禹」。《商頌．長發》說：「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禹的見於載籍以此為最古。《詩》、《書》裏的「帝」都是上帝，(帝堯、帝舜等不算，詳見後。《尚書》裏可疑的只有一個帝乙，或是殷周的後王尊他的祖，看他和上帝一樣，加上的尊號，也說不定。)這詩的意思是說商的國家是上帝所立的。上帝建商，與禹有什麼闋係呢？看這詩的意義，似乎在洪水芒芒之中，上帝叫禹下來布土，而後建商國。然則禹是上帝派下來的神，不是人。《小旻篇》中有「旻天疾威，敷於下土」之句，可見「下土」是對「上天」而言。
《商頌》，據王安靜先生考定，是西周中葉宋人所作的(《樂詩考略》、《說商頌下》)。這是對於禹的觀念是一個神。到魯僖公時，禹確是人了。《閟宮》說，「是生后稷...俾民稼穡，...奄有下土，纘禹之緒。」(按，《生民篇》敘后稷事最詳，但只有說他是受上帝的保護，沒有說他「纘」某人的「緒」。因為照《生民》作者的意思，后稷為始事種植的人，用不到繼續前人之業。到《閟宮》作者就不同了，他知道禹為最古的人，后稷應應該繼續他的功業。在此，可是《生民》是西周作品，在《長發》之前，還不曾有禹的觀念。)這詩的意思，禹是先「奄有下土」的人，是后稷之前的一個王國，后稷是後起的一個王國。他為什麼不說后稷纘黃帝的緒，纘堯舜的緒呢？這很明白，那時並沒有黃帝堯舜，那時最古的人王(有天神的性)只有禹，所以說后稷繼禹之緒。商族認為禹是下凡的天神，周族認禹為最古的人王，正與現代人對於盤古的觀念一樣。
在這上，我們應該注意的「禹」和「夏」並沒有發生了怎麼關係。《長發》一方面說，「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一方面又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若照顧來人說禹是桀的祖先，如何商國對於既感他敷土的恩德，對於禹的祖先就會翻臉殺伐呢？按《長發》云，「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又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是商在湯以前國勢本發達，到湯更能建一番武功，把韋、顧、昆吾、夏桀打倒罷了。禹是他們認為開天辟地的人，夏桀是被湯征伐的一個，他們二人莫不相關，很是明白。
至於禹從何來？禹與桀為何發生關係？我以為都是從九鼎上來的。禹，《說文》云「虫也，從ｘ(史徒按：古字，外"几"內"ム"，以ｘ代表)，象形」ｘ，《說文》云：「獸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也，大約是蜥蝪之類。我以為禹或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當時鑄鼎象物，奇怪的形狀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動物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樣子，所以就算他是開天辟地的人。(伯祥云，禹或即是龍，大禹治水的傳說與水神祀龍王事恐相類)流傳到後來，就成了真的人王。九鼎是夏鑄的，商滅了夏搬到商，周滅了商搬到周。當時不過因為它是寶物，所以搬了來，並沒有多大的意味；但經過了長時間的保存，大家對它就有了傳統的觀念，認為凡是興國都應取九鼎為信物，正如後世的「傳國璽」一樣。有了傳統的觀念，於是要追朔以前的統，知道周取自商，商取自夏，自然夏商周會連成一系。成了一系，於是商湯不由得不做夏桀的臣子。周文王不由得不做殷紂的臣子。他們追朔出於夏鼎，就以為禹是最古的人，應做夏的始祖。( 書中最早把「夏」「禹」二字聯屬成文的，我尚沒有找到。）
東周的初年只有禹，是從《詩經》上可以推知的；東周期的末年更有堯舜，是從《論語》上可以看到的。(堯舜的故事從何說起，這個問題很難解決：《左傳》是戰國的著作；《尚書》中的《堯典》，《皋陶謨》也靠不住；《論語》較為可靠，所以取它)《論語》中二次稱堯舜(堯舜其獶病諸)，一次連稱舜禹(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又接連讚美堯舜(大哉堯之為君－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禹磿無間然矣)，可見當時確以堯舜在禹之。前於是禹之前有更古的堯舜了。但堯與舜，舜與禹的關係還沒有提起，或者當時人心目中以為各隔數百年的古王，如禹和湯，湯和文王之類，亦未可知。(《論語．堯曰篇》雖說明他們的傳授關係，但《論語》經崔述的考定，《季氏》至《堯曰》五篇是後人續入的。《堯曰篇》的首章，在文體上可見出有意摹古的樣子，在宗子上很可見出秉著”王道”和”道統”兩個主義，是戰國時的禹家面目。）
在《論語》之後，堯舜的事蹟造得完備了，於是有《堯典》，《皋陶謨》，《禹貢》等篇出現。有了這許多篇，於是堯與舜有翁婿的關係，舜與禹有君臣的關係。《堯典》的靠不住，如梁任公先生所舉的「蠻夷猾夏」，「金作贖到」都是。即以《詩經》証之，《閟宮》說后稷「奄有下國」，明明是做國王的，它卻說成是舜的臣子，(后稷的”后”字原已有國王之義，《堯典》上舜對稷說「汝后稷」，實為不辭)《閟宮》說后稷「纘禹之緒」，明明是在禹後，它卻說成是禹的同官。又以《論語》証之，(1)《論語》上門人問孝的很多，舜既「克諧以孝」，何以孔子不舉他做例？(2)《論語》上說「舜有臣五人」，何以堯典上會有九人？(3)南宮適說「禹稷躬身稼而有天下」，可見禹稷都是有天下的，為怎麼《堯典》上都是臣而非君？(4)孔子說舜「無為而治」，《堯典》上說「五載一巡守，群後四朝」，又說他「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不相沖突嗎？這些問題，都可証明《堯典》出於《論語》之後。(我意，先有了襌讓的學說而後有《堯典》，《皋陶謨》出來，當作了襌讓的証實，襌讓之說本是儒家本了尊賢的主義鼓吹出來的。)作《論語》時，對於堯舜的觀念還是空空洞洞，只推尊他們做兩個道德最高，功績最大的古王，作了《堯典》等篇，於是堯舜的”文章”都有實事可舉了。
從戰國到西漢，偽史充份的創造，在堯舜之前更加上了多少古皇帝。於是春秋初年號最古的禹，到這時真是近之又近了。自從秦靈公於吳陽作上畤，祭黃帝(見《漢書．交祀志》，秦國崇奉的神最雜，名目也最詭)，秦文公夢了黃(虫也)作鄜畤，拾得了一個石頭作陳寶祠，實在還是拜物教。黃帝之祀起於秦國。說不定黃帝即是「黃龍地(虫寅)」之類)，經過了方士的鼓吹，於是黃帝立在堯舜之前了。自從許行一輩人拾出了神農，於是神農有立在黃帝之前了。自從《易．系辭》拾出了庖犧氏，於是庖犧氏又立在神農之前。自從李斯一輩人說「有天皇、有地皇、泰皇，泰皇最貴」，於是天皇、地皇、泰皇更立在庖犧氏之前了。自從《世本》出現硬替古代名人造了個象樣子的世系，於是沒有一個人不是皇帝的子孫了。自從《春秋．命歷序》上說「天地開闢，至《春秋》獲麟之歲，凡二百二十六萬年」，於是天皇十二人各立了一萬八千歲了，自從漢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祖傳了過來。於是盤古成了開天闢地的人，更在天皇之前了。時代越後，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無徵，知道的古史越多。汲黯說：「辟如積薪，後來居上」，這是造史很好的比喻。看了這些胡亂偽造的史，《堯典》那得不成了信史！但看了《詩經》上稀疏的史，更那得不懷疑商以前的史呢？
這些意見如果充分發揮，准可著成數十卷書。古代的史靠得住的有幾，崔述所謂「信」又何嘗是信！即如后稷，周人說是他們的祖但有無是人也不得而知。因為在《詩》《書》上看，很可見出商的民族重游牧，周的民族重耕稼，所謂「后稷」，也不過因為他們的耕稼為生，崇德報功，追尊創造者的稱號。實際，上周人的后稷和許行的神農氏有什麼分別？這兩個倡始耕稼的古王，很可見出造史人的重複。他們造史的人為什麼要重複？原來禹的上面堆積的人太多了，后稷的地位不尊重了，非得創一個神農氏，許行一輩人就不足以召號召了！
(下略)
顧頡剛 ．十二，二，二十五．
(以上文章完文輯自原作者之論文中，該作者之意見取向並不代表本網頁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