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性關係心理分析
１９０５年，佛洛依德在（性學三篇論文）中，曾經強調「戀母情」於個人日後關係影響重大。他強調每一個人不要排斥「戀母」或「戀父」的感情；如果我們只是壓抑、排斥「戀母」、「戀父」情懷
，對於我們的兩性關係會有負面的影響。佛氏認為「戀母情結」或是「戀父情結」是個人人格成長必經的階段，是無可排斥的事實。我既不能，也無需否定它。相反地，佛氏主張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承這一項人格發展中的事實，而後與之妥協，化解內心的矛盾、糾纏。由於窒息性傳統中國文化的壓力，中國人在男女關係上似乎是膠著戀母情結期，展現許多神經症僵化的心態行為，太多的疑慮、困惑，在性的驅力及文化的壓力下，許多人使用「投射」(projection)及反作用(reaction formation)來化解內心的矛盾及精神上的壓力，形成偽善、假的衛道之士。這些偽善的假道學污蔑情慾及性的需求，以清白自居，用懷疑、焦慮的眼神去觀察周遭人士的行為，似乎別人的一舉一動都具有不正當的性企圖。在「反向作用」的機制下，他們又以嚴厲苛刻的態度來懲罰別人。在這樣的氣氛下，兩性關係受到了嚴格的限制，人類的自然本能需求也因而被窒息
兩性平等教育
近年來在許多婦女團體的奮鬥下，各界對於「性教育」的重要性已有共識，而學校教育也逐漸重視「性教育」的實施，事實上，學界及各團對於「性教育」的內容與實施已經有很多良好的建議，我們在此不再重覆提出，僅就幾點可能較受疏忽的層面提出看法與意見，希望我們的孩子能享有最好的教育，以便有充足的能力陪伴他們長大。
首先，讓我們來看一個案例：小學辦書展，開放一個星期的時間，讓學生自由去看書，星期天的下午，二年級的小利在家無聊就自行跑到學校看書，回家行經校門，警衛伯伯向他招手，小利走近房門問：「什麼事？」警衛伯伯將小利帶到裡面房間說：「書展的書有些不見了，所以要搜身。」小利還沒有搞懂怎麼回事，警衛伯伯就將手伸進她衣服裡，一直摸到下體的地方，沒有搜到書，就放小利回家去了；小利非常害怕，回家後不敢告訴媽媽，擔心挨罵…。
相信這樣的故事，您一定不陌生。許多人心裡會想：「怎麼這麼傻不會拒絕呢？」「為什麼不敢說出來呢？」、「學校沒有教他要保護自已嗎？」面對性性害，孩子往往是最不會預防和抵抗的人，而幾乎所有的孩子，在遇到這種情況時都沒想過可以拒絕或根本不敢拒絕，在性傷害發生後，也都不敢向大人說出真相，這就走使孩子成為受害人的真正原因──對大人既畏懼又不信任。畏懼使人失去自主的能力，不能信任別人使孩子陷入無助；每個人都同意，只有教育才能真正保護孩子免於性傷害，然而，無論是學校或是家庭，如果在教育的過程裡缺乏「尊重」，就不能培養孩子自主的能力以及讓他學著對權威無懼；試想一個一說「不」就被大人認為「不聽話」的孩子，在面對危害他的成人面前，又怎敢拒絕呢？孩子面對危險時只會害怕，跟我們平常只教孩子服從權威而非服從道理有關，常常聽到大人說「我是為你好」、「小孩子有耳無嘴」、「怎麼又不聽話啦！」包括安全教育都走以恐嚇為出發點，比如說：「不要到那邊去，遇到壞人怎麼辦？」這句話等於在告訴小孩，遇到壞人就只能認命，像「再亂跑就叫壞人把你抓走」這種話，就是在教小孩莫名其妙的怕大人。有些孩子在家庭中受暴，而他的母親居然會一直隱忍，除了能力不足之外，過往他所受的恐嚇教育可以說發揮了很大的功效。去除恐嚇，才有機會對孩子進行直正的教育，培養一個人決斷的智慧與勇氣。
因此，在教育上必須特別注重的一點，就是必須教導孩子「做一個可以自主的人」，鼓勵孩子考慮他自己的想法，尊重與支持孩子說「不」的權利，以及用「說理」取代威嚇與命令，讓孩子對威權免疫，這樣在危機來臨的時候，孩子才能不成為待宰羔羊。
成熟的大人不僅可以提供孩子好的教育，更可以幫助受害的孩子早日遠離陰霾，然而，在這個充滿威權遺毒的杜會中，成熟的大人實在不夠多，因此，在思考教育孩子的同時，不能忘記教育大人，大人需要重新思索的不只是跟性教育有關的各種觀念，還包括要學習跟小孩說理、練習尊重小孩意願等態度上的調整，否則我們空有很好的教材與教法，得到的效果恐怕十分有限。
在這部份的大人，我們特地要談的是教師，教師是教育的第一線也是兒童保護網絡的第一線，我們特別重視要提供資源給教師，協助教師進行性教育課程，協助教師有能力教育孩子如何保護自已，過去，孩子從教師的教育中學會的多半是服從威權（事實上所有的大人幾乎都如此），而足以讓人服從威權的通常是恐懼，恐懼來自於被對待的方式，恐懼來自於知識的不夠充分，恐懼來自於沒有能力思考，並非要說教師特地將孩子置於恐懼之地，而是我們的教師被教育的方式就是要求服從威權，就是沒有機會發展思考，就是沒有機會建立自信，就是沒有機會成為自主的教師，這是師範教育也走過去四十年教育的現實惡果，所以我們協助在教育現場上奮鬥的教師們，我們該提供進修，幫助他們更有能力去尊重孩子、更有能力培養孩子的思考力、更有能力協助孩子發展保護自己的能力，而在教育中落實：讓孩子學到健康的性態度以及不侵犯他人而可以保護自己的能力。
最後，讓我們來說一點不客氣的語。關於「兒童性侵害的防治、從中央到地方沒有人敢說不重要，然而，在實際的作為上，卻少的令人髮指。或許研討會辦了不少；或許研究報告補助了不少；又或許「長官」也在媒體上放出不少要加強性教育、要加強輔導功能的煙幕彈，然而生活在台灣社會的我們，卻從來沒有因為這些研究報告就感到安然而，教育部的通報系統至今卻是榜上無人，這樣備而不用的通報系統是花不了太多資源，卻也得不到任何安全。
我們不能再等下一個受害者的出現！
關於投入資源我們最基本的看法是：政府應多投注資源在實務工作上，包括培養人才、聘請專才、成立專門機構、在相關部門中設置相關單位。在這部份我們特別在意增加實務工作之專業人員，包括在校園中增加輔導人員、在社會中增加社工員…。這一重要而基本的要求，實務界、民間已經等待了許多年。擔負前線工作的人手明顯不足，而政府卻以「不能貿然增加人事費」作為回應，我們省下了人事費卻付出龐大的社會成本，難道值得嗎？
另外，民間仍應持續向政府施壓，無論組成遊說團或是推動杜會運動，一定要政府確實負起責任，不能逼（期待）民間成為地下杜會局（或教育局）。
兩性平等工作
關於立法目的，勞委會版的官方版仍維持「保護母性」之基本精神（勞委會版第二頁），未能跳脫父權識型態。相對的，國會版和新知版已持「保障女性權益」的基本精神。從保護到保障意涵非常不同，保障即將女性在憲法應有的工作權還給她們，保護再次強調女性在父權中的弱勢和從屬地位。
關於性別平等法條規定，勞委會版的條文規定不但較新知版和國會版為簡化，而且多有「但書規定」。但書規定經常推翻條文的原則性規定，使得原則性條文不具意義。例如第二章第五條雖原則規定「……不得因性別而有差別待遇。」但是，「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工作性質適合特定性別者，不在此限。」此一但書規定不但無異於同意男性工作和女性工作的性別化分工，而且，再次具體化社會結構中處處可見的性別化分工。性別化分工實因「工作性質適合特定性別者」，非因「性別」所致，當然，更沒有「性別歧視」的現象。相對的，新知版和國會版在實質平等權的相關議題有較明確的規定和措施。雖然，國會版宣稱以婦女新知版為其版本的基礎，二者之間仍有差異。例如，新知版主張「同工同酬」，國會版則主張「同值同酬」；新知版的第四章專章規定「工作場所性騷擾之防治措施」，國會版則將性騷擾放在第二章工作平等權部份，其意義如何，值得再討論。以下我們將分別從工作平等權、兩性平等的措施，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救濟以及罰則，逐一討論三個版本的相關規定。
壹、緣起
兩性之間的不平等雖仍是全球各國普遍面對的問題，但所有現代民主國家莫不以致力於達成兩性平等為目標。根據中華民國憲法第七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可知，性別平等在我國亦是受到憲法保障之基本人權。然而，我國一方面因受到傳統父權意識形態深遠的影響，二方面因民主化的發展過程較為遲緩，此議題在過去長久以來並未受到應有之重視，故比諸世界各國，我國社會在性別方面不平等的問題更為嚴重，舉凡在法律、工作、參政、教育、婚姻家庭、人身安全、生命尊嚴等各方面，至今都仍存在著男尊女卑的差別待遇與歧視現象，致使我國婦女的許多基本權益受到忽視剝奪，而兩性之間也因資源分配的不當與性別刻板角色的框限，呈現出緊張不平衡的關係。
上述種種問題的成因固然多重複雜，需從每一個層面進行努力，然不可否認，教育是其中最為有效根本的解決之道。有鑑於此，教育部特別於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七日成立「教育部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期能透過此委員會長期積極之運作，從事各項與兩性平等議題相關工作之策訂、推動、督導及處理，以建立不具性別歧視之學校教育及社會文化環境，達成兩性平等之終極目標。上述種種問題的成因固然多重複雜，需從每一個層面進行努力，然不可否認，教育是其中最為有效根本的解決之道。有鑑於此，教育部特別於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七日成立「教育部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期能透過此委員會長期積極之運作，從事各項與兩性平等議題相關工作之策訂、推動、督導及處理，以建立不具性別歧視之學校教育及社會文化環境，達成兩性平等之終極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