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中國古代文化知識趣談》中，所提及的文學太過表面。除了五言詩及駢體文外，其實在之前還有「建安文學」及魏晉南北朝的小說。現在述其特色及發展過程。
建安文學
東漢後期，宦官擅權，政治腐敗，人民生活極為困苦。183年，黃巾起事，天下大亂﹔189年，涼州刺史董卓專政，廢少帝，立獻帝，並劫持獻帝從洛陽遷都長安。關東州郡以袁紹為盟主，組織聯軍討伐董卓，由此而引發了長期的州郡割據。l96年，漢獻帝在董卓被殺後逃出長安，曹操出師勤王，把獻帝迎接至許昌，改年號為建安。從此，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統一中原，名為漢相，其實卻是北方的統治者。但是，他在「赤壁之戰」之中被劉備、孫權聯軍所敗，未能統一南方。結果，北方的曹氏，與西南的劉氏、東南的孫氏，形成三國鼎立的局面。這段時期便是文學史上著名的「建安時代」。建安時代在政治上是個衰世，但在文學上卻蓬勃發展，取得很豐碩的成果，而「建安文學」也是歷代文人稱許和學習的對象。
建安文學興盛的原因
建安文學能夠得到卓越的成就，原因有以下幾點﹕
ⅰ)社會動蕩的影響
東漢自黃巾起事後，接著經董卓之亂、州牧割據，戰禍
擴大至大半個中國。人民或死於戰亂，或離別家園，社會混亂不堪。建安時代的文人處於這樣的一個時代中，親自經歷過顛沛流離，感受到現實的慘酷，作品便真切而成功地寫出這種現實﹕記敘時事，描寫離亂，反映人民疾苦。《文心雕龍.時序》論述建安文學﹕「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這段話正確地說明建安交學受到時代背景的重大影響。
ⅱ)學術風氣的轉移。
漢代自武帝獨尊儒術以來，儒家學說在思想領域中便居於統冶地位，文學只是附庸於聖賢經典、道德教化之下的工具，並無獨立地位，文學發展（尤其在詩歌方面）大受阻礙。東漢未年的動蕩，引起思潮的改變﹔政治的腐敗和不公，使人們對官方的儒家道德忍想和政治學說感到懷疑。文學創作也相應地擺脫經學的束縛，而得到自由發展。東漢末年，作家不再把文學視為解釋經義的工具，而用文學來反映當前的社會現實，抒發個人的思想感情。所以這時期的文學在內容上開拓了廣闊的領域，在風格上流露嶄新的面貌。
ⅲ)兩漢文學的發展成果。
在辭賦方面，兩漢文壇當然以鋪張揚厲的辭賦為主流，但抒情小賦卻正在東漢未期逐漸發展，如張衡《歸園賦》、趙壹《剌世疾邪賦》，都是著名的抒情小賦。建安文人正是繼承這條道路發展賦體，如王桀的《登樓賦》、曹植的《洛神賦》，便是這類作品。
在詩歌方面，兩漢文人不以詩見稱，怛民間詩歌卻大放
異彩。兩漢民歌經由樂府機構搜集記錄下來，給予文人很深遠的影響。樂府雖是雜言詩，但仍以五言為主，所以東漢文人開始寫作五言詩，班固《詠史》便是早期的文人五言詩。
東漢末年更出現了號稱「五肓之冠冕」的《古詩十九首》。
建安時代，詩人大量運用的，正是源自樂府民歌的新興五言體。所以建安文學的盛況，可說是承繼前代而得的成果。
ⅳ)文學批評理論的建立。
漢代文學雖已有相當大的成就，但仍只屬經學史學的附庸。東漢末年，由於文學的發展和社會思潮的轉變，文土比前人更重視文學的地位、價值和作用，因而文學批評和理論也開始出現。這時最著名的是曹丕的《典論.論文》，文中明確地說﹕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指出文學具有不朽的價值。曹丕還同時從理論上探討各種文體的要求和特點，作品的風格與作者氣質才性的關係等問題，這都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先出現的文學理論，而且建安文人對當代作家作品也經常提出評論。《典論.論文》對「建安七子」的評論，曹丕《與吳質書》、曹植《與楊德祖書》等，都是討論文學的著名書信，足以證明這段時期文學批評的風氣十分興盛。建安文學的發展，和這時的文學理論和批評，是有很密切關係的。
ⅴ)曹氏父子提倡文學。
曹操、曹丕、曹植和曹㕡（魏明帝，曹丕子），是建安至魏初的政治領袖，同時也是文壇的領袖人物。曹操很能愛惜文士，建安七子中，除了孔融足他的政敵外，其他六人全被他羅致在身邊。曹丕、曹植兄弟和建安文士的關係也很密切，並不視他們為僚屬，而是以朋友身分交往，-起出遊飲宴，-起探討文章得失。這對建安文學的發展，有很大的推動作用。鍾嶸《詩品序》說﹕「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曹丕、曹植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桀為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正好準碓地說明這一點。
建安文學的內容特色
建安文學富於時代精神，充分反映出當時的社會現實。在內容方面，這時則的作品表現出以下的特色﹕
一、反映戰亂的實況。
建安時代政治動盪，州牧割據，戰亂頻仍，民不聊生。
建安詩人把他們在亂世的經歷見聞，都熔鑄在作品之中，留下既感人又真實的記錄。如曹操《蒿里行》說﹕「鎧甲生蟣蝨，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臣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王桀《七哀詩》說﹕「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都能寫出生靈塗炭的苦況，使人慘不忍睹。此外，如蔡琰(音染)的《悲憤詩》、徐幹的《室思》六首等，都反映出漢末戰亂帶來的痛苦。總之，建安文士改變了兩漢辭賦以歌頌帝王生恬為主的文風，轉而描寫黑暗的社會現實，無疑是文學發展的重大進步。
二、寫出建功立業的理想。
動蕩不安的社會，刺激起建安作家建功立業、安定天下的壯志。曹操《短歌行》結句說﹕「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表明自己要像周公一樣招攬攬人才，為國出力。曹植《與楊德祖書》明確地說出自己的主要願望是:「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王桀眼見婦人棄子的慘況，便有「念彼泉下人，黯然摧心肝」(《七哀》)的感慨，希望賢君在位，使百姓安居樂業。這些詩句顯示出建安文人的理想。
三、昤詠悲涼的人生。
建安之世，戰亂頻繁，百姓苦不堪言，人命朝不保夕。
建安詩人面對浩劫，自然有深切的感受，作品便流露出濃重的悲傷氣氛。如蔡琰(文姬)流落匈奴十多年，飽經憂患，才能夠返回中原，所以她在《悲憤詩》說﹕「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棄，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寫出流離之後，精神長久不能回復平靜，以致終年懷憂。劉楨《失題詩》慨嘆﹕「天地無期竟(完)，民生甚局促。為稱百年壽，誰能應此錄。低昂倏忽去，炯若風中燭。」對人生無常，命如風中之燭，感到極大的苦惱。為求擺脫這些痛苦，很多建安作家往往轉向飲酒求仙，尋求精神安慰，所以當時也出現了許多宴遊詩和遊仙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