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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muzi.com/ll/fanti/1087107.shtml

        Sohu文教報道，一個留日的中國人寫的《我認識的鬼子兵》成了暢銷書之後，書攤上雨後春筍般地冒出了許多寫“鬼子兵”的書，像什麼《鬼子兵的獸行》、《軍妓血淚》之類。翻開來一看，竟然從頭到尾都是地攤文學式的粗俗描寫，那些追求感官刺激的標題和細節描寫分明透露著寫他的人和讀他的人某種不見天日的慾念。沒有什麼東西是中國人不能糟蹋的。這是一個性格裡缺乏莊嚴氣質的民族。
沒聽見誰為此而義憤填膺。中國人都是實用主義者，這個民族經歷了幾千年的風風雨雨，什麼事都見過了，她已經沒了火氣，什麼事都能容忍什麼事都能接受。是啊，這個民族可以爭奪從自己的民族英雄身上剮下來的肉，因為據說這種肉可以治病；可以忍受那麼殘暴的征服和統治，只要能勉強活下去。那麼，拿自己祖宗的痛楚和恥辱來賣錢，又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呢？

那一次回老家，和老一輩在土炕上閑扯，就聊到了自行車。族叔說，村裡的第一臺自行車是你遠房二爺從縣城騎回來的。騎回來那天全屯子都哄嚷動了，過節似的圍著看。

我問﹕我二爺是幹什麼的？

翻譯官。

翻譯官？給誰？

日本人嘛，那時候還有誰？

我大吃一驚﹕那不是漢奸嗎？

族叔撇撇嘴表示不以為然﹕拿現在說是叫漢奸，那時候可正經風光過一陣，也沒幹過什麼壞事。老百姓管給什麼人辦事，誰在上頭給誰當差嘛，什麼時候不是混飯吃！我的心扑騰一下。這滿炕的黝黑淳樸的莊家漢的面孔一瞬間在我眼前有點變形。

我仿佛頭一次想起，一九四五年以前，也就是老人們所說的“事變”以前，我故鄉的這片土地，叫做“滿洲國”。

我的爺爺奶奶叔叔大爺，都曾經是日本人的順民。就在我身邊，這間房子的老式窗子上，就栓著一枚陳舊得烏黑發亮的滿洲國硬幣做劃擋。

話題從日本人身上漫延開去，老人們紛紛談起日本人是什麼模樣，曾經某某因為什麼事被拉到縣上，灌過辣椒水，灌得順著頭發根往外滲血。談起日本人強迫農民種鴉片，談起日本人投降撤退時，全屯子人都到路邊去看汽車。

我回過很多次老家，聽過那麼多的民間故事，聽過那麼多的“講古”，聽過那麼多四裡八村的奇聞怪事，可還是頭一回聽到老人們講起日本人。如果不是由自行車引起的話題，他們似乎已經把日本人忘了。

為什麼呢？

也許是因為鄉親們都是些普普通通的過日子的人，日本人已經走了，看不著了，也不再回來了，還想著他幹什麼呢？這些老百姓，他們的生存似乎只是為了生存，只要能生存下去，他們不在乎別的什麼。幾千年來，一直是這樣。

我的這些質樸，厚道，本份而又健忘的父兄啊！他們對傷害過他們的人是那樣的大度，過去就過去了。他們只顧眼前的日子。現在日本人又回來了，但是西裝革履，文質彬彬，見人就點頭，更關鍵的，他們的文件包裡裝著支票。雖然聽說有些日本人還不承認戰爭罪行，經常說幾句怪話，弄點事端，可是似乎無關大局。支票帶在身上，原來的戰犯現在就是貴賓，不管他認不認錯。歸根到底，認錯不過是個形式而已，抵不上支票的實惠。套句老百姓的話，認咋地，不認又咋地。

智慧有許多種，據說最高一級的智慧是老子發明的，叫做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夫唯不爭，故無尤。水從來不堅持什麼，他可以適應任何環境，可以被擠壓成任何形狀，可以接納任何污穢，可以消磨任何棱角，所以他的生命力最頑強。

據說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之一，中國人的性格有點像水。可是就在我們身邊，卻有人牢牢記著日本人的罪行。他們說﹕可以寬恕，但不會忘記。韓國國會前些日子通過一項決議，決定禁止所有參加過侵韓戰爭的日本老兵入境(不管身上帶著多少金額的支票或現款)，以此作為對日本拒不反省其戰爭罪行並發表不當言詞的反應措施。韓國國會並且嚮中國人大發出建議，希望中國也采取同樣措施。

在電視畫面上經常看到一群群韓國老太太，白白胖胖，頭上繫著白布帶子，手裡舉著小旗在街上行走。原來是二戰時的韓國慰安婦在遊行示威，內容當然是要求日本人正式賠罪並且賠償。據說日本人已經作出了一定賠償，可是她們並不滿意。

就是到現在，普通韓國人提起日本人當年的暴行依然咬牙切齒，日據時期恥辱的痛苦記憶滲透在韓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各個角落，浸透了韓國社會機體的每一個細胞。幾十年前的那次民族的失敗，使幾十年來恥辱感時時刻刻像烈火一樣燒灼著每個韓國人。現代韓國人建設韓國的成功努力背後，隱藏著這樣一個集體潛意識﹕為了證明韓國人絕不是劣等民族。舉一個例子，在東亞足球圈裡，韓國隊和日本隊每一次相遇，都必定是一次針尖對麥芒的劇烈碰撞，非要撞個你死我活。

韓國隊可以輸給世界上任何一支球隊，就是不能輸給日本隊，輸給日本隊，全國人都不答應。過去，他們沒能在戰場上擋住日本人，現在，他們把球場當作戰場的延續，他們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嚮日本人證明自己決不是懦夫！

東亞十強賽日韓之戰前，在韓國國內電腦網“千裡眼”中的《大家談》欄目中，韓國球迷紛紛發表意見﹕“韓國隊一定要取勝，才能對得起祖先。可惡的日本人奪去了我爺爺的命。”

“日本人到現在還沒有就侵略朝鮮一事進行過正式道歉，我們應該在球場上好好教訓一下日本人。”

這真是一個有仇必報血性十足的民族。他們沒有那麼多的寬容，那麼多的大度，那麼多彎彎繞的智慧。他們的國旗雖然用的是老子的八卦圖案，但他們的性格卻一點也不像水，而是像岩石，寸步不讓。

在中國東北的許多城市裡，都矗立著一些日式建築，這是1945年前日本人的遺物。由於施工精良，大多數到現在還保存完好，還在繼續發揮著余熱，給城市的街頭平添一些異國情調，有時甚至構成了城市一景。而在韓國，這個做了三十多年日本殖民地的國家裡，你卻很少看到這樣尖頂修身的日式建築，不是沒有過，而是都被韓國人拆了，就像為了抹去身體上的疤痕。有選擇在留下幾座，是作為國恥紀念館。韓國原是東亞各國中的小兄弟。幾千年來他就默默無聞地依偎在亞洲大陸的東北角，不聲不響，很容易被人忽略。是啊，乍一看去，這個小國沒什麼特點，平庸而不顯眼。由於漢文化的巨大輻射力，這個小國被薰染得和中國那樣相似，他的獨特之處被相似淹沒了。清代結束以前，中國官員到朝鮮，不用帶翻譯，因為漢字是朝鮮的官方語言，而且由於政治製度以及社會結構、文化習俗是那樣相近，中國人和朝鮮人通過筆談完全可以輕鬆溝通。朝鮮讀書人讀的也是四書五經，維繫朝鮮社會的也是儒教的社會價值觀，老百姓們對中國的三國水滸西遊故事同樣家喻戶曉。

就是在今天，韓國已廢除漢字，但是韓國最大的報紙《朝鮮日報》和著名的大企業集團“現代”集團等的正式名稱，都是用漢字書寫的。韓國的大部分地名(比如漢城市裡的東大門、南大門、鐘路、明倫洞等)不但意義完全取自漢字，而且發音也與漢語相近。原來韓語中漢字詞匯基本上還保持著剛剛從中國傳入時的發音，也就是唐宋人的發音，所以中國人特別是江浙一帶人聽韓語(尤其是慢速時)，會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從韓國的民族服裝上，有著明顯的唐宋遺風，你可以在唐代壁畫上找到最初的藍本。韓國人的姓名也完全因襲中國，韓國的幾大姓中，大部分是取自中國唐代巨族世家的姓氏。在世界各國中，中國人在韓國感受到的文化差異是最小的。

可是這些表面上的相似，卻掩蓋了中韓民族性格的巨大差異。

在漫長的過去，山高水長交通不便阻礙了人們發現這一差異。中國人對於身邊這個溫順好學的小兄弟也沒有多加過註意，中國典籍中對朝鮮的記載不多，歷代為數不多的造訪過朝鮮的中國人只是註意到了這個小國的貧弱。

清光緒年間，聶士成在他訪朝後的筆記中記敘了這樣的情景﹕“朝鮮民居，大都四合房屋，進門即席地坐。男子性惰，女子服役極苦。”

“(茂山)城內荒陋至極，民苦可知。朝鮮民情太惰，種地只求敷食，不思蓄積，遇事尤泥古法，不敢變通，讀書幾成廢物，平居好遊，文理欠通，筆談數十句，多半費解，談時務輒更加菲薄，可憎可憐。”

“朝鮮人尚知求地利，但官民性習偷惰，恐難勤奮，可憂也。”(清﹕聶士成《東遊紀程》)

清朝末年，天朝大國的屬國一個接一個地喪失，最後剩下一個朝鮮又被日本虎視眈眈，必慾吞之而後快。在這種情況下，李鴻章居然提出這樣一個設想﹕把朝鮮收為中國的一個省，置於中國的完全保護之下，以絕日人之念。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護這個孱弱的民族。

且不說這樣的設想是多麼缺乏現代外交常識，多麼缺乏戰略可行性。通過這個想法，就可以看出，人們對韓族是多麼缺乏了解，對他們的性格是多麼缺乏深刻的認識。在歷史上，中國曾數次想吞並朝鮮。在中華帝國最為強大的隋唐盛世，隋煬帝和唐太宗這兩個雄心勃勃的皇帝都曾提舉國之兵東征朝鮮，結果都在這個海東小國的邊城之下慘敗而歸。李鴻章好像忘了這一點，日本人也忘了這一點。

這是一個不會被征服的民族。

而現在，韓國人有了充分的空間讓世界認識他們。我對韓國的一點點了解，源於足球。源於中國足球的“恐韓症”。人生的一大不幸，是成了球迷，中國球迷。和其他國家的足球隊給國人帶來的是激動是狂喜是幸福不同，中國足球給球迷帶來的是無休無止的失望，失望，第三個還是失望。

作為一個擁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泱泱大國，他的國家隊幾十年來卻能安然接受總是在亞洲的二流球隊中混日子的現實。

在所有的體育運動中，足球最能代表一個國家的民族性格。巴西人華麗，法國人浪漫，英國人驃悍，泰國人頑強。足球場上，反映出了中國人什麼性格呢？

看中國隊和韓國隊踢球，你不用猜結局，你所期盼的只能是別輸得太難看，可是往往連這麼個簡單的要求也不能滿足。

　　

那十一條代表中國足球最高水平的漢子，在韓國人充滿霸氣的衝擊之下，看上去總有些腳底發飄，心裡發毛，領先一個球就患得患失，不思進取，一味龜縮防守，不管場面多難看，死乞白賴想要保住這個球拉倒。落後時同樣提不起神，毫無鬥誌，一點也不著急，似乎輸嬴與他們無關。

輸了一次，兩次，三次，直到十二次。

什麼原因呢？體能？技術？戰術？

開始抓體能，搞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體能測試，韓國人跑不死，我們也能跑不死。可還是不管用。

至於技術，連韓國人都承認中國隊員的技術並不比他們差。

戰術上從穩守反擊到攻守平衡再到壓出去打，陣形從352到442再到451，同樣不好使。

差哪呢？聽聽那個富態的韓國老頭崔殷澤的解釋吧，對中國和韓國足球都有比較深的感受的這位前韓國國家隊教練說，中國隊什麼都不缺，缺的就是他所說的“精神力”。他說，韓國運動員是為榮譽而踢球，職業球員把足球當成了自己的生命，為了贏球死在球場上都可以。而中國隊缺乏的就是必勝的信念和堅持到底的決心。

這位韓國老頭對此感慨良多。他說，中國運動員的身體素質、技術基礎在亞洲都是一流的。他就是不明白他們在訓練中為什麼不願意全心全意投入，在比賽場上為什麼那麼不思進取。他們不是職業球員嗎？

這個韓國老頭不明白，他們是職業球員不假，可中國的職業球員不會為一場球去拼命。在中國人眼裡，足球畢竟是足球，值得為之拼命嗎？衝不出亞洲，不是照拿世界一流的薪金，不還是有一批球迷把他們當明星一樣寵著嗎？

中國人為了什麼能拼命呢？

就像這個韓國老頭一樣，所有的韓國人和中國人相比，好像都有點不通達，不世故，有點天真。

好死不如賴活著，這是中國人幾千年來對生命的獨特總結，是中國人獨特的生存智慧。

相比之下，韓國人顯得太認死理，鑽牛角尖，事事叫真兒。這是我們這個社會中最不受歡迎的性格，有這樣一個人，周圍的人都覺得不舒服。一個中國運動員輸了球，也會難過(其中包括對獎金的惋惜)，但是一宿過去，就想開了，就平靜了。誰沒輸過球呢？巴西隊也照樣輸過球嗎？這樣一想，心裡就平衡了。

可韓國人會睡不著覺，因為羞恥而流淚。

就是因此，這個人口只有中國三十分之一，土地僅有中國一百分之一的小國在球場上一次次擊沉中國隊。

不僅僅是足球。這個不起眼的小國在奧運會、冬奧會乃至各項錦標賽上的表現常常令人刮目相看。他可以算得上是名副其實的體育大國。韓國選手的韌勁和頑強的拼搏精神常常會給他們的對手留下深刻的印像。在亞洲，在幾乎所有體育項目上，這個國民身體素質並不突出的小國卻都能和中國相抗衡。

這裡面，有一種精神。

六十年代的一次世界盃預選賽，韓國隊飛赴日本進行比賽。臨行前，韓國總統親自接見了全體隊員，總統簡短地講了一翻話，結尾說﹕“如果輸掉了，你們就不要再過大韓海峽(即日本海峽)了！”

那意思就是說，如果輸掉了你們就全部蹈海自殺以謝國人吧！

這位韓國總統並不是依靠自己手中的巨大權力而信口開河，按照韓國的傳統，總統在某種意義上相當於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家長，他是以家長的身份，對自己的兒子們說這番話的。

中國人絕不會這樣做。真是太氣盛了，太不周密了，太不穩重了，太不老成了，何苦呢？真是不夠智慧，不夠高明。一個堂堂國家領導人，值得為一個足球這樣一種遊戲這樣小題大做嗎？腦子裡國際關繫世界影響國家大局那去了？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高風格不講了嗎？雖然那時日韓兩隊之間韓國隊實力佔優，但足球是圓的，萬一韓國隊真輸了呢？

事實上，這位總統在說這番話的時候，根本沒想到韓國隊會輸，尤其是會在日本輸球。這個民族就是有這麼股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倔勁，這個民族就是這樣視榮譽重於生命，所以才能那種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一條道走到黑的拼勁。這個民族身體裡，流淌著的是年青而熱烈的未受污染的血液。擺脫了日本人的榨取，韓國人在戰後的廢墟上，開始了他們的經濟建設。1967年，衣不遮體的韓國人要在稻田上建立自己的汽車工業。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的本徹聽說了現代集團的這一設想說﹕現代集團如果能造出汽車，我將用手指把臘燭點著。二十年後的今天，本徹的話言猶在耳，現代集團已傲然成為世界汽車業的巨頭。現在，現代汽車工業會社是世界是工藝最先進的汽車廠之一，他已在全球範圍內開始了和通用等汽車業元老霸主的競爭。

短短幾十年間，幾千年來一直積貧積弱被人漠視的舊朝鮮不見了，人均國民收入92美元轉眼成為過去。韓國已經化蛹為蝶，到處是挺拔林立的大廈和滾滾不息的車流，用金屬的色澤和霓虹的閃爍嚮世界強烈地顯示自己的存在。

中國人大概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接觸到韓國這個國家。漸漸地，現代、大宇開始奔跑在中國大中城市的街頭，南韓料的服裝陳列在店鋪商場，韓國料理的霓虹開始在中國城市的夜空閃爍。韓國在現代化的路上做了中國的榜樣。一百年前聶士成的看法被證明是一種誤解。世界對韓國刮目相看。

現在，中國也正在滿腔熱情在奔嚮現代化。現代化是個多麼誘人的字眼啊！現代化幾乎等同於一次進化，從猿到人的那種。然而，在我們身邊，現代化卻似乎意味著從地球上抹去北京的四合院，江浙的白牆黑瓦的小鎮，福建的土樓，雲南的吊腳樓，而一律代之以城市的玻璃幕牆大廈；意味著餐桌上的稀飯小菜和茶換成麥當勞、漢堡包、可口可樂、冰淇淋，意味著我們穿著從巴黎流行過來的時裝，像美國人那樣走路，說話時帶上“嗯哼”或香港口音，大腦裡最好裝上西方最流行的思潮，比如後現代或者後什麼。

當我的思緒纏繞在“中國”這個地理意義和人文意義的綜合載體上時，總是被這個巨大而繁雜的存在牽掛住，陷入迷惑。這個民族的性格真是讓人難以捉摸。就在不遠的過去，她曾像一個固執的老人那樣頑強地堅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在亡國亡種的關頭也不願做絲毫改變，大有寧可亡國亡種不可亡文化的文化至上主義精神。而僅僅幾十年後，她又變成了世界上對本國文化遺產最為漠視的國家之一，文化獨特性在她似乎變成了落後和不合群的標誌，她有意無意的總在盡量抹去，就像一個剛剛進城的農村婦女急著換下土氣的鄉下土布衣服一樣。

在所有方面，我們一律以最積極最合作的態度嚮世界看齊，極其輕鬆地放棄自己的一切特點。在中國的大城市裡，最熱鬧的節日是聖誕節，雖然不少人根本就不知道聖誕是怎麼一回事；無數具有歷史意義和文化意義的建築被無聲無息地廢棄被拆毀無人過問；世界各國中數量最為浩瀚的古代典籍文物沉睡在中國的圖書館裡，似是人們有意回避，好像那是些祖上留下的破鞋子爛襪子，不登大雅之堂。我們這個國家今天在世界上二等公民的地位，一個重要的原因似乎是這些無能的祖宗們的不爭氣，所以這些東西更顯得無足輕重，甚至幾乎是一塊不光彩的疤痕，像阿Q頭上那種。

這實在不像是一個經歷了幾千年滄桑的民族應有的做法。

而韓國人在這一點上卻鮮明地表現了他們的自信。在現代化的韓國，你處處可以見到對歷史的尊重和珍視。在大廈、大型企業、高速公路之間，還刻意保留著許多古老的東西──從建築到生活方式。甚至歷史上漢文化圈的某些獨特的文化生態，現在還活生生地生存在韓國。最初知道這些的時候，我又驚訝又感動。

中國學者彭林在一篇訪韓筆記中，記載了他訪問韓國時在幾位韓國學者家中見到的令他驚訝和情景。

彭林造訪了對韓國傳統文化造詣頗深的金兌仁家。這位中國學者他在筆記中有點驚訝地記敘到，金先生的家在慶尚南道一個叫“桂八”的偏僻山村，像古代的隱士一樣，耕讀為業，一個人親自耕作六十畝農田。金府外屋門的上方，寫著“小學世家”四個大字，原來金先生的祖上是韓國名儒，對中國小學頗有研究。旁邊又有金先生親自題寫的“用因堂”一匾，這是取自《孝經》“用天因地”之義。

主人用韓國風味的家宴招待了彭林先生。飯後，賓主談起古代文化，甚為相得。金夫人專門為中國客人用古法吟唱了蘇東坡的《赤壁懷古》，這種唱法在中國可能已經失傳了吧，“歌聲時而婉轉，時而激越，有一瀉千裡之勢，一氣唱完，博得滿堂彩。在國內我從沒有聽到過這樣的吟唱。”接著，金夫人又吟唱了朱熹的《小學序》，而這位來自中國的學者，在這樣的場合下，只能以一首中國民歌應付場面。

彭林先生拜訪的另一位學者叫河有楫。這位先生在現代的韓國社會裡還完全依照古禮生活，日常起居，交友待客，祭祖敬宗，無不如此。母親去世時，他按古禮守孝三年。彭林到河氏府上時，正是中秋。中秋與端午、春節是韓國的三大節日，在韓非常受重視，也是絕大多數家庭祭祖的日子。祭祀前一天，河先生齋戒沐浴，次日清晨，只見家裡上下一片忙碌，在河先生的主持下，全家人按輩份跪列在祖宗神位之前，祭祀的過程與嚮生人敬獻酒食完全相同。他的長子順序為祖先獻酒荐飯，時間和生人吃飯所用時間相當，長達一個多小時。這就是孔子說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河有楫先生是知名的禮儀專家，每年春秋兩季，韓國的一些書院舉行傳統的祭享時，都請他去指導。在那一天，他頭戴儒冠，身穿黑色祭服，指揮若定。韓國學生在他的指揮下，畢恭畢敬，嚮孔孟行禮。

在韓國，現在還有完全按傳統方式教學的學院。比如京畿道南揚州市的“泰東古典研究所”。這個學校的課程以四書五經為主，學生必鬚像古時的書生那樣在第一年內背誦“四書”，“四書”中孟子最長，可分兩次背完，一次四小時左右，其他的都必鬚一次背完。這裡的讀書方式完全是古代的，背誦時，即用“誦”的方式來背，抑揚頓挫，有聲有調。據說，只有這種方式才能保證學生紮實地掌握古典。

這裡的學生必鬚具備大學本科以上學歷，到這裡來學習的，各個專業都有。比如有一位叫申承容的漢城大學經濟繫的學生，問他為什麼來學古代典籍，他說﹕“經濟形勢瞬息萬變，極其複雜，而古代典籍含有很高深的哲理，可以提高我的洞察力。”

並不是所有的韓國人都在日常生活中一舉一動依循古法，但是他們對自己的民族服裝，民族節日(實際上也就是我們的傳統節日)，傳統習俗都非常重視。這並不是政府的有意提倡，而完全是一種自發的社會現像。

西方強勢文化在當今世界無疑保持著壓倒性的優勢，他正以全盛之態橫掃全球，把物質主義的世界觀連同其副產品虛無主義一並輸入不同膚色的人的大腦。在西方文化生機勃勃的挑戰面前，其他的文化生態顯得那麼孱弱而不堪一擊，如一從從殘花敗草迅速萎頓﹕這否也是一種文化生態平衡的令人痛心的破壞？而韓國人在現代化過程中的表現出的對本國文化的信任令人尊重。

韓國人並不是故作姿態，並不是出於文化叛逆心態的嘩眾取寵。這些韓國文化人的舉動是因於對傳統的深刻理解和自信，是因於他們性格中的天真質樸和坐言立行執著不移的行事作風。在參天大廈高速繁殖高速公路的觸角四處蔓延的背景下，他們的堅持有著一種尊貴的意味。

昨天在電視屏幕上看到日本天皇訪問英國的新聞片斷，在歡迎儀式上，主人用用古老的四輪馬車載著來自東方的客人，皇家衛兵穿著傳統的英格蘭軍服。在白金漢宮門前的換防儀式，幾百年來保持不變。印度人在外交儀式上用自己獨特的像群來歡迎客人，韓國人和日本人在傳統節日都穿民族服裝，印尼人出現在外交場合總是戴著那種黑色小筒帽，如果你在電視上看到非洲國家來訪，他們大抵都穿著那種古怪的袍子……也許這些非洲人平時在自己的國家並不穿這些東西，可是出現在世界面前，他們卻非要莊重地穿上不可，這裡面，無非是要表現那麼一種精神。

毛主席說過，人是要有點精神的。同樣，一個民族，更是要有點精神的。

亞洲金融風暴之後，韓國普通民眾的表現令人印像深刻。金融危機使韓國的外匯儲備迅速枯竭，為了換外匯還外債，一場聲勢浩大的全民“獻金愛國運動”在韓國全國範圍內展開。據報載，在銀行櫃臺前，婦女們排著隊把自己家的戒指、項璉和首飾從錦袋中倒出來，男人和軍人們也把珍藏的金龜等紀念品交給收購人員。報紙報導，最小的獻金者是個兩歲的小孩，他拿來的是長輩送給他的金項圈。這些金品，都是寄托著私人情感的最寶貴珍藏，但是在特殊關頭，他們自願無償捐獻，即使是出售也只能先領到一張收據，一個月後才能拿到現金。在韓圓持繼大幅度貶值的時刻，甘願以黃金換韓元，韓國百姓以家為國的態度可見一斑。韓國銀行界對收集到的黃金的數量感到驚訝，據說，韓公眾的獻金活動已影響到了國際金價。

在金融危機中聽到的另一則消息是韓國婦女在漢城的國際機場外舉行遊行示威，抗議那些在國家危難關頭還出國旅遊浪費外匯的人。

覺得韓國存有古風。韓國人崇尚傳統的道義文化，而所謂的道義文化的內容其實也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忠義和節氣。中國社會曾是最提倡忠義節氣的，但是很久以來，忠義節氣似乎就已是改朝換代時個別孤臣義士血淋淋的專利，是對普通大眾之渾渾噩噩的極端反彈，或者是評書演義中的故事傳說，再或者退化成流氓無賴們在酒桌上虛張聲勢的誓言。普通老百姓早已自覺自願地拋棄這種漂亮但是不實用的的精神裝飾品，一心一意為了那點口糧而投入全部努力。我總覺得，也許是中國人經歷的滄桑太多，苦難太多，虛偽太多，欺騙太多。像一張紙，經過的揉搓太多，已經不再如當初的潔白挺括﹕像一條河，經歷的地方太多，污染太多，漸漸辨不出原來的顏色。

寫到這裡，想起《北方文學》李福亮先生的一篇文章《懷想春秋》，文中說﹕看先秦故事，總覺得那時候的中國人活得豪邁剛烈，特別像一個真正的人，便疑心東方文化曾有一種春秋精神，春秋人格。

人格的特點之一是﹕自尊、知恥、忘我、利他。

這種精神在當代中國人那裡已很少見了。

李先生也提到了東南亞金融危機中韓國人的表現，最後他問﹕莫非春秋精神已然東漸乎？

並非東漸，而是這種精神曾為中韓兩國人民所共有，而在長白山南的幾千年相對封閉的三千裡清潔質樸的山河中保存下了本色。

中國人，你什麼時候能恢複本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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