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代表」是江澤民去年二月提出來的，現已成為中共的「指導思想」。其中「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首當其衝。讓我們分析一下共產黨如何代表中國的先進生產力。

代表先進生產力：有過事與願違的願望

中共的八十年中，前二十八年通過武裝革命奪取政權，不代表任何生產力；後五十二年，中共建政的確有將中國工業化的意願；也曾信誓旦旦地要在「西元二零零零年，實現四個現代化」。幾乎可以肯定地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執政黨不想代表先進生產力，但是生產力的發展取決於正確的政策、客觀上的條件和經濟規律。今年是二零零一年，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又到哪里去了？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哪一個現代化了？

舉例來說，中國的農業到現在基本上還是「一窮二白的落後面貌」。中國的農業生產力是世界上最低下的國家之一。根據聯合國的統計數位，1997年到1999年間（以1995年美元計算），中國農業的人均產值是316美元，印度是395美元超過中國25%；與最高的丹麥相比，是其52,809美元的1/167。世界上除非洲國家外，只有三個國家低於中國的水平，它們是越南、尼泊爾和孟加拉國。

就算中國一切先進的生產力都是共產黨「代表」的結果，二十世紀末標誌人類生產力發展的基因技術、太空技術和資訊技術都不是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的發明創造，即使中國這些技術中的少數方面進入了世界先進行列；沒有一項可以談的上是總體上世界領先的。

這表明一個事實：中國共產黨在過去至少是沒有代表先進的生產力紀錄，即使共產黨有強烈的願望去代表先進生產力，但是結果往往事與願違。除了沒有實現的「四個現代化」之外，不知大家是否還記得「超英趕美」的口號？不僅如此，共產黨以往政策上的失誤無疑造成過全國性的生產力的下降。

中共建政之初, 臺灣與中國大陸在經濟, 文化各個方面的發展狀況和水平是相當的， 同一文化同一種族，唯一的區別是兩個政府所奉行的不同的政策。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位，從1960年到1976年動蕩的16年間中國大陸的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平均增長為4.56%, 而同期臺灣的年平均增長率為9.51%。實際大陸人均年增長只有2.35%，而臺灣則為6.64%。有人說大陸大，臺灣小不可比；那麽，同樣是中國大陸，在其經濟政策發生變化之後，其1979年至1998年的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平均增長為9.78%， 人均為8.26%。用國家政策維護經濟增長是世界上每一個政府的基本職能，中共政權當然也不例外。如果按中國大陸能夠以臺灣同樣的增長率計算，中國16年政策失誤帶來的經濟損失的累計是8511億美元，相當於日本1973年全部國民生產的兩倍還多。中國《馬關條約》賠償日本2億5千萬兩白銀，以1985年美元計，折合13億美元。精確計算共產黨在毛澤東時代經濟政策的失敗到底為人民生活和中國的國力帶來了多少損失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肯定，絕不會低於打輸了一場「甲午戰爭」。

文革以後的事實證明，共產黨還會繼續犯政策上的錯誤，導致生產力的下降。1989年六四事件後，黨內左派得勢，首先清洗了黨內以趙紫陽為首的一批支援改革的力量。當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從1988年的11.3%降到了4.1%。在各項改革政策猶疑不定的條件下，中國的經濟增長在89年到91年間降到了文革時期的水平，1991年為3.8%。直到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經濟改革的大方向才再次被肯定。

如何判定「先進生產力的要求」？

1949年中共建立政權，學習蘇聯，認為「先進的生產力的要求」就是迅速工業化，特別是對重工業的大規模投入。總體上講，中共治下，中國工業增長的速度是比較快的。但是工業要增長、資源的投入從哪里來？答案是從農村來。國家通過對木材、竹材、石材的統一調撥，快速地促進了建築業的發展；通過對穀物的統一收購使得城市人口有了糧食；通過對農副產品的出口（特別是向蘇聯）換取了重工業需要的設備和技術。

然而工業的發展不是沒有代價的，代價就是對農業投入的相對減少。不用提什麽農業現代化，拿1996-1998年的數位去比較，中國農業機械化水平為每一千農業工人擁有拖拉機1台；印度為6台；北韓為19台；丹麥為1133台。農業機械化的水平不僅僅反映農村生產力的水平，更反映出國家經濟政策對農業的投入。

總之，依靠佔中國人口70%的農民的犧牲，換取對工業的大量投入和比較高速的發展，是中共對「先進生產力要求」判定之後形成政策的直接結果。且不去討論這種政策的對錯，這裏只是想說明：什麽是「先進生產力的要求」，並非小學生考試有標準答案；即使是國家政策，也可能發生判斷上的錯誤；況且在一定的時期內，共產黨制定的政策代表「某一種生產力的發展」，同一政策也有可能「制約其他生產力」的發展。由誰來判斷「什麽是先進生產力的要求」更是問題。

綜上所述，「執政黨代表生產力」的提法，沒有經濟科學的根據，也沒有顯而易見的社會科學理論的支援。執政黨充其量代表一定時期的國家經濟政策、教育政策和科技政策等與生產力發展有關係的政策。但是任何政策都是對相互制約的因素的平衡，都會有失敗的危險。執政黨只能有發展生產力的願望，實現在特定時間內的生產力的較高發展要求建立在理性和科學基礎上的政策；而最大限度上減少「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政策要靠改變現行的政治體制。三個代表恰恰回避了這一點。

-《信報》2001-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