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0日訊】在美國紐約和華盛頓遭受了令人震驚的恐怖主義襲擊之後，幾乎全世界都向美國表示了極大的同情。幾乎全世界在同一時刻敲響了教堂的鐘聲，點點燭光匯成浩翰的星空。當生命的星辰轉瞬即逝，無數淚滴也隨之潸然而下，多少夢想為之破碎、多少心靈為之顫怵。但相當多的中國人卻表現出對人類情感的極端藐視，他們向恐怖分子表示的欽佩與同情嚴重踐踏了人之為人的那種基本價值。

在相當多的中國人看來，美國之所以遭受到恐怖主義襲擊，原因在於美國在世界上所推行的霸權主義。由於美國在軍事、政治、經濟、科技等方面所擁有的強大實力，使得各國人民無法以一般、正常的鬥爭形式來對美國進行反擊。他們既不可能從軍事上戰勝美國，也不可能在政治、外交上贏得廣泛支持、同情甚至是重視。他們除了孤注一擲發動自殺性恐怖主義襲擊之後，已經別無他法爭取自己的權利。美國在嘗到了自己種下的惡果之後，應該反省自己的行為。

在策划珍珠港事件時日本人也是這樣想的，他們知道自己的實力實在不足以與美國抗衡。美國切斷了日本的石油供應，以此強迫日本從中國撤軍。這嚴重危及到了日本作為一個國家的生存，日本是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孤注一擲發動了對美國的襲擊。絕大多數中國人已不再記得當年日本偷襲珍珠港的原因何在，這種集體健忘症的流行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此處不擬贅述。即使他們現在曉得了日本為什麼要去襲擊珍珠港，他們也會理直氣壯的予以反駁：日本對美國的不宣而戰是明目張膽的侵略行為，與此次對美國的襲擊不可相提並論。中東恐怖主義分子對紐約和華盛頓的襲擊是對美國霸權主義所進行的挑戰，是為了爭取自己民族、國家生存權利的正義行為，應該得到中國人民的欽佩與同情。

中國人從來就是這般自信，竟然從不懷疑自己的正義有可能出錯。他們憑什麼就可以認為中東恐怖主義分子的事業是正義的呢？他們難道不知道自己從小學、中學、大學直至終生所接受的教育和灌輸，最終都是操於一黨之手；他們所能夠接受的全部信息都是經過仔細的過濾和編排，意在對他們進行思想導向。既然謊言重復一千遍都可以成為真理，那些粗糙的灌輸和精心的導向，長此以往難道不會被他們視為是理所當然。於潛移默化之中顛倒黑白和混淆是非是很難被人所察覺到的，而中國人的是非善惡標准和黑白觀念也正是通過幾十年的潛移默化遭到顛倒和混淆，當顛倒的黑白和混淆的是非已經被視為理所當然時，中國人依据這種顛倒的標准來理解他們所能夠得到的信息，能夠得出什麼樣的結論早已在黨的掌控之中。還不僅僅是黑白顛倒與是非混淆，長此以往的灌輸和導向還必然導致中國人作為一個群體普遍的智力發育低下，這甚至在那些挂著教授、博導頭銜的知識精英身上也經常表現出來。他們一有機會就大肆賣弄自己的愚昧，就好象文革中的造反派大肆炫耀自己是“大老粗”一樣。這次美國遭受恐怖主義襲擊又給了他們一個充分表現的大好機會。可以想象，一個每天晚上只有看新聞聯播的群體智力發育水平肯定不能與擁有多種信息來源的群體相比，如果說他們還能擁有一點學識那也是非常可伶的。更關鍵的是，他們作為一個群體將會完全喪失思辨的能力，除了被人煉成鋼鐵之外別無再好的出路。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中國人當然從來想不到要對自己的言行進行深刻反省，他們的自信從來就沒有過絲毫的動搖。無論他們當年對右派分子口誅筆伐，還是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對牛鬼蛇神的折磨和毆打，以及現在對所謂暴亂和邪教的鎮壓，他們無不堅信自己是站在正義一邊。甚至連發生在距離遙遠的中東和阿拉伯地區的那些事情，他們也能以一雙慧眼看出正義之所在。他們的標准放之四海而皆准，他們的正義亙古不移。

當然，並不只有中國人和中東恐怖主義分子認為正義在自己一邊，美國和以色列也會同樣認為正義在自己一邊。甚至連希特勒都認為正義是在自己一邊，而且他對正義不可戰勝的信念是如此之不可動搖，一直支持到他在柏林地下室裡最後自殺的那一天。如果人人都堅信正義是在自己一邊，我們又如何判斷正義究竟之所在呢？易而言之，人類還有沒有一個共同的正義標准呢？顯而易見的是，這樣的問題已經超出了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智力發育水平。

中國的知識精英們充其量也只能以道德相對主義作為回答。這種道德相對主義認為：人們對正義的追求只能訴諸於自己的利益與情感，既然人類分成許多民族、階級、宗教，職業等等，彼此在利益與情感方面往往發生分歧，所以也就有著許多根本不同的正義觀念，多到使人不能再講“正義”的地步。如此一來，對正義的追求就如同是在燦爛陽光之下進行人工照明那樣愚蠢。除了依實力來證明之外，已經別無它法。這種道德上的相對主義必然導致法律上的實證主義，用通俗的話來講就是強權即公理和正義。

但中國人似乎從來就沒有想過，如果強權真的等於公理和正義，僅僅由於美國和它的盟國在當今世界上所處的強勢地位，它們就理所當然的屬於公理和正義的一方。為什麼中國人又不接受他們的正義呢？中國人以自己的行為反駁了強權等於公理。

中國人的邏輯混亂還沒有到此結束，他們還會反過來再以利益、權利乃至感情之類來證明自己的正義。在我所看到的文章當中，有相當多的部分是以兩年前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被炸和今年四月中美飛機相撞事件來煽起對美國的仇恨，使對正義的理性證明演變成一場情感上的歇斯底裡。如果情感上的歇斯底裡能夠證明正義的話，瘋人院就會成為世界上最正義的地方。在今年四月中美飛機相撞事件發生之後，我寫過一篇題為《美國不道歉原因何在》的文章，說明我的觀點。前年中國大使館被轟炸之後，我寫過另一篇文章，指出人們對事情知之甚少怎麼就可以發表那麼多的感慨。現在我想說得更加直截了當一點，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對於大使館被炸根本就沒有任何權利表示抗議。當無數悲劇每天都在我們身邊發生時，當無數生命每天都在我們身邊倍受摧殘和蹂躪時，我的心在為之泣血卻不敢上街抗議，我知道我已經被剝奪了抗議的權利。當抗議突然成為一項政府的行為，“抗議”也就成了十足的矯情。我以拒絕參加政府組織的“抗議”來抗議個人被剝奪了抗議的權利。

中國人的道德起源同世界其它民族一樣，源於人類與生俱有的側隱之心。作為人類的一員，我們對他人所遭受的痛苦本能的產生同情和伶憫，所謂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但由這種側隱之心所生出的道德直覺，雖然可以被用於道德倫理的最終檢驗，但它始終無法構成一套明確的規則，來解決不同道德要求之間的沖突。人們的道德直覺必須上升到倫理學的層面之上，通過倫理學的方法來作出自己的選擇。易而言之，當人們面對互相沖突的正義要求時，他們需要借助於某種標准才能解決它們之間的優先性問題。這正如中國古人早已經認識到了的那樣，自古忠孝不可兩全，一事當前，當忠孝不能兩全其美時，我們將依据什麼樣的標准在忠與孝之間進行選擇呢？在具體的事例之中，當對國家的忠誠與對父母的孝行發生沖突時，我們將如何證明正義是在哪一方呢？顯而易見的是，只憑道德直覺我們無法作出判斷，我們需要一個更高層次上的道德標准才能進行選擇。

對正義的證明需要引入倫理學中的兩個基本概念，那就是“善”與“正當”，所謂的正義就是人們對於何謂正當的普遍共識。一種倫理學理論的結構就大致是由它怎樣定義和聯系這兩個基本概念來決定。而在一般人們的思想中，他們總是以各種目的論的方式把它們簡單的聯系在一起。目的論首先把善定義為獨立於正當的東西，是可以為人們的道德直覺加以認識的，然後再把正當定義為能夠增加善的東西。舉例來說，在中國古代，儒家視之為善的是以道德仁義作為人生及社會的全部追求，凡是有利於道德追求的行為和手段就是正當的，因而也是符合道德的。但他們卻沒有意識到，道德一旦成了目的，作為道德追求的行為和手段是否符合道德就要由作為目的的道德來加以證明了，只要有利於道德目標的實現就是符合道德，推至極端就是允許為了道德追求而不擇一切手段，為了追求道德而不惜踐踏道德。這正是目的論倫理學的要害所在。

當代絕大多數中國人所持有的善惡標准就是來自於這種目的論的倫理學，當然，他們追求的目的早已不再是道德仁義，而是被冠冕堂皇的稱之為“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它也可以被表達為“國家利益”或是“民族利益”。運用它的標准在不同道德要求之間作出選擇，只需要看哪種行為更能滿足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哪種行為就被理所當然的視為是正當的行為。這種倫理學中的功利主義構成了中國社會從政府直到一般民眾進行道德判斷的惟一標准，在他們看來，任何事情只要符合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就可以去作，任何行為只要符合國家利益就是正當的行為。只要是正義的事業，就可以不擇一切手段。推而遠至國際事務，當中國人一口咬定阿拉伯恐怖主義分子的事業是正義的時候，我們就不難明白中國人為什麼會對恐怖主義分子對美國的襲擊大聲叫好了。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北京某些學校的紅衛兵來到大興縣鬥爭所謂“黑五類分子”，在短短四天時間內，就將縣內13個公社、48個大隊中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325人殺害，其中有22戶被全家殺絕。在遇難者中，最大的已年滿80，最小的出生僅38天。犯下這些暴行的並不是殘忍成性的刑事慣犯，而是無真無邪的青年學生，他們大概平時連殺一只雞都不敢，而殺死一個出生僅僅38天的嬰兒卻可以作到面不改色，正是因為他們對正義的堅信不疑才賦予了他們如此大無畏的勇氣。而當年人們對紅衛兵小將的革命行為大聲喝彩與他們今天對恐怖主義襲擊而歡欣鼓舞都是出於同樣的原因，都是認為正義得到了伸張。必須正視的問題是，今天的莘莘學子們會不會象他們的前輩一樣，面不改色的去殺死那些初生的嬰兒或是年滿80的老人呢？他們為美國所遭受的恐怖主義襲擊而歡欣鼓舞讓我知道了回答，與當年的紅衛兵比較，他們是青出於藍而甚於藍，有過之而無不及。這讓人想起了魯迅的名言：“救救孩子！”倫理學中的功利主義雖然源於西方，但西方傳統之中根深蒂固的權利意識防止了它被推至極端。那些功利主義的倫理學家如密爾、邊沁、西季威克等等，同時也是自由主義的思想家，再好不過的說明了在西方社會之中，功利主義並沒有成為道德判斷的惟一標准。但在缺乏這樣傳統的社會之中，功利主義一旦被承認為社會的普遍正義，就將成為道德判斷的惟一標准，僅憑與生俱來的道德直覺是無法形成有效制約的。甚至還可以這樣說，與生俱來的道德直覺將隨著政治灌輸與輿論導向的逐漸深入而日益遭到削弱，所以在那些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當中那種人類天生的同情與伶憫之情也最為淡薄，表現出中國知識精英群體中普遍的良知淪喪，反而是那些受“教育”較少的人能夠本能的表現出更多的同情與伶憫。因此，在美國遭受恐怖主義襲擊之後，中國人作為人類社會的一員對於同類所遭受到的巨大傷亡所本能產生的那一點點同情和伶憫再也無法抑制住他們發自內心的喜悅，喪失了最後的道德底線，這讓人想起了孟子所說，“無側隱之心，非人也”。不是人，還能是什麼呢？兔死尚且狐悲，不僅不感到悲傷反而為之歡欣鼓舞的行為就只能說是禽獸不如了。

中國人所奉行的功利主義倫理學與人類的道德直覺之間所產生的如此巨大的反差，會不會讓他們懷疑到他們所信仰的正義實際上只是非正義或非道德的呢？看來他們根本就沒有想過。這不僅僅是因為中國哲學中思辨傳統的極度匱乏，還在於在中國問一聲“為什麼”所要承擔的巨大風險。因此，中國人不可能具有反思功利主義倫理原則的知識水平，這種反思仍然需要由西方提供。

在西方，對功利主義的批判來自於兩個方面，首先，它揭示出被中國人視為理所當然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根本就是不可計量的，它的其它表達形式如“國家利益”“民族利益”之類只不過是一種神話。所謂的“最大幸福”無不來自於個人的體驗，而這種體驗的主觀性決定了它不可能為其他人的體驗所替代，你所認為的最大幸福並不一定等同於我的最大幸福，甚至還有可能完全相悖，所以人與人之間有關善的觀念根本就是不可通約的，它們根本不可能簡單的相加。既然如此，那個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又是如何計算出來的呢？功利主義者已經意識到了他們無力作出回答。西季威克在《倫理學的方法》中對功利主義倫理學作出了迄今為止最系統、最清晰、最權威的闡述，使它不愧為倫理學中的經典之作。但他在書中也不得不承認：我們無法通過推理來向人們證明功利主義的原則（恕不引用原文）。根据我的理解，在他的這一大段話中甚至還包含著這樣的意思：功利主義原則應該首先作為信仰而不是理性來為人們接受，先有信仰，才能理解，這就很有一些經院哲學的味道了。

兩千年前，希臘的亞裡士多德就已經認識到了人與人之間有關善的觀念是不可通約的。要到兩千年後道德相對主義在西方的出現才對此作出了理論上的論證，這是道德相對主義對人類思想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它告訴我們，由於在人類不同群體之間存在著彼此對立的善的觀念，人們對目的的追求也各不相同，所以正義是不能由目的或是善來加以證明的。但它由此否定正義的存在，在實踐中導致了非常嚴重的後果。

當正義不再通過目的的至善來證明之後，正當的概念就應優先於善的概念，由此所形成的正義觀念，被羅爾斯稱之為公平的正義。在公平的正義中，人們並不把個人對善的追求看作是既定的，然後再去尋求滿足它們的最好方式。而是相反，他們對善的追求從一開始就要受到正當規則的限制，這些規則划出了人們在實現自己的目標體系過程之中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線。易而言之，在公平的正義中，正義就不再是由目的來證明了，而是要由行為或手段是否正當來加以證明。只有行為和手段符合正當的規則，才能稱之為正義。無論是為了達到什麼高尚的目的，都不允許不擇一切手段，而反過來說，手段的卑鄙只能證明目的的卑鄙。

正是在這一點上構成了專制極權與民主自由的分水岭，把它們的反差凸顯得淋漓盡致。任何專制極權社會的正義都是由目的來證明的，這些目的可能是民族獨立、人民幸福、國家富強之類，甚至還可能冠之以自由、民主的口號。所有的專制極權社會首先需要強求善的統一，所以它特別熱衷於制造出萬眾一心和舉國一致的盛大場景。這些目的被說成是高於一切，為了追求這些目的可以不擇一切手段。

而任何民主自由社會的正義都是由行為來證明的，它不需要強求人對善的統一。正是因為它所缺乏的那種統一的目的序列而使個人自由以及它所珍視的一切價值有了現實的可能性。它認為個人的關於他們的善的觀念在許多重大方面相互區別將是一件好事，它有利於組成一個生氣勃勃的社會。所有的一切，甚至自由、民主和權利本身，也只能被用於對行為和手段的限制，而不能作為追求的目標。什麼樣的行為規則才會被認為是正當的呢？或者說什麼樣的行為才能被稱為道德？也就是說，無論是國家或是個人，在對任何目標甚至包括對權利的追求過程之中，都不能損害到他人的同等權利。正是權利，構成了對行為的限制，划出了道德與否的清晰界線。這種同等的權利在羅爾斯《正義論》中被表達為正義的第一個原則：“每個人對與其他人所擁有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體系相容的類似自由體系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

中國傳統文化中並沒有對權利只言片語的闡述，這成了中國一些知識精英用於反駁權利普遍性的主要借口。但這並不能證明權利並不存在。你可以閉上眼睛，但太陽照樣升起，你可以不承認權利，但權利依然存在，因為它是人之為人的基本價值。我們每個人都不愿無緣無故在大街上被人謾罵，盡管這種謾罵並沒有對我們造成實際上的傷害，但它踐踏了我們作為個人的價值。而這種價值感就來自對權利本能的意識。我們每個人都不愿被人無故毆打，財產被沒收，嘴巴被人縫上、被任意拘捕等等，這和西方人沒有什麼兩樣。這也同樣是一種來自權利的意識，它並不因為沒有一套理論上的論證而不復存在。

對行為是否道德的證明還可以根据康德的普遍化原則來加以證明。根据康德的論證，任何行為是否符合道德首先要看它能否可以被普遍化。有些行為例如偷盜是不可能被普遍化的。如果偷盜合法，那就不會再有私有財產，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盡可任意取用，大家不分你我，也就不再需要偷盜了。可見，偷盜是不能被普遍化的，這一行為一旦普遍化之後，自己就否定了自己，因此它絕不會符合道德。

當我們把康德的論證用於判定恐怖主義分子對美國的襲擊，我們很容易推出以下結論：如果恐怖主義襲擊是正義的，那麼任何人都可以因為他所認為任何正義的事情不能得逞而任意對任何人進行恐怖襲擊。一旦出現這樣的形勢，每一個人都將生活在恐怖之中，人與人是狼，任何人類社會都不可能繼續生存。當人類社會不復存在之時，恐怖襲擊也就失去了對象，自己也就否定了自己。

即使不用西方的哲學來證明行為的正當與道德，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也同樣可以找到證明的資源。中國儒家以“仁”為核心的傳統倫理是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作為其道德底線的，由它構成了“仁”的第一個層次。將它作為今天進行道德判斷的標准，也同樣可以判斷出任何行為是否正當或道德。那些駕機撞擊美國標志性建筑物的恐怖主義分子，他們是否愿意被別人作為攻擊性武器用於撞擊一個與己毫不相關的民用或軍事目標呢？任何人都可以据此作出自己的回答，任何人都可以作出自己的道德判斷。

以行為或手段是否正當為正義的證明提供了一套相當清晰明確的標准，据此標准，我們很容易分辨世界上的正義與邪惡。我沒有看到美國和以色列往飯館裡或是公共汽車站上的巴勒斯坦平民開炮，我看到的盡是一些相反的事情。即使在巴勒斯坦恐怖分子針對平民所實施的攻擊造成重大傷亡之後，以色列的報復也僅僅限於對策划恐怖襲擊的人和機構進行打擊，而並沒有擴大到對巴勒斯坦平民的全面攻擊。確實，在美國卷入的歷次軍事行動中，也曾造成過無辜平民的傷亡。但這種平民的附帶傷亡與蓄意以平民作為攻擊武器或攻擊目標性質不可同日而語。實際上，美國為了把戰爭所造成的附帶平民傷亡減少到最低程度，大力研制各種精確制導武器，在海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有人甚至不惜顛倒黑白，舉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及其盟國對德累斯頓和廣島、長琦的轟炸作為攻擊平民的例證。但稍稍讀過那段歷史的人都應該知道，對和平城市的恐怖轟炸起源於格爾尼卡、重慶、倫敦和考文垂等，無一例不是由侵略者開的好頭，這理所當然將招致盟國以牙還牙的反擊，如《圣經》所說：“伸冤在我，我必報復”。

有人居然這樣說，因為美國和以色列人占据了巨大的軍事優勢，不需要向巴勒斯坦人的飯館或是公共汽車站開炮，而巴勒斯坦人不這樣做就無法實現自己的目標。實際上，這也正是中國的本拉登們在那本臭名昭著的《超限戰》中所提出的觀點。這些人想當然的認為，在任何沖突中，強勢一方必須遵循行為正當的規則，而弱勢一方則無須遵循這樣的規則，但他們又如何加以證明呢？

中國的本拉登們想當然的認為，任何行為規則都是由強勢一方強加於弱勢一方的，而弱勢一方沒有理由要去承認它為正當，一切都應以是否有利為轉移。這樣的論證仍然是建立在道德相對主義基礎之上的，本身也是虛弱的。在這裡我們撇開任何正義不論，僅從策略上說，如果弱勢一方認為采取恐怖襲擊是在以己之長攻敵之短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強勢一方也可以同樣采取恐怖的手段，制造恐怖是如此之簡單只需不分清紅皂白大肆濫殺無辜就可以辦到，最終一切還是要取決於誰的實力更強。實際上，強勢一方沒有任何實際的理由去遵循正當的行為規則，他們完全可以對弱勢一方采取恐怖襲擊，直到最終把弱勢一方斬盡殺絕，弱勢一方根本就沒有任何能力可以加以阻止。就象在歷史上多次發生過的那樣，每一次的戰爭都以失敗一方被屠殺殆盡而告結束。強勢一方遵循正當行為規則的惟一原因在於他們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平，而對於弱勢一方來說，遵循正當的行為規則還不僅僅是一個道德問題，它還能帶來策略上的更多好處，所以還有更多的實際理由。

人類社會正當的行為准則並不是由哪一個個人或是國家憑借實力強加給大家的，中國人持有的相反認為只不過表現出了他們一貫的智力愚昧。當原初狀態下的人們在為自己將要組成的人類共同體確定正當的行為准則時，他們除了選擇羅爾斯所說的公平正義原則之外，別無其它選擇。他們不可能采取目的論的論證方式，因為他們知道自己不可能就某一具體的善的理解方面達成一致。他們只能就他們在對善的追求中所能采取的行為范圍達成适用於每一個人的普遍限制。他們之所以能夠達成這種共識，實乃是因這樣一個事實所致，即因他們身處無知之幕中，無力預見某項特定的規則所會產生的實際結果，所以只好假定它會平等的促進每個人的機會。其它如功利主義和利己主義的行為准則都將在他們的選擇過程之中被逐一加以排除。羅爾斯曾在《正義論》中從理性建構的角度對這一選擇予以雄辨的證明。對羅爾斯的反駁超過了中國人目前的知識水平，實際上，這些反駁全部來自於西方，它進一步加深了這些討論的深度，使羅爾斯有可能寫出了他另外幾部重要著作《萬民法》和《政治自由主義》。在《萬民法》中羅爾斯論證了自由主義的正義原則如何擴展到全世界的過程。在《政治自由主義》一書中羅爾斯對《正義論》進行了更進一步的修正和論證，令人信服的論證了公平的正義原則自身所具有的穩定性。只有在熟讀過這些經典著作之後，人們才能感嘆西方哲學所達到的博大精深，那確實不是一個只會看新聞聯播的群體所能夠企及的。

羅爾斯從理性建構角度作出的證明還得到了哈耶克從歷史進代角度予以的驗證。哈耶克在《法律、立法與自由》一書中反復強調的一個主題，就是一項行為規則之所以能夠從一個群體擴展到更多的群體，原因在於遵循這項行為規則的群體較之其它群體能夠獲得更多的成功，從而使它能夠受到其他群體的摹仿。這些行為規則並不是人們刻意設計出來的，而是在歷史的過程中自生自發出來的。它之所以最初得到人們的采納，關鍵在於，它並不能給予某些特定個人以可以識別的任何益處，而毋宁說正是因為人們無力預見它所能夠產生的實際效果，才能假定它會平等的增進每個人的機會。因此，正是對於未來結果的無知，才使得人們有可能就那些作為實現多種目的之共同工具的規則達成共識。哈耶克對理性建構主義持有強烈的批判態度，但他從不同角度所作的論證卻取得了异曲同工的效果。

哈耶克說：“一如我們所知，在大社會中，社會成員一般都互不相識，所以他們不可能就他們各自的目的所具有的相對重要性達成任何共識。如果人們必須就應當優先考慮哪些特定利益的問題達成共識，那麼不同利益群體之間就會失去和諧，並發生公開的沖突。在大社會中，人們之所以有可能保有和平和達成共識，實是因為個人不必就目的達成共識，而只須就那些有助益各種各樣的目的之實現且能夠有助益於每個人實現自己的目的的手段達成共識。事實上，人們之所以有可能將一種和平的秩序從那些能夠就特定目的達成一致意見的小群體擴展至那些不可能就特定目的達成共識的大社會成員之中，就是因為人們發現了一種只要求他們就手段而目的達成共識的合作方法。”哈耶克所說的這種合作方法，就是羅爾斯所說的公正的正義原則或政治自由主義。

我希望終有一天中國人能夠發展出能夠對哈耶克和羅爾斯進行批判和反駁的知識水平，但在一個可以預見的將來，中國人還將繼續陷於情感上的歇斯底裡之中而難以自拔。在經歷了長此以往的政治灌輸和思想導向之後，中國人對於人類情感的藐視和人類價值的踐踏，已經達到了喪心病狂的程度。不知要過多少年或是多少代後，我們將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才能得到救贖。中國，我的祖國，當你墜入那萬劫不復的淵藪的時候，我的無能為力讓我感到無比的悲哀。

(轉自新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