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配跪著接受皇恩的民族 ~~劉曉波

只配跪著接受皇恩的民族 ~~劉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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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第一次登上天安門之後，「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的歌聲唱遍大陸，且曆久而不衰，直到今天，還是人們發洩不滿時的懷舊工具；1984年10月1日，鄧小平走下天安門檢閱三軍、接受「小平您好」的真心擁戴之後，「總設計師」一揮手，就恩賜給小民以奔小康的機遇，「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經濟上獲得有限的解放；1999年10月1日，江澤民在檢閱了三軍之後，儘管遭到來自各方面的抨擊，但他仍然穩坐「繼往開來的領路人」的核心位置，進行了又一次皇恩浩蕩的理論創新，讓那些發了大財的資本家加入中共，在政治上獲得欽定的解放，不再只是人大、政協中的統戰對像和政治花瓶，而成為執政黨的一員。

每年的10月，中共執政的慶典時期，被輿論界反復渲染的一句著名口號，就是毛澤東向世界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而在事實上，在毛澤東時代，真正站起來的只有毛澤東一個人，其他的人、包括與他一起打天下的中共元老全部匍匐在他的腳下，高呼「萬歲！萬萬歲！」在鄧小平及江澤民時代，沒有毛澤東式的絕對獨裁者，但是真正站起來的也只是極少數中共高層具有決策權的寡頭集團和權貴家族。

中共的三代核心，其民意支持一代不如一代，毛澤東贏得的是子民們被紅太陽照耀得眼花繚亂，被感動得五臟沸騰，只有狂熱的歡呼。鄧小平贏得的是子民們被小康承諾購買來的擁戴，即便他一手製造了舉世震驚的大屠殺，被極端實用主義教養出的惟利是圖之眾，在強權鎮壓和利益收買之下，也保持了犬儒式的聰明和沈默。而最受非議的第三代核心江澤民，除了鎮壓法輪功的轟轟烈烈之外，政績平庸之極，但是他只要稍稍觸動一下中共舊體制，就立刻變成善於駕馭複雜多變的局勢的英明核心。不僅大陸的經濟發展贏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讚譽，而且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和允許資本家入黨，作為偉大的理論創新，把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欽定為「先進生產力」的人格代表，雖然遭到保守毛派的激烈抨擊，卻贏得國際主流社會及海內外期望政改的精英們的支持。如同毛澤東在執政之初對社會名流們許以高官厚祿，大有唐太祖李世民「天下英雄盡入吾茳」的得意。就連美國前總統克林頓都不惜把溢美之詞用於江澤民，前前總統卡特也對大陸農村的基層選舉做了「非常好」的評價，並說：「我能來觀摩這次村民選舉感到非常的榮幸。」

我不否認中共執政集團內，會有想善待人民和具有一定現代政治意識的高官，比如胡耀邦和趙紫陽，在當政之時也確實做過不少善政，並為推進政改而甘冒風險。但是，即便如此，百姓的權益也只能等待自上而下的恩賜，何況，這樣的好官在中共體制下難以長存。退一萬步講，如果國人能經常遇到明主，或皇帝的開恩不是偶然行為，而是隔三差五地浩蕩一次，等待恩典的民族惰性，儘管有辱做人的尊嚴，因為得到了實惠也還情有可原。可悲的是，國人歷經諸多苦難和漫長等待，才會偶然遇到一個賢明的君主或一次極為吝嗇的開恩，得到的總是遲到的微薄補償和可憐安慰，為什麼仍然只會仰視皇冠？何況，在中國，王朝迴圈的歷史上的每一次皇恩浩蕩，要麼發生在百廢待興的開國之初，要麼發生在危機四伏的末年，在根本上不是為了民眾的福祉，而是出於鞏固政權、維持政權或挽救政權的政治需要。而國人仍然像完全需要成年人照顧的嬰兒，只會等待明主的出現。難道國人真的就永遠長不大、永遠人格殘疾和弱智，宿命般地只配跪著祈求和接受皇恩？！

毫無疑問，鄧小平和江澤民治下的大陸，比之於毛澤東時代，國人得到了溫飽的實惠和極有限的個人選擇空間，「三個有利」的鄧理論和「三個代表」的江學說，比教條而剛性「階級鬥爭」的毛思想，也具有了靈活而柔軟的彈性，特別是「三個代表」的提出，對於中共的自我改造和啟動漸進政改，具有一定的正面意義（也必須指出其負面作用也很大，對於弱勢群體的悲慘處境和遍地腐敗的愈演愈烈來說，無疑於火上澆油）。但是，這一切變化，都沒有在根基上改變國人的基本生存狀態；這塊土地上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仍然是千古一系，單傳至今。那就是：人的權利、國家的命運、社會的任何進步和老百姓生活的任何改善，主動權和決定權皆牢牢握在獨裁者的手中，皆是自上而下的恩賜，需要子民們三呼萬歲，以示百姓的忠誠和感恩；需要社會名流扮演同舟共濟的諍友，需要御用文人妙筆生花的辯護和讚美，以示君主的英明和戴德。

而民眾自下而上的爭取做人尊嚴和自身權益的運動，不是被陰險的獨裁者作為奪權和建立新王朝的工具而利用，就是被野蠻的專制機器徹底剿滅，一場場揭竿而起的大規模民間反抗運動，無論是傳統的暴力反抗的改朝換代，還是現代的和平抗爭的政治反對運動，都無法撼動專制制度和奴性文化的根基。在愚昧而盲目的群氓心中，被利用等於被解放，等於重獲新生；在懦弱而聰明的犬儒身上，被鎮壓就是被征服，就等於從此做幫兇、做幫閒，起碼做沈默的順民。國人何時嘗到過當家作主的真正解放的滋味，中國何曾走出過專制王朝的治亂迴圈的歷史怪圈。直到今天，中共執政的日子，仍然以「解放以後」和「新中國成立以後」的表達方式，以「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說辭，成為一代代人最基本的歷史常識和語言習慣，深深地沉澱在民族的集體記憶中，普遍地應用於人們的口語和書面語中。就是那些對中共歷史瞭若指掌的知識份子和黨內開明派，在揭露中共執政後的累累罪惡時，也要習慣性地用上述辭彙來為歷史劃界。

同樣，現在的百姓談起八九運動和六四大屠殺，絕大多數人隨口說出的詞仍然是「動亂」或「暴亂」，即便是親歷了浩大的和平遊行和血腥大屠殺的北京市民，也大都用官方定性的辭彙；即便官方已經悄悄地在公開媒體上用「政治風波」代替了「動亂」和「暴亂」，人們的語言也並沒有隨之改變多少。近兩年，「邪教」一詞正在民眾中、特別是大中小學生中迅速普及。前幾年，我每次聽到熟人講起八九運動用「動亂」一詞時，都要予以反駁和糾正。這種糾正，開始是憤怒，繼而是嚴肅，最後是無可奈何，時間一長便聽之任之了。強勢的意識形態灌輸進入長期被奴化的頭腦，遂使記憶和語言定型化。

思想怪傑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認為，語言絕非傳統意義上的表意工具，語言就是行為本身，選擇什麼樣的語言表達方式，就是選擇什麼樣的思維方式；選擇什麼樣的思維方式，就是選擇什麼樣的生活方式。由此引申，習慣於感恩戴德的語言表達方式，就必然造就出救世主意識，救世主意識必然導致等待自上而下恩賜的奴性生存方式，離開了救世主便惶惶不可終日，比喪家之犬還要狼狽。

國人一次次地把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希望，寄託於新上任的執政者，但是每一次皆以失望告終；荒謬的是，一次次失望，仍然沒有滅絕人們對中共主動改革的近乎於絕望的希望。為什麼？通常的回答是國情使然：有人說，偌大的國家，必須靠威權制度才能控制和治理；有人說中共過於強大，擁有的壟斷性資源太多，除非中共自我改造，否則任何其他力量無法挑戰；有人說，民間政治反對派在各方面都不如中共，他們上臺，還不如中共；有人說，首先要發展經濟，之後才是政治改革，而要保持經濟高增長就必須保持社會穩定，只有中共執政才能維持穩定；有人說，大陸人口太多且素質低下、愚昧無知，只配接受精英們的恩賜性指導，只能進行自上而下的變革所有這一切辯護，無非就是為了證明：沒有了中共或中共下臺，誰能代替它有效地統治中國？海內外的民運人士和持不同政見者，不是經常遭遇這樣的質問嗎？所以，等待恩賜的幸福就是平民百姓的唯一選擇。

當國人不爭取、甚至壓根不準備自我做主之時；當爭取自身權益的鬥爭，還未真正開始就已經放棄努力之時；人們就會普遍地虛構出一個下意識的假設：離開了現行執政者，必然天下大亂。這樣的假設，既來自中共長期的強制性的意識形態灌輸，也來自國人至今不改的奴性。最近，江澤民在接受《紐約日報》採訪時不是也說：在12億人口、還有1億文盲的國家搞西方式的多黨制、議會民主，將會□不飽，天下大亂，無益于世界的和平穩定嗎？但是，綜觀現代極權制度和現代自由制度之間近百年的制度競爭的歷史，慘絕人寰的大饑荒，無一不發生在極權體制下，蘇聯的二、三十年代的強制集體化，餓死了五、六百萬人；中國的五十年代的大躍進，餓死了至少三千萬人；朝鮮的九十年代所奉行的軍事優先國策，餓死了二百萬人。這樣的大悲劇並不能使獨裁者自我反省和珍視生命，反而被輕描淡寫地說成必要的代價或交學費。而對於民眾來說，越是迷戀於等待明主降臨、乞求專制者發善心，統治者就越不把人的生命、權益、尊嚴當回事，越肆無忌憚地蔑視生命、剝奪權益、踐踏尊嚴。

獨裁者有理由無視歷史事實而提出這樣的假設，因為他們的所有決策和言說的最終目的只有一個━━保住絕對權力。而民眾卻沒有任何理由相信這樣的假設，因為這假設所維持的制度，恰恰是不把人當人來對待的秩序。國人一旦忘記歷史事實而相信了這樣的假設，就會心安理得地等待天上掉下餡餅，就會雖九死而猶未悔地尋找明君賢主，就會把所有自下而上的民間反對運動、爭取自身權益運動，視為幫倒忙的「添亂」，就會在執政者幹了九十九件大壞事而只作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善事時，用1％的善政來為99％的惡政辯護。即便被屠殺、被餓死、被監禁、被流放、被剝奪、被歧視獨裁者仍然「偉大光榮正確」，小民們仍然千恩萬謝。

白居易有詩雲：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此千古名句決不適於描述敢於挺直腰身的國人，卻是對習慣于優雅跪姿的國人的絕妙寫照。金鑾殿下，文武大臣齊刷刷跪成一片，三呼「萬歲！萬萬歲！」天安門城樓上，獨裁者一揮手，全世界最大的廣場就變成了子民向救世主歡呼的海洋。清王朝覆滅以來的國人，特別是中共執政後的國人，雖然不再像古人那樣做肉體上的跪拜，但是靈魂上的長跪不起更甚于古人！

做人的箴言雲：人，生而自由平等。導致普遍的奴役和不平等的，決不是因為統治者過於強大或過於英明，而是因為被統治者們的跪下。難道三叩九跪的皇權時代已經廢除了一百多年的今天，國人還自我作踐，找出種種理由為自己的跪姿辯護？僅僅是小康的恩惠和允許富人入黨的開恩，難道就使國人只會以下跪叩謝來顯示獨裁者的高大和恩典嗎？！

2001年9月10日於北京家中（《動向》2001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