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Ｑ的舊帳──阿Ｑ與魯迅的「民族魂」── ~~張耀杰

阿Ｑ的舊帳──阿Ｑ與魯迅的「民族魂」── ~~張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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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7月13日，筆者正在杭州出差，整理完手頭的事情、關燈休息時已經是11點鐘。聚集在相鄰房間、據說是什麼博士、碩士三下鄉服務團的幾個小伙子，一直在觀看申奧晚會。電視機的音量被開到最大一檔。考慮到人家神聖不可侵犯的愛國熱情，筆者只好煎熬著自己。黑暗中隱約聽到薩馬蘭奇「China Beijing」的神聖宣告，隨後便是野獸般的狂跳狂喊，連同大街上的爆竹聲。

由於第二天要趕早上路，只好起床去隔壁房間敲門。裡面並沒有人出來開門，只是傳出聖戰式的一聲斷喝「幹什麼！」筆者只好提高嗓子喊一聲﹕「請你把電視機調小，別人還要休息」。

回到房間，在半睡半醒中熬過神聖之夜。第2天早晨打開電視，才知道官方媒體定下的高調﹕「中國贏了！」

如果說申請到8年之後才能兌現的奧運會承辦權就是「中國贏了」，那麼外國人又贏過多少次呢？連希特勒的法西斯德國都「贏」過，而且贏得很神聖、很輝煌！當時曾騙取過全世界的關注與喝采！相比之下，國人表現出來的無非是自欺欺人的神聖的廉價與廉價的神聖罷了，換言之，就是阿Ｑ式的搶佔精神制高點、戰無不勝、不戰而勝的「精神上的勝利法」。

200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世貿中心大樓和華盛頓五角大廈遭遇恐怖襲擊。北京各大學的校園裡，再一次出現野獸般的狂呼狂跳。各種網站更成為被自己的國家剝奪了正當話語權與知情權的國人，發洩幸災樂禍的話語強暴與精神勝利的「示眾」處。從幸災樂禍的強暴話語中，筆者分明可以看到為砍頭示眾的阿Ｑ一路送行的「又凶又怯、閃閃的、像兩顆鬼火」的「狼眼睛」。

於是，筆者再一次想起周作人於1935年舊歷年關所提出的「任何人都應負責來清算一下」的《阿Ｑ的舊帳》﹕

「假如《阿Ｑ正傳》本來並不是反動的，不是嘲笑農民的，那麼當初那些批評家們群起攻擊，何其太沒眼睛？當初既然沒有眼睛，何以在張耀杰轉變後眼睛忽然亮了，知道《正傳》又是好的了？假如《正傳》確是反動的，攻擊正是應該，何以在張耀杰轉變後就不攻擊，而且還恭維？」

「這阿Ｑ一案的結論不外兩種，一是新興批評家之無眼識，一是新興批評家之不誠實。……無眼識不過瞎說，說的不可信任，不誠實則是有作用，近於欺騙了。唯物史觀的文學批評本亦自成一家，在中國也不妨談談，但是我希望大家先把上面所說的這筆爛污帳算清了再說，不然正如商界普通的規矩，前帳未清，免開尊口。」

面對周作人的清算，以無產階級自居的左聯中人，沒有一個挺身而出承擔「無眼識」加「不誠實」的罪責，而是一如既往地佔據著號稱無產階級的神聖不可侵犯的精神制高點，自欺欺人地操持著阿Ｑ式的戰無不勝、不戰而勝的「精神上的勝利法」。

要更徹底地清算「阿Ｑ的舊帳」，只能從《阿Ｑ正傳》的文本中尋求答案。

《阿Ｑ正傳》中的阿Ｑ，是一個無田無產、無家無業而只好長年寄住在鄉村共產的土谷祠裡的破落戶，一個馬克思所謂的流氓無產者。

同為人類大同的精神生命體，阿Ｑ並不能像西方國家的普通人那樣，在法律與制度的保障下，在社會化擴大再生產的良性循環中，自由自主或自覺自願地發揮自己精神生命中有限的潛能，並擔當自己有限的責任；而是一廂情願地把自己的精神生命掛靠包裝在二元對立、一元絕對的「存天理滅人欲」的神道圈套與政教架構之中，靠著不由自主且無休無止地衛道殺伐的聖戰慣性，捍衛著最低限度的精神優勢與心理平衡，維持著最低限度的生存本能與獸性發洩。

明明沒有挑戰別人的堅強實力，好鬥的阿Ｑ卻能夠在瞻前顧後的血族道統中，搶佔以天理自居、與天理同在的精神制高點﹕「我們先前 ──比你闊得多啦！」「我的兒子會闊得多啦！」

在實際的較量中，好鬥的阿Ｑ常常「被人揪住黃辮子，在壁上碰了四五個響頭」，面對兌現在眼前的受侮辱、被強暴，先前的祖宗與將來的兒子都喪失了說服力，阿Ｑ依然不願意正視自己作為弱勢者與劣勢者的真實身分，擔當起自己好鬥取辱的責任，斷然退出無價值、無意義的殺伐爭鬥，徹底擺脫二元對立、一元絕對的「存天理滅人欲」的神道圈套與政教架構，去謀求別一種的生活法；而是滿足於在話語遊戲與虛擬暴力中尋求新的一元絕對的精神制高點﹕

「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現在的世界真不像樣……」

「他覺得他是第一個能夠自輕自賤的人，……狀元不也是『第一個』嗎？『你算是什麼東西』呢！？」

「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臉上連打了兩個嘴巴，熱剌剌的有些痛；打完之後，便心平氣和起來，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別一個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別個一般，……」

在沒有替自己預備好以天理自居、與天理同在的神道武裝的情況下，意外遭受自己「看不上眼」的王胡一通毒打的阿Ｑ並不甘心，於是便靠著新一輪「存天理滅人欲」的衛道聖戰來嫁禍於人。阿Ｑ遭遇到的第一例聖戰對象，是錢太爺「裡通外國」的大兒子，一個像魯迅那樣從東洋留學歸來又剪掉辮子的「假洋鬼子」。為阿Ｑ所搶佔的一元絕對的精神制高點，是「存天理滅人欲」的神道圈套與政教架構中古已有之的「攘夷」傳統，加上滿清王朝「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神聖王法﹕

「阿Ｑ尤其『深惡而痛絕之』的，是他的一條假辮子。辮子而至於假，就是沒有了做人的資格；他的老婆不跳第四回井，也不是好女人。」

理直氣壯的阿Ｑ偏偏缺乏從事衛道聖戰的膽魄。面對手持「哭喪棒」的「假洋鬼子」，他只是頗為卑怯地罵了聲「禿兒。驢……」，得到的回報則是「假洋鬼子」用「哭喪棒」在他頭上一通敲打。

因衛道聖戰而反受其辱的阿Ｑ，雖然不明白自己賴以衛道聖戰的「存天理滅人欲」的神道圈套，只是強勢者用來征服弱勢者的套狗圈，欺軟怕硬的動物本能他還是具備的。接下來，他便在比自己更為弱勢的小尼姑身上，充分發洩了替天行道的聖戰情緒，並獲得了一次實質性的勝利，其衛道聖戰的理由是「和尚動得，我動不得？」的強詞奪理。這句強暴話語的潛台詞是﹕你小尼姑肯定與和尚私通過，我強暴你是對於你與和尚私通的懲罰。

關於阿Ｑ自以為是或自欺欺人的衛道聖戰，魯迅在小說中交待說﹕ 「阿Ｑ本來也是正人，我們雖然不知道他曾蒙什麼明師指授過，但他對於『男女之大防』卻歷來非常嚴；也很有排斥異端──如小尼姑及假洋鬼子之類──的正氣。他的學說是﹕凡尼姑，一定與和尚私通；一個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誘男人；一男一女在那裡講話，一定要有勾當了。為懲治他們起見，所以他往往怒目而視，或者大聲說幾句『誅心』話，或者在冷僻處，便從後面擲一塊小石頭。」

然而，一廂情願地對別人實施「存天理滅人欲」的衛道聖戰的阿Ｑ，與一切精神生命體的人本身一樣，對於異性懷抱著一份天然的「人欲」。他當眾對小姑施暴時「用力的一擰」，竟然點燃了自己潛在的「人欲」，情不自禁中就有了對於趙太爺家的女佣吳媽的性騷擾。結果是一直對別人衛道聖戰的阿Ｑ，自己反倒成為聖教罪人，被全未莊同樣衛道的男女老少視為「異端」，從而徹底斷絕了在故鄉未莊幫工混飯的生計，不得不跑到城裡幹起偷盜的營生。後來，阿Ｑ出於一貫的膽怯，又返回未莊的土谷祠，再一次陷入無以為生的赤貧狀態。

對於「革命」，好鬥的阿Ｑ所擁有的照樣是「存天理滅人欲」的衛道態度﹕「革命黨就是造反，造反便是與他為難，所以一向是『深惡而痛絕之』的」。不過，出於「我要什麼就是什麼，我歡喜誰就是誰」的極其黑暗的「人欲」訴求，阿Ｑ在「辛亥革命」中也曾經「神往」過「使百里聞名的舉人老爺有這樣怕」的「革命黨」，甚至於主動找到自己「深惡而痛絕之」的假洋鬼子要求加入「革命黨」。在「假洋鬼子」面前碰壁之後，阿Ｑ惱羞成怒，反過來又萌發了出賣「革命黨」的衛道打算﹕

「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媽媽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殺頭的罪名呵，我總要告一狀，看你抓進縣裡去殺頭，──滿門抄斬，──嚓！嚓！」

事實上，在只承認二元對立、一元絕對的「存天理滅人欲」的神聖道學以及與其相配套的「天地君親師」的政教架構的野蠻國度裡，自以為站在以天理自居、與天理同在的一元絕對的精神制高點上正統衛道的弱勢者，從來不會有行之有效的人權保障。好鬥而又卑怯的阿Ｑ無論是衛道、還是造反，都只能是一廂情願想當然的弱勢盲從者，被當作犧牲品殺頭替死，就是他被注定了的命運與歸宿。在押赴刑場的路上，阿Ｑ賴以自欺欺人的最後的精神制高點，依然是也只能是中國傳統宗教神道雖敗猶榮、靈魂不滅的另一款「精神上的勝利法」﹕「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

周作人說過﹕「阿Ｑ這人是中國一切的『譜』──新名詞稱作『傳統』──的結晶，沒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會的因襲的慣例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現實社會裡是不存在而又到處存在的。」魯迅自己也說過，《阿Ｑ正傳》畫出的是「沈默的國民的魂靈」。為阿Ｑ所象徵、所代表的、為中國傳統所固有的「民族魂」，其實就是搶佔一個又一個二元對立、一元絕對的「存天理滅人欲」的精神制高點，戰無不勝、不戰而勝、乃至於雖敗猶榮、靈魂不滅的「精神上的勝利法」。

在《阿Ｑ正傳》的末尾處，魯迅把阿Ｑ的被砍頭，歸結於國民性的「禮教吃人」﹕「阿Ｑ於是再看那些喝采的人們。……這回他又看見從來沒有見過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鈍又鋒利，不但已經咀嚼了他的話，並且還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東西，永是不遠不近的跟他走。這些眼睛們似乎連成一片，已經在那裡咬他的靈魂。」

對於阿Ｑ所代表的「狼眼睛」般的「民族魂」，也就是「禮教吃人」的國民性，魯迅在《隨感錄．暴君的臣民》中另有說明﹕「暴君的臣民，只願暴政暴在他人的頭上，他卻看著高興，拿『殘酷』做娛樂，拿『他人的苦』做賞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領只是『倖免』。從『倖免』裡又選出犧牲，供給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但誰也不明白。死的說『阿呀』，活的高興著」。

1936年10月22日，在魯迅的葬禮上，一面據說是由上海人民代表所貢獻的書寫著「民族魂」三個大字的白地黑字旗，覆蓋在了魯迅的棺材上。逝世後的魯迅，就這樣被神聖化為靈魂不滅的「民族魂」。

同樣是「民族魂」，魯迅筆下的阿Ｑ與魯迅本人之間有哪些大同與小異呢？筆者的理解是﹕生性好鬥的魯迅與自己筆下的「民族魂」阿Ｑ，除了同為大同人類中的精神生命體之外，另有一款具有中國特色的大同之處，那就是他們終其一生，都抱定以天理自居、與天理同在的聖戰姿態，在二元對立、一元絕對的「存天理滅人欲」的神道圈套與政教架構之中，無休無止地從事著搶佔一元絕對的精神制高點的衛道聖戰。所不同的是，魯迅另有挾民眾為人質、以神聖代表、強勢走高的制勝絕招，而智商不高又相對老實的阿Ｑ，只知道從事於一個人單打獨鬥的衛道聖戰。

1925年5月18日，與許廣平雙雙捲入女師大風潮的魯迅舊事重提﹕ 「提起犧牲，就使我記起前兩、三年被北大開除的馮省三。他是鬧講義風潮之一人，後來講義費撤消了，卻沒有一個同學提起他。我那時曾在《晨報副刊》上做過一則雜感，意思是﹕犧牲為群眾祈福，祀了神道之後，群眾就分了他的肉，散胙。」（《兩地書二二》）言外之意，魯迅是把自己當作「為群眾祈福」的聖徒來看待的，儘管馮省三連同魯迅自己的「為群眾祈福」，並沒有「群眾」的同意與承認。

魯迅給予陳西瀅最為致命的話語打擊與精神強暴，是寫於1925年9月 19日的《並非閒話（二）》﹕

「據說，張歆海先生看見兩個美國兵打了中國的車夫和巡警，於是三四十個人，後來就有百餘人，都跟在他們後面喊『打！打！』，美國兵卻終於安然的走到東交巷口了，還回頭『笑著嚷道﹕來呀！來呀！說也奇怪，這喊打的百餘人不到兩分鐘便居然沒有影蹤了！』」「西瀅先生於是在《閒話》中斥之曰﹕『打！打！宣戰！宣戰！這樣的中國人，呸！』」

「這樣的中國人」，不就是阿Ｑ式的、有著「又凶又怯，閃閃的像兩顆鬼火」的「狼眼睛」的、既好戰又膽怯的「暴君的臣民」嗎？以「為群眾祈福」的聖徒自居的魯迅可以罵得，陳西瀅不能夠「呸！」上一聲嗎？！這其中的奧妙正在於趙太爺「你哪裡配姓趙！」的強勢壓人和阿Ｑ「和尚動得，我動不得？」的強詞奪理﹕

「……這百餘人，就證明著中國人該被打而不作聲！『這樣的中國人，呸！呸！！』」

在《燈下漫筆》中，魯迅把中國歷史概括為「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在《忽然想到》中，他又想到了自己﹕「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對於以「為群眾祈福」的聖徒自居的魯迅來說，屈居於「受了奴隸的騙」的二重「奴隸」的低賤位置，本身就是絕對優越的道學資源，其神聖度不亞於耶穌基督為拯救人類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不過，魯迅顯然沒有耶穌基督的博愛精神。他所拿手的，只是在中國傳統的二元對立、一元絕對的「存天理滅人欲」的神道圈套與政教架構之中，佔據以天理自居、與天理同在的精神制高點，從事衛道式的聖戰殺伐。於是，在為女師大學生代擬的呈文中，魯迅代表一群女學生發出了「存天理滅人欲」的聖戰吶喊﹕「視學子如土芥，以大罰為兒戲，天良喪失，至矣至矣！」

加入左聯以後，魯迅乾脆把自己並不十分信仰的蘇俄社會主義，尊奉為等同於中國傳統宗教神道中一元絕對的神聖天理的異域天堂，進而對被判定為「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本國知識者，實施起一輪又一輪「存天理滅人欲」的階級聖戰。對於左聯中的魯迅所奉行的階級聖戰，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為綱，綱舉目張」堪稱是最為經典的概括發揮。只要把中國傳統的二元對立、一元絕對的「存天理滅人欲」的神道圈套與政教架構中的絕對天理，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之類的「三綱五常」，替換成為挾民眾為人質、以神聖代表的「階級鬥爭」，新一輪的以奪取與捍衛強權專制為神聖目標的衛道聖戰，就可以無限推演、戰無不勝。明白了這一點，魯迅逝世之後被神聖化為「民族魂」、從而在毛澤東一人專政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權力鬥爭中充當一元絕對的神聖道具與強勢武器，就不難理解。

對於中國本土從根本上抹殺個體人權的二元對立、一元絕對的「存天理滅人欲」的神道圈套與政教架構，以及蘇俄式的披著科學社會主義的新式包裝、卻依然在玩弄二元對立、一元絕對的「存天理滅人欲」的老式把戲的新式專制，真正從事過現代學理上的科學解構的，是陳獨秀和胡適。

晚年陳獨秀在1940年9月《給西流的信》中，通過對於「英美及戰敗前法國的民主制」與「俄德義的法西斯制」的對比，明確指出「民主政治之真實內容是，法院以外機關無捕人權，無參政權不納稅，非議會通過政府無征稅權，政府之反對黨有組織、言論、出版自由，工人有罷工權，農民有耕種土地權，思想宗教自由等等。這都是大眾所需要的，也是13世紀以來大眾以鮮血鬥爭700餘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謂『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斯大林一切罪惡，無不是「憑藉蘇聯自10月以來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等「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制」而發生的。

1949年4月14日，胡適在《陳獨秀最後對民主政治的見解──〈論文與書信〉序言》更進一步指出﹕「我覺得他的最後思想，特別是他對於民主自由的見解，是他『沈思熟慮了六七年』的結論，很值得我們大家仔細想想。」「在『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這13個字的短短一句話裡，獨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關頭」。

放眼世界，在從根本上抹殺個體人權的二元對立、一元絕對的「存天理滅人欲」的神道圈套與政教架構之外，人類早就有了允許「反對黨派之自由」的民主制度。也只有在允許「反對黨派之自由」的民主社會裡，才有可能為同為精神生命的大同人類中的一切個人，建構出一個或多個公平競爭、自由發展的公共平台和寬容空間。關於這一點，代表舊中國的「民族魂」的阿Ｑ與魯迅，是不明白、也不可能明白的。時至今日依然生活在蘇俄式的新式專制之下的中國的暴君與暴民們，自然也不會明白。

魯迅的偉大處，並不在於他搶佔一元絕對的精神制高點戰無不勝的衛道聖戰，而在於他確實活現出了包括自己在內的本國暴君與暴民們好鬥而又膽怯的阿Ｑ式的「民族魂」。

參考文獻 : 阿Ｑ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