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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薩之戰的打響已經進入最後關頭，北韓核訛詐的步步升級似乎看不到盡頭。與此同時，法德俄三國又組成強大的反倒薩聯盟，聯合國的武器核查人員也不斷提供延續核查的理由。在如此格局下，由於中共政權佔據著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位置，所以，必須同時應對兩大危機的布什政府，顯然希望得到中共的某種實際幫助。不但布什總統與江澤民通過電話，而且前不久還派國務卿鮑威爾訪華，先後與江澤民、胡錦濤、唐家璇見面。但是，江澤民向布什表示應該繼續核查和在聯合國的框架內解決問題，還勸說布什要有耐心，平靜地解決國際爭端。在江、胡、唐三人會見鮑威爾時，其談話的口徑頗為一致：中共政權最關心的是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和作為，而不是薩達姆和金正日。言下之意，中共是否在倒薩和北韓核危機問題上支持美國及支持的力度如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的兩岸政策。

隨著中國國力的持續增強和涉入國際社會的不斷加深，西方國家幾乎一致認為，中國將謀求在重大國際事務上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江澤民也提出了“大國外交”的戰略。然而，面對伊拉克和北韓的危機，中共政權保持了足夠的“涵養”，一味韜光養晦而沒有鮮明立場，基本上都扮演了低調的敲邊鼓角色，既支持法德俄的和平解決方案，又決不會在關鍵時刻動用否決權而讓美國難堪。這一模糊的立場，似乎可以兩面討好，但實際效果卻兩面不是人，以至於西方同盟內在倒薩問題上已經勢不兩立的雙方，皆對中共的“沉靜”表示不滿。

美英政要不斷表達對中共低調的不滿，要求中共對金正日發揮更大的遏制作用。美英媒體也不斷批評中共政權：英國的《經濟學家》和美國的《華爾街日報》，一致批評中共在伊拉克問題上的曖昧立場，又特別批評中共對金正日政權的寬容態度，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有失大國風范。《紐約時報》更發表弗裡德曼的專欄文章指出，在當下的國際局勢下，受益最大的是中國，但中共政權卻隻想佔“免費搭車”的便宜，而不想承擔大國責任，不肯為世界的穩定出力。

法德媒體也批評中共政權的態度曖昧，既然中共聲稱與法德的立場一致，為什麼不在倒薩問題上加入法德俄的反戰聯盟？比如法國的《費加羅報》和德國的《法蘭克福報》指出，盡管中共的表面立場與法德相同，但在法德挑頭反對美英的情況下，中共政權沒有做出足夠的支持，而是躲在法德俄的背後，發表些毫無實質內容的空話套話。進而指責中共政權壓制民間的反戰呼聲：盡管有左派學者發出反戰簽名信，但在世界性反戰大遊行的對比下，中國這個人口最多的國家，其沉寂就顯得格外凸出，完全不符合中共政權的反戰反霸的一貫立場。

以上兩方面的批評，基於美英和法德的不同立場及各自利益，但是二者畢竟凸現了同一個事實，即中共執政的國家機會主義，不僅表現在對內政的處理上，也表現在外交決策上──政權利益絕對優先的實用主義。除非涉及到中共政權的切身利益，中共不會真正為解決國際危機出力。比如，在國際場合，隻要涉及到台灣問題或法輪功問題，中共的態度一向鮮明而堅定，甚至不惜耍潑撒野。

中共的御用學者對這種“韜光養晦”的辯護是：1，雖然中國經濟保持著持續的高增長，綜合實力也有所增強，但把生產總值平均到每個人頭上，也隻是每人900美元，別說與超強美國相比，就是與二等發達國家相比，也還差得非常遠，無法扮演大國角色。2，急待解決的國內問題太多，不把自己的問題解決好，即便在國際上再風光，也隻能是曇花一現。所以，中國政府必須將主要精力和資源用在國內。3，正因為中國還不是世界上的一流強國，也必然不是一個擁有全球利益的國家，至多也就是個區域大國，所以中國完全沒有必要打腫臉充胖子，在全球事務上扮演積極介入的大國角色。作為一個還在轉型的區域大國，在涉及全球利益的重大國際問題上，有個基本的態度就足夠了。

由此可見，中共外交戰略的基石是對實力和利益的評估，而不在乎國際政治中的道義原則，特別是對“人權高於主權”的原則，非但不承認，反而極力反對。至於法德俄主張的“多邊主義”與“和平主義”，隻要與中共的政權利益沒有直接關系，不過是說說而已。因為，中共政權的獨裁性質，已經決定了它絕非“和平主義”的政權，它幾乎每天又在對自己的人民進行恐怖恫嚇。

與毛澤東時代那種高調狂妄的輸出革命和爭當世界領袖的天下主義相比，鄧小平時代的現實低調的決不當頭的機會主義，確實顯得極為明智。在冷戰後的世界格局下，一方面，一黨獨裁制度在國際上越來越喪失合法性，也失去了強有力的共產同盟的實力支持；另一方面，當今世界的最大自由國家美國和最大獨裁國家中國之間的差距，不僅是實力強弱的懸殊，也是道義優劣的天壤之別。江澤民提出的“大國外交”，用來在國際上作秀還行，但對具體的外交決策則沒有實質性影響。“大國外交”之提出，不過是服務於他想做“大國領袖”的個人野心，而非中共政權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一旦面對現實中美關系的處理，仍然要以鄧小平的“韜光養晦”為主。因為，與美國過不去，就等於中共和自身的政權利益過不去。

六四以來的中美關系，最大的沖突日益向著制度之爭的方向轉變──自由世界的領頭羊和共產獨裁的最大殘余之間的較力；最大的親和力是利益互惠，特別是經貿利益。從制度上講，美國是最愛給中共找麻煩的超強大國，也是中共最為擔心推動和平演變的外力，特別是在武器擴散、台灣、人權等問題上，無一不涉及到制度之爭。所以，中共似乎沒有任何理由不反美，而倒薩和北韓核危機正好為其提供了為難美國的機會，中共理應高調聯合法德俄來共同對付美國，暗中支持薩達姆和金正日。

然而，從利益上看，中共最看重的，一是巨大的經貿利益，二是政治上的台灣問題和人權問題。中共不可能得罪每年都有巨大順差的貿易伙伴（2002年中國對美的貿易順差已經高達1000多億美圓），不可能放棄美國大公司的巨額資本和最先進的技術，因為那將對中國經濟造成極大的傷害，而國內經濟的好壞，將直接影響到中共賴以維系民意的政績合法性。中共也不可能在政治上（台灣、人權問題）激怒美國，因為中美沖突的加劇加深，隻能使美國更親近台灣，那就極有可能使台獨真的坐大。隻要台獨勢力獲得美國的真正支持，中共即便出於國內的民意壓力而動武，也無法打贏台海之戰。如此一來，即便不講國際形象上的巨大恥辱，就是對國內民意也無法交代。在非理性的民族主義日益高漲的當下中國，中共如果對付不了台獨，那麼它全力維系的愛國政權的道義合法性，也將頃刻坍塌。

更重要的是，在當下的國際社會，孤島式的獨裁制度越來越缺乏合法性，本來就是國內外危機重重。如果再和美國鬧僵，豈不是自掘墳墓。冷戰的教訓使中共學會了一種實用主義的精明，中共非常清楚，與美國叫板的法德俄三國，兩個是老牌民主國家和美國的盟友，一個是新興的民主國家並奉行西向的外交戰略，三者與美國的分歧再嚴重，也是同盟內的兄弟之爭，決不會走向新冷戰。而中共一旦領頭挑戰美國，沖突的性質就會立刻變成了新冷戰。在前蘇聯帝國解體之後，獨裁國家和自由國家之間的實力對比如此懸殊，道義上的優劣對比更是一邊倒地有利於自由國家，如果真的進入新冷戰時代，中共政權怕是挺不了多久。另外，新疆穆斯林勢力也是令中共政權頭痛的重要問題，用支持美國反恐換取打壓“疆獨”的國際合法性，也是中共的政權利益之所在。

因此，安撫好自由國家的領頭羊美國，保持中美關系的穩定，乃是決定中共政權的生死存亡的最重要的國際因素，也是中共在國際關系上的最大政權利益所在。現在的中共寡頭們知道，小布什剛上台時明確提出的圍堵中共政權的強硬政策，好不容易借助於9﹒11事件才有所扭轉，如此的天賜良機不會總是幸運地落在中共寡頭們身上，豈敢再輕易得罪山姆大叔。中共高層在與美國政要見面時，總要重復一句討好的話：現在的中美關系實在是來之不易。所以，即便鮑威爾不來北京，布什不與江澤民通話，相信中共在安理會上也不會投否決票。

中共政權在全力維護中美關系之時，也會讓美國感到中共真正在乎的是什麼。所以，中共對北韓核危機的消極態度，固然有金正日的窮橫本性而不容外人插手的原因，但也不是沒有借此向美國要價的意圖，要不然，江澤民、胡錦濤和唐家璇，明明知道鮑威爾來中國就是為了薩達姆和金正日，但三人向鮑威爾提出的首要問題卻是台灣。言下之意，如果美國的兩岸政策令我們滿意，我們也會在北韓問題上幫美國一把。正如美國把“疆獨”的一支列為恐怖組織，中共在反恐上的合作就積極一樣。

至於法德的媒體指責中國沒有民間的反戰遊行，就更是中共的政權利益所致。也許，西方人可能想不明白，為什麼口口聲聲宣稱反戰的中共政權，卻不允許那些同樣反戰的中國人遊行，二者的立場不是完全一致嗎？中共到底擔心什麼？反過來，西方人也可能還不明白，為什麼基於利益的考慮而害怕得罪美國政府的中共，讓其控制的主流媒體上，幾乎是一邊倒的反戰反霸的聲音？

因為，中共掌權不是來自民眾的合法授權，而是來自打天下坐天下的暴力革命和獨裁統治，中共把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統統置於黨權的利益之下，二者並不一致，甚至在根本上就是對立的。所以，這一切的實質，與國家利益民族尊嚴人民幸福無關，而僅僅是政權利益使然，中共卻總是打著國家、民族、人民的旗號在國際上招搖撞騙，把“反共”偷換成“反華”。外交上對美國的低調是為了政權利益，因為美國有足夠的道義感召力和實力圍堵中國；在對內宣傳上全力妖魔化美國也是為了政權利益，因為塑造一個外敵可以煽動愛國主義情緒，有利於政權的道義合法性的維系；不允許大規模民間遊行更是為了政權利益，因為，中共一直自以為“偉大光榮正確”，可以強制性地代表人民，而不需要人民有獨立的聲音，也特別害怕人民的自主表達。一次由官方操控的反戰反美遊行，不是大問題，但要嚴防讓人民養成獨立表達和街頭政治的習慣。何況，在當下中國，民間不滿的持續積累，已經到了遍地幹柴的程度，萬一失控，就將燃燒成反政府的烈燄。

中共政權奉行的黨權利益至上的機會主義，既不可能讓美英政府獲得意外的驚喜，也不會給法德俄以實質性支持，實在是國人傳統的政治智慧。鄧小平的“韜光養晦”來自吳越春秋的“臥薪嘗膽”，此策略應用於倒薩問題，也很有點清末李鴻章的“以夷制夷”式的聰明。

2003年2月25日於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