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四以來的兩個精神“病灶”~~~朱學勤
Copy from 華夏文摘 今年是在科索沃危機中迎來“五四”八十周年，又是本世紀最后一個五四紀念 。部分知識分子和留學生在聲討北約的聲浪中，出現反美反西方激烈情緒，恰好又 與八十年前那一代知識分子受巴黎和會刺激急劇轉向左傾，十分相近。這就給今年 的五四出了一個好題目，是否能擺脫以往的節慶狂歡氣氛，沉下心來，平靜反思一 下八十年來知識分子觀念生活的歷史教訓？ 新文化運動承洋務思潮、戊戌變法、辛亥革命而來。從上一個世紀中葉開始， 中國人以英美為師，先器藝，后政制，終于把遠東第一共和的近代憲政體制搭出了 一個輪廓。至１９１５年新文化運動，提出“德先生”和“賽先生”，順勢而動， 成績斐然。但也不是沒有缺點，比如說，過于強調精神文化作用，形成文化決定論 ，在打倒孔家店這一問題上留下了遺憾。雖然如此，以英美為師融入近代民主潮流 這一大方向，卻健康發展，還沒有逆轉。新文化運動是兩種思潮交匯而成。一是以 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這一派人堅持從嚴復那里開辟出來的英美方向，堅守漸 進理性，積寸為尺，小步快行﹔缺點在于不耐制度層面的艱苦積累，對于那個剛剛 露出輪廓卻沾染過多污泥濁水的遠東第一共和體制不屑一顧，認為那些污泥濁水由 中國文化所決定，要從中國文化的總根子挖起，政治刷新才有基礎。胡適在政治理 念上是漸進派，但在文化理念上卻是激進派，他立志二十年不談政治，要從百年樹 人做起，當然有受激于張勛復辟、政潮黑暗、國民冷漠這一面，值得同情，其重視 文化教育的苦心，也不能簡單否定，但從思維方法說，認為世間有總根可尋，只有 挖根改造才能開出嶄新局面，已有一元論跡象，偏離了自由主義的經驗論歷史觀。 由此產生的文化決定論，至本世紀八十年代大陸新一代啟蒙運動，還有遺跡可尋。 更嚴重的是，文化理念上的這一激進姿態，與另一類從不同方向上過來的思潮沖動 發生了局部重疊，由此發生兩派人的短期合作，同時也埋下了日后分道揚鑣，新文 化運動與五四之間出現歷史斷裂的隱患。 后一派人大多從日本來，政治思潮以陳獨秀為代表，文化思潮以魯迅為代表。 當時的日本是個中轉站，向中國轉駁輸入從法國、俄國過來的激進革命思潮。１９ ００年留學生翻譯盧梭《民約論》輸入中國是在日本﹔１９０５年孫中山《民報》 發刊詞中提出“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于一役”，是在日本﹔１９０７年劉 師培在《天義報》上第一次翻譯介紹“共產黨宣言”也是在日本﹔１９０５年至１ ９０７年朱執信主持《民報》與梁啟超為歐陸社會主義還是英美自由主義發生論戰 ，還是在日本。此次論戰中，朱執信社會主義理論之自覺，比１９１９年李大釗與 胡適發生“主義與問題”論戰時的立場，有過之無不及﹔更有甚者，孫中山二次革 命后成立“中華革命黨”也是在日本，其密謀性質的組織方式與俄國列寧主義建黨 路線（所謂布爾什維克路線）不謀而合，后來援俄為師改造國民黨，即有此前緣。 陳獨秀、魯迅等飽吸日本空氣，自然形成其浪漫激進的革命理念，從他們的日、俄 、法知識背景出發，要從根本上掀翻中國的老屋、鐵屋，自然不滿意于辛亥以后中 國的輿情氛圍，與從英美歸來的胡適等人那一點文化決定論重疊在一起，于是同床 異夢，短暫合作，這才有新文化運動。 １９１９年的巴黎和會是新文化運動的結束，也是五四運動的開始。此后中國 ，以五四統稱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但兩者之間的斷裂已經被五四這一獨斷符號 遮蓋，新文化運動提出的“德先生”和“賽先生”也被五四之后的民族主義浪潮裹 脅而去。胡適事后對兩者之間的斷裂，是有感覺的。一方面，他肯定五四是“全國 青年的大解放”，“經此轟動”，“方才有中山先生贊嘆的‘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 ’”，另一方面，他堅持認為五四運動“實是一項歷史性的政治干擾。它把一個文 化運動轉變成政治運動”。胡適還在留戀他的文化決定論，但政治變革以運動方式 “轟動”前進則會誤入歧途，卻是很不容易得來的真切認識。新文化運動被五四遮 蔽后，社會變遷折向另一方向，經濟、文化、政治參照系從洋務運動以來的以英美 為師，一變為五四以后的以俄為師，這是中國近代歷史發生種種轉折中最為嚴重的 一次，稱為天翻地覆，也不過分，可惜這一轉折的嚴重意義至今還沒有引起知識界 的應有注意。現在能夠看出的是，這一變就是半個多世紀，直到文革結束，改革開 始，中國大陸才從以俄為師之歧路旁出，回轉以英美為師的老路，回歸近代文明的 主流。所謂“摸著石頭過河”，只是說明這一回轉在主觀認識上很不自覺，意識形 態清理極不徹底，擠著推著摸著甚至是拉著走，這才有二十年里又發生種種回潮、 旋渦與悲劇，可謂一步三回頭。從１９１９到１９７８，曲折起轉之間，“轟動” 六十年，整整一個甲子，至少虛擲了三代人的血淚精華！ 那一次近代中國轉向歧途，起始于巴黎和會列強出賣山東權益于日本、蘇俄突 然宣布廢止此前俄國政府與各國簽定的所有條約。此后中國知識分子的大規模左傾 化，如果說還有一次，那就是在四十年代中期。前一次左傾化是受激于外，抗議西 方列強的外交密謀，后一次則是受激于內，抗議國民黨政府腐敗及其造成的社會不 公，由此也涉及美國，當時還來不及叫“跨國資本”，就叫“帝國主義狼子野心” 。事后平議：當年之抗議，皆應抗議，確實理直氣壯，但抗議以后出現的歷史曲折 ，為何都為眾人始料所不及？從知識分子認知模式這一頭說，應該有一些教訓。 第一，對社會不公的批判，能否分清兩種批判立場？一是從自由主義立場出發 ，旗幟鮮明地批判社會不公，同時維護自由經濟的空間與憲政民主的漸進路徑？二 是從激進革命的立場出發，在批判社會不公的同時，將自由經濟和憲政民主視為社 會不公的老根，要連根拔除“西方資本主義的罪惡”？ 第二，對自由民主的價值追求，是否應該超脫對國際外交的期待？這一點因為 與今天科索沃危機知識界的反映直接有關。不妨多說几句。 蘇俄片面終止前政府與各國的條約，其中對中國的欺騙與覬覦，已經為斯大林 新沙皇行徑証實，自不待言，即以西方民主國家而論，他們的外交活動既是其國家 內部特定價值體系的外延，也有國家利益的具體盤算。如果不是這樣，倒反而奇怪 了。就東方國家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識分子而言，不也是一樣？五四那天，一代人上 街游行，不就是因為自由民主的理想受到了民族感情、國家利益的沖擊？總不能只 允許自己有民族感情、國家利益，卻不允許別人有這兩樣東西？因此，對西方民主 國家的外交活動，該支持就得支持，該抗議就得抗議，其中最為關鍵的一點，是將 自己的價值追求，不是栓系于西方政府的國家行為，而是定位于從西方歷史中發源 的自由、民主傳統，前者如水流轉，朝是夕非，后者有普適價值，恆定不易。但是 ，五四一代人的迷誤卻發生在這里：先是將自己的民主自由價值追求栓系于西方某 一國政府的賢人外交，如威爾遜的“公理戰勝”，一旦發現對方在“公理戰勝”下 還有具體的外交盤算（或者確是賢人，卻受制于內政外交的掣肘），立刻高呼上當 受騙，不僅正當抗議此類外交運籌損害本民族利益，而且將此前的民主自由價值追 求棄若蔽帚，掉頭而去，跌入另類價值體系的懷抱。這種把民主自由的希望寄托于 西方政府行為、首腦外交的心態，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把后者當洋皇上來崇拜。我 們可以注意到，落后國家的前現代知識分子──“士”在國內政治生活中，總是把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會公正，寄托于國內的“好皇帝”，與相鄰階層──農民的“ 好皇帝主義”，一脈相承﹔當他們開始追求民主自由這些現代價值時，又把希望寄 托于外，希望一個“洋皇帝”來解民于倒懸。區別只是在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老 式理想冀望于國內的“土皇帝”，民主自由的新式理想則冀望于國外的“洋皇帝” ，其實是同一個“好皇帝主義”的內外兩面。把民主自由的理想冀望于國外“洋皇 帝”是自己的錯誤，因為這一錯誤冀望沒有實現，又背棄民主自由的理想，則是用 自己認知誤區和“洋皇帝”外交密謀交織而成的混合型錯誤，再一次懲罰自己，是 錯上加錯。 上述教訓中的錯誤認知，第一條是與民粹主義同根共長，第二條則與民族主義 交相激蕩。中國近代社會變遷之所以一波三折，國際地緣政治中日、俄為禍，橫暴 插入，當負主要責任，國民黨政權抗戰后的急劇腐敗亦難辭其咎，不能全部歸因于 知識分子的觀念選擇。但從知識分子本身的反省來說，以俄為師標志的那股左傾力 量，能夠從政治思潮變化為思潮政治，挾政治之暴力，橫行天下，確實有沉痛教訓 可尋。 民粹主義有兩個歷史來源，一是中國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 精神結構多半為兩截，呈過渡期特征：上半截為政治自由主義，下半截為經濟社會 主義。下半身的思想資源，多半浸潤于儒家《禮記﹒禮運》篇里的“天下為公”理 想。這一農業社會的大同理想，使知識分子殊難理解市場經濟的特殊結構，及其為 民主憲政所提供的必要條件。所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馬列主義”， 這個俄式社會主義在它的家鄉就與上一世紀的俄國民粹主義難解難分， 而中國人 聽到“一聲炮響”，打中的恰好是自由知識分子的下半截：經濟上的農業烏托邦， 一個積累千年的巨大痒處，我稱之為“千年巨痒”。社會主義的空想與農業烏托邦 “千年巨痒”是有同構效應的，兩者一拍即合，三代知識分子就跌倒在這一同構效 應里。民粹主義還有一個歷史來源，更頑固，來自中國士農工商的前現代社會結構 。一旦現代化起步，士農工商社會向工商社會演變，此前四民之首──士，多半不 能適應這一社會轉型，很容易與最為相鄰的農民階層發生相互扶持共同抵制的不平 之鳴，不平之鳴多半還能占領道德抗議的制高點。民粹主義在近代中國，可以表現 為五四前章太炎的文化復古，五四以后李大釗在天安門廣場上的熱烈演說──“庶 民的勝利”，也可以表現為三十年代流行于上海亭子間左聯作家和酸澀文人的“懷 鄉小說”，還可以表現為世紀末“后現代”新左派思潮，內里追求與國際新潮學朮 接軌，外觀則借用這一口號反社會不公在國內發生的道義激情。符號一變再變，哪 怕是從巴黎進口的，卻變不脫中國知識分子從農業社會“士”蛻變不久，對社會結 構轉型的現代隔膜與不適應，就在那個“千年巨痒”上搔來搔去。新一代左派朋友 在時間上雖然距離李大釗等人甚遠，但在計划經濟體制下的學院生活中關閉太久， 不知稼穡之艱難，與市場經濟距離更遠。不了解什么，就非批判什么，這種在大牆 內養出來的批判鋒芒，與計划體制有著本人未必自覺卻因為不自覺而更顯偏執的內 在聯系。 民族主義來源于中國近代歷史受盡外敵凌辱的集體記憶，但是它有兩種表現形 態。一是理性的民族主義，既能嚴守民族氣節，又能與左傾排外划清界限。其最佳 事例，是在五卅運動那種狂飆突進的方式之后，丁文江一人在談判桌上據理力爭， 迫使英國當局放棄上海租界的領事裁判權（沉溺于國內意識形態教育而不知反芻的 留學生，人在海外，心在意識形態，大半是不會知道甚至不愿知道這一類歷史知識 了）。二是狂熱的民族主義，借愛國而排外，借排外而媚上，百年內頻頻發作，至 今沒有得到清理。后者之肇禍，莫過于義和團扶清滅洋，以辛丑條約收場，民族危 機跌入更深一重﹔此后中間一幕，是文化大革命中火燒英國代辦處，烈火熊熊，疊映 出席卷世界的１９６８年左傾學生政治與扶清滅洋的荒誕聯系﹔至本世紀末，在大 陸特定政治環境中，終于出現“中國可以說不”那樣的裝腔作勢、北大學生對克林 頓提問時的拙劣姿態，以及此次科索沃危機發生，部分留學生放著在海外能看到的 多元報道不說，卻有意迎合大陸傳媒的片面報道，提議成立“抗北援南軍”、緊急 呼吁朱熔基推遲訪美等各種亢奮表演。 五四以來的歷史教訓當然還不止這些，部分留學生的偏激反映，與他們積滯于 胸的意識形態存底還有更現實更功利的算朮聯系。但是僅上述兩端，已經把近代中 國折騰得夠受了。老話說，“慶父不死，魯難不已”。這里說的“慶父”，當然不 是指人，不同意見的朋友，只要不是存心媚上排外，不管處于什么樣的認識狀態， 都可以平靜討論。我這里指的是民粹主義和病態民族主義這兩個精神病灶，時時冒 煙，常常發作。它們也不是什么后現代的富貴病、疑難雜症，而是前現代的常見病 、多發病，拖鼻涕、流眼水而已。但是，新文化運動的斷裂、五四之后的以俄為師 、知識界兩次大規模左傾，縈縈大端，卻都與這兩個精神病灶直接相關。今年是本 世紀最后一個五四紀念，再不清理，則可能將病症帶入二十一世紀。百年之病，求 下一世紀之艾？那我們就會在下一個百年中看到更為熱烈的發作，熱病之后，難免 有更為沉重的歷史代價緊隨其后，那真是“魯難不已”，伊于胡底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