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如此，我仍然認為，從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來看，中國的反應型民族主義在一定條件下仍然有可能出現另一種偏向。這種偏向不是走向對外擴張，而是走向非理性的排外與自我封閉。我在1997年發表的〈民族主義、儒家文化與中國未來：與澳大利亞記者馬利聖的談話〉一文中，談到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在以下兩種情況下有可能出現上述偏向。

　　第一種情況是，「中國直接遭受到西方國家的欺凌，感受到巨大的屈辱、苦難與挫折感」；另一種情況是，「中國人在追求現代化過程中，出現了嚴重的內部困難，造成生存條件的極度惡化，而西方又在造成這種困境過程中，起到了嚴重的消極作用。在這兩種情況下，激進的、排外的、封閉而又情緒化的民族主義就有可能找到滋育的溫床。然而，一旦出現這種情況，無論對中國對外國都並不是甚麼好事」。

　　從五八事件來看，這種擔心並不是沒有根據的。美國飛機轟炸中國使館，理所當然激起中國人的義憤，然而，一種剛憤的激進民族主義思潮也在相當一部分中國人中迅速抬頭。五八事件中，法不責眾的非理性行為與群情亢奮，大學生中甚至打出「我們不要學英文」這樣的口號，北大三角地甚至還出現「不惜與美國一戰」的觀點，一些民眾中甚至出現「要準備打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慷慨激昂呼聲，等等。美國某些不希望中國強大的人，正在利用這種情況來證明他們遏制中國並反對與中國友好是符合美國利益的。這種激進剛憤派的民族主義情緒有以下幾個特點，這些特點相結合有可能在一定的條件下發展為封閉型的極端民族主義。

　　首先，中國近代以來的民族危機形成一種深層的「受害意識」，這種「受害意識」固然有積極的方面，百年受辱的歷史記憶，固然是激發我們民族奮力爭取富強的精神資源，另一方面，基於受害的歷史記憶而產生的高度敏感心理，一旦被激活，就往往成為支配人們對複雜問題作簡單的理解，並以這種理解與「危機感」作為對國際局勢進行判斷的根據，從而具有強烈的亢奮的情緒化傾向。任何現實的溫和冷靜的態度，將在這種非理性的情緒狀態中被解讀為「對外軟弱」，解讀為委曲求全的「綏靖主義」。他們自以為訴諸百年受辱的歷史記憶，就似乎從此具有了壓倒一切的語話優勢。如果不符合他們心目中的那種「堅定」立場，都會被視為「對西方的投降主義」而加以抨擊。在國際關係的複雜互動與彼此振蕩的過程中，這種「過度危機感」的優勢話語一旦在民眾與知識份子與官員中成為主流，到頭來，連務實的主政者也會被逼得要「順應」從極端民族主義的潘多拉盒子釋放出來的「民意」，被迫以剛性對抗來作為解決複雜國際關係的基本選擇。似乎只有如此，激進的民族主義者才會認同主政者的權威合法性。

　　其次，在中國的現實條件下，這種剛憤民族主義將有可能通過兩種方式進而走向「閉關鎖國論」。一種方式是，在剛性互動過程中，出於挨打的自衛反應，在受到強勢對手壓力的情況下，處於弱勢的一方在缺乏有效的出擊手段的情況下，自然會以自我封鎖信息與經濟交往的手段來實現「弱者」的自衛。實際上，自明清以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就存在著閉關鎖國的價值傾向，近代以來的民族生存危機的壓力又使清中期以後的保守的當國者進一步加強了這種傾向。另一種方式是，以唯我獨尊的左派原則來解讀不同文化的價值衝突。文化大革命高倡「反帝反修」的極左派就是如此。實際上，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前的政治文化中，極左意識形態的核心價值之一，就是以閉關鎖國的方式來實現所謂的閉關自守的「自力更生」。據稱，一些內省的中層官員與民眾中就有不少人認為，「政府對北約轟炸的反應過於軟弱」。他們甚至認為，「當下的當政者由於過於有求於美國」，因而失去了毛澤東對美國那種「天不怕地不怕的大無畏戰鬥精神」。他們甚至認為，「中國是一個可以自給自足的大國，所以不怕封鎖。封鎖十年二十年，中國就真正強大起來了」。這種小農式思想觀念中實際上恰恰潛含著激活「自衛─鎖國論」的傳統機制。

　　第三，「閉關鎖國論」又必然與極左思潮的死灰復燃相聯繫。這是因為，在建國以來的中國意識形態資源中，在中國現代的政治文化思維定勢中，左派話語提供了大量現成的以封閉方式來伸張強硬立場的推理方式、政治概念與口號。在五八事件以後，海外新左派電子雜誌《中國與世界》，甚至把1963年民族敗類陳伯達主持撰寫的「反修」文章〈六評〉祭出來，反對當今中國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在五八事件以來，新左派某些人士提出「回到文化大革命去」的口號決非偶然。自科索沃危機以來，某些新左派與老左派如此迅速地結合成「神聖同盟」的這一事實，就足以說明了極左思潮其實死而不僵，它可以經由極端民族主義的封閉鎖國論而復活。極左思潮與民族主義這兩者之間相互結合的邏輯機制是，既然你把對方視為邪惡的西方「亡我之心不死」，對外開放就被視為接受「資產階級的香風毒霧」，就是自覺地接受「國際上反動勢力的和平演變」，這種觀點尤其表現在新左派刊物所引用的〈六評〉中所斷言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與資本主義的西方是不能和平共處的」。根據這一邏輯，為了避免被國際階級敵人「腐蝕」，就必須以左的思想支配下的封閉自守來抗擊「和平演變」。而這種閉關自守與信息封鎖，產生的愚昧、落後與盲目，又進而成為極左思潮得以不斷滋生的肥沃的土壤。

　　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非理性的民族主義對人們心理的控制，反過來又會激起大洋彼岸另一方某些別有用心的保守派政治家的非理性態度的反彈，並使該方中的理性現實的聲音同樣受到壓抑。這種情況就會形成雙方互動過程中的非理性的強硬派得勢，使雙方務實的溫和派受困。反過來將使任何理性解決問題的機會的出現更為渺茫。在這種雙方「鷹鷹相激，鴿鴿受困」的惡性互動過程中，訴諸極端民族主義話語而如虎添翼的保守人士，則可以漁翁得利。二十年來的風風雨雨中好不容易發展起來的融入國際社會與保持國際友好關係的格局，將因此而毀於一旦。而美國國會山裏那些保守的「西方價值的原教旨主義者」正等著這樣的機會，來為進一步遏制中國製造理由。

　　第四，在極端民族主義支配的精神氛圍下，最大的得益者是機會主義者。他可以輕而易舉地利用民眾的情緒，轉移人們對經濟改革與社會問題的注意力。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以及其他不少前蘇聯國家，都存在著民族主義與反對經濟改革的機會主義者結合，形成阻礙經濟改革的政治勢力。從近年來國際上民族主義的煽情作用往往被機會主義者利用的大量事實來看，凡是煽起極端民族主義的國家，沒有一個在經濟發展上會有好結果。

　　當然，這種情況目前還沒有在中國出現，中國政府在五八事件以後的態度，還保持著相當的克制與理性。但一些激進民族主義泛濫的國家的前車之鑒，值得國人深省。至少可以肯定的說，中國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歷史上飽受西方侵害，從來就不缺乏滋生極端民族主義的文化溫床。

　　對北約轟炸中國使館的民族義憤是每一個中國人理應具有的，但這決不能構成情緒化的民族主義的合法存在的理由，中國民族的長遠利益必須經由理性的思考與冷靜的應對來實現。在當下中國的知識份子中，理性的民族利益的維護者與極端民族主義者之間的思想分化，可以說是二十世紀末中國知識份子中的思想重組與分化的一個重要方面。

　　剛憤的民族主義的不斷激進化與極端化，實際上與中國文化傳統中的清流思潮存在著一定的聯繫。「清流派」可以說是傳統中國政治文化中的一種特殊現象，即在野的、無權勢的士大夫知識份子，高唱一種理想的、大言高論式的口號與道統原則，從而取得道義上的「語言霸權」，以此來壓抑務實派。因為這些清流派人士在野，言之太易，清代學者趙翼就引用過宋人的一段話：「大抵獻言之人，與朝廷利害絕不相關，言不酬，事不濟，則脫身去耳，朝廷之事，誰任其咎？」「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計，豈同兒戲？」這一段話固然是從傳統王朝中在朝者的立場來評價在野的清流派，但這段引文確實一針見血地指出，清流士大夫是單純從泛道德主義的立場來立論，並以此為社會提供歷史選擇的，這種因脫離實際而導致的「大言誤國」，對於我們後人仍然是有重要啟示的。對照一下那些在網上大發「不惜與美國決一死戰」的大言高論者，兩個時代的清流習氣何其相似。在一般情況下，這種清流思潮在中國廣大民眾、知識份子與官員中決不佔主流地位。但從近代中國的歷史來看，在受到強大對手挑戰而信息流通又相對封閉、文化誤解容易產生的情況下，反應性民族主義走向極端，清流思潮則會擁有很大的巿場。在社會情緒受激進思潮支配的情況下，最激昂的大言高論者甚至會獲得交口稱讚的聲譽。當年郭嵩燾這位中國近代先覺者所受到的保守的清派黨的無端攻擊就是典型例子。

　　如果亢奮的民族主義成為壓倒一切的優勢話語並走向極端化，如果國內的糟糕問題與國際的糟糕問題彼此互為因果，二十世紀的歷史上左傾主義發家史，重演於下一世紀初的中國並不是完全不可能。這是因為，在中國二十世紀的政治文化遺產中，有太多的東西已經成為我們集體潛意識的構成部分，並將如同幽靈一樣支配著國人，支配著我們好心腸的知識份子。另一方面，一個處於現代化轉型時期的中國，各種矛盾的複雜性與尖銳性使人們需要太多的渠道來宣泄，而剛憤的民族主義情緒無疑為非理性的宣泄提供了最為「安全」的突破口。極端民族主義引向閉關鎖國的歷史選擇，老左派的進一步死灰復燃，均有可能使我們民族再次失去現代化方向，因為「救亡」的符號將高於一切，無論是真救亡還是假救亡，都足以摧毀一切啟蒙。並經由這種對啟蒙、開放與穩健的理性思維的摧毀，進而走向反文明經驗的非理性主義。對於我們這個有著民眾中的義和團排外情緒與保守頑冥權貴結合的政治傳統的民族，這一點尤其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