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IA/091/IA-R-091-025.htm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一 民族與民族主義
十九世紀以來西方的所謂現代國家，都是以民族國家作為號召的。在經由長時間對主權和國家形成的源由爭辯後，國家一般被認為是由主權、人民、領土、政府四個基本單位所構成，而貫穿這四個基本元素的便是民族，對自身民族主義的認同是組成民族國家的先決條件。

民族這個概念本身便是一個十分有趣的且富有爭議性的議題，民族是一個真實存在且帶有結構功能上的組織體，還是一個被建構出來的想像共同體？已故的英國社會學家蓋爾納（Ernest Gellner）所寫的民族和民族主義(Nation and Nationalism)一書中提出一個標準社會學式的結構功能論證，為側重實證主義的主流社會科學開出一條建構民族主義的一般性理論道理。而班那迪克˙安得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從歷史的角度下手，將民族的起源與形成歸因於宗教信仰之領土化、古典王朝家族之衰微、時間觀念之改變，特別是資本主義與印刷術之間的交互作用與國家語言的發展，這些因素使得民族主義成為一種顛覆不破且乍看之下似乎是自然生成的的意識型態。成為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因應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所形成的一種「想像的共同體」。這兩種對民族概念的認知可謂是大相逕庭的。前者的民族概念是一種正向的民族認同價值，是一種正視「我」與「他者」之間的分野標準；後者則是挑戰了民族的成因與必要性，認為民族本身並未真正的「存在」，其存在是通過一種建構而產生的。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卻同樣都是對民族這個概念的一種思索。

「民族主義」便是一種基於「所謂」共同的血統、語言、文化、情感所建立起來的一種認同，藉由這種認同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一種民族情感與民族意識，並由此區分出「我者」與「他者」。民族主義與近代國家的形成是緊緊扣連在一起的，國家之形成通過以主權訴求為號召而與民族連在一起，是以通過下列兩種訴求方式而建構出來的：

一 國家民族主義：承認在一定領土範圍內的種族差異性，但要求各種族通過集體效忠來形成一個具有集體意識的國家，並進而形成一個統一的民族，這是一種多民族國家的操作模式。

二 種族民族主義：通過要求某一種族在政治上獲得自主性而組成一個國家，藉以凸顯種族的政治角色，這種要求單一種族由遺傳、生物上的族群角色轉變為政治角色的過程，是一種單民族國家的操作模式。

二 中共民族主義的發展

中共對民族主義的運用，基本上可以方成三期來看：在延安時期的統一戰線操作模式，是以對民族認同的操作當作該階段最重要的政治工程。民族認同被認為應該優先於階級認同，這一觀念上的轉變對後來的國共內戰形勢的消長影響極大。到了中共取得政權從事社會主義改造建設以迄大躍進，大致上都沒有什麼改變。

在革命社會主義階段，毛澤東處理中國人的集體認同問題，是同資本主義徹底切割開來，將代表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視為「他者」﹔透過與蘇聯的論戰、鬥爭，亦將蘇聯視為「他者」。利用將兩者皆視為「他者」的方式來表現民族主義的操作，告訴中國人是屬於傳統社會主義陣營的身份。毛澤東並且希望藉由此將民族主義與階級鬥爭結合起來，但後來的發展在實際上卻是階級鬥爭的操作常常大過於民族主義的訴求，而釀成悲劇。

後毛時期的民族認同，最主要是針對文革時期的認同問題做出修正與重建，一般認為文革時期最大的傷害來自偶像崇拜、身體崇拜、神格化崇拜，使中國人走上個人化的權威操作處境，故首要之務便是要走出這種個人崇拜、偶像崇拜的迷思，要重現作為一個人所擁有獨立個體性的存在與展現。這等於是中國人「再啟蒙」的一種必要步驟，使人重新由個體主義、自由主義去理解認同的意涵，找尋認同問題的答案。

毛澤東在一九三五年之後，把中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革命方向轉變成以民族解放為主的革命方向。民族主義的概念自中共建政後至鄧小平主政期間的轉折，對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有很重要的影響。現階段的中共仍是以民族主義作為號召，通過愛國主義的口號，在對外面對國際關係時，採取現實主義的立場來處理，這是中共在後毛澤東的一貫操作模式。

三 九零年代中共民族主義的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不論是在面對國內或是國際問題上，中共原先是以傳統的絕對主權觀念來看待，強調主權的不可侵犯性，但隨著改革開放深化發展的需要與尋求國際上的友好關係，中共不得不放軟身段，特別是蘇聯的瓦解使得中共深自誡懼，而更積極將自身投入全球世界體系中，與此同時中共所面對的是全球化的浪潮隨著資訊化、科技化的快速發展而席捲而至，全球化帶給中共的除了其發展所需要的資源外，還包含許多其避之唯恐不及的「精神污染」。中共在接受西方資本主義物質挹注的同時，無可避免的要面對隨之而來的思想、意識型態與價值觀，這正是中共最擔心的西方和平演變的利器。所以中共一方面除了以有「中國特色」的包裝將這些「舶來品」消毒和改裝之外，更重要的便是利用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來塑造中國人的集體認同，將「我者」與「他者」塑造成兩個對立面，一方面強調這是因應國際情勢所不得不為的情形，是為了廣大的人民利益與國家發展著想，另一方面則藉由激起人民的認同心理，而使得在接受西方物質的同時，仍是以一種「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觀點出發，而不致對自身的國家、民族甚至是政權產生疑慮。所以中共不斷強調現實主義和國家利益，既可以光明正大、堂而皇之的將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和發展模式納入自身的國家運作中，又可以凝聚中國人對自身身份的集體認同和效忠。

所以，後毛時期中共解決認同危機，是利用想像建構一套具中國特性的論述，目的在縫合文革時代造成的階級之間、民族之間、種族之間的裂縫，以此來建構中國人民一貫且一致的身份認同。同時透過以上建構中國特性的過程做基礎，才能使中國得以真正的走向世界、面向未來，將世界繼續當成觀照中國自身發展的一面鏡子，用以凸顯建構中國特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面向世界、走向世界是後毛時期透過東方與西方、世界與中國的辯證方式，來重新建構中國民族主義的必要過程，藉由面向世界來理解自己，重新找回自己，並重新認識自己。

四 中共民族主義的利與弊

九零年代以來，中共在面對西方國家時，用西方的東方論述邏輯以及自我東方化的邏輯，將兩者融合在一起形成以中國為取向的東方論述，通過中國與西方的區隔以凸顯中國的特殊與優越，藉以平衡中國相對於西方的優越感，中共在面對西方時用的是自我東方化，在面對東方或非西方時用的是東方的東方論述，兩者同時操作。故西方的東方主義與中國的自我東方化形成一種共謀共生的辯證關係。這一套思考邏輯形成了中共民族主義的內容，具有下列幾個優點：

一 在對內關係上：通過這一套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訴求，可以凝聚人民的認同，並且藉由強調「中國特色」，可以將東/西方區隔開來，從而使得西方的價值體系、意識型態不會成為一種行之於東方亦可的普世價值，使中共政權得以維持穩定。

二 在對外關係上：通過民族主義，可以強化國家主權的行使能力與正當性，並使得中國人民的力量得以團結在一起，一方面在國際上不會為人輕侮，另一方面則形成一股新崛起的霸權。

三 在統一問題上：在民族主義高漲的氛圍下，使得西藏、新疆、台灣問題將是一種「內政問題」，是外人所不得任意置喙的，這對中共處理內部的統一問題顯然十分有利。
然則中共以這套邏輯操作民族主義，自然也有其缺失：

一 對立的強化：中共在想像建構中國特性的論述與面向世界的同時，企圖通過民族主義的訴求來解決認同與身份危機，所以以回歸到「中國特性」的基礎上來做論述，因而產生了類似「中國可以說不」這類偏激、帶有強烈大中國色彩的著作出現。而這一點其實是強化了東/西方之間的矛盾，使得東/西方之間充滿張力。

二 矛盾的產生：由於中共領導下的中國在提倡民族主義時，是往一種「自我東方化」的路線上發展，把做為中國和西方之所以不同的「我者」與「他者」之間的界限區隔開來。使得中國極易走上「文化民族主義」的方向上去，發展出一種「中國式的東方主義」。認為中華文化不僅適用於中國、還包跨東南亞、東北亞甚至全亞洲，這是一種「中華文化優越論」的表現。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東方主義」訴求，亦是一種中國式的文化主義帝國表現，容易引起其他國家的反彈，如之前新加坡提出的「亞洲價值」便是一例。

三 僵化的意識型態：中共過份操作民族主義的結果，使得民族主義成為中共內部最高的指導原則，任何事物接不能與之抵觸，造成民族主義容易為有心人所炒作，很多事情亦容易被上綱到民族主義而引發對立衝突。

所以，民族主義對中共而言，實在是一把雙面刃，雖可自保，但稍一不慎便會誤傷己身，在資訊化、全球化時代下，中共的民族主義將如何發展，或許是一個相當值得我們觀察的議題。

注釋
關於民族主義的概念，見佩里．安德森(B.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nunities)，吳叡人譯，台北，時報文化，民八十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