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怎樣看中國人 ~~余創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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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我聽見外國人稱讚中國人和中國文化時，心中不禁泛起一陣自豪感。例如法國大戰英雄和前總統戴高樂曾說：“二十一世紀將會是中國人的世紀。”還有，英國學者李若瑟(Joseph Needham)指出在十七世紀之前，中國的科技一直比西方領先……但是，自己在美國居住了很多年，卻聽聞過不少美國學者批評中國文化，當然，那些批評並不一定正確，但我認為：至少要面對那些批評，我們才可以檢討和改進自己的文化。

有些評論是著眼於中國人的政治和管理。美國管理學大師彼得特加(Peter Drucker) 以創立“目標管理學”(Management by Objectives)成名，他是批評中國文化甚為嚴厲的美國學者之一。在他一本名叫【旁觀者的經歷】(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的書中，他指出中國管理文化是一種分化人事的文化，他比較了美國時代雜誌(Time Magazine)的創辦人亨利盧斯(Henry Luce)和中共的毛澤東之管理方法，彼得特加說毛澤東的政治手段，就是分化屬下，令他們互相不信任，那麼那些四分五裂的黨派，自然無法可以挑戰毛澤東的權威。而亨利盧斯治理時代雜誌的做法，正是毛澤東的那一套，彼得特加指出亨利盧斯在中國出生，所以他的管理方法是由中國文化那裡學到的。彼得特加進一步說：美國前總統羅斯福那些剛愎自用和不信任人的性格，也是受中國文化所影響，因為羅斯福的祖父曾經到中國傳教。

還有，盧斯派(Luican Pye)是美國麻省理工學的中國專家，他指出中國文化是一個注重禮義而壓抑人性的文化，人類天性愛權力，但是中國人卻認為人與人之間不應該講求權力，由於沒有建立一個合法的渠道去讓中國人公平地和理性地運用權力和競爭，結果中國人在不承認有權力鬥爭之下而進行權力鬥爭，這樣只會造成無法無天的權力濫用。

另外一些美國學人，則針對中國文化與外國文化的互動而批評。一位美國漢學家若瑟李維新(Joseph Leveson)認為：中國文化與現代化有很多格格不入的地方，在情緒上中國人十分排擠西方文化，但是在理性上卻不得不承認西方科技先進，這種矛盾心理令中國人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徘徊不定。

卡達總統時代的中國問題顧問米高奧城堡(Michael Oksenberg)與若瑟李維新的見解大同小異，但他進一步指出：中國人有一種自憐的性格，從前西方帝國主義曾經侵略中國，他們因此認為現在西方人欠了中國人很多，所以中國人一邊向西方表示友好，同時又擺出對抗的姿勢。

在批評中國思想方面，研究中國哲學的當諾文勞(Donald Munro)說中國儒家重視 “正名”，中國人把言論當為一種“理想功能”(ideal function)，以為把名堂搞好，便好像已經把事情辦妥。

以上只是其中一些美國學者對中國文化的負面看法，限於篇幅，我不再多舉。而以上那些觀點，真是足以寫一本書去討論，在這裡我只是略略一談自己的見解。

首先，彼得特加根本無法證明亨利盧斯和羅斯福的行為，是自己的性格造成還是受中國文化影響，他的說法只是憑空推想而矣！但是，彼得特加和盧斯派指出中國人的權力鬥爭和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是鐵一般的事實。中國宋明理學強調 “存天理，去人慾”，也許中國政治的悲劇，是讓凡夫俗子無法攀登達到的崇高理想，掩蓋了人性的基本需求。事實上，這種現象在一些西方基督教次文化中也出現過，神學家溫偉耀指出：某些基督教派高舉愛心和平等的理想，認為傳統教會的主教、牧師等劃分權力等級的制度是錯誤，最後那些教派也離不開“在不承認有權力鬥爭之下而進行權力鬥爭”的老路子。因理想而帶來邪惡，古今中外也是一樣。有人說：民主並不是一個理想，相反只是一個較少的邪惡(lesser evil)。

當諾文勞的批評與上面一點很有關係，回顧過去中國大陸無數次政治運動的口號，什麼“多快好省、力爭上游”、“破四舊、立四新”、“五講四美”…… 似乎中國是一個愛好口號名堂而不喜歡實幹的民族，言論等同了行動，理念取代了現實。也許，中國文化需要沖淡理念和理想，而增多一點務實的色彩。

若瑟李維新和米高奧城堡的批評很有見地，在今天我們不難找到活生生的例子，中國大陸人既要學習美國卻又排斥美國，一方面不少中國大陸人極力爭取留學美國，另一方面卻出版了“中國可以說不”和“中國為什麼說不”等反美書籍。

我無意妄自誹薄，中華文化屹立五千年，自然有其過人之處。但中國文化亦有弱點，在這裡我只是希望舉出一些美國人的批評例子，以刺激起我們的反省。

1998.5.10 寄自美國鳳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