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們得捫心自問—— 我們是否因反對帝國主義和一切種族主義而成為拒絕談論人類合作的人？或者說我們是否提出了尊嚴的概念而一夜之間變成神經質的“民族主義鬥士”？ 是否因我們的憤怒、我們的爆發和我們受到的責難而使得我們刻意去樹立許多異端，從而使我們和持不同立場的人“斷沒有朋友可做”？ 是否因抱定我們的觀點、咬住我們的結論而成為漠視人類規律，從而成為反對世界融合的人？ 是否因呈現了那些無法彌合的鴻溝，令我們領略了人類鬥爭的冷酷，使我們的爆發點變得傾斜、我們的“矯枉過正”變得絕對？任形勢把我們推向“泛中國主義”或者“泛亞洲主義”的俠士位置？ 同時我們也會捫心自問—— 是否會因為我們成為世界各國新聞工作者的關注對象，成為學者、政治家們議論的話題，我們就趁勢改變掉我們的顏色，就像香港傳訊電視臺要求的那樣——變得西裝革履、滿口名詞、喬模喬樣，從此精雕細琢，不再粗糙，被那些富有經驗的策劃人所包圍，成為對一切問題有發言權的“神州新一代”的代言人和“政治理論家”？ 是否會，當時勢把我們推到了更大的場面，我們因此就變得羞羞答答，東刪西改，急切地把《中國可以說不》同那些規範的學術“接軌”？ 前段日子，一位我所尊敬和愛戴的老師(幾年來他一直關心著我的進步)打電話告誡我說：“你呀，平時為人挺厚道的，這下成了漩渦中的人物，可千萬別走火，弄得樂極生悲喲。”言外之意，這事可能會因為我的糊塗而走形。我承認：我得繼續學習，努力進步。我們也敢說：我們充滿著正義精神的發言從未在任何一個人面前丟人現眼過。這是因為，我們沒有視之為純個人之間的鬥法鬥智，而是視之為民族立場與異端力量的抗衡。這種抗衡，不僅發生在外交、體育、文化、經濟等交往中，而且充滿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和民間交往。 為什麼總有對抗？ 因為總有鴻溝。 我不明白為什麼有的人一聽到“對抗”這個詞就鳴喧?喊： “不得了啦，又在逆世界潮流而動啦！”我將專門辟一個題目來講“對抗也是人類交流的重要形式”來講這個問題——真理是需要對抗來辯明的，謬誤也需要對抗來顯現。 近兩個月的抗辯使作者們明瞭：對於美帝國主義和西方應聲蟲來說，他們對中國以及中國人的指責是不需要有什麼對錯的。我來自重慶，你來自貝爾法斯特；我的生活軌跡是饑腸轆轆的文科復習生、不可一世的大學生、成天唉聲歎氣的窮教師、滿臉晦氣的廣告業務員和報紙、期刊的投稿人，年過二十八歲便過早地成為生活的奴隸，結婚生孩子，嘔氣吵架，喝點小酒，談點大事。很想周遊世界，但沒有護照，只有床罩。而你從懂事那天接受洗禮，九歲時在大街上溜旱冰、在花園裏跟鄰居小女孩接吻，到海德公園搞政治抗議；作為綠党成員，你到千里之外的海域拯救鯨魚，在拉瓦爾品第你為大街上的乞丐蹙眉，在安卡拉你為庫爾德人的處境而憂慮；酒店裏10點鐘之後沒有熱水，你寬容地一笑，銀行門口一群兌換外幣者圍注你，你無奈地歎息。這就是你和我每時每刻無所不在的差別和——分歧，那麼我們幹嗎要費力地試圖達成“一致”呢？我知道很多中國人想和你們“一致”的，做你們的公民，享受和你們一樣的福利和保險，有體面的工作和優裕的收入——然後和你們一樣，去關心孟加拉水災和盧旺達戰火，然後再一起高唱“全人類的利益高於一切”。而此時當我們的歷史感有衝突時，我們怎麼可能一致呢。 我們心裏的中國——她潛伏於我們的體內和四肢。我在遼寧省的一個穀場上剝玉米，笑看孩子們在灑滿陽光的山坡上偷山楂；我在重慶市的一個單位裏辦辭職，彙人大街人流中去看球賽。我們為特困企業捐款，我們向肉攤收稅；我們和領導吵架，我們送愛人去特區。我們沉浸、沐浴、酣酩其中的中國和你們所謂的“中國”怎麼可能一樣？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之間怎麼可能“一致”得起來？ 你們眼裏的中國，是機票在漲價，高層有信號，運動員在服興奮劑，刑訊室裏發生拷打，知識份子受到“監視”；你們認同的是一個形態“奇迷”的中國，一個上層“內幕”不斷、底層“自由”有限、邊疆人民困苦、民族風俗野蠻的“童話”般的中國。 都到這份上了，我們又怎麼可能“一致”呢？ 那一天，我正在抨擊著“你們”的新孤立主義，美聯社的記者猛然抓住我揮舞的手，懇求道：“可以提一個要求嗎？——請不要說‘你們’、‘你們’——是‘他們’。”我啞口失笑，“好吧，不光如此，他們的新孤立主義甚至對美國偉大歷史也是排斥的……”我繼續說下去。 不管採取什麼樣的人稱，“你們”也好，“他們”也好，反正是屬“們”字規模的，人數空前，直至斥億。《說不》已經指出：反對中國不是一兩個國會議員吃飽了撐出來的舉動，它來自群眾性的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僧厭和指斥。蘇曉康說：“反美在中國已經成為一項時髦。”我們也在《洛杉礬時報》這樣反問：“你怎麼沒有看到反華從1989年以來在美國社會中一直是一項時髦呢？”只要大選臨近，國會中的某個政治新秀或者老鷹大義凜然地站出來斥責中華人民共和國，你肯定能聽到舉座歡呼和掌聲雷動的反應。這就是現實，得了吧，我們還能指望什麼“促進友誼，增進瞭解”？ 我們曾經指出美國民意中普遍存在的孤陋寡聞和閉關鎖國傾向。兩個月後，《衛報》駐香港記者赫安雷在長途電話中對我說： “其實美國國會和美國人對中國是不感興趣的。” 不，他們是感興趣的。尤其是當這樣的消息傳出——所謂“大規模地秘密屠殺嬰兒”、“人體器官移植”、“向伊朗出售導彈”、某人被捕、賑災款項“被貪污”這樣的“新聞”被炮製出來後，中華人民共和園才能夠榮幸地走上美國新聞的頭版。美國的新聞版面隨時都可以給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好消息”騰地方——最好是慘烈的天災人禍，“省份自治”、政權分裂、“來自內戰前線的報導”、血腥的民族仇殺、大規模的階級社會報復，這樣的消息，主編們完全可以大筆一揮在頭版頭條位置立馬兒公佈，時間嘛？一兩個星期都行，再長點？晤，恐怕有點太那個了……公眾的胃口已經快倒了，拳擊手婚變的消息還等著發佈呢。不要指望中國會有更好的待遇。 也不要指望中國社會經濟的進步能夠在哪怕第十二版能被刊載一個比較好的特寫。 因為這個正是他們“不感興趣”的。別一廂情願，當心碰一鼻子灰。 當我們友善而認真地關注著西方的情緒時，他們又有什麼時候關心過我們的情緒？ 我有一個闊別多年的朋友，他比我晚分配一年，他在市區的一所高等學校工作。而我則不幸流落到深山裏的一所廠礦學校教中學語文。我們在大學裏一同下館子，摘同學會，郊遊，到女生宿舍串門，在共青廣場上裝狼嗥——總之是非常難忘、充滿著溫暖感受的回憶。我臉色蒼白地度過我大學後的單調的工作時光，沒有人給我寫信，而我在心底追憶著他們，在凋敗的環境和寒冷的冬天裏追憶著大學時代和朋友們，追憶著那精神上的伊甸園時代。 那一年，正流行毛阿敏的一首歌曲： “你從哪里來，我的朋友？好像一隻蝴蝶飛進我的窗口……” 我的門響了。打開門，我熟悉的親切的面容出現了。可以設想我當時的心情，我張羅著到廚房給他弄吃的，眼睛眨巴著差點溢出淚水。然而很快我發現——此“蝴蝶”已非彼“蝴蝶”也，他根本不關心我這一年多在幹什麼、想什麼。他根本不要聽。他只是絮絮叨叨地談著他自己，他大四時的戀愛史和頓悟感，他的單位福利多麼好，他在新單位如何被器重。當我懵然聽他講完這些後，他心滿意足打著酒嗝走了。在收拾杯盤時我突然感到莫名的憤怒！這簡直比不給我寫信、不來看我還要傷我！——他無意中表明：他已經對我不感興趣了。我們終於自此以後情斷義絕。 所以嘮嘮叨叨地坦率表明中國是如何的無害、如何純潔無理地追求同“他們”的和平共處、友好合作，基本上是徒勞無益的——因為他們對中國所追求的一切不感興趣。當我們在外交中幾近於“掏心”式地解釋我們為什麼這樣做，我們為什麼那樣做，我們有什麼苦衷時，他們總是半閉眼睛似聽非聽。只有這個時候他們才會猛然掙開眼睛—— “喂？你們想進口這種軸承？不行不行！巴黎統籌有明文規定的……” 讀者切莫以為我是處在一種受虐的臆想之中，也切莫以為中國僅因為是意識形態迥異才招致這樣的不公平的。“不公平”？沒有什麼公平不公平。你國力弱，你種族差異大，你喘出的“氣兒”跟他們的不一樣，總之只要你的形態跟西方有所不同的話，那麼，他們壓你，卡你，拽你，就是最大的公平。你的一切辯解和溝通的努力，在這種前提下更像一場早已擬定好判決的法庭辯論會，除了為你增加一層令人同情的色彩和一閃而過的惻隱之外，你只會看到法官茫然、空洞、急欲下班的眼神。 所以這就可以解釋，百年以來，為什麼當中國的書生們目睹一切異族的欺淩，總要痛問蒼天——“中國何時才能強大？”所以我們每次都要跟那些美國記者們說同樣的話：“你們不要以為制裁懲罰了中國政府，我們會感到高興。任何一個有正常感情的人，絕不會容忍別的國家來毀滅我們的經濟夢想，也絕不會容忍我們深厚的歷史文化和文學情感被外來文化所吞噬！” 我們應當重估分歧。 不應使“求同存異”成為‘句空話、套話，或者成為掩蓋對抗本質的遮羞布。 我讀過許多散文小說中描述中國人所謂“不辱使命”、“發揚國威”的拙劣片斷。那些寒酸的文人們，經常把外國人想像得跟他們一樣寒酸。比如一個中國人用流利的外語引用他們的文化成果來裝點知識，表現出東方式的俏皮，老外們就會“泛起一陣驚歎聲，然後豎起大拇指：Good，Good，中國，了不起，了不起”。在這些文人筆下，中國人似乎總在取勝，隨之而來的是社交上的成功：資本家的女兒迷他，顯赫的職位等他，偉大的事業期待著他，但是，唉，苦難的祖國卻在召喚他……我不是說這種廉價的道德公式基本著眼點有什麼不對。但是為什麼老是產生這種廉價的思想呢？——老是用這種夢幻般的公式來麻醉同胞，老是造成這種印象——海外的中國人總在理想人類精神照耀下前進，而輔佐他們、栽培他們的外國人總是純純的、憨憨的，可以隨意被中國人所感染或驅使的。 好像只有在那裏，人類合作才能毫無羈絆地實現。好像只要中國人爭氣一點，一條毫無痛苦的走向世界之路就展開在你的面前。如果都是這樣，那怎麼解釋我們的同胞在那裏受折磨的事實呢？ 大約二十年前，成都的一個小禮堂為美國電影界人士放映了一部歌頌赤子之心、渴望中美友好的電影《第二次握手》。劇場裏的美國人笑得前仰後合，不可開交。在那部令人羞愧的影片中，女科學家“丁潔瓊”過著美國人都難以想像的超級生活，嘴裏念著牛頭不對馬嘴的臺詞。中國小導演一廂情願的大現形，中國人天真稚拙“美國夢”的無心流露，好像從那個時候已經顯出一點意思來了。 一種說法廣為流傳，被報章引用了幾十年，越引用越走形：五十年代美國一位將軍說——願意以十個師(一說五個師)換取一名毅然回到新中國的科學家。這種說法為什麼被普遍地欣賞，也頗值得我們玩味。實質這就是一種別人哄起來的自大而已。人家就是那麼一說(只是說出這麼一個道理)，咱們就跟著起哄，認為中國人真的就那樣精明到頭了，以後中美打交道我們自然有大便宜可占。這種小國寡民式的自我麻醉天真到理論和現實不分的地步，實在應該讓我們好好地低頭思量一番的。 因為最嚴峻的事實是：儘管現代史上我國的傑出人物在別國得到了欽佩和讚揚，然而並未由此改變中國充滿晦氣的歷史，也未改變大多數中國人在深夜裏無奈歎息的命運。 如果說這一切首先怨我們的話，我認為我們的罪過是太相信西方列強。“把外星人想得太好”。 我們過高地估計了我們在“他們”眼裏的位置。同樣地，我們過早過濫地將美德推及於人，所以在民族心理上出現了“防”的衰變。 南京大學時殷弘教授在《西方對非西方：當今美國對華態度的根本原因》裏這樣寫道： “美國……不喜歡任何一個真正富強、不肯唯命是從的非西方大國。也就是說，這裏除了意識形態、地緣政治、經濟利益等原因外，還有文化心理和種族心理方面的原因。……除19世紀末到本世紀20年代西方曾接納日本為列強之一、試圖與之共掌世界權柄以外，西方世界可以說從未具備過真正容納一個非西方強國的經歷和經驗。……西方對俄羅斯的態度就很能說明問題，即使從亞洲人的角度看，俄國在宗教、文化和種族特質方面仍屬西方。 “種族特質和文化心理的差異，加上國力的強弱，很容易被幾百年來習慣西方優勢的人們拿來當作區別敵友或確定異己的標準，哪怕這樣做往往是潛意識的。” 應該說，通常是潛意識的，很大程度上是潛意識的。因為我們從未聽過哪個西方國家的政府公報、黨派宣言、領袖間可供發表的信件中這樣提到，也不曾聽說哪個“戰略司令部”真有這樣的計畫。《說不》中的一些個冒險而真實的推理也被寄予了這樣的“殷切期望”——拿例證來。這其實何嘗不是個套子，逼著我們往“學究”堆裏拱？逼我們楞裝成大頭鷹，什麼亨廷頓《文明衝突論》這樣講，誰誰誰又那樣說。誰也別指望把我們拖出去，像阮小二那樣把李逵騙入潯陽江。我們可精著?。 也許只有一百年之後，美國人願變成中國人，中國人願變成美國人，都不會招致任何閒話。也許只有那個時候，中美兩國才能像“胞波”那樣的親善而無猜，兩國人民走親戚才能像中國邊民到緬甸那樣的稀鬆平常。在數百年形成的文明差異這樣一個巨大前提下，任何一種不切實際的“天下主義”的企盼都是一種奢望。這不是煽動仇恨、懷疑和對立，而是基於對現實的尊重。巴基斯坦前總理布托回憶道：他幼小時在喀什米爾山區玩耍，突然感到非常口渴，他欲向賣水人買一杯水喝。而賣水人則問他是什麼教派，他如實回答了以後，賣水人把那杯清水潑到了地上。這個相當極端的例子使我們看到民族衝突中最黑暗的一幕。這種黑暗的現狀能夠將我們從陽光明媚的半空拉回大地。 毛澤東當年給了齊奧塞斯庫一個面子，齊苦口婆心地勸：中蘇不能再僵下去啦，希望能探討一下重歸於好的可能。毛回頭問秘書：“我當時開列的時間表是好多年？”秘書答：“一千年。”毛遂告齊：“你既然大老遠來了，我也寬宏大量些吧，九百年後再談中蘇友好的事情——你看，我一讓就是一百年?！望大總統胡亂將就則個。” 其實毛澤東的話何嘗不是出於無奈？ 我講這一些的意思，只是想告訴我們親愛的同胞，感情不要太氾濫，熱臉貼上去，只能導致人家避你避得更遠。不是我們要做什麼，而是他們懶得做什麼，如果我們不想“食多嚇跑了鳥”，就讓美國這只大鳥呆在那兒吧，刻意去“求同”還不如無為而治的好。對美國人來說，中國的身份可疑，你去費力辯明什麼呢？中國人有了越來越多的和老外打交道的機會，雙方之間可能很隨便，什麼都敢說，什麼都敢拿來“開涮”。日出三竿，世界溫暖，真幸福快樂喲。但我們不相信：假如說因為我們之間的資訊暢通無阻，他們就可能視我們為他們中的一員。或者我們可以長期融洽，永遠笑聲不斷，這個道理就像美國人把北京話說得再好，我們也絕不會當真視之為北京人一樣。這就是一種無奈，我也相信人類學家也不會因這種無奈而憂心如焚。誰也不會急吼吼地去彌合鴻溝——人類有許多事要先做，中國事情會更多。中國的迫切心情就像越劇演員徐玉蘭的著名念白—— “我來遲了——” 十年前我看《世界之窗》上刊載一個土耳其人在德國的遭遇：他在德國工作好些年，然則苦惱的是德國人不能認同他。有一天，在一次很融洽的氣氛中，他買了啤酒請他的德國工友們飲用，大家都很高興，這時，土耳其人認定“融合”的機會到了，他趁勢坐在德國人旁邊，德國人卻說： “走開，你這個土耳其人！你嘴裏一股大蒜味！” 我亦讀到過“孤島時代”一位作家的小說，寫的是一位歐洲人在上海同一戶中國人做鄰居的故事。中國太大見這歐洲青年挺可憐，便邀他來家裏吃了幾次小飯菜。中國家庭和這歐洲人相處甚洽——那歐洲人也自覺，每回都帶些熟食來：可是漸漸的，歐洲人有點像蹭飯了，因為他窮——窮就是罪過，因此這家人開始煩他。他們找了一個方式對歐洲人說“不”，可是時機沒選擇好，他們正把飯菜藏掖起來的時候，歐洲人正巧端著一盤香腸進屋。他看到了這一幕，變得臉色蒼白，他匆匆地將那盤香腸放到中國人的飯桌上，低著頭出去了。 中國人很慚愧，那太太去敲他的門，小聲問：“過來吃飯吧？”裏面一個非常淒慘的聲音回答：“我已經吃過了。” 這真是教我很難忘懷的辛酸場景。人窮就沒有什麼尊嚴可言，管你是哪國人。而對於眼下的中國來講，她既是西方的異己分子，又雄心勃勃地在世界市場上爭取更多的配額，人家不恨死你才怪呢。 不要說我把現實描寫得“一團漆黑”，不要因為道出了人類差異及人類鬥爭的嚴酷本質就大驚小怪。中國究竟該不該有欲望？如何看待西方壓制中國欲望的動機？我想：這應該是我們跟他們之間的最大分歧。 平心而論：宋襄公應算是全世界“費厄潑賴”的最初執火炬者。他斷然拒絕參謀官“半渡而擊之”的建議，堅持俟敵軍擺好陣形後才開始決戰，這種做法，幾近人類思想能夠達到的最高道德境界。其實有時候智慧和聰明看起來幾無差別，但我仍然堅持：如果採納“半渡而擊之”的戰術並大獲全勝，則是聰明的勝利——如若宋襄公的決定並不影響戰爭的勝利，並且能夠幫助他鞏固春秋霸主的地位，那麼這場戰爭將成為智慧的勝利，並將深刻影響人類未來的思想。偉大和可笑只差了半步。 但是，現有的、按照西方程式編排的“國際秩序”，是否真正體現了人類競爭的最純粹的“費厄潑賴”觀念？ 西方人歷來認為最大的公平就是弱肉強食，有時我也情不自禁地苟同這一觀點。儘管——當我剖析這一切時，我有一種作繭自縛的強烈感覺。因為，處於“半渡”狀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除非對岸是宋襄公，否則永遠是無法順順當當抵達彼岸擺好“費厄潑賴”戰場的。於是這一切就值得探討了：既然知道了對岸絕對不可能是宋襄公，那麼為什麼要求中國急急地進入別人設計好的“新秩序”之中呢？為什麼中國不可以提出抗辯：我們還沒有排好隊形，你們就開始搖小旗，鳴鼓而攻？你們的一切所謂“新秩序”，都是掘好的為中國人準備的陷井——至少從客觀意義上可以這麼講。總之，你們不願意中國笑眯眯地站在世界大國之側，而是希望中國在貌似公允的“費厄潑賴”之下喪失更多的發言權和檢索權，以及利益的追溯權。 一個強大而民主的中國真的符合美國的利益嗎？西方記者喜歡將這個問題顛倒了來問：“難道你們認為把中國搞亂了，搞垮了，對美國有利嗎？那時對美國來說也是很麻煩的嘞！”如果我們猶豫片刻，表示出對這個問題可以有某種認同或可以再研究，那麼他們會眉頭一挑：“你看嘛，美國並不希望一個動亂的中國出現，所以我認為一個強大、繁榮、民主的中國是符合美國利益的。”如果都以非A即B、A假則B真的邏輯看待問題，那麼中美關係中的一系列麻煩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美國對華政策是矛盾重重的，這種矛盾不僅是美國國內政治觀念分歧的產物，而且可以不樂觀地講：當你看到全美國政治勢力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現出的同仇敵愾時，你完全可以得出結論——哪一種趨值會更大些。所以這種上升著的矛盾——讓我們越發感到遏制之矛正在刺穿理性之盾。 是的，可能一個動亂、分裂、貧困的中國會給美國帶來麻煩；但對他們來說，這種麻煩出了也就出了。“既來之，則安之嘛。”蘇聯解體、格魯吉亞內戰、阿布哈茲戰火、車臣戰亂，美國不是照樣過來了嗎？老美不畏亂，奈何以“亂”懼之？美國什麼大世面沒見過，蘇聯那麼大個兒，都給收拾得服服貼貼，你中國算老幾呀？ 我們承認，中國走向改革開放是出自痛苦的歷史反思，用句流行的話說，也是在“檢討歷史”——我們自己的動亂歷史和我們的淩亂腳步。毛澤東三十多年前就預警過中國有“被開除球籍”的危險。當我們走向世界時，我們帶著一種慚愧的心情，並且收斂了一切的夜郎自大，甚至不惜自輕自賤。我至今認為：柏楊的大批判對中國人來說是有百益的。中國人也要有“謝罪意識”——對那些在貧窮中呻吟的人們，對得不到很好照顧而發育不良的孩子們，那些本可以成為體育明星而如今卻作為木訥的農村家長苟延殘喘的人，那些本可以成為優秀的市長而現在卻是不得不為“轉正”而奔波的民辦教師。你們看到的是一個慚愧的中國，一個收斂了攻擊性而變得溫柔的中國。但那種慚愧心不是對著別國人民的，我們對別國人民沒有欠什麼情。——六十年代在四川，一群瘋狂的饑民不顧軍人的鳴槍警告扒開了卡車上的糧包吞食生米，當他們看到糧包上寫著發往越南的宇樣時，便用悲號著的聲音勸阻他們的親人：這大米是給越南兄弟的，餓死也不能再吃。我們回去吧！——相信每一個中國人目睹這一場面都無法抑止住自己的感情。所以無法在滿目瘡痍的起步中侈談中國對全人類的貢獻。中國經歷苦難之後需要開一開小灶，給自己添點營養品了，中國顧不上別人，要給自己的人民“吃米飯、住瓦房、穿綢緞、喝肉湯”了。中國應強調追求國家民族利益是自己對外戰略的邏輯起點和根本任務。實際上，每個國家都在這麼做的。我們開始了以自我為起點的算計，我們也尊重了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費厄潑賴”的事實，如我們的勞工付出了比美國工人、日本工人更艱辛的勞動，而只能從美國老闆、日本老闆或別的老闆那裏得到相當於他們在國內應付的二十分之一、十五分之一的工錢，從我們的政府到我們的勞工卻對他們笑臉相迎，真心感激他們的賞光，我們振臂歡呼他們過來剝削，劉少奇四十年前在天津說：“剝削有理，剝削有功！”所有的親愛的外國資本勢力，來吧，開放的中國盼望你們剝削。要奮鬥就必須有犧牲。我們還有那麼多的工廠等待開工。在我的家鄉重慶，若干工人每月只能領取價值幾十斤大米的救濟，湧現出一些非常令人悲痛的事件和現象，幾十年來在中國享受非常自尊地位的工人階級，正在無情的市場法則前處於無所適從的境地，可謂“念茲斷人腸”。可是為什麼自1992年世界銀行的報告一出來，西方的腔調全變了呢？一時間我們就是第三經濟大國了，這回不行了，你不能混在他們一堆裏要優惠條件了，你們得跟我們“費厄潑賴”。你是老三嘛，坐過來，你看，老三，這事咋辦？老四和老五都說你做得不對呢……甭跟我搞“勸進”！你不是孫權，我也不是曹操！世界上哪有這樣的“第三經濟大國”？一個工人辛苦一月所值只是兩件中美合資的襯衫，一個普通工薪族一周的收入只夠下一次飯館，這算什麼“實際購買能力”？ 匆匆地，不加辨別和心悅誠服地加入他們的體系和思想是有害的，他們的體系中埋伏著殺機。我們知道：不可能一切都遂中國人的心願。我們將以我們的重大犧牲為代價換取中國復興的最後機會，但他們不能要求我們像西方七國那樣搖擺著身子同他們“費厄潑賴”。戰後日本的第一代著名女記者波多野美奈子從東京飛來北京，我問她：“您二十年沒來中國了，您覺得中國的情形像哪個階段的日本呢？”她笑吟吟地脫口而出：“六十年代。”這就是波多野美奈子才到中國幾個小時的印象——在中國最漂亮、豪華的地段看到的印象：氣勢宏偉的首都機場高速公路、繁華的東單商業區、富麗堂皇的天倫王朝飯店，這裏有巨大的穹隆、五彩繽紛的噴水池和歐洲的歌劇音樂。她還沒有看到重慶解放碑附近陳舊的居民區和簡陋的小吃攤子，沒有看到長城腳下大汗淋漓的打柴人，她就脫口而出：“六十年代。”乖乖，我恨不得勸她別再去看其他地兒了。 而一旦中國不願鑽套，一旦中國脖子梗起來，有點不那麼聽他們擺佈，他們就開始嚷嚷著要遏制中國。湯正宇拍著英國《經濟學家》的封面質問：“這不是遏制又是什麼呢？”——那位作者從倫敦飛來北京，在建國飯店裏逐字逐頁地解說他的本意，急得眼睛都鼓了出來——一時間我們笑了起來：挺可愛的一個老哥們嘛。但是否因為他解釋過他寫作的本意——“歸根結底不是遏制，”我們就把所有的不愉快煙消雲散了呢？那麼大的一個封面，那麼醒目的一個標題，怎麼可能否定得了呢？況且遏制中國這種理念，也不是始作俑者出面否認就可以煙消雲散的。這也不怪他，本來他表達的就是一種濃厚的思想——這種思想來自戰略思想庫、影子內閣和交易所。然而在這一切一切的背景下，“費厄潑賴”又算是哪家的“費厄潑賴”呢？ 英國人闡述了一個非常荒謬的觀點：鴉片戰爭對中國有積極的一面，因為中國不願加入世界貿易，拒絕“改革開放”，於是乎免不了打，沒什麼公平不公平可言。香港的教科書把鴉片稱為“特殊物資”——好像這麼一改，大規模以武力傾銷毒品的國家罪行就可以變成向中國傾銷頭痛藥和鎮靜劑的貿易糾紛了。這一切，似乎都是為著故意去惹怒中國人。我認為我們首要的不應該是單純地生氣。看看眼下的世界，可生氣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每件事都要生起氣來，那會怎樣一個“慘”字了得？——最近謝晉為香港回歸正拍著一部《鴉片戰爭》，我覺得屆時倒可以去看一看，看一看西方當年是怎樣建立世界秩序的。 同樣是侵略戰爭，西方沒有像日本和德國那樣受到懲罰，據說這樣符合了一個道理：為強制建立一種新的人類秩序而犯下的罪行不可以當做“罪行”來對待的。就像英國早期原始積累的“羊吃人”和美國血腥的西進運動沒有人要求懲辦罪犯一樣。這是歷史的一種正常形態。歷史好像也沒有刻意去追究哪個特定的人或政府的責任。這種成者王侯敗者寇的冷峻歷史觀造成了什麼樣的後果呢？——世界從此兩極分化。如果當時建立人類新秩序的原初意義是對的。那麼，時過百年之後，世界的窮富格局基本上還是當初的那個樣子。我們不禁要問：那些對中國要求更多補償和更多照顧的指責難道是特別有道理的嗎？我們對現代的這種國際秩序發出的深刻懷疑難道不值得西方老爺們捫心自問嗎？西方難道不對第三世界的階級搏殺、戰亂動盪、離心勢力的風起雲湧負有最大的、最不可推卸的責任嗎？ 一言以蔽之，我們從歷史沿革方面得出了反“費厄潑賴”結論，難道還是“不顧事實”嗎？還需要多少事實、多少屍骨、多少饑餓疾病者的眼淚把那種血淋淋的教訓重新演示一遍？ 是的，百多年來，幾乎所有的非西方國家都嘗試過走西方之路，都被迫以犧牲為代價進入西方的規則之中。有什麼辦法呢？不進入只有被淘汰呀。可是一旦進入了以後就發現這是一個很欺負人的規則。於是開始懊悔但不能退出(退出就是倒退)。於是便發出修改規則的怒吼。即使在資本主義初期，它的血淋淋的積累也並不是沒有產生過逆動——空想社會主義誕生於對非人道的原始資本主義的批判，它造成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深刻影響人類生活的後果。一切修改規則的聲音，體現在亞非拉人民民族獨立戰爭和人民革命運動之中。這種戰爭和戰鬥是一個充滿悲劇色彩的過程，因為它是以國土戰火燃燒、資源嚴重浪費、專家大量流失、社會發展滯遲為代價的。正如我們看到的，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亞非拉國家在國家獨立、人民革命之後並未真正走向繁榮富強之路。因為我們喪失了與規則契合的可能，也因為我們為強調民族的自由尊嚴而不惜食野草為生，向西方帝國主義發出幾近悲愴的抵抗——我們的反帝就是為了維護這種尊嚴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從人類價值的終極意義上講：這是不幸的；而這是民族元首、民族領袖們不得不為之的，是廣大群眾崇仰的信念並且極力維護的。一旦我們以勤勞和真誠再度進入規則時，我們發現這規則對我們的歧見因鴻溝的擴大而加深了。而且亞非拉知識份子、經濟界人士和政治家最大的發現是：這種規則的狼性——即吞食弱小者的利益以壯大國際資本、維護少數國家的領先優勢，已經不再是吞吞吐吐羞以道破的秘密了。 那麼，這種規則下的“費厄潑賴”要告訴我們什麼呢？請回顧一下歷史吧，40年代美國政府與中國國民黨政府簽署的一系列合作條約，如《中美航海條約》、《中美通商條約》，條約的文本可謂無比“公平”，堪稱富國同窮國合作的光輝典範，讓崇尚自由民主的中國知識份子們熱淚盈眶。看看這些令人心馳神往的條文：中國人可以自由地到美國經商、開礦，美國人也自然享有中國境內的上述同樣權利；中國的輪船可以自由地在密西西比河及美國的任何一條河流從事商業航行，同樣很自然的，作為友好的交換，美國的艦船也可以在中國的河道上航行遊七……然而我們只是看到美國的布匹、美國的奶粉在中國肆虐，美國的炮艦上至重慶下至吳凇口大模大樣地遊弋，這本是很簡單的道理——中國人沒法去美國開礦山，也沒法把自己陳舊不堪的小火輪開到密西西比河。《一千零一夜》中一個愛搞惡作劇的富翁用空氣招待他的客人，他在空中劃拉一把，然後把手伸給他的客人：“你再嘗嘗這塊糕餅，要快吃！不然蜜就要流掉了……”以上的條款對於中國人來說是不是更像惡作劇呢？快來吧，親愛的中國盟邦，快來美利堅開礦；通航吧，不然蜜就要流掉了。眼饞嗎？歎口氣搖自己的小舟吧。可要小心點，美國大輪船過來了。 這一則故事表明了現代世界的“費厄潑賴”是怎麼回事。 所以我們性急的同胞動不動就主張“跟國際接軌”。一位長者對我說：“莫信那個東西！‘接軌？’接上去你才曉得撞了鬼。” 我們的某些同胞至今還對西方制定的“秩序”抱有幻想，他們也跟著西方厭棄中國。某種意義上，他們甚至比西方還要十倍地厭棄中國、他們覺得：中國的事已經夠麻煩了，再說“不”怎麼得了？“中國威脅論”已經使中國的國際生存環境很惡劣了，再說“不”，不是更要置中國於死地？我不認為這種維護西方價值的論調是高尚的行為，我也不怕得罪那些“正人君子”——我要說：這是一種“戀主”者的情結。 中國五位年輕作家最近出版了《中國可以說不》一書，反映了中國年輕一代對美國態度的改變。本文作者介紹了中國年輕一代對美國態度的改變，並分析了造成這種思潮日益普遍的背景。 《中國可以說不》是由五位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作者共著的政論集子，其中張藏藏、宋強和喬邊，年紀在三十歲左右，都是著名的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畢業生，屬於中國新一代的知識份子。 據報導，這部約35萬言的新書在今年5月出版後(初印5萬冊)，曾掀起爭購熱潮，成為北京最暢銷的書，並引起國內外媒體的廣泛注意。除了報章的推介外，還有對作者的專訪，以及即將在海外出版英文翻譯本和繁體字本。 筆者認為，《中國可以說不》能夠洛陽紙貴，吸引中國廣大讀者先睹為快，並非個別的偶然的現象，而是一種社會心理的真實反映，具有一定的政治意義。從這本新書中，我們可以窺視中國新一代知識份子的心態(政治意識形態)，尤其對於美國和日本在世界政治舞臺上的所作所為，表露了極其強烈的不滿情緒，更可以“把它看成是廣泛的民意的映射”。 由親美轉變為反美 他們首先追述自己的心路歷程：在八十年代初即走進“親美情結”，“絕大多數學生是以美國的價值觀決定自己的價值觀的”，他們當然也不能例外。美國的自由與民主，美國的，總統選舉，美國的好萊塢影片，美國人的生活方式，無一不令他們羡慕與嚮往。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這種感情的根深蒂固是真實的，它不一定以十分狂烈的形式表現出來，而是以深沉的、持久的，甚至是溫馨的狀態，左右著我們認識現實的尺度，影響著我們的追求。”“要講尋根的話，我們的根全在美國——看到美國影片真親切！”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中國青年以好奇心理迎接西方文化，並且嘗試接受其價值觀，是很自然的事。然而，他們一旦瞭解真相，發現“美國並不美”，發現美國處處和自己的國家為難、敵對時，民族主義自然就取代了世界主義，“親美情結”終於被拋到垃圾堆裏了。宋強在1986年和巴勒斯坦學生代表的接觸，帶給自己極大的衝擊。他自我批評道：“我突然發現我們平素的似乎‘上進’的東西，其實是很勢利的，一個失去家園的民族，在為自己的基本權利戰鬥著，而在中國某大學的一個沙龍裏，一群太平犬卻在奢談著‘以色列的英雄’和山姆大叔的‘世界責任’……” 日本不宜成為常任理事國 到了90年代(即後冷戰時代)，宋強及其他四位作者既然看穿了美國扮演的員警角色的真正動機和各種霸權行徑，反美、仇美的思想感情更是油然而生，日益熾烈。這是因為從西藏問題到臺灣問題，從人權問題到武器出口，從人口政策到知識產權，從最惠國待遇到加入世貿組織，從爭辦奧運會到南沙群島爭端，身為當今唯一超強的美國都利用它們作為遏制中國的籌碼。在這種情況下，怎能指望中國青年繼續懷有“親美情懷”呢？去年一次民意調查顯示，美國是中國青年最討厭的國家，這與《說不》所表達的情緒不謀而合。如果美國不改弦易轍，不放棄遏制中國的政策，很可能進一步激發中國青年的反美情緒，再把美國視為頭號敵人！這可能不是美國國會和白宮所喜聞樂見的，也不是美國在亞洲的政治與經濟利益所在吧？美國為什麼，這是漠視歷史教訓，愛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呢？ 在口誅筆伐美國對華政策的同時，他們也不放過對日本的批評。張藏藏首先指出，日本對於二次大戰的戰爭責任，一直抱著“暖昧”態度：它既不願承認自己戰敗與無條件投降，也不願像德國一樣自我反省與向受害國負荊請罪，更談不上主動作出賠償，所以和亞洲國家之問的鴻溝始終無法填平。 他們認為，“中國為了實現與日本邦交正常化，其胸懷的寬廣是日本許多政治家所無法比擬的。”顯然，所指的是中國當初放棄對日索取賠償在戰爭中的慘重損失。這一做法不但沒有博取日本的真誠友誼，反而換得“恩將仇報”。近幾年來，“日本總是把背朝向中國”，經常參加美國的反華大合唱，如指責中國的人權狀況，為難中國的核試炸，暗中支援臺灣的分離主義，到處散播“中國威脅論”等等。因此，這位作者覺得當年中國放棄戰爭賠償，似乎是一種失策。“是否可以把這個問題先擱置起來、留待時機成熟再結算呢？”這是該作者對賠償問題的質疑、或許也是中國人的普遍心態，民間索賠組織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這個願望和要求。 尤有甚者，日本國內有人篡改歷史，把侵華戰爭寫成“進入中國”，試圖否定“南京大屠殺”，參拜靖國神社為法西斯招魂，已使日本的國家形象受損。而在國際事務中，日本向來唯美國馬首是瞻，或充當美國的馬前卒，完全不具備一個政治大國的條件。 基於以上幾點理由，本書作者認為“日本應該韜光養晦”，“在某種意義上，日本的無所作為就是對世界和平作出了貢獻。”換言之，至今為止，日本並不適合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中國也不應贊同它的申請。 五位作者眾口一詞地肯定，美國正在利用臺灣來牽制中國，企圖阻礙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甚至炮製“中國威脅論”，挑撥離間中國和鄰國的友好關係。而臺灣當局又仗恃美國勢力，並充當美國全球戰略棋盤中的棋子，更令中國人民反感與痛心。 針對美國出售武器給臺灣，允許李登輝訪美，他們表示了高度強烈的不滿情緒，並指責美國背信棄義、出爾反爾，違反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粗暴地干涉中國內政。 在中國進行軍事演習期問，美國國會中有人高唱“保衛臺灣”，美國政府甚至下令將艦隊開往臺灣海峽，“監視”中國的軍事演習。這更令作者們熱血沸騰、義憤填膺，向世人喊出“臺灣是中國的”，“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並且進一步誓言，為了國家主權的完整、領土的統一，為了民族的尊嚴和子孫後代的幸福，他們“要準備打仗”，因為“武力不僅是維護尊嚴的手段，有時候也是贏得和平的法寶”。華盛頓已有兩道陣亡紀念牆，分別紀念在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中陣亡的美國大兵，但作者宋強認為還不足夠，因為“將來若有那麼一天，美國人在臺灣問題上逼迫我們再奉陪一次，我們鄭重建議：在華盛頓建造一座更大更寬的陣亡軍人紀念牆，預備刻上更多的美國青年的名字。我們深信，那座大牆將成為美國人心靈的墓地。” 如果說美國當年從法國手中接管南越，並直接介入越南戰爭是一種錯誤的話，那麼，毫無疑問的，目前美國在臺灣問題上恐怕又犯了類似的錯誤，即忽視了民族主義所能發揮的巨大威力。以武力威脅中國，只能激發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並且迫使中國為了自衛而建立較強大的海軍力量——包括建造航空母艦在內。 北京政府再三聲明，為了阻止臺灣獨立，將不惜付出任何代價，看來的確具有廣泛而堅實的民意基礎，獲得了絕大多數中國人民(即使不是全體)的全力支持，所以是言出必行的。 中國必須儘快富強起來 愛國主義與樂觀主義洋溢在五位作者的字裏行間，他們對自己的國家充滿著自信心與自豪感。作者喬邊興奮地描述著中國的發展宏圖：“從1980年到1995年的15年中，中國完成了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的任務。……到2000年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可達1000美元……2025年達4000美元……2040年達12000美元。”接著他又強調：“歷史給予了中華民族發展的契機。不抓住這個契機迅速發展壯大，到頭來還要受人家宰割。落後就要挨打，挨打之後就更落後。這是歷史的經驗，中華民族自鴉片戰爭以來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為了徹底雪洗百餘年來蒙受的奇恥大辱，更為了避免再受西方霸權主義者的欺淩與壓迫，中國必須奮發圖強，儘快把自己建成一個強大的、統一的現代化國家。這不僅是《說不》作者的共同心聲，更是12億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筆者堅信，在此時此刻，這個共同願望主導一切，也壓倒一切。凡是有助於實現這個願望的方針、政策，都能獲得中國人民的大力支持。如果某些人認為：一党專政不會持久，中國即將分崩離析；“自由民主”將大行其道，中國即將“和平演變”，假人權之名行制裁之實，亦能引起中國人的讚賞與回應，那麼，他們最好到中國大陸進行民意測驗，切實瞭解中國民心的向背。 毫無疑問，在現階段的中國，人權、民主、自由以及其他的西方政治價值觀，絕對不會像“可口可樂”和“漢堡包”那樣暢銷！中國新一代知識份子的使命感與犧牲小我的精神，或許已不及老一輩人；但是，在他們的心靈深處，民族情愫、愛國節操始終居於重要位置，《中國可以說不》的出版及其獲得廣大讀者的熱烈支持，就是一個很切實而有力的例證。 《說不》的優點和缺點 《說不》深受讀者歡迎的另一原因，是其內容豐富，取材廣泛，實例很多，可讀性很強。看來作者們的確學識廣博，就連脫衣舞星狄美·摩爾的收入和麥克菲在新加坡受鞭刑等花邊新聞，都被本書引用，而且不忘稱讚“新加坡人的骨頭同樣是硬的”。 本書五名作者都是自由撰稿人，所寫的當然不是“官樣文章”，而是個人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完全不依照官方口吻說話，不屬於“遵命文章”，所以給讀者帶來了真實感與清新感。 本書和傳統的學術論著不同，完全捨棄令人討厭的注腳，取而代之是以多篇附文和附錄，作為立論的依據，其中包括《為什麼我們必須遏制中國》和《戰後美國軍事行動概覽》，都很有參考價值。 五篇文章雖是一氣呵成，但在書中出現不少妙語，例如：“美國誰也領導不了，美國只能領導自己。日本誰也領導不了，有時日本連自己都無法領導。中國誰也不想領導，中國只想領導自己。”“中國說不，不是尋求對抗，而是為了更平等的對話。” 本書作者似乎是“語不驚人死不休”，所以書中警句妙語處處可見，如“西方新聞自由，已經漸漸地被獵奇的自由、想像的自由、偏見的自由及歹毒的仇華心理所充斥。中國首先是邪惡和殘暴的——然後再設法證明這一點！……”針對美國當權者的對華心態，本書寫道：“既怕中國強，又怕中國弱(弱必窮，弱則首先有利於日本)。既怕中國富，又伯中國窮(窮就買不起美國貨)。既怕中國穩，又怕中國亂(穩必強、亂必弱，亂必窮)。美國對華政策矛盾、混亂，就來源於此。” 在大小標題的擬定上，本書以短句代替短語，其中有些頗具新意，如“蒼天當死，黃天當立”、“西方不亮東方亮”、“不死的麥卡錫”、“一些人看到杯子是半空的，卻看不到它也是半滿的”如此等等。 以上都是《說不》的優點。至於弱點，以下五點最為明顯：一是某些立論缺乏深思熟慮甚至過於草率、武斷(如預測不出15年，西方經濟必然要出大問題)。二是某些內容過於偏激，過於情緒化(如號召記住仇恨、抵制美國貨以及“實行無情的人民執法”)。三是內容缺乏系統性，各章節之問，各段落之間，連貫性不強，有時甚至變得支離破碎。四是遣詞用字不太講究，有些文句不經修飾，顯得粗枝大葉，結構不夠嚴謹，甚至不夠順暢。五是錯字別字屢次出現，如將“蔓延”寫成“漫延”、“基本權利”寫成“基本權力”、“心理”寫成“心裏”等等，也成為本書的瑕疵之一。 《中國可以說不》儘管存在一些缺點或瑕疵，它仍不失為一部值得細心閱讀的好書。對於正在或將要和中國政府打交道的人士，包括克林頓總統、橋本首相和李登輝先生，都應讀一讀這本書——如果他們真正尊重中國大陸的人民與民意的話。 我老早就說過：中國人喜歡在一些次要的問題上饒舌，但面臨重要事實時，他們的態度往往是簡潔而深刻的。當越來越多的各類意見擺上我們的案頭時，我們的態度是將所有的辭句、段落都認真拜讀一番。我願意告訴辱駡者：不要指望我們會像小公雞似的撲騰起來，不跟你計較倒不是因為出於講“風度”——因為我們有別的事要做；我願意告訴那些站姿傾斜、視線扭曲的批評家，我不會天真地懇求你重新擺正位置再撲過來，我深知這種“傾斜”是一種技巧，是你賴以養家糊口的手段；我也願以真誠的心告訴那些我們感覺到是“言之有物”的批評者——比如《亞洲週刊》社論的作者，我歷來認為正當的批評比起那些無原則的溢美更有助於我們接近真理，即使這種批評者開列的條目我們認為是必須刪除的。 美國前駐華大使李潔明試圖用“《日本可以說不》的學舌之作”來貶低《說不》的嚴肅意義。我們幾天後就作了回答，我們模仿著香港念白沖著老李說：誰學誰的舌，你搞清楚噢！——這是不辯自明的。我同意這樣的話：“中國政府歷來是該對美國說什麼就說什麼。”但我絕不同意這樣的結論：“沒有必要專門說‘不’。”什麼叫“沒必要”？難道你沒聽到茫茫人海裏的“Yes”信號嗎？難道你沒覺出楞逼著我國說“Yes”的擠軋嗎？我們吃飽了撐的，沒事幹，去搞《紅樓夢》的續書？況且一個書名、一個標題、一個意識，受別的書名、標題、意識的激發，這也是寫作的一個特點，這個最簡單的道理還需要我專門舉證嗎？ 所以我還是那句話：太沒意思，太沒意思。 一個人最痛苦的是要去回答一系列沒意思但好像挺有蠱惑性的觀點。張藏藏對我說：“這個工作得做，並非每一項工作都是吸引入的，也許工作本身就是枯燥的。”我抬頭看見了你們——親愛的中國同胞，委屈你們了，讓我們一起枯燥一番吧。 我長期認為美國人最有幽默感。我不知道是文化差異還是別的什麼，為什麼許多批評都集中在《說不》不太重要或者說是一些“消閒性”的段落和辭句裏？這種情況，在我們同記者們打交道時尤為明顯。有一次不知誰說：“你說我是義和團，那就叫我新義和團吧。”哇！我的媽呀，記者一溜小跑跑到中國動態版面上大呼小叫：“義和團又來啦……”——不過這個我們今後確實需要注意一下，差異會帶來麻煩。據說王朔的小說在臺灣也沒有多少人能看懂。有一首詠王昭君諷漢元帝的詩這樣寫：“耳目之間尚如此，千里安能攘狄夷？”中國人之間都可能有誤會，何況老外乎？——我不會急吼吼地去澄清什麼“誤會”，做得受得，況且我們沒有做錯什麼。但是某些事情流傳得太歪門了，你又不得不使勁去擰一下，你總得跟讀者有個交代嘛。 比如喬邊寫四大發明的那一章，我覺得挺好的，憤懣的表達也挺到位的。他講了一個關於調查四大發明“知識產權”是否在美國得到保護的笑話。是呀，“誰保護中國的版權？”“這個帳又怎麼算？”這是一種見解，一種很有力量的反話。問一問怎麼啦？拿那些趾高氣揚的美國貿易代表們開一下涮又怎麼啦？我就是看不慣你！——喔喲，不得了，你看你那鼓噪勁喲，你不嫌累嗎？你可別嚇著孩子！那位“何方生”兄(我真懷疑他究竟是“何方生”？)不厭其煩地論證“知識產權”是怎麼一回事，他想像我們跟阿Q似的搖頭晃腦：“我的祖先比你闊多了……”然後再幽他一默：凶叉叉地撲將過來向全體中國人索賠愛迪生的專利：電燈、留聲機等等等等，以為寫出了大手筆，我猜他這時肯定把老婆搖醒：“大令，聽這一段，……這回他們肯定是欲哭無淚啦，哈———” 我的確欲哭無淚。我追思著一位古代的“才子”，他寫出“遠看城樓齒鋸鋸”的名句後陷入深切的悲痛之中：“看來像我這樣有才氣的人一定為上蒼不容，沒多少日子可活了，嗚嗚……” “何方生”仁兄喲，今後的日子怎麼辦，多惦量一點吧。 我倒不是因“何方生”的薄力而欺負他，應該說：他是有代表性的，儘管他不是一個稱職的代表——比他強的“稱職”的代表有一大撥兒，如蘇曉康、蘇紹智等都是。我為啥把他提溜出來說？是因為他喚起了我熟知的記憶——那種充斥著“階級仇恨”的年代極欲食其肉寢其皮的吞噬衝動，他使我想起了廣播——那種人類力量極端對峙的年代的“敵臺”，如十多年前我偷聽過的“自由中國之聲”和中越戰爭前後的河內“越南之聲廣播電臺”。 我點起一根煙看著案頭上那些觸目驚心的辱駡文字，那些不把我們批得體無完膚誓不休的“宏言大義”。突然想像起那些人的面孔——我猜：那些在語言的硝煙中與我們兇惡地撕擄的中國人，不管他們的作風和意識多麼叫我看不起，但今晚他們一定和我們一樣忠實而友愛地生活著。他們在疾書詛咒另一群中國人的同時，玻璃板下也許夾著愛人的照片，兒子學校的電話號碼。他們靠寫文章獲取收入——這收入也許就用作女兒的嫁妝、寺廟的佈施和水災難民的賑濟。一想到這些，我心裏甚至出現了溫情的蕩漾，所有的輕鄙和憎惡一?那不復存在了。 同樣的，當我看到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在藍天、國旗下行走，我總在想：他們中間有大職員和小老闆，有軍警和小偷，有為十塊錢小利從東城區奔波到西城區的人，有為一次早茶而一擲千金者，有失業者和專業戶。這樣的中國人似乎是幹差萬別的，他們也可能正在相互利用，也可能展開著智力和體能的撕擄，也可能在溫情中相安無事——但我並不認為這一切的差別會導致未來的分裂。即使他們中間出現人渣，我們也會治療他們、飼食他們；即使他們因觸犯刑律而被判處死刑，我們也會關懷他們，傳遞他們親人的口信，給他們熱水毛巾；當他們受死前爆發出恐懼，我們會給他煙抽，陪他聊天，細心地筆錄下他的遺囑。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認為中國人是無差別的。 但是，當那種中國人——他們和我一樣為人子、為人夫、為人父、為人婿——把環境和現實中的憤懣擴充到整個中華民族及民族賴以營養的國土、文化和社會形態時，我們是否還天真地以為：“差別”是可以彌合或無傷大雅的呢？ 中國是容易出奸逆的國家——漢奸是人所共知的詞語。 時下的中國，有的是“恨不得換掉自己的血”的人。也許只有中國才有過這種時髦：一個中國人在沙龍裏白眼鄰座：“甭跟我扯！美國才是我的祖國……”會博得支持的笑聲和語意雙關的掌聲，即使有人聽不慣，也絕對不敢言語。只有中國才有這種乖戾的空氣：不正常的被視為正常的，正常的倒長期被視作不正常的。當《河殤》的一位執筆人打電話破口大駡某報刊登石中先生《激情的陰影》(一篇非常客氣連“商榷”都算不上的文章——這是中國報刊界第一次對《河殤》表示不敢完全苛同的文章)時，我們哪里還看得到什麼“民族霸權主義”？全是“民族虛無霸權主義”！當那些親美的思想把持新聞界、文化界時，又有誰肯支支吾吾地指出來：“如真正替中國國家利益著想，豈能如此輕率？……”讓那些今天看到事情鬧大了，貌似公允地出來勸“說‘不’對中國只有百害而無一益”、“民族主義已經失去現實根據”、“西方沒有圍堵中國”的人，去他的吧！ 在北京的近兩個月裏，我聽到的很多事情令我強烈感覺到：《說不》中指出的“彌漫全國的親美空氣”並非誇大其辭，而是相反。我的意識深處曾有一個誤區：認為時下親美的主流僅是一些缺乏教育的“小毛賊”以及世俗社會的陋習而已。我錯了，我內心太溫和了，當得知介紹《中國可以說不》稿件在某報被從照排間撤下來的真相時，我突然感到一種惶然：我們幾位作者對美國說“不”，為什麼會招致那些中國人的不滿？我不會橡“大人物”似的置之一笑，相反，我會在乎這一切的。史沫萊特描寫朱德將軍面對報刊辱駡之為“赤匪”時的表情寫道：他神情憂傷地垂下頭來，呆滯、痛苦的表情宛如古代的悲劇人物。我們幾位書生模樣的作者照片刊在香港雜誌上，輿論稱是幾個“相貌純真”小毛頭，可以想像當辱駡加身時我們的心情。我們是人類，不是神仙；我本人口訥，不善言辯，我雖正在學會用良好的心態面對一切譏嘲和貶斥，但我們仍然不能面對那種躲藏於深處的尖冷安之若素——那種尖冷和怨毒可能就來自我的同胞和同行，我為遭受他們的痛恨感到不安。 但是我認定：假如有那樣一種中國人存在的話，他們也不會有更多更新穎的秘密的思想。他們秘密的思想的一部分——就是我曾經袒露過的我曾有過的思想，他們的其他的更高級的思想，就是“前精英”們正在暢所欲言的思想。 石中先生發表于上海《文彙讀書週報》的《新的老調子已經唱夠了，總得有人唱點別的》，其中有一段話被刪去了，而我覺得這段話是最不應該被刪的：“不允許批評美國，已經成了中國知識份子的‘政治正確性’(Politicalcorrectness)，誰違反了這個‘政治正確性’，便是大逆不道，道德敗壞，大家群起而攻之，立即將你封殺。”——我覺得這回還好，沒有被“封殺”。因為新聞是必須遵從規律和公意的。但面對前“精英”們和一些我長期敬仰的大知識份子，他們根深蒂固的以西方價值觀俯瞰中國的做法，卻不能不使我感到失望和鬱悶。 他們說來說去無非想表達這樣的意思：在一個全球走向開放和合作的年代裏，“說不”聲音的發出只能使中國走向封閉，並再回到對抗的老路。民族主義是落後的、狹隘的形態，容易演變為霸權主義和擴張主義，而這註定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而他們看沒看到？他們設想的這種反面結果又恰恰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外交竭力避免的。而又有誰曾經體諒過中國呢？面對一樁樁美國人公開欺負我們的事件，他們又何曾說過——“國際霸權主義不可取”呢？ 應預料到這樣的結果，當一些中國人發出對國際霸權抗議的信號時，會有另一些中國人跳出來幫腔——當然不是幫我們的腔，他們是如此迷戀“合作至上”而蔑視強調中國國家利益的說法，令我想起了半個世紀以前的一幫子中國人，他們也是以這種腔調來教訓憤怒的中國人的——“依激動啥名堂？國際聯盟自然曉得會來處理的。”我們忍不住喊了幾嗓子，他們就說：“當心會給日漸緩和的中美關係帶來不利後果。”活脫脫一個“友邦驚詫論”的現代翻版。 請回想一下，有多少年了？我們老是處在這樣一種狀態之中——羞於坦明我們自己的國家立場，為我們認同國家立場而感到不自在甚至是……“恥辱”！當你活生生地在國旗之下呼吸、勞作、投資、盈利的時候，當你在中國的秩序下生殖、運動、旅遊和閱讀的時候，難道你不視中國的法律、中國的國旗、中國的海軍、中國的體育隊、中國的貨幣和中國的白皮書為你的一部分？難道你不視你偽飾的大家風範為一種矯情？個人和國家的剝離，難道不是一種虛幻的妄想？我們不會刻意呼喚哪個人去做民族英雄——民族英雄輩出的時候，正是中國土地上山河燃燒的時候。——而在和平時代裏的我們支持作為常任理事國的中國、不結盟和致力南南合作的中國、開發南海的中國、致力於國土和人民全面統一的中國，為什麼要感到難為情呢？那些聲音低沉、斷定作者是“親政府文人”的人，那些作為“大知識份子”和超級“精英”的人，他們有什麼資格指責我們“親”這個“不親”那個？即使是按照他們的“政治正確性”和政治品德標準，《說不》的隨便哪一個作者不比他們清白一百倍一千倍？他們有的人曾是左傾路線最狂熱的執行者，有的是整人專家，有的靠溜鬚拍馬以不公正手段取得學術地位著稱，為同事所不齒。他們以往的既得利益從哪里得來？用什麼手段得來的？恐怕他們比誰都清楚，他們比誰都聰明絕頂。當西方節節勝利，東方走向式微的時候，他們心裏的那本《戰國策》則已稔熟了，可以開始實踐了，於是乎他們幡然一變，登高一呼，好傢伙，一時間似乎“全國景從”。他們在大學學堂裏吃香，在閒人們的週末聚會裏吃香，在附庸風雅的企業家晚餐會上吃香，在海外出版物裏吃香。那些因對政治形勢看走了眼而呼喇喇失去權勢和地盤的知識份子，他們在百無聊賴的落寞當中像屈原維護楚懷王那樣維護著美國，更多的是出於一種需要而不是他們的政治節操。他們的痛苦已不能夠引起尊敬，他們滿懷戀主的哀愁，詛咒著經濟增長、雄心初現的中國，跳著腳誦念著“天靈靈、地靈靈……”希望中國按照他們在研究室裏描畫出的軌道運行，然後像開黑店的掌櫃那樣，在中國出現眩暈的那一瞬間跳將出來拍手歡笑：“倒也！倒也！”只要北京開大會歡迎他們，他們是什麼代價都願意付的——當然這代價是以中國為抵押的，他們不藉以中國的休克或坍塌為抵押，這就是他們新版“戰國策”的基本思想脈絡。 可惜，這樣的貨色還有幾人會目光駐留片刻？中國現在已不是政治冒險家的樂園，也不再是美國思想的理想推銷地區了，聽聽“傳訊”電視臺的主持人怎麼講的—— “如今哪個大學教師膽敢在課堂上公然講美國好，那他肯定要惹來一片噓聲。這幾年的變化真是不可思議。” 真的不可思議嗎？我覺得好理解得很。 美國人對這種變化負多大的責任？——說句不怕犯忌的話，我真可以湊到你耳邊嘰咕上那麼一句：“本來你們可以贏得選票的，可是，瞧你們自己鬧的……嘖嘖，這年頭我的話還有誰聽？” 長使“英雄”淚滿襟?。 有道是：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未來的中國是什麼樣的呢？ “西藏雪山王國”屹立在西部，它包括西藏、青海、新疆鄰近藏北的地區、雲南省的大部、四川西部原西康地區和成都市以及甘肅省的藏族居住區。 而“雪山王國”的北鄰則是以原新疆及寧夏、甘肅大部為主體的“東士耳其斯坦國”。 內蒙古則納入“大蒙古國”範圍，它的疆界南抵居庸關。 曾被人民唾棄的“滿洲國”在東北地區死灰復燃，這個“新滿洲國”將視對日合作為“新國家”的基本國策。——這個國家可能還要把觸角伸過大海，就像當年的東、西巴基斯坦那樣，將山東半島變成聯邦國家的一部分。 臺灣自然地，是一個獨立的“共和國”，這個“共和國”還包括福建省和富庶的浙江省的一部分。 兩廣也宣佈獨立，成立以香港為首都的“主權共和國”。 且慢！這還沒完。為防止將來有新的軍事強人或政治強人重溫統一之夢／在這些新的“共和國”與“中國”之間還會湧現出一些緩衝國和“自由市”，就像歷史上劉豫的偽齊國那樣的畸形“政治實體”。 那中國還剩下了什麼呢？ 未來的中國就正如我們在歷史地圖冊上看到的西元前的國家版圖，僅比商朝疆界稍稍大些。這樣一個無聲無息、無色無臭的“中國”安臥在被稱為“前中國”地區的中央地帶，楚楚可憐地朝著傳統的世界大國們咧嘴傻笑。它的領導人會說：“敝邦將一如既往地為前中國地區以及東亞安全做出貢獻……” 讀者切莫以為我正在癡人說夢，這幅未來中國的圖景也不是我描畫的政治受虐幻想圖，有人在描繪它。這幅充滿著匪氣的地圖在西方的出版物中公然招搖，它激起了西方普通民眾驚奇和有趣的反應；但是，決不能把它視作一種想人非非的童心遊戲和一般意義上的惡意挑逗，用“不禮貌”或者“瞎胡鬧”來一笑置之。我無意去用煽情的語言來製造“無謂的恐懼”或煽動仇恨。請看王曉東先生是怎麼說的—— “中國人究竟有沒有自己的國家利益？一些中國知識份子認為沒有，並認為以這種方式思考的其他中國人狹隘、封閉、不道德。對於這一論調，筆者想讓中國人聽聽西方人自己是怎麼說的。曾有一個西方記者對筆者說：中國的發展無論如何是擠佔了其他國家的地盤，因此其他國家出於對自己國家利益的維護，自然要考慮如何壓制住中國的發展，比如，分裂中國。我正在和他討論這個問題時，他的妻子，一個中國人，插進來說，你把問題想得太嚴重了，哪有誰想分裂中國呀(她沒有聽清是她丈夫的談話)。我說，這不是我說的，這是你的丈夫說的。她畢竟血管中流的是中國人的血，她憤怒了，說：‘這也太過分了！’但她丈夫說：‘不，不，這裏沒有對與錯，這是利益，沒有對與錯！’是的，這是利益，中國如果分裂，也許會像有些知識份子想的那樣，中國人過得更好了，但也有可能幹百萬人頭落地。而中國究竟是過好了，還是幹百萬人頭落地，這並不關西方的事，他們考慮的是他們的利益。我在這裏決不是指責那位西方記者，他是在講述一個事實，一個他自己不見得就在道義上認同的事實。他是歐洲人，比美國人坦誠，美國人則更可能大講特講他們這樣做的道義上的理由，就像魯迅先生說的那些蚊子，吸血前且得嗡嗡一番，說明它吸你的血是如何如何地正當。但在這裏我們也用不著指責美國人缺少道德，他們為自己的利益行事，這很自然，也很正當，只是我們中國人應該懂得這一點。” 是的，我們用不著為此去傾瀉什麼憤怒。不要老是質問他們：“你講不講理？”也不要大喊大叫：“好哇，這回可終於逮住你啦！”也不要熱衷於找對方邏輯上的漏洞、自相矛盾和荒謬之處，假定我們滿足於這個，是有害的，至少是於事無補的。我們不能寄希望他們按決鬥的規則跟我們“費厄潑賴”。就好比吵架——吵架實則是一種雙方都要努力分辨是非的過程，它還是有一種懵懂的求同幻覺在裏面的。 那麼是不是因為對方蔑視道義，我們則變得更加窮兇極惡呢？那也不對。 我真不明白“民族主義過頭了，勢必不借流血犧牲去追求本民族的利益”的批評從何說起？難道作為一名學者，他不明白中國的民族主義歷來是“內斂”性質的嗎？我們不惜流血犧牲來“維護”本民族的利益可不可以？ 我們再來談談國家統一問題。我們是唯一的處在民族和國土分裂狀態的世界大國(日本北方四島情況還不一樣)。你看，現在還沒有解決，特別是臺灣，情勢還不明朗。香港的回歸之路也並非是陽光普照的慈航，雖然我們國人已經在樂不可支地倒計時了，但看到沒有？英國在香港的最後一屆統治當局就像一個品質敗壞的承包人一樣，在香港內部一陣搗騰，令人想起路易十四的名言：“我死後，管他媽的洪水滔天。”《官場現形記》寫了一個師爺，平時盤剝下屬，臨交差時把帳簿打開，當著下屬的面說：“我把你的工資改了，給你們都加了一些，以後你們的日子就好過了，這也算我一點心意吧。”既落下個人情，又能使下屬感激涕零，臨行前還能多拿幾份程儀。一百多年以後，英國當局匆匆忙忙地把“民主”賜給香港人民，令明眼人看了直搖頭。這是英國人的一貫做派。翻歷史看看吧，當年他們搞印巴分治時就是這麼幹的。可惜這一套做派在中國這兒行不通。對於香港，我們有許多事需要做的。臺灣，也等待大中國的“次第春風到草廬”。我們還沒有一手一腳地解決完，那幅“前中國”地圖又冒出來了，哎呀呀，我們實在不可以掉以輕心呀。 應邀在“傳訊”電視臺“北京論壇”做節目時，張藏藏說：“臺灣問題，統一是前提而不是議題。”我亦說道：“那些人天天鼓噪著要搞台獨，我喊一嗓子‘不要忌言打仗’又怎麼啦？”我引述了江澤民的話：“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我提出我的見解：“但是，假如說一部分臺灣的中國人想通過冒險一夜之間變成外國人，我想：人們就不要指望這句話對前景有什麼約束。”“不要忌言‘準備打仗”，這話已經很書生氣了，我想不出我還能退到哪里去，退到“分裂比統一好”的高超學問中去？ 其實即使我不去“紙上談兵”，臺灣問題的解決也只能有一種結果：統一；兩種方式：和平或動武。我們只不過沒有回避武力解決的嚴酷可能性而已。 王兆國說：坐下來談，國號、國旗等都可以商量。我也贊成大前提不變的情況下什麼都好商量，只是到時讓我們唱“三民主義，吾党所宗……”怕是行不通。 《解放軍報》社論又說：“我們說話是算數的。” 有人責之為“一打一拉”。我們說：“一打一拉”怎麼啦？這就是“陽謀”嘛。別玩小聰明，看透了又怎麼樣？必要時，“國家霸權主義”還是需要那麼一點的。這話說出來是有點傷人，但總比到時候戰火傾瀉奪人性命好吧。臺灣的某些中國同胞不要抱什麼幻想。你又想坐視“台獨”，甚至去投票支持“台獨”，又不想招惹是非，世界上哪有那麼便宜的事情？ 打不打不是幾個書生能夠左右的，甚至也不一定是幾個政治人物能夠左右的，臺灣前景的線路其實很明晰。《水滸》中祝家莊老者告訴石秀：遇到白楊樹轉彎都是活路。“統獨”之爭就是臺灣居民的白楊樹，就看你怎樣決定方向，走哪條路。 這實在是一件沒有法子的事情，假如到那一天，大陸人民的焦慮程度不會遜於臺灣人民，他們的兄弟兒子女婿也會面臨犧牲，他們家園裏的稻田也會因無人插秧而耽擱好收成。他們在臺灣——還有老家的親人。 我們最近聽到一種說法，很感動，這種說法是——“假如台獨暫時得逞，打不打？還是不打的好，大陸、臺灣好比親兄弟，哥哥不該打弟弟的。”這話很有幾分才氣，也令人充滿溫馨。可是細想起來，這話還是有糊塗一面的。其一，這話不能感動台獨分子，反而能添他們的驕氣；其二，按照我老家的宗法觀念，哥哥是可以打弟弟的。中國人的宗法觀念是獨特的，當弟弟頑劣不堪時，可以喝斥或小打幾下。當弟弟凶悖昏暴時，那則是完全可以付諸法律大刑伺候。臺灣假如“獨立”，而且還要搬外國兵來打，那可就不僅僅是一個有悖人倫的事件了。那我們就得把一切的玩笑和比方收住，多關心一下寶島如何不被打壞。我主張不要把精力放在“第三條道路”的構思和營造上。這個時候的和平主義情緒是有害的，自欺欺人的。 我們認為未來的問題不是統不統一，而是何時統一。快五十年了，應該定一下時間表了，當然希望這個時間表由臺灣人民來拿，假如不行，那由大陸方面拿也可以，但不能再拖了，再人為製造障礙，勢必讓人懷疑——你到底想幹什麼？你究竟是想等誰？直白了說：你是不是想等到那一天：當那面未來政治地圖從構想變為現實的那一天？或者更直白了說——你是不是要等著將來在“前中國”事務中發揮主導作用，包括充當促使中國分裂的排頭兵，在後來的“新國家”中充當“前中國地區民族自由獨立之父”的角色？ 這是很值得懷疑的。 從汪精衛到李登輝們，他們共同的多愁善感的氣質令人感到政治的不可捉摸性。一種“陰怨”的東西經常出現在政治領袖們的臉上和言辭裏，將給他們的民眾帶來前程上的虛無。 “民之所欲，長在我心。”這種溫暖的幾乎帶有神性的言辭，實在可以作為純潔而典範的詩句照耀人類文學思想史。但是民之所何“欲”？奈何以戰火屠城、家園燃燒為“民之所欲”？奈何以違背中華基本道德的分裂意識強姦“民欲”？ 李氏在就職演說中玩世不恭地說他本人是一名農業專家，他可以為大陸農業做出應有的貢獻——可以聯想到臺灣當局在非洲小國幫助種植水稻來換“建交”的伎倆。他自以為像越王勾踐似的以身“贖國”，他對大陸對他的嚴厲抨擊作出面帶苦笑的尖酸回應，他一身透發出狡黠而纖巧的女性氣質。這樣一個人，怎麼能夠指望他在臺灣問題上對臺灣人民、對大陸人民爽爽利利地攤牌？ 大陸“把李登輝掃進歷史垃圾堆”的言論引起某些海內外人士的不快。我認為對這種言論的惋借是大可不必的。我們不懂政治，我們只會辨出君子、小人，李登輝實在算不上君子，為什麼替他抱怨我們不以君子待他呢？這種行為作風的人，如果不常敲打著他甚至慣著他，那麼毫不奇怪他就能變成石友三、殷汝耕那樣的人，這個規律幾乎無一例外。表面上看這是政治規律，仔細了看：這近乎於他個人的規律。 李登輝應當明白：以地區首領之尊，而玩弄連我這樣的草民都看不上眼的伎倆，淩辱加身是正當的。不管是“特約評論員”也好，還是我們這樣的小民也罷，都代表著一般中國人的心情。不要抱著你內心狹隘的“情結”不放，不要把你內心的秘密付諸政治實踐，——秘密是你自己的，你可以在家裏跪坐榻榻米，喝飲清酒，醉唱《姿三四郎》。但白天上班時你就要正正當當做一個中國的政治家。你可以不跟中國人交心，但你切不可以政治家之尊，喪心病狂地跟日本人交心，要注意影響呃。你的非理性教我們懷疑你將來的自製力，所以有人預先高呼要把你掃進“歷史垃圾堆”，也並不十分委屈你。 因為最重要的在於，中國不會重演春秋戰國。如果說一百個中國人中還有十個人對帝國主義的“溫情”和“善良”抱有幻想的話，那麼那幅座山雕式的秘密地圖會把殘存的陣營再瓦解一大半。我還要說——連西方人對這事也沒抱多大希望，這也是王曉東先生提到的那位記者承認了的。 那既這樣，為什麼我們還要秫馬厲兵呢？因為不抱希望並不是說不希望如此，一有風吹草動他們會幫著使勁的。所以善良的中國人切不可抱存幻想，也切不可大意。因為中國像李登輝這樣的大有人在，從裏頭殺滅起來可是很厲害的。 所以要“丟掉幻想，準備抗爭”。 1989年，兩位卓越的日本人寫了一本引起爭論的書《日本可以說不》，他們在該書裏向美國在日本的特殊優越地位提出了質疑。 如今，中國也出現了同樣的事。 五位年輕的中國新聞工作者和詩人合作寫了一本書——《中國可以說不》。這本435頁的書主張：中國應該對美國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擴張予以反擊——與俄羅斯結盟，為中國的發明創造要求專利權使用費，甚至使用軍事力量收復臺灣。 31歲的新聞工作者宋強說：“美國企圖破壞中國成為經濟超級大國只是一個夢想。”《中國可以說不》是仿效日本民族主義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和索尼公司前董事長盛田昭夫所寫抗擊美國的書——《日本可以說不》而作的，宋強是這本書的主要策劃人。與日本作者一樣，宋強說：“我們想發出一個警告。” 如果這本書所寫屬實，美國正進行著一場異常重大的遏制中國的陰謀。讓我們來看看書裏是怎麼寫的： O美國成立了一個“反中國俱樂部”，而且正在吸收其他國家為新成員，其中包括日本和越南。它們反對中國對臺灣以及南中國海之南沙群島的領土擁有主權。 O美國中央情報局已經開展了一場暗中破壞中國社會穩定的運動，他們傳播教唆怎麼做愛的小冊子，慫恿中國青年一代進行性行為。 O前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節目主持人康妮·陳與美國的反中國勢力同流合污。她在報導中指控中國移民是北京政府的間諜，以此來展示她的“黃皮白心”。 O摩托羅拉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其他美國公司因向中國轉讓三流技術而繁榮，好萊塢則將宣揚暴力和個人主義的影片(如《真實的謊言》)輸送到中國，進行“文化侵略”。 《中國可以說不》在描繪美國對中國的強硬態度的同時，提倡中國應採取更為強硬的反應：反遏制戰略。此戰略包括與俄羅斯結盟以及聯合抵制美國小麥和其他產品。另外，與最近美國要求中國尊重美國版權和專利權針鋒相對，該書提出要求美國應因使用中國的偉大發明(包括造紙術和火藥等)對中國予以賠償。 更驚人的是，該書認為如果必要的話，中國應該不害怕發動戰爭以收回作為中國領土一部分的臺灣。宋強說：“在某些情況下，中國的對外政策過於軟弱。” 這些主張引起了讀者的極大反響。據發行商說，五月底零售書商在幾周內將第一版發行的50 北京海澱人文書店的銷售員盛雪玲(音)說：“人們喜歡這本書是因為它主張中國應該強硬起來。作為中國人沒有人願意看到中國被欺侮。” 儘管許多中國人可能對美國不滿，但是他們似乎仍然推崇美國。到美國留學或獲得美國國籍仍然是中國人普遍的夢想。中國人對麥當勞速食店趨之若騖，熱衷於觀看美國影片，例如《廊橋遺夢》。甚至該書五位三十出頭的作者，也承認他們穿牛仔褲，用美國AST公司製造的電腦，以及抽萬寶路香煙。 儘管如此，該書還是撥動了許多中國人的心弦。以30歲的馬某為例，他說他喜歡這本書，因為它描述了他和他的同胞在對美國感情方面的轉變：由尊敬而憤怒、由友好而仇恨。他解釋說：“這本書反映了中國的民族感情。” 我記得柏楊在《中國人史綱》中寫道：元朝滅金後，將俘獲的金國王公大臣們送至南宋首都臨安，南宋的那些忍辱負重已久的大臣們終於找到了個非常安全的表達對君王忠誠的機會，他們慷慨激昂地詬罵著那些倒楣的亡國奴們，厲聲叫道：“還我二帝！還我武穆王！” 但好像至今為止，沒有人直截了當地對我們說：“你們隔著海痛駡美國、‘敲打’日本、討伐台獨，當然很安全啦。你們有沒有這樣的膽量，跳起來對自己的政府說不呢？” 如果有人膽敢這樣問，那麼，他不是一個施虐變態者就是一個十足的混蛋。 但有一些中國人確實對我們認同了國家的立場、認同了政府的某些見解而感到不滿。 難道說：我們同億萬和我們一樣在經濟界、學術界、司法界、新聞界、軍隊、員警機關過著正常生活的人，認同了合法政府的法律、規章和某些見解，我們就註定充滿了奴隸性？難道說我們營造個人幸福、忠於國家職守，我們就是反對民主、進步、自由的人類異端？ 難道我們非要無視這種在現行國家政治秩序下有安全保障的生活，非要去煽動社會仇恨以求得刺激和變化的快感，去以不負責任的“激情”來搞亂這個國家，從而讓那些鬱鬱不得志者獲利，我們才是“敢教日月換新天”的人？ 怎樣的生活方式才是一種令人尊敬的生活方式，是疏遠現實或者反對現實，還是關心現實並積極參與到為這現實更合理更美好的積極變革之中？ 我贊成奧地利前總理克賴斯基對民主的見解，他認為民主就是逐漸地消滅特權的過程。我認為中國青年不僅需要無所不在的國家性的民主，他們更需要支援一種全球性的國家之間的民主。尤其在二十世紀末，人類競爭——在目前世界形勢下以國家競爭為主要外在形式——已經臨近衝刺階段，這種國際民主已經是中國及第三世界國家呼之欲出的強烈願望。 國際民主要求尊重每個民族獨立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力，國際民主要求結束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訓政”期，在我們眼裏——發展中國家做了發達國家一百多年的小學生，正如毛澤東所說：先生總在欺負學生，而這老師身世並不清白，盤剝學生，淩辱學生，動輒還說：“我打你，是為了你好。”——這一切倒也罷了，主要是學生們懊惱地發現：這先生根本不打算讓學生畢業！而且，對其中不肯按其教學大綱生吞活剝其價值體系的學生，露出猙獰殺手面目，輕則打板子，重則顛覆扼斃之。這可以說是百餘年來國際鬥爭的基本特點。 國際政治的人情淡薄，是各民族國家抵抗意識增強、民族主義情感高漲的最大原因。 而這些先生卻站出來宣稱這一切是落後和愚昧的，他們要我們對西方特權不置一辭，而且必要時還為他們幫腔，甚至於充當他們的十字軍，向我們賴以生存的國家秩序開戰！ 這就是我所理解的所謂“人民有權說不”。 人民到底有沒有權利說“不”？我認為人民首先有權對一切割裂我們家園的企圖說“不”。馬丁·路德·金說：“即使我們的運動需要清除缺陷甚至罪過，那也不需要壓迫者來教我們！”人民首先應對危害祖國及民族尊嚴的企圖說不——這就是我們和部分中國人的根本分歧。 當我們深深地沉浸在祖國的秩序、祖國的方言、祖國的女人、祖國的菜系、祖國的歡樂、祖國的煩惱之中，當我們成為祖國經濟的受益者、祖國證券的大賠家、祖國球市的博彩者、祖國國債的擁有者、祖國失業金的領取人——甚至當我們成為祖國的偷稅人、祖國拘留所的羈押人和祖國現實的憤懣者，我們也從來不曾變成祖國的離心勢力。 當我們同那些如今被我們所唾棄的“民主化”人士在同一個思想街壘中戰鬥的時候，我們也從未視自己為祖國利益的背叛者。正如你們所看到的——大多數和我們一樣振起手臂對美國說“不”的人，正是當年曾經對祖國的秩序說“不”的人。 儘管作為人類終極價值探討者和關注者的我們，同大多數淳樸的中國百姓存在著思想上的距離——我們承認：精神的發達和現實的孱弱產生的矛盾痛苦普遍存在于中國知識份子之中。但我們認為：對現實的不屈服絕不表明你將歸隱市中、或表明你將成為對現實施放暗箭的俠客。今天的我們，不再以彙入社會洪流、服從國家利益、認同政府立場為恥辱，我們視中國的增長為我們的增長，視中國的痛苦為我們的痛苦。——即使我們對現狀有所保留，即使我們對終極價值的熱情不曾有過遜減，但我們必須歸隊。——納爾遜·曼德拉獲釋當天深夜，中央電視臺播放了一部以其名字冠名的故事片，影片的開頭是黑人被趕進隔離區，廣播裏則說：“我們驕傲地宣稱——我們所做的一切，體現了達爾文的觀點。”而我印象尤為深刻的是曼德拉在法庭上的那段演說，他談到他對英國議會制度的無比傾慕；但同時他又申明他必須作為一個民族解放戰士而鬥爭。一個民族的革命鬥士同一個英國議會制度的傾慕者似乎是矛盾的。但他必須尊重人民——有時候人民的迫切需要和少數知識份子的意趣是大相徑庭的。同樣的，一個政府也不能僅以少數知識份子的意趣來左右國家的方向。 人民有權利對冒險家們說“不”，對某些人盼望的政治動盪說“不”——同樣人民當然有權利對中國現實中的慘澹一面說“不”，對西北的貧窮、西南的產業危機，對一切一切看得見摸得著的中國的困境說“不”。 民主對中國人民來說目前應賦於這樣生動具體而豐富的含義：每個農民都能不受任何困擾地得到他們所需要的化肥和種子，他們的收穫應有專項基金的保障；每個市民不再受到傲慢的低層官員的冷遇，他不會被政府辦事員無禮喝斥：“一邊去！沒見我在忙著嗎？”一個正直的會計不再會因她的責任心和正義感而被承包經理打擊報復；人們再也不會看見醉醺醺的員警從餐館走出來招搖過市；急症病人不會被拋棄在醫院的走廊上，而值班醫生卻沒完沒了地對電話話筒絮叨情話；不會再有賄選副鎮長的事情發生；居民區的臭氣薰天的垃圾不會因市長的親自關照才被搬走；不會再有任何折磨人的事情發生：排了四五個小時的隊購買火車票的人臨到售票口才聽說：“下班了，明兒再來！”…… 誰說中國人不需要民主？他們就像需要空氣那樣，隨時隨地需要呼吸著民主。 這樣的民主才是中國現實大地上當前最需要浸潤的民主。 相反的，他們絕不認同那種“私有化管理局”官員皮包裏夾帶的“民主”。 也絕不認同野史作家們披露《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的傳播謊言的“民主”。 “人民有權說‘不’”論者的實際聲音是——那些曾經威風一時的時髦人物有權代言人民向中國政府說“不”。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說不)一書出版前的幾個月裏，美國國會流傳著這樣一種批評，一些議員認為克林頓政府的對華政策還是嫌軟弱了，他們喊出美國要堅決對中國說“不”的口號。 得知這一點後，我們很慚愧：看起來我們需要加強學習，不再學習如何得了？你看：什麼事都比別人慢了半拍。 我想還應該向對美國抱有幻想的先生們提供這樣一條資訊：美國議員們聲色俱厲地討伐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使用的稱謂並非“中共”或“中國政府”，而是“中華民族”。 美國人這一點很值得我們學習，他們毫無羞羞答答的作態，明確無誤地告訴了世人他們反對的是什麼。好，我們也將明確無誤地表明：我們支持什麼。 海外有評論說：“看來中共92年以來發起的愛國主義教育已經奏效了。”他們指責《說不》的作者為“中共第三代領導代言”，充當“中央霸權的最後一道防線”。 愛國主義在公民當中往往是以無意識的形態存在。只有當外國勢力干涉我們的統一，毀壞我國人民的經濟夢想，污蔑我國歷史和民族英雄，對我國人民追求正當的國際上的利益橫加指責。愛國主義者才會呈現鮮明的意識和堅決的行動。愛國主義在普通中國人那裏，永遠是他們面臨國際事務錯綜複雜變化的“第一道防線”。 中國人有資格對中國事務發言，他們比那些通過大學“中國研究中心”，通過北京某處傳出的“高層內幕”，通過漢學家們瞭解中國的西方政治家更有資歷。他們的資歷決定了他們有權決定目前更應該對什麼說不。 說“民族主義在大陸還有市場”的人的口氣，就像說“封建迷信在農村還有市場”，“法西斯主義在部分德國青年那裏還有市場”的口氣一樣。 即使民族主義思潮掀起的對抗意識以及後果給合作帶來什麼負值效應的活，那也不是民族主義的錯。就像世界上許多民族處在人類競爭的落伍境地——並不是這些民族本身的罪過一樣。 我們看到：當某些民族在遠遠落後的境地無暇也無權索取國際權利配額時，在這些民族身上占盡了便宜的西方往往開始賣乖——我們知道西方國家曾經援救戊戌六君子和支持中國近代的光緒皇帝；我們也知道孫中山和辛亥革命志士們曾經得到過日本政客的支持；我們也知道四十年代美國政府曾有一個計畫，援救中國處境危險的民主人士和正直的大學教授，使他們免遭李公朴、聞一多那樣的命運。 但是，當中國情況已經極大地好轉，當我們已實現八五奔向九五——並且迫切需要美國更多更大的幫助時，正如我們看到的——那一系列的喬模怪樣就接踵而來了。 就像做生意一樣，如果我只是一個小老闆，我會在你這裏毫無關礙地得到批發和照顧，你時不時地關心我大太喜歡什麼樣的口紅，我兒子愛吃哪種類型的巧克力，並每次都親切地托我代你問他們好，並要介紹你的兒子跟我兒子做朋友。你絕無任何虛情假意，甚至你會真切地為我家裏的喪事而悲苦。——但這一切正如你後來對我的咆哮一樣真實，當我有了一些積蓄，準備承攬一部分批發業務擴大我的經營範圍，你開始有點撐不住面子了，當我一如既往地向你開訂單，並告訴你訂單上已經有些變化時，你終於借機拍案而起了。 不僅如此，你開始對我的夥計們散佈謠言，說我其實想毀掉生意，你開始雇人截住我的貨車，對新聞界說我有非法經營行為，對我的客戶散佈我想陰險地吃掉他們的謠言；不肯結清你對我的欠帳，阻止我去收別家的帳。最惡毒的是、你對我家裏人說：我的利益和他們的利益是不一致的。而我家裏的人並不買你的帳，我家裏的人反問：難道我的利益是跟你的利益綁在一起的嗎？ 我同意這樣的見解，即使中國將來選擇了西方民主政治道路，西方也永遠不會跟我們建立純潔無猜的夥伴關係。 那麼，我們的那些還有濃厚西方民主思想的夥伴們，你不把你的利益和祖國、民族的利益聯繫在一起，難道你會執著地認定：美國的利益才和你的切身利益綁在一起的嗎？ 所以我們應該歸隊——我們信奉中華利益至上。 中華利益至上，並不僅僅出於東方式的良好的效忠傳統，而更多成分是出於對美國政治家眼中“中國卑下”的回應。 中華利益至上論者將視一切對中國的厭世者的“拒納”為必要，這些厭世者們從未認同過中國人民的利益為他們的利益。事實表明，他們比起一般的“政客”、“政商”們還要道德敗壞，這一點連他們自己都並不諱言。一位鬥士在海外笑著說：“流氓無賴們也可以建立一個好的制度。”而另一位訪問學者聽不下去了，回敬道：“一個好的制度可以容納流氓無賴們的存在，但我不相信——流氓無賴們能夠建立一個好的制度。”元曲裏唱得好：做甚麼換了個名字叫“漢高祖”？為了搞垮，搞亂中國，美國人的舉賢標準和康生是一樣的：“是烏龜王八蛋也要支持。”例如他們就在支持著中國的法西斯分子。還有，柴玲在那裏說：她準備用很多人去流血，但她本人不想流血。——很快就有人在那些驚異的海外中國人面前為柴玲打圓場：唉，她只是一個小姑娘。問題的關鍵是：她並不認為自己是個小姑娘嘛，她是要搞政治的。搞政治的人有這樣的心態，是多麼危險的一件事情。——葡萄牙人民當初沒有選擇庫尼亞爾是正確的，一個在大牢中幾十年，怨恨地等待未來的領導者，一個長期脫離了本國實際的人，他會給已經撲朔迷離的祖國帶來怎樣的不可捉摸的色彩？中華利益至上論者要求一切聒噪者安靜，中華利益至上論者不壓制個人欲望——相反他們認為非祖國的勢力最終將壓倒撲滅一切個人追求幸福的欲望。我們贊同國歌中告誡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種國家情緒的表露不純是“居安思危”的遣詞，而是植根于歷史和現實的一個無比準確、感覺到位的判斷。中國的近現代史是一部充滿晦氣的歷史。當中國出現現代化的晴空時，我們再不能容忍外界或本國的惡毒詛咒。“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是的，我們認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向世界經濟大國衝刺的關頭尤為這樣。 奢談人類利益至上或者懸空的“人民權利至上”是無視現狀的蠱惑。 是應該到了這樣一個時候了：我們應停止嘻鬧，告訴大家是與非、對與錯。誰也別想跟我們皺緊抬頭紋：“幹嗎？誰比誰傻多少”？誰也別再試圖以厭煩的、不屑討論的神色博得閒人們的喝彩以期成為公眾明星。一切嚴肅的問題遲早將來臨，一切嚴肅的空氣將升騰，當戊戌變法百年紀念即將來臨之際，回想起中國曾是一個最遭罪最無光彩的世界大國，我們應有一種直言不諱的態度。 像日本這樣的開放時間比我們長、國力比我們淩銳的國家，都能夠湧現出那樣眾多的民族主義殉難者和民族權益狂熱的索取者(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待日本人維護二戰期間日本形象倔強得近於蠻橫的態度，再反躬我們自己薄弱和麻木不仁的國家意識)，作為中國人，我們是否能學會得敏感一些？對權益變得計較一些？或者我們的感情色彩再濃一些？再多一點血色？ 前幾年看某報紙載登了一則新聞，印象很深刻，某地放映《屠城血證》，(質量一般，畫面挺殘酷，我對其中一個鏡頭很有意見，那個反映日寇將中國人塞入麻袋活活燒死的場面，導演用了一口豬或別的什麼動物——肯定是動物——置入麻袋中澆煤油燒著了。不應該虐殺動物，西方這一點做得比我們強，他們有法律規定不許在鏡頭上虐殺活物以尋求真實效果，這一點上，我們的導演可謂是格調過於低下了，這是閒話，按下不表。)觀看電影的幾個高中生則在放映過程中呱呱呱大放厥詞，當影片演到日本軍人強姦中國女護士的場面時，他們又在歎息鏡頭太短、太不夠味了。這時，一位中年人忍無可忍站起來撲向他們——看起來似乎是一場普通的毆鬥的事件，中年人似乎也觸犯了治安條例，但這樁事情透射出的嚴肅色彩卻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凡事就怕“認真”二字，這件事的內在動因就是認真——一種情緒的認同和嚴正的歷史觀，而這種認真又是我們長期以來所欠缺的。凡是有了這股認真勁的人，都是中華民族的脊樑。 魯迅就讚美過日本人，說日本人是一個很認真的民族。而我國的這種風習不知是從何時開始盛行的：在人們眼裏，認真的往往是鄉下人和循規蹈矩的老工人，而年輕人一夜之間都成了微服出行的貴族，當美國民眾狂熱而單純地崇拜他們的戰鬥英雄和奧運冠軍時，我們不妨想一想：怎麼偏偏是生活在不發達國家的中國人有那麼多玩世不恭的東西？怎麼偏偏是我們有資格對一切都無所謂？什麼事你跟他較起真，他會“嘻——”沖你一樂，弄得你不知如何是好。這是不是一種長期以來的時髦？——如果是的話，今天，它應該被斥之為“賤民”的時髦。 對規律、秩序的敬畏不僅是美德，而是一種智慧情懷。 今天的我們應多提倡“中華利益至上”。 題目並非標新立異，也無意以語言的多重性和語言的潛力為作者的觀點張目。 我認為題目所指出的是現存的不容回避的事實。 所有的西方記者和港臺記者都以憂愁的神色詢問我們這樣的問題：“和平已經成為世界性的潮流，全世界都在主張以對話代替對抗。你們卻在這個時候表達出這樣的觀點和這樣的情緒……” 意思是說我們在“逆世界潮流而動”。 他們特別指責了這樣的語言：作者對那些傳統的反美國家和著名的反美運動毫不掩飾的欣賞之情。 作者針對臺灣問題告誡國人要有“準備打仗”的豪情的言論。 這樣的語言片斷—— “假如使和平成為不可能，那麼，我號召人民記住仇恨。 “我還記得早年間的那句話：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 等等。 張藏藏曾經反問過：“如果對話成為不可能，那麼，你要我們怎麼辦？” 是啊，打了我的左臉，我還得把右臉伸過去，以求得對方的滿足，這才算是符合了全世界“和平、對話”的潮流？ 事實上，近現代史上的中國正是一次次這樣做的，但換來的卻是愈演愈烈的殖民化。 我們從未因“歷史的教訓”而變成以冷酷目光看待國際關係的偏執狂。就如我們同樣看不起那種因在生意上受過騙而轉過來以更瘋狂的欺詐對待別人的人一樣。 我們深深明白人類的犯罪大多由於不幸的原因，因此我們不因我們的不幸或被朋友欺騙，而對別國採取報復的態度——儘管人民有時出現了呼籲報復的聲音。 這就是我對二十年來中外關係中中國形象的評價。 當一位權威人士告訴我：從未有一本中國書像《中國可以說不》這樣激起西方如此強烈的震動時，我首先的感覺不是自我膨脹，而是真切地感到無比遺憾甚至——有些悲哀。 難道不去發出對抗的信號，中國的圖書就不能在西方贏得一席之地？ 難道只有會引起“黃禍”恐怖聯想的中國小書才能換來西方的關切？ 看來中國真正有價值的作品是如此寂寞！ 直到中國開始說“不”了，他們才匆匆忙忙地找來，開始表白自己沒有圍堵你的意思，沒有漠視你的權益，希望說服我們，跟我們多一點溝通和探討，或者至少對他們政策有一些印象。這種因說“不”才發生的圍觀和議論，難道是人類大家族之間交流的正常形態嗎？ 我又想起了赫安雷(他曾被中國政府驅逐出境)那段不陰不陽的話：“你要知道，他們對你們中國是不感興趣的……” 實際上我有一種被傷害的感覺，因為他這句話的意思好像是我寄希望他們感興趣似的。我本可以說：“我對他們也不感興趣！”但我不能自欺欺人，我們為什麼對美國，對日本說“不”，而不提出對尼加拉瓜和哥斯大黎加、對洪都拉斯和塞內加爾說“不”呢？ 幾位海外學者評論我們時都用了一個名詞，一個被你為“羨憎交織心理”的名詞，以此來解剖中國青年憤怒情緒的實質。這個名詞勾起了我極欲去“拿來”並以此來觀照我國青年情緒的衝動。 以我的生活經驗，我覺得我們本國社會成員之間的“羨憎交織”是近乎一種變態的仇視心理的，一句活，就是俗你的“紅眼病”。看不得你強，看不得你富，如若你爆出一兩樁醜聞，那就請你看著吧——哼哼！你不失足我們尚且放不過你，何況你又有一兩檔子事攥在了我們手心裏呢？ 這樣的“羨憎交織”實際是一邊倒的，對人類部分成員的領先是仇視的。 我們不回避中國青年有對美利堅合眾國的“羨憎交織”，但這絕非喪失了風度的。可以被取笑的情緒。 因為我們的爆發點從未有任何傾斜，相反地，這是對以往傾斜的矯正。有一次，我因故經過北京使館區，從車窗玻璃看出去，街區幽靜，綠樹成蔭，樓舍雅致，這是一個多麼與世無爭的、充滿著交流意趣和溫馨的地方！然而就在這個街區，曾上演了一幕幕讓我們痛心疾首的小節目。七十年代未，一個瘋子因“抗議中國入侵越南”而竄入某國使館，被使館人員搖著頭勸了出來；八十年代，亦有為數不少的中國女孩子戴著亞麻色假髮、描藍了眼睛往裏頭混；九十年代，有更多的中國人冒著寒冽的晨風，從街道的這一頭排到那一頭——看來美國人也學會了中國和東歐式的以排隊折磨人的大手法——排了若干小時隊伍的你也許只能迎來這樣的結果：十幾秒後，所有的申請和資料被“啪”地丟還給你：拒簽，無須任何說明。美國人的“國營風範”有時候做得比我們還徹底呢。 我也經歷了不少的“交流”的不美妙處，比如美國駐華大使館總機的接線員——從口音推測，她應該是中國人——她對同胞表現出的極端不耐和傲慢，使我聯想到那些曾在電話中表現出驚惶、辛酸、摳嗦和蔫頭蔫腦的眾多中國人。 是的，“羨憎交織”容易流於卑瑣的痛苦和無望的反抗，我們應檢驗我們的一切觀點，是否流於意氣用事？是否因正義的反抗而遮掩了對文明進步的渴望？ “羨憎交織”點明了我們的狀態：如果我們沉湎於小國寡民的“無為而治”，我們就不會“羨憎交織”了。我們幹嗎要對美國說“不”？莫非我們一定要等到以火海血海為代價，把民族拖向凋零和災難中，《中國可以說不》才能顯示出尊嚴和價值？ “羨憎交織”表達了我們的原則一一“真理是我們的母親”。“羨憎交織”表現了壯志——我們要追求適宜的地位的願望。 從言辭上說：對抗與對話絲毫不矛盾，特別是“對抗性”的“對話”，或曰強硬的對話，如果這樣澄明名詞上的差別與共同點的話——我們的辯明就沒有多大意思了，我會自責我在搞語言遊戲。但是這樣的澄明應該是有意義的：難道中國只肯說“Yes”或中國只肯說“嗨依”才叫“對話”，而中國出現說“不”的聲音則是對抗嗎？ 我主張對抗也是人類交流的重要形式。 軍事上稱“停火”為“雙方武裝部隊停止接觸”。接觸就是一種對抗，這是冷酷而又真實的結論，但可以用它形容中美關係中“爾虞我詐”——確切他講，應是“我虞爾詐”的真實層面。 這種缺乏信任感的鴻溝一天不彌合，中美之間的麻煩就一天不能解決。坦率他講，我們對前景是低調的。說出這一點來沒有什麼不好。 當年毛澤東無可奈何地對杜聿明說：“你們一定要打一打，就打一打好了，總而言之你們是要被解決的。” 互相打鬥一下，會增進雙方瞭解，也可能加快問題的解決，這個道理很簡單。假如我們不肯說“不”，我們哪能夠獲得這麼多的交流機會，長這麼多的見識，哪能夠對中國產生這麼多的嚴肅認識？ 聽一聽這樣的足以讓我們大開眼界的問題吧： “我們可不可以批評中國？既然當時中國參予制裁南非都不認為是干涉內政，那麼你們有什麼理由指責西方批評你們的西藏問題是‘粗暴干涉內政’呢？” “為什麼要特別指責日本呢？日本怎麼沒有權力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況？日本是核武器的受害國，日本對中國核子試驗的制裁措施是有情可原的，憑什麼就這一點說日本加入了反華大合唱呢？” “中國人可以表達對美國年年審議中國貿易最惠國資格的厭煩情緒，那麼日本人為什麼不可以表達他們對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糾纏歷史問題的反感呢？” “為什麼二千一百萬臺灣人民不能自主決定他們的命運？連北京中央政府都要協商，你們為什麼要煽動以武力解決呢？” “你們不瞭解情況，你們不知道美國袒護以色列轟炸黎巴嫩平民是為了照顧國內猶太人集團的情緒，它的外交政策當然要根據美國各階層利益的聲音來制定啦——” 等等，諸如此類。 這些問題大大有助於我們思考的上升。 是的，可以批評中國，歡迎批評中國。“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思維方式已經過時了。我們承認：有時即使出於惡意的目的所發生的批評，也並非不值得重視。當我在那裏抨擊著西方記者不負責的新聞方式時，澳大利亞廣播公司女電視記者夏賜珍問我：“難道我們不可以批評中國嗎？”是啊，她問得沒有錯，她和她的西方同行們的新聞自由，我們有什麼權力干涉？我們有什麼資格要求他們把攝影機鏡頭對準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場面？——但是我們要說了，批評(甚至謾駡)是一回事情，嘴長在人家那裏嘛。你既做得，莫非還能擋住別人說？說得不對我們可以反批評。但制裁又是另一回事情，制裁一個國家有其國際法的依據，怎麼可以把舊南非的種族歧視這樣悍然的反人類罪行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問題相提並論呢？看來BBC電臺這樣的權威級新聞機構，它的記者也存在著欠缺知識及再培訓的問題。狄德羅這樣嚴厲地批判一位庸俗畫家，他的原話大意是：那個畫家甚至不具備煽動觀者色情意念的技法——這評價可謂刻薄到底了。每當我們聽到美國人陳腐的說教，我們的感覺就如受眾對低劣的畫作的感覺，——即使我們可能格調低下，易於受人誘惑，但我們仍未被誘惑。 即使是回避了真理，以言辭和邏輯上的互搏從事對抗，他們的語言也絕非我們語言的對手。有時候我甚至懷疑，他們的語言究竟有多大的文學潛力同我們“對抗”。 我們不會因純語言要素的偶然取勝而沾沾自喜，甚至回想起個別靠語言而擺脫了糾葛的例子，我們會感到十分慚愧。 所以我們更多地偏重于事實的交鋒。 臺灣問題就是這樣的。 《經濟學家》摘了我的話，說我說的“臺灣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如北愛爾蘭之於大不列顛聯合王國”，並稱英國輿論批評我的比方是錯誤的。我想，假如錯了的活，可能是因為兩種原因。 第一種原因，那就是我犯了個原則性的錯誤：也許英國人並不認為北愛爾蘭是大不列顛的天然組成部分，英國政府同新芬黨的談判並無前提，容納了北愛爾蘭脫離英國自主決定政治前程的可能性。假如是這樣的話，那麼是我太多情了，可以向北愛爾蘭人民道歉。 第二種原因，英國人認為北愛爾蘭在現實中歸屬英國，而臺灣在“現實中”並不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英國人認為臺灣可以“獨立”而北愛爾蘭不可以尋求別的歸屬或者獨立。我不知道新芬黨前身是否是“替天行道”士兵党，但應該說民族意識是很強的。我想假如是第二種原因的話，就不是我們買不買帳的問題了，而是愛爾蘭政黨買不買帳的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必要在道義上支持英國尋求同北愛爾蘭的“永久一體化”，不干涉內政足矣。但英國可得記住：同中國的建交公報可是有先決條件的。 我記得我們之間談論較多的是英阿“馬爾維納斯群島的戰爭”，本不應該這樣比較的——這樣做倒是把話題複雜化了。簡潔地說：臺灣已不是外國殖民地，它的問題來自內戰後兩派中國人各居一方武裝對峙的歷史，但仇視雙方從來都是高舉一個中國的大旗的。其次，平心而論，加爾鐵裏將軍的軍政府“收復”馬爾維納斯群島的義舉有些矯情——馬島上的英軍不足一連，阿國內也有政治危機，明擺著是故意小題大作(但阿根廷對馬島的主權要求原則上是對的)。臺灣則同馬島不同，她的重要地位和她的離心趨向成正比，她一直是令中華民族火急火燎的心頭癰症。她的經濟發達——有最好的輕工製造業和第一流的電氣化鐵路，擁有最可觀的外匯儲備，但這外匯儲備因兩岸中國人的內耗而流向不該去的地方；她的人口茂盛——包括著中國最好的工商人才和農業專家、最好的研究所和出色的演藝界；她擁有裝備精良的武裝部隊，未來的中國將拜託這支部隊維護東、南海域的國家安全，而不希望她在內部戰爭中被剿滅和徹底解除武裝。未來的中國不能沒有臺灣，不管哪一屆的中央政府放棄對統一的謀求，都將成為歷史的罪人。——如若按照《經濟學家》的提問，似乎只有“台獨”方向才是臺灣人民自主決定的，這也是一種有色眼鏡。攤開來說：沒有哪一部分中國人有權決定“台獨”，臺灣居民沒有權力，大陸人民也沒有權力。這應該是一個永恆的法則，哪個時代的人民都無權背叛祖先的誓言。這種東方哲學的必然結果，當然是西方選民們無法理解的。 北愛爾蘭要出去，讓她出去好了。 魁北克要獨立，讓她獨立好了。 但是別指望西方的政治範本會令中國人去效法。 每個民族的政治選擇都有她自身的利益考慮。這一點，西方不能代中國說話，而中國嘛，“中國誰也不想領導，中國只想領導自己”。 這一點，我倒是非常欣賞美國外交官柯修婉的坦率，她承認了美國有她迫不得已的利益——如猶太人階層，如兩院院外集團的影響。她誠懇地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對待美國院外集團方面不能太消極——免得老是看見臺灣政治勢力的代言人在走廊上晃來晃去。 如果沒有抗議，這些實話怎麼掏得出來？ 多瞭解真相是大有好處的。 記得當年宋子文飛往莫斯科索要權益，史達林坦白地對這位公子說：你若自己有能力，就別來求我；現在是你們沒有這個能力，來求我們幫助，就不要提那些廢話——又不是我找你來的。 這話中透射的冷酷的“真理”讓當時的四萬萬中國人驚心，什麼“世界四大強國之一”，一對抗全戳破。 史達林的教訓對中國人並非沒有好處。 然而今天當美國傲慢的政客們舊話再提，說什麼要教訓中華人民共和國，說什麼要讓中國人曉得：到了節骨眼兒上，美國不是吃素的，那麼我們還是老話：願意奉陪。 這個世界不再是負氣的世界，到了節骨眼兒上誰都會心平氣和下來的，不是中國人心存僥倖，而是中國人尊重規律。 歷史註定不會再發生可笑的事件了。當年石勒本不欲滅掉“漢”帝國，但是“漢”帝國派騎兵追殺了石勒的和平使團，並向石勒下戰書。石勒啞然失笑，道：“上蒼要消滅一個人，那麼註定誰也救不了他。”石勒拿起馬鞭指著文武百官：“別再勸我，誰再勸我跟誰急！”文武百官齊呼：“萬歲聖明，我們不勸！” 非理性會導致什麼，這個故事表露得很明白。 冷戰結束以來，從來都是美國在扮演撩撥中國龍須的角色，今天這裏叮一下，明天那裏惹一下。而中國就像睡獅趕蒼蠅一樣，抖一抖鬃毛，拂一拂爪子，急眼了頂多低吼一聲：“一切嚴重後果概由美方負責……” 這已經是夠溫柔敦厚的了。 而美國方面卻說：“不理睬就是對抗。”這種霸道語言，已經從外交辭典上消失了好些年頭，而這一次用上了，乖乖，用得好，用得妙。 那麼讓中國睜眼吧！ 《亞洲週刊》社論批評我的那段話——“下個世紀，中國的怒吼將成為多數，中國思想。中國經營能力的當量將深刻影響世界……並將成為領導人類思潮的唯一力量。”《亞洲週刊》說：“如此自誇的語言還是少說幾句為好。”我知道這位仁兄是好心，大了說：是為中國好；小了說：是為年輕作者好。但這話得這麼看，下個世紀還長?，還有整一百個端午節呢，風水輪流轉，誰又能斷定：下個世紀的風水寶地不是中國呢？況且，盛唐時代也不過三、四十個年頭，所以這個意識不是能以“自誇”給喝住的。我雖不是劉伯溫，但允我再自誇幾句：熬年頭，比資歷，論道德，看紋路，也該輪到中國了。 “但你沒有我們的切膚之痛……” ——接受德國《明鏡)週刊記者JORGEN KREMB採訪(摘錄) 記者：據我們瞭解你們沒有去過美國、日本、也沒有去過臺灣… 宋強：儘管這個問題所有的西方記者問過不下百遍了，但我還是願意回答。我承認五位作者沒有去過美國、日本，連國境線邊兒上都沒走過，但我們還是寫了這樣一本書。這不是一本批評美國國體、制度的書，也不是論證中國怎麼怎麼好，美國怎麼怎麼不如咱的書，如果是那樣一種內容的話，未免也太可笑了，這是一本就中美關係、中日關係發表看法的書，首先得搞清楚這一點…… 張藏藏：從您的問題中我看到了普遍存在的一個誤區——這不是一本有關美國的留學回憶錄或美國遊記。這本書就是講中美關係，我們每個人都置身於中美關係之中。所以請不要在資歷上檢視我們，況且我們也不害怕檢視。 記者：你們在書中說西方想遏制中國，據我瞭解，其實西方是想幫助中國。 張藏藏：幫助？你是搞新聞的，應該比我更瞭解情況。想必你也常看《時代》週刊，上面曾刊登過克勞特哈默的一篇文章《我們為什麼必須遏制中國》。類似的言論不勝枚舉，就更別提實際的行動了。有這樣的幫助嗎？ 記者：我認為美國。德國和西方同中國產生矛盾，是因為西方對你們的人權狀況有擔憂，想聽聽你們對中國人權的看法。 張藏藏：我直言不諱地告訴你：我部分認同了中國政府的人權觀：人權首先是生存權和發展權。考慮到德國的人文理念。德國的哲學和德國的法西斯傳統，你們自然會對“人權”有比較深邃的看法。 記者：儘管德國在二戰中的所做所為，也犯下了像屠殺猶太人這樣的罪行，但是我們做了很多賠償，也有很多道歉。 張藏藏：“但是”，“但是”什麼？按照道義原則，這“但是”不該由你們來說，應該由受害當事國來說。你們只能說：“做得還不夠，還應該做得更好。”——儘管我們心裏清楚：德國戰後的所做所為比剛才提到的日本足以贏得我們十倍，百倍的尊敬。但無論如何，“但是”不能由你們來說。 記者：我的意思是德國深刻反省了二戰時期的行為。那麼同樣地，你們是否同意中國政府也應該反省佔領西藏的行為呢？ 宋強：這未免太荒謬了！怎麼可以把西藏問題同德國法西斯行為相提並論呢？ 張藏藏：很明顯，我們不能同意你在西藏問題上使用的措詞。我知道德國最近在西藏問題上有一些動作。我也知道西方對達賴充滿好感的原因。達賴這個人風度翩翩、英文水準高，又有學問、公關形象極佳。西方人總覺得這個人代表了一個曾經是多麼美好的西藏。可是你們對西藏問題又瞭解多少呢？僅僅以達賴的個人形象來判定西藏問題的是與非。唉，唉，西方的公眾為什麼如此天真？ 宋強：據我所知科爾總理曾經在西藏問題上有著同中國極其相近的看法，怎麼現在全變了呢？什麼時候變的？ 張藏藏：我有很多西藏同學，(念出很多人的名字)宋強也有，他有一個最好的哥兒們也是藏族。 宋強：而且不屬於什麼“特權階層”。 張藏藏：我想我們應當能對西藏的歷史、政治、風情民俗有一種強烈的感知，我的西藏朋友、同學都非常自然地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這個認知渠道應比你們的認知渠道有更充分的說服力 記者：可是我本人在德國曾經教授過《西藏史》，而且我在西藏有過較長時間的實地研究…… 宋強、張藏藏：唔？ 張藏藏：(笑)你教的是哪家的“西藏史”？ 記者：你們說你們有許多西藏朋友，我也採訪過許多當地西藏人，他們一提到中國在西藏的治理就搖頭，認為沒有中國人(漢人——編者注)的西藏會更好，他們非常懷念達賴和達賴時期的西藏。 宋強：(笑)他們蒙你老外呢！ 張藏藏：真是不可思議的事情！達賴統治的西藏是什麼樣子的，你是真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用大量人的頭蓋骨做法事難道算開明社會嗎？ 記者：(困惑地)什……麼？人的頭蓋骨？ 宋強：豈止是人的頭蓋骨，人皮、人血、活人腦、人的內臟、人的骨殖，都被用來做宗教的法事。許多活人被抽筋、砍斷手足——這些電影鏡頭可都是你們西方旅行家拍的。可以說(西藏)當時是一個地球上最殘酷的社會，它跟後期兇殘的印加帝國有一比。達賴憑什麼要把民主改革前的西藏描繪得牧歌一般？ 張藏藏：當然，那些酷刑和殺戳不怪十四世達賴，那時他還是個孩子嘛，責任不在他…… 記者：但是你們的軍隊開進去以前，西藏基本上是一個獨立國家了。 張藏藏：那怎麼解釋西藏領袖們接受中央冊封的慣例？怎麼解釋建國初西藏精神領袖和世俗領袖們接受中央政權領導的簽字協定？——我發現我們分歧很深，你有你的立場，我有我的民族和國家觀，但我不明白，你們德國也有民族分治和統一的過程，為什麼輪到中國就換了一種絕對的眼光呢？ 記者：因為周邊國家有擔心，擔心中國將來會入侵他們。 宋強：又是“中國威脅論”！這是一種很矯情的論調。我覺得中國人沒有帝國主義基因，中國歷史上也沒有擴張傳統。如說中國人像日本那樣——有過讓人記憶猶新的侵略史和擴張行徑，“中國威脅論”還有情有可原的出處，而現在完全是空穴來風嘛！ 張藏藏：你看，您在完全反著說。歷史的基本事實是別人擴張咱們，那麼多不平等條約，劃出去那麼多領土。而且已經無力回天了。——好了，好了，看來您對中國擴張問題有興趣，咱們一處一處說吧。 記者：先說臺灣吧。在我們看來，臺灣和中國(原話如此——編者)的分離已經很長時間了，臺灣人民對統一不感興趣。就好比一對夫妻已經分居多年，婚姻關係已經死亡，那你們覺得硬扯到一起有什麼意思呢？——我注意到《中國可以說不》在臺灣問題上的激烈態度。 張藏藏：坦率他說，你的比喻很蹩腳。首先，大陸和臺灣不是夫妻關係，它是一體的。你這個比方非常不恰當。其二，我們認為臺灣問題，統一是前提而不是議題，不允許討論。 記者：就算是一體的吧，假如一個人走路不小心，腳被汽車軋斷了——我覺得臺灣(對中國來說)就像一隻被軋斷的腳，那麼斷裂也是一種事實了，何必強求(統一)呢？ 張藏藏：又是一個貌似有道理的比方！你要知道，醫學的使命是要盡最大可能將斷腳縫合的。 記者：有關臺灣的知識，我可能要比你們豐富。 張藏藏：我可能不得不承認這點。因為你在臺灣呆過不少時間。讓我們再用一下你前面的那個比喻吧。如果說臺灣對於中國來說是一隻被撞斷了的腿——你的臺灣的知識比我豐富——但你有我這樣的切膚之痛嗎？ 記者：你談到痛，你們剛才談到歷史上日本人給中國人造成的極大痛苦。那麼你們是不是覺得外國人殺中國人不可饒恕，而中國人自己殺幾千幾百萬中國人是理所當然的嗎？ 張藏藏：誰說的？宋強你說過這話嗎？ 記者：我注意到有這樣的危險，比如發射飛彈打臺灣…… 張藏藏：打了嗎？ 記者：在臺灣附近海面打飛彈威脅臺灣。 張藏藏：我倒是想先聽聽你對美國最近發射飛彈打伊拉克的看法。 記者：還是你先談。 張藏藏：你先回答我。 記者：我希望你回答，我接著回答你的問題。 張藏藏：好吧，我認為對臺灣離心主義勢力的威懾是必要的，我支持這種國家手段。如果台獨勢力失控，將局面引上那個悲劇性的方向，即中國人打中國人的後果，那將是非常悲痛而不得不為之的選擇——這一點上我同鄢烈山這樣的敗類有根本分歧，他說餓死做中國鬼和苟活做亡國奴之間，他寧願選擇後者。我還願意談一談臺灣問題上我個人的見解，我個人覺得最嚴重的局面會是用軍事力量封鎖臺灣，誰都在避免流血。 記者：亡國奴？臺灣問題有這麼嚴重嗎？ 宋強：一個沒有臺灣的中國就不能稱其為中國，臺灣一旦獨立而中國政府束手無策，那麼一系列惡性反應將接踵而來。 張藏藏：你現在回答我剛才的問題。 記者：我認為事件的起因是伊拉克人飛進了禁飛區。 張藏藏：在一個主權國家設禁飛區是有道理的嗎？ 記者：但是這個符合聯合國決議…… 宋強：那你就可以多想想關於臺灣問題聯合國的決議，還有波茨坦公報以來的國際條約、宣言對臺灣地位是怎麼看的。 記者：我的夫人在臺灣，是當地人。 張藏藏：噢！是這樣。但你還是德國人，所以你沒有我的切膚之痛。 記者：你們說國外稱你們是“義和團”是惡意的曲解？ 張藏藏：“新義和團”之說是怎麼出籠的？一個美國記者問：“你們算中國的義和團了？”我笑了，說：“你說是義和團，那就叫我們新義和團吧。”其實“新義和團”說法也沒有關係，就像巴爾扎克時期的小說和法國新小說有截然的不同。我們是否排外，我們喜歡外國的成就，愛用外國的產品，你看我和宋強抽煙的牌子，但我明確告訴你：我，喜歡中國女性。 記者：(笑)，我也是。 宋強：一切都不矛盾。當初我們歡呼西方價值的進入，是為了未來，為了我們的國家好。那麼同樣，今天我們告訴國人應該說不，也是為著我們的國家利益。這一切不會導致閉關鎖國，或導致中國再回到左傾路線上去。西方的疑慮是沒有必要的。 記者：我遇到幾位中國作家，他們對《中國可以說不》有不同的看法，他們說：這木書的語言很不好，使用的是一種，“文革”式的語言。 張藏藏：我不知道你說的“中國作家”是哪些人，我不知道他們有幾分資格來攻擊我們的語言——至少是我自己的語言。我最近出版了一部小說集《每天淹死一個兒童的河》，我懷疑說這話的“作家”的語言能超過我。 宋強：我想，他們說的“文革語言”可能是指的我那一部分，是的是的！用了一些過去的語言和用詞。我是考慮到使風格能夠活潑起來，別那麼緊張兮兮的，一個通俗讀物嘛。使用一些反諷的、俏皮的行文技法，這也是一種寫法！外國人罵罵倒也罷了，某些中國人也跟著起哄，這是一種“殺滅”。 張藏藏：我承認現在出現了一些異樣的反應，我剛才讀到一位中國作家寫的一篇文章，裏面有一段話挺有意思的：“近年來，你言說什麼都可以，就是不能言說良知和苦難；你批評誰都可以，就是不能批評王朔和王蒙；你倡導什麼都可以，就是不能倡導理想、道德和人文精神。”其實王朔和王蒙還是有人批評的，我覺得這話可以改成：“就是不能批評美國”——所謂，‘政治正確性”就是這麼回事。這種無原則親善美國、西方的德性很讓人厭煩。(宋強插話：“臭知識份子，一點沒錯，就是這方面臭。”)歸根結蒂表現了圈子內的“不適應”狀態，改革開放十幾年了，該適應了吧？既然他們把刀捅你這兒了，那我也不妨給你介紹一下部分“專家”的心理，他們無非就是認為我們分享了他們的“權力話語”——本來這類書應由他們來寫的，怎麼你們來寫了？這一來就出現了這樣一種後果，本來他們可能贊同“說不”的，但僅僅因為“權力話語”被分享了，就挑毛病、批判，然後表示不贊成或乾脆“批倒批臭”。這種怪誕的思想延伸表明了知識份子的動搖性。當然這個話題屬於我和宋強私下討論的事兒。打住，打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