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中國”這一短語的策源地據說是英國的《經濟學家》雜誌。有些長期呆在國外的朋友告訴我，該雜誌在如何對待中國的問題上有很多謀劃，而這些謀劃總會被拿到美國去進行現實操作。看來，英國人一邊在哀歎自己每況愈下，但也認為自己的腦子還行。 也無須太過指責西方的這種舉動。他們的反應確實神經質，但也不能說怎麼虛偽——讓我們回想一下當年美國是如何掙脫英國的桎梏而崛起的吧，英國那時候內心的屈辱和痛苦也是可想而知的。面臨著要把自己在海外的最後一塊殖民地——香港——歸還給中國這樣一個不可逆轉的現實時，柴契爾夫人步出人民大會堂時不也一個踉蹌、猝然倒地嗎？ 有很多書籍都在談論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會在哪一個時間段內成為世界第一。雖然很多誇飾之詞可能出於某種戰略意圖，但它們畢竟描繪了一種可能的前景。面對如此可能，西方國家痛苦、怨憤、甚至產生“遏制”念頭都是自然的。問題在於，這種遏制會有效嗎？如果這種遏制使中國民眾同仇敵愾，並且在某些領域反過來遏制對方(也許會付出某種代價，但必要的付出我們將在所不惜)，那樣的後果有多少人能準確、深刻地估計到呢？ 比如，從地緣政治的意義看，日本出於自己的長遠戰略意圖，在日美安保體制重新定義之後，已經急不可耐地要把中國作為其在本地區最大的潛在敵人予以關注和遏制，並且借中國大陸與臺灣目前的分離現實這一機會，以某種“民間行為”(當然是有軍艦護航的)在釣魚島上又是豎燈塔又是插國旗——以此來試水溫。日本的此等行為既有象徵意義又有現實意義，我們決不能等閒視之。在上一本書裏(按：《中國可以說不》)，我提醒日本應該“韜光養晦”，但在不少日本人(特別是那些右翼政客)心中肯定會生髮這樣的憤怒：韜光養晦，韜光養晦，我們韜光養晦的時間夠長的了。難道還不讓我們坐上主賓席？ 《星期日泰晤士報》曾這樣譏諷我們，說《中國可以說不》從書名看是對《日本能夠說不》一書的知識產權的侵犯。這種攻訐實在沒有打中我們的穴位，貌似辛辣實則顯示了該記者那種嬰兒般可笑的思維。日本可以說不？中國為什麼不能？中國也可以說不——“中國可以說不”裏面就包含了對“日本說不”的某些觀點“說不”。這是一個智慧的、技巧的、具有反諷意味的命名。所以毫不自誇地說，《中國可以說不》這個書名好，比《日本能夠說不》更好。這叫借力打力。別弄得什麼都是侵犯知識產權——如此下去，假使將來中國出現了瘋牛病，你英國是不是也要控告我們侵犯了你的知識產權？而且，我現在又要剽竊了——你們不是一直在鼓吹“遏制中國”嗎？我在這裏也毫不含糊地提出，中國(包括亞洲其他國家)應首先遏制日本。 一、日本不是一隻益鳥 “中國威脅論”是一種虛擬的、有深刻的種族主義烙印的理論。它的出籠既蓄謀已久又很突兀，其目的是為“遏制中國”乃至分裂中國提供依據。而日本對世界和平的威脅則有案可稽。中國有些學者指出，自十九世紀以來，日本從來就沒有從根本上放棄其早巳確立的世界性戰略目標——先建立自己在亞洲的霸主地位，進而取代美國在世界範圍內謀求霸權。二戰期間，作為軸心國的德國和日本都抱有同樣的野心。我曾對朋友笑談，如果當時是德國和日本取得了二戰的勝利；那麼緊接著第三次世界大戰又要開始了，那就是德國對日本。 國土、資源、人口等等問題一直困擾著日本，並令其自卑自怨、自憐自艾(我們都還記得一部名叫《日本沉沒》的影片，典型反映了日本民族心理上的孤獨和焦慮)，但它的技術優勢及資金優勢又使其具有了足可傲世的資本——這種矛盾的解決可能有多種方法。但對日本來說，由於該民族心理上的結構性缺陷，它極可能會選擇最便捷的也就是武化的手段去達到目的。在我的小學時代，老師經常告訴我們日本學校是如何對他們的孩子進行“征服支那”的教育的：老師在黑板上畫一隻蘋果，然後’向孩子提問：“這是什麼？”下麵齊聲回答：“蘋——果。”“你們知道最大、最好吃的蘋果在哪里嗎？不知道吧。我來告訴你們，在支那。如果你們想吃最好吃的蘋果，將來就到支那去。” 日本的教育應該值得我們好好學習。既不空洞又不枯燥，真正的因材施教。小孩都饞嘴，從蘋果入手才能使軍國主義毒素事半功倍地注人他們的心靈。 時至今日，日本並沒有完全放棄其恢復軍國主義政體的努力。以石原慎太郎為代表的日本國右翼勢力對二次世界大戰就一直持迥異于世人的“獨到”觀點。首先，他們認為，勝者王侯敗者寇，什麼正義戰爭非正義戰爭之說全是扯蛋；第二，既然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秀的種族，那麼，再去反省什麼戰爭罪行就是一種“自虐”行為了。石原號召日本國民，必須滌清自己心靈上的戰敗意識。在《日本就是敢說“不”》一書中，此公狂言：“假定盟國方面沒有美國，那麼，日本或許早就是戰勝國了。”然後，他更是厚顏無恥地大談“中途島海戰”的所謂軍事學意義。雖然中途島戰役以日本慘敗告終，石原還是既不無怨忿又沾沾自喜地回憶道：“海軍的機動部隊如此大規模地進行決戰，在世界歷史上是空前絕後的，只有日本和美國打過。”一副活脫脫的戰爭販子的嘴臉。 由此引發了我的一些思考。《中國可以說不》出版後，很多外國媒體在尚未瞭解該書所有內容的前提下，炒來炒去，甚至斷章取義地拼湊什麼《說不》作者“狂言錄”，並對該書所表露出的“主戰及讚美恐怖活動”的言論感到震驚。中國讀者能看出，我們第一不是主戰派，第二我們也不是無原則的和平主義者。我們只不過贊同了在臺灣問題上“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的主張。《不要忌言“準備打仗”》這樣的題目使得《經濟學家》及《芝加哥論壇報》的記者們以一種似乎看見了食人生番的目光盯著我們，實在矯情得可以。美國的軍費開支是中國的十倍，日本的軍費開支也已經佔據了世界第二的位置——他們難道不是在準備打仗嗎？難怪馬來西亞戰略研究所所長諾爾丁·索比在一篇題為《中國威脅論——不公正的狀詞》的文章裏這樣詰問：為什麼對中國的告發來自那些本應對率先發難持謹慎態度的人們和政治家，來自許多應該明辨是非的新興國家呢？為什麼有的國家自己做著歷史上最殘忍的事情卻又不斷對別人指手劃腳呢？為什麼中國經常站在被告席上呢？原告一方把不但不適合本國標準，就連朋友、盟國以及夥伴之間都不適合的標準拿來要求中國，其用意何在？中國被排斥于人類文明之外，遠離文明中心，有時還被國際社會棄之不顧又是為哪般呢？ 問得好！可惜在國際輿論中，這樣公正嚴明的質問實在太少。我們有時確會發出太多的疑惑：全副武裝的美軍是世界和平的需要，而現代化程度、軍費開支遠遠落後於美日等國的中國軍隊卻成了對現行世界秩序的威脅，這不是非常滑稽的邏輯嗎？中國的本質到底哪一點是邪惡的呢？其他國家不談，和中國的近鄰日本相比，到底誰更應該被譴責呢？ 《芬蘭畫報》社駐中國記者林達對我們如是說：“我在中國已經十年，其間也去過美國。我承認美國媒體所刊登的有關中國的報導絕大部分是負面的——這會使美國人對中國產生偏見。但你們也不要仇美——這樣恨來恨去實在不好……” 我理解林達小姐的擔憂。但是，對林達小姐所說的在美國民眾中的仇華情緒‘難道不需要有一種說“不”的聲音來抗衡一下嗎？’ 從北京人民廣播電臺新聞台所做的一檔叫《日本別幹蠢事》的專題節目中，我們發現北京聽眾對日本戰後種種舉動的激憤程度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像。的確如此，由於美國在日本投降後採取的新綏靖主義政策，使得日本對自己所犯下的戰爭罪行從來就沒有能以“割尾巴”的態度認真反省過。他們的那種不痛不癢的“道歉”就像是踩了路人腳說的一聲“對不起”一樣。再看一下、日本有多少像奧野誠亮那樣的閣僚扮演了先胡說八道再道歉再辭職的角色？前仆後繼，很有點神風特攻隊的精神。究其原因，首先是要想在國民中使軍國主義火種再現燎原之勢；其二，想使其他國家對日本的翻案言行造成視覺上的疲倦。用心委實良苦，卻又無比險惡。 1996年8月15日是日本投降五十一周年紀念日。但是，《日本經濟新聞》在當日社論中擔憂道：“不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的青年之多令人吃驚。”不過，這種局面應該是日本的右翼政客非常希望看到的。曾出任過日本遺族會會長的橋本龍太郎在當上首相後，日本右翼勢力的猖獗程度已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 我們可以看一看在自民党黨內成立的“歷史研究會”所編纂的《大東亞戰爭的總結》一書中的主要觀點：否定東京審判、把日中的侵略行為說成是“自衛戰爭”、“解放亞洲的戰爭”。在《日本就是敢說“不”》一書中，渡邊升一將“南京大屠殺”一筆抹消，認定在南京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屠殺行為，而且推算南京頂多死亡四千人，這四千人中還包括陣亡軍人及遭到槍殺的暴動俘虜。渡邊總結道：“在一個大國的首都因戰爭而陷落時，出現那麼一點犧牲者，不是很平常的事情嗎？”全國姑且不論，不知南京人聽到這樣的宏論，眼中是否會流出血來？所以才有了日本的一位中學生在作文中這樣寫道：“日本軍挽救了亞洲，他們是英雄。” 二、中國也應該“反省歷史” 日本的極右勢力——他們死不悔改的調門已越來越高——如今終於惱羞成怒地高叫起來：“再糾纏歷史，休想得到日元貸款。”石原慎太郎在攻擊《中國可以說不》時，更是將他與已故的那些亞非政治家交往的事拿出來擺譜，並無所顧忌地坦露心聲：“如果把過去的戰爭包括在內考慮日本實施現代化的歷史給整個世界造成的影響，那麼日本在來自中國單方面的譴責面前，就決不應該在世界史範圍內被追究道義責任。”他還居心叵測地警告自己的同胞：“從某種意義上說，來自支那的這種外壓說不定將拯救日本免遭本質上的墮落和衰微。”在石原看來，橋本龍太郎參拜靖國神社、文部省再次叫囂修改教科書等舉動仍不足以挽救日本軍國主義本質上的墮落。按其邏輯，日本真的需要“反省歷史”——不過他想從以下的角度來“反省”：日本幹嗎總要謝罪？幹嗎不從為使日本“免遭成為殖民地”這一層面來看本國發動的戰爭？幹嗎不在尖閣群島(按：指中國的釣魚島及周圍島礁)採取更強硬的行動？等等。 日本右翼勢力的撲騰勁以及在釣魚島上的冒險，倒真的可以讓我們中國人從和平主義的溫情中驚醒過來了。 當石原慎太郎指責中國人常掛在嘴上的“同文同種”、“一衣帶水”之類的形容中日睦鄰關係的詞句就是“文化霸權主義”時，我自己確實有一種熱臉貼在冷屁股上的悲哀。 中國人應當反省歷史。這不是指責中國當年的人道和慈悲有何不對。但中國人的古道熱腸得到了什麼回報呢？前偽滿總務廳廳長古海忠之在撫順戰犯所何等信誓旦旦地痛悔罪行，待特赦回國後，他又是何等矢志不渝地投身到法西斯軍人團體的煽風點火中去了。對於這種“說話巴巴、尿炕嘩嘩”的忘恩負義之徒，我們的感化工作是否過於敦厚、過於靠“感”而“化”了呢？ 中國這個民族很特別，在敵國受到懲戒和報應後，它對宿敵的關切和撫慰甚至顯得有點迫不及待——中國人的天下主義和尋求人類大同的理想精神的誤區蓋在於此。 日本報紙在擔憂有很多日本青年已經不知道8月15日是什麼日子時，我也斗膽地問一句：在中國，又有多少青年知道8月15日“今夕何夕”呢？ 二戰期間，有一批中國勞工被日軍押送到日本北部一個名叫花岡的地方做苦力，由於不堪忍受非人的生活，奮起反抗，卻造成四百餘人被殺。時隔五十多年，花岡事件的倖存者及遺屬前往日本起訴要求獲得賠償，迄今雖四次開庭，仍看不到一絲希望。對這樣的“中日友好”，我們又要它何用？ 是的，日本投降後，蔣介石的第一次講話就呼籲要對戰敗者施以仁政。當時的政府成功地阻止了人民尋求報復的努力。與日本暖昧的五十年進程形成鮮明對應的，則是中國一直不懈地、幾乎純真地尋求中日友好。 然而，日本的部分政客是否會對中國的苦心孤詣有所體察呢？當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照顧日本的情緒時，日本的右翼政客又何曾照顧到半點中國國民的情緒？ 當全世界都對日本的二戰暴行留有深刻的印象時，日本的文人武士們又準備重演歷史了。李光耀曾經對比了日本和德國各自對待二戰的態度並得出這樣的結論：“我想日本將會再次成為不被人愛的國家。” 德國前總理施密特更是言之鑿鑿地說：“我們所會見的所有亞洲國家領導人，都不認為日本是朋友。” 不久前，我曾在報紙上看到一則報導，說德國有幾位交通警察因行納粹軍禮而被剝奪公職。但在日本如果出現這種事情實在算不了什麼。在8月15日那天，靖國神社裏冠蓋雲集，大街上有很多著“皇軍”服裝的遺老遺少在狂吼亂叫——整個國家都籠罩一種“重新再來”的瘋狂之中，這難道不令人毛骨悚然嗎？ 幾年以前，我們曾致力於構造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中日關係，而且還為此成立了一個高級別的委員會，我們浸染在“中日不再戰”的好夢中，真有一種“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恬靜和舒適。但是，有多少國際問題專家去探討過：“中日不再戰”的理論基石何在？當日本沒有從根本上放棄自己關乎世界戰略的千秋大夢時，“中日不再戰”是不是只能造成中國民眾的麻痹和幻象呢？ 當以色列在世界範圍內仍在追捕昔日納粹分子時，日本那些脫下軍裝換上西裝的、過去在中國作過惡的老皇軍們，卻能堂而皇之地再次“進入”中國故地重遊，美其名曰：過去曾在中國犯下了罪行，現在要致力於日中友好。如果中國也反省一下歷史，對這種人，我們哪怕不予緝捕，至少不能讓其再跨進中國領土一步。 我們欣慰地看到花岡事件的倖存者以及死難者遺屬表達了遲到五十年的索賠的權力．我們也欣慰地看到——東三省民間正在發出索賠的怒吼。面對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肆無忌憚，面對日本中生代政客的叵測居心，中國民眾應當有一種直言不諱的態度——這不僅是對作惡果者冥頑不化的自然反應，也是施以我們過去幾十年感情氾濫的一記耳光。這個耳光不應由日本人來打。應由我們自己拿來催醒自己。 石原慎太郎先生教會了我們如何“反省歷史”。 石原太君說：“(中國人)在國際調查團來到之前，預先將中國古錢幣和碎瓷片撤到南沙海底，俟調查團打撈上來後便大喊大叫這是中國領海。這種做法也太無視別人的存在了。”石原真不傀是一位超級暢銷書作家，學識也實在淵博如海。他能夠做到隻言片語之間把嚴肅的問題弄得無比荒謬。請教石原，什麼叫“滄海一粟”？中國有多少古董、古錢撤進大海，才能得到國際上的領海承認？ 這種手段其實只有日本才能想得出來。比如在蘆溝橋事變的前夜，他們就製造了一名士兵失蹤事件為發動戰爭確立依據。 反省歷史我們才能看得更清楚：日本對中國的威脅正越來越大，越來越明晰。因為日本國內的軍國主義思潮又開始洶湧——這是其一；其二，讓我們再引述一段石原慎太郎的話：“上次的海灣戰爭中日本實際發揮的作用之大，可能連日本的政治家本身也不了然；不言而喻，支那人更是不知曉。然而五角大樓的官方文件寫道：美國在中曾根康弘總理作出日本獨自向美國提供戰略尖端技術決策的極大鼓舞下，輕而易舉地贏得了勝利。這種決策比日本提供的資金更重要……日本尖端技術的功績遠遠超過了派遣8萬軍隊與美國共同作戰的英國所建樹的功績……”另外，從日本的防衛大綱看，中國已經成為日本的第一假想敵。換言之，日本對中國的威脅無論是主觀還是客觀上都已經現出端倪。 還有其三： 日本《世界》月刊登載了一篇《與暖昧的50年訣別》的文章，作者梶村太一郎在評論日本的現實時寫道：“……(日本)剩下的只是一夥脫下昔日軍裝、以篡改歷史為己任的國賊集團和披著社會民主主義外衣卻沒有骨頭的行屍走肉了。承擔國家責任的主體不見了，負責組建這一主體的國會也墮落到只會討論稅金問題的程度。” 梶村繼續寫道：“只有在我們能把那無數死者正確地埋葬時，我們才能成為人。” 日本到底有多少昔日的軍國主義信徒成為“人”了呢？ 和日本的良心作家呼籲“我們如何成為人”一樣，中國人也應該躬身自問，在我們當中，有沒有一些只有行屍走肉而沒有成為人的東西？一位叫鄢烈山的“人”在93年的《四川文學》上公然宣稱：面對是做一個餓死的中國鬼，還是做一個不餓死的亡國奴的迷失，我寧願選擇後者。這種典型的漢奸論調有沒有引起中國人的普遍警醒？反省歷史，當我們歷數汪精衛、周佛海、周作人等漢奸前輩時，可千萬別忘了檢視現實，要注意他們也有一群“失節事小，餓死事大”的後代們，當這種人從內部應和日中的威脅，就更應該引起我們的警惕。因為必須看到，這種漢奸論調所披的“個人價值”、“生命價值”探索的外衣，很容易讓人消弭在道義上和情感上的厭惡。做中國人就一定餓死嗎？當亡國奴就一定會苟活下來？我決沒有偷換概念的意思。但這個觀點透射出的“做中國鬼”的陰暗和詛咒的意昧使我們品到了百年屈辱史的“陳釀”。中國一天不驅除這種墮落的哲學，中國人晦氣重重的精神面貌就很難改觀。和平時期就以悠然神態大談“亡國奴”哲學，非常時期如何了得？鄢烈山宣揚的是毒化後代的罪惡論調。“不餓死的亡國奴”透射出的極端個人主義的無恥操行，是以別人的餓死、別人的消亡為代價的。因為你認定了你的生命幸福至上，所以你勢必不藉以國家和大眾的生命幸福為代價。嚴峻的歷史告訴我們這是事實。 中國人應該反省歷史，反省中國人種群中過去為什麼總有大大小小的漢奸的原因。 三、我們應該怎樣遏制日本 在《中國可以說不》中，我曾提到，中國不應同意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我寫道：……針對日本國內對二戰的認識遠未得到澄清的現實；而且，諸多事實表明、日本並沒有真正確立一個有保障的和平體制，現在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不合時宜。 有朋友在看了這一章後，言辭激烈地對我說，如果對二戰的認識得到澄清了日本就能成為常任理事國嗎？道歉？道歉也晚了。我十分同意他的看法。默認日本國家地位的提高。在道義上是有罪的：一個不認罪的國家，一個把罪惡當做榮耀的國家，如果坐視它在世界事務和亞洲事務中獲得更大的發言權，就是對人類正義秩序追求的蔑視。考慮到中國未來的生存策略，中國就是不能同意日本成為常任理事國。其一，正如我以前分析到的，日本一直是東亞價值體系和經濟體系的“異己分子”，一旦它成為常任理事國，必然使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在共同利益合作基礎上形成的價值趨同成為不可能。利用日本作為跳板，美國勢力的捲土重來將使這個地區的問題複雜化，而且日本本身的離心作用將使東亞合作的前景變得渺茫起來。其二，日本一旦成為常任理事國，它的“脫歐入亞”反而會給正常的亞洲合作帶來負面效應，很可能導致亞洲的“世界化”，這樣，一切本屬於全球範圍內的價值分歧將變成亞洲範圍內的分歧，敵視中國的無形戰線將推進到中國的友鄰和以往的和平關係夥伴。這是中國和廣大亞洲國家不願意看到的——而且日本政治能量的增強，勢必帶動它未來的亞洲小夥伴最終“背朝亞洲”。 遏制日本，首先應將亞洲合作放置中國未來國際戰略的第一位。必要的時候，應該審視中國在亞洲合作方面還存在哪些隱患。如領土、領海爭執上，對待其他亞洲國家，應採取與對待日本有所不同的“雙重標準”。對日“斷無商量”，對亞洲其他國家則靈活處置；對日“寸土不讓”、對其他國家則多探求共同利益和共同開發的可能性；對日堅決抗衡，對亞洲則懷柔大於強硬，這樣，才能走活在亞洲範圍內遏制日本的這盤“棋”。當然，最終的目的是領土完整，寸土不讓。 必須隨時敲打日本在世界事務中欲圖“有所作為”的探頭探腦。如，以充分的智慧調動一切亞洲力量和世界力量，使日本的“維和”試探不能得逞，放任日本在“維和”問題上舒開手腳(哪怕是象徵意義上的)，就是一種“萬事大吉”的麻痹。以日本的侵略歷史和日本的國家道德，它是沒有資格參加國際維和行動的。這個問題上，中國應堅決而積極地表態，決不能模棱兩可。一個對自己侵略歷史沒有正確認識的日本出面“維和”，不是對世界和平的極大諷刺嗎？ 有人認為：在中日關係上遏制日本，貿易和對華貸款始終是中國的“軟肋”，這是一個誤區。俗話說：“吃別人的嘴軟。”這是一種單向的、孤立的認識方法。中國應該做到“越吃嘴越硬”——這絕不是出於一廂情願的鬥智鬥勇。非常簡單：日本在華利益不亞於中國對日的利益謀求，應該明白無誤地搞清這一點——維護尊嚴和維護自身正當利益不會妨害中國的上升，這是《說不》的支持者和反對者的根本分野。應對日本企業有更嚴厲的約束——前段時間對日本違法廣告處理的柔軟不應該成為惡劣的先例；應更多的揭露日企在華的不道德行為——如竊取工藝專利和商業欺詐，這是愛國的新聞工作者一項嚴肅的任務；應敲打日企，使其強化自律——至少它們在中國所做的應該同在日本國所做的一樣好；應嚴格檢視和鑒別日本的進口產品——石原慎太郎猶在抵賴“一流產品輸歐美，二流產品自己用，三流產品給中國”的事實，而北京人都知道，在北京滿大街跑的綠色馬自達計程車那可怕的轟鳴聲和極差的隔音效果是怎麼回事，馳騁在神戶街頭和紐約公路上的馬自達又是什麼樣的質量。臺灣的陳曆莉女士告訴我，在臺灣，幾乎看不到日本的電器，日本汽車也很少。臺灣、韓國人用的幾乎都是本地產品。這確實應該給大多數中國人以啟發。日本出口企業假如不改變這種惡劣作風，那麼中國人應該考慮以民粹的方式抵制日貨。我認為，王小波之流批評《中國可以說不》的言論：“人家外國的市場准你進入，你的市場不准人進入，這生意是沒法做的。”貌似灑脫，以為可以博得會意一笑，實則這話是非常幼稚的，你中國有多少產品可以進日本？而日本貨又在中國市場上猖獗氾濫到什麼程度，在中日兩國工業基礎極不相衡的現實狀態下，剖清一下約束一下又有什麼不可以？遏制日本對中貿易中一些不“貿易”的做法，讓日本人老老實實做生意，這不是一項激憤的宣洩，而是理性的選擇。 遏制日本，中國還要做到對自己的資源生命線絕不能拱手相讓，這一點，比起同西方的合作，對日本應該有更嚴厲的限制，這一點有待專家分析。總的目的，不能讓中國在未來增強依賴日本的因素。 要開動一切媒體機器和利用一切政治講壇，讓中國人民和亞洲人民認清日本在道義上的深刻缺陷，以及日本作為“夥伴”的不可知和不可信。使全亞洲和全世界對日本有正確的認識。必要時要將中國人民強大的資訊帶給日本國內，前段時間一個中國記者發起的“你恨日本人嗎”的調查，得出了非常寶貴的具有思考性和啟發性的結論——中國人的“仇日”未必是壞事，這個信號應廣泛輸入日本國內，以喚起日本的良心。使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有所收斂，這是在為我們子子孫孫的安寧和幸福著想。 遏制日本使得中國建立更強大的國防理由更加充分，要使亞洲人民明白，中國建立強大的現代化國防有著明確的戰略意向——為了亞洲的安全而遏制日本——遏制日本軍國主義勢力通過軍備的擴充抬頭。中國不搞軍備競賽——但對日本例外，如果日本不惜軍備競賽的話，那麼中國應該在國防上投入更大的開支比例。同時，中國和亞洲應聯手明確軍事上遏制日本的意圖，並施以日本政界這樣的壓力：擴充自衛隊只能給日本帶來麻煩，日本應繼續韜光養晦——為明天不再暖昧的日本、和平的日本、民主富裕的日本韜光養晦，而這一目標的前提是：日本憲法中關乎日本軍事構架與性質的部分至少一百年不能變。 臺灣的早日回歸是遏制日本的最為緊要的一步棋。一旦我們順利實現統一，日本的“南進”意圖將會受到重創；而中國對臺灣海峽的實際控制，在某種程度上可算扼住了日本的脖子。當然，平時也沒人想去扼它。 應有足夠的智慧和勇氣讓美國人明白：日本有著螳螂般的昆蟲習性，它往往在交媾之後吞食情侶。美國不應視庇護日本為福祉，美國應吸取本世紀四十年代“養患”的教訓。 而對現今的廣大中國人來說，遏制日本的使命已經開始，西太平洋的決戰——保釣，已經迫在眉睫。遏制日本，首要任務就是要保釣。 四、保釣！保鈞！！保鈞！！！ 保衛釣魚島不應只是一句口號，這個問題應是兩岸中國人有無決心壓制日本軍國主義抬頭的試金石。 釣魚島的歸屬，本應不存在問題，如果沒有十九世紀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擴張，那麼，有關琉球群島的現實歸屬也會是另一種結局。沒有日本帝國主義甲午戰爭後對臺灣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殖民統治，釣魚島也不會固美國的戰後託管和不負責任的僭越行為而埋下中日領土紛爭的種子。 1971年，美國無視中國主權，把釣魚島“歸還日本”，日本遂派出軍隊赴島巡邏，中國政府發表聲明表示抗議，全球華人世界也掀起了聲勢浩大的“保釣運動”。迫於壓力，美國宣佈：只向日本移交行政管轄權，與主權無關，主權問題，由各方面談判解決。而日本佐滕政府則拒絕談判。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署，確定了“擱置爭議”的原則。——然而中國政府明智而善意的“擱置爭議”，並不意味著在主權問題上有所讓步。我非常明白地記得：在80年代中日友好空氣極其濃郁的時期，中國政府就日本政府在釣魚島修建直升飛機場事件曾提出嚴正的抗議。雖然這抗議載於報紙不甚顯眼的位置上，但這種克制不表明中國的立場會有所猶疑。當時，臺灣的蔣經國當局也以令人尊敬的態度就日本的挑釁發出嚴肅交涉。 今年，日本法西斯“青年社”在島上建立燈塔，再度引發保釣風潮。 釣魚島首先是針鋒相對的領土、領海之爭，保釣是真理、主權和尊嚴的決鬥；尤其是當飽嘗日本帝國主義戕害的中國面臨宿敵的再次挑釁，從歷史和現實的高度看，全體中國人應賦予“保釣”最鮮明的含義——為三千萬中國的犧牲者保釣，為我們的子孫後代保釣。 釣魚島對前進的中國來說，有著重大的海疆和資源意義。 如果中國坐視日本強佔釣魚島成為既定和“合理”的事實，如果釣魚島主權喪失，那麼根據《國際海洋法》，大陸架延伸部分之海域，都是大陸架主權國家的海域的規定，日本就因擁有釣魚島主權，而以其陸基為基準，與中國“平分”大陸架，進而佔據中國東海之海域。因此，它不僅關係到中日領海和專屬經濟區劃界問題，更關係到中國東海油氣田的開發問題。 日本各界比對海洋權益問題缺乏敏感的中國人更明晰地認識到釣魚島的戰略意義。 前不久，日本還確立7月20日為公民假期——“海之日”，旨在所謂“感謝海洋給日本的恩賜”。同時日本宣佈，實施200海裏專屬經濟區域的法令，日本傳統的12海裏領海，改為200海裏的排他性經濟水域。一夜之間，日本的海洋面積增大了451萬平方公里，成為世界第六大海洋大國。——這一決定把韓國的獨島、中國的釣魚島包括其中。 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認識到，日本正在為軍國主義的復活和亞洲霸權的重新確立作理論和行動上的準備。 一切信號表明了這一點：今年，日本出版的一系列為日本軍國主義翻案的書籍，如《東條英機夫人回憶錄》、《盧溝橋事變：真實與謊言》，為戰犯“正名”和重塑日本侵略者“悲壯”和“道義”色彩的勢頭，在民間甚囂塵上。橋本和日本閣僚參拜靖國神社，為血債累累的日本戰犯行大祭之禮；右翼作家石原慎太郎借與中國作家論戰之機，大肆販賣軍國主義理論。——如果說這一切正在為軍國主義的復活作輿論上的造勢，那麼，釣魚島事件就是日本軍國主義力量“南進”行動的號召。 日本在海洋權益上擴大生存空間，同日本右翼勢力達成了利益上的媾合，日本國因此進入危險的走勢：“國權”問題的右翼化。經濟利益的擴張化，軍事行動的強硬化。在這種危險而確切的走勢面前，“共同開發”的尋求對中國來說已經不可能。偉人所希望的“下一代中國人以足夠的智慧解決(釣魚島紛爭)”這一目標，對當今的中國人來講，不再是從容不迫的了。 我無意將日本右翼青年進駐釣魚島同希特勒當年駐兵魯爾區等量齊觀，但是，兩者都在試探——將來可能有日本人撰寫《日本帝國復興史》時，會這樣寫道：“青年社的志士們在尖閣列島豎起的燈塔，照亮了日本帝國的復興之路。這是一個劃時代的偉大事件，她使支那人認識到了日本國的不可侮。日本萬歲！”——少數麻木的中國人會嘗到苦果的。 我無意暗指海峽兩岸在釣魚島事件會重蹈“綏靖”之路。但是，當日本政府公然叫囂要以“實力”保障日本在釣魚島的權益時，我們應反省：是否太拘泥于道義上的抗辯了呢？對中國民眾的正當反應，是不予鼓勵還是因勢利導？是冷漠、喝斥，還是積極地認同並且配合以有效的行動？——外交不應僅僅是一種專家行為，外交的首要任務是維護國家權益。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外交應注人人民性的因素，尤其在釣魚島這樣的非常事件上，群眾性的運動應被視作一種正常的、應以實力保障的“人民外交”。 應把“保釣”視作一項歷史性的任務，它可能是一次寶貴的兩岸消除分歧的機會，歷史會感激這次引發兩岸反思中國未來命運的機會。應該鼓勵群眾性的保釣和平進軍，兩岸的青年組織，勞工組織和其他團體應積極運作這一偉大運動。必要時，釣魚島會出現更高更大更壯美的中國燈塔，她的光芒將驅散中國百年黑暗歷史，照亮絢麗多姿的中國海洋。中國的艦艇會在祖國最東方遊弋，太平洋將湧起歡唱。 “正人君子”會為此蹙眉，並發出“當心惡化中日關係”的歎息。尊嚴的選擇、未來的選擇同目前經貿利益的選擇，在非常時期何者為先？這是我們同鄢烈山們的根本分歧。這一點分歧，可以把中國人分為兩個陣營：前者是純正的中國人，後者是隨時可做漢奸的中國人。 保釣進軍不應被視作悲壯的進軍，她有民主的依據和國際聲援作後盾，日本很難找到同盟軍。最重要的是，中國民眾將為亞洲和平做出有力的貢獻——在日本軍國主義妄為的初始將其永遠封殺，讓一個和平主導的日本沿著理智、健康的軌道前進。 這應是保釣運動的終極意義。 也是“遏制日本”的前哨戰！ 敗戰的完成 去年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的50周年，也是迎接第二次敗戰的開始。如果說1945年的失敗是戰爭的失敗，那麼1995年則是要在精神上擺脫戰敗的嘗試的又一次失敗。 掘田善衛先生曾經說過，日中關係中的一個根本問題是不能忘記過去，儘管這種記憶對日本人來說是很痛苦的。他曾在文章中表露過日中建交之後，雙方關係還可能出現危機的預感，認為“(危機的出現)將與我們(日本人)的倫理、道德問題相關”。 可以說，去年發生的一些事件驗證了這位作家的預言。 去年6月28日，花岡事件受害者及其家屬向東京地方法院控告鹿島建設公司。這是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後的第一場官司，可以說具有重大意義。因為如今的日本社會簡直如同戰時限制報導的體制一樣，人們幾乎不知道中國社會對這類事件的反應。因此這場官司向日本社會展示了這樣一個事實：在中國民眾的眼裏，戰後的日本對自己曾犯下的戰爭罪行是如何麻木不仁，如何不負責任。然而，日本各大報以及各種新聞媒體卻如同冷戰後丟失了有色眼鏡，對此事視而不見或至少未予應有的重視。儘管如此，中國民眾還是通過這場官司讓日本社會認識到：8月15日終戰日的出現不是產生於美國的軍事力量而是靠中國人民在抗戰中流的血；中國的億萬民眾要用如今日本當局連花岡的一滴血債(416名死者)都不願償還的現實，來喚醒日本人的歷史責任感。 再看另一件事：以參議院議員板垣正為首的一些人，面對一位曾為日本軍隊作了8年性奴隸的韓國老婦人反復發問：“難道你沒拿到錢嗎？”老婦人最後抗議道：“30多年前你們污辱我的肉體，今天你們還要污辱我的靈魂嗎？” 板垣正等人的行為表明，在結束了敗戰歷史的日本社會，如今又公然開始對戰爭的受害者實施第二次迫害了。對一些人而言，完成敗戰意味著重新犯罪的開始。 精神廢墟 去年6月4曰、前法務大臣奧野誠亮等126名自民党國會議員成立了所謂“光明的日本”國會議員聯盟。奧野在成立大會上說，“慰安婦是商業行為，並非強制”。由此可見板垣等人的行為是以如此眾多的國會議員的意志為背景的。 當然，這些議員不是在把日本引向光明，而是要把日本變成“可恥的國家”的一夥國賊。但是應該看到，這個集團並非偶然組成而是有其歷史背景的。1993年8月，當時的細川首相在施政方針演說中表示，要對我國的侵略行為進行深刻反省。日本遺族會(當時由橋本龍太郎任會長)馬上站出來說：“對細川的講話難以忍受。我們要重建被東京審判歪曲了歷史觀。”於是自民黨內成立了“歷史研究委員會”，並由19名“講師”進行了20回關於歷史問題的講演。去年8月15日出版的《大東亞戰爭的總結》一書便是其講演的集大成之產物。 此書的主要觀點是，否定東京審判、鼓吹那場戰爭是“自衛戰爭”、“解放亞洲的戰爭”。這個“歷史研究委員會”的成員和講師們經過一番“理論武裝”後，同1994年12月成立的“終戰50周年議員聯盟”同流。他們與去年3月成立的“終戰50周年國民委員會”遙相呼應，在國會內外掀起一股股惡浪，並成功地實現了在內容上架空國會《不戰決議》的目的。這就是日本的實情。亞洲各國理所當然地不會接受這個在終戰50周年之際宣佈的毫無內容的決議。 在他們散發的傳單中，競明目張膽地歪曲歷史說：“德國並未對國際社會作任何謝罪，也沒有戰爭賠款。”一位中學三年級的學生受其影響而在歷史課的感想文中寫道：“日本軍挽救了亞洲，他們是英雄。”由此可見，這種為美化日本而篡改歷史的行為的確是一種犯罪。一位外國朋友說：“這種欺騙青年人的行為將會使日本今後出現重蹈覆轍的危險。” 51年前的8月，一些日本人脫下軍裝換上了西服，日本的廢墟逐漸變成了繁榮。但是這僅僅是外表上的變化。如今，在喧鬧的日本社會的後面，政治缺乏向心力，人心頹廢。人們盲目建造的有可能是一片精神廢墟。 培育和平之樹 20年前日高六郎在《戰後史的思考》一書中曾預言：“日本將緩慢地走向第二個8·15。保守勢力和革新勢力均將逐漸走向自我崩潰。這種危機感將使雙方在誰都不對國家負責任的相互撕殺中走向衰退。”如今日本的現實不正是如此嗎？剩下的只是一夥脫下昔日軍裝、以篡改歷史為己任的國賊集團和披著社會民主主義外衣卻沒有骨頭的行屍走肉了。承擔國家責任的主體不見了，負責組建這一主體的國會也墮落到了只會討論稅金問題的程度。 日本戰後的歷史，是一部在冷戰結構中，在美國強硬、亞洲各國軟弱的條件下發展政治、經濟的歷史。因此日本得以在這個島國上創造振興經濟的條件，並專心致力於發展經濟。然而，正是這一點使日本在與亞洲各國及各民族的交流中，長期無視日本在侵略戰爭中的各種暴行。日本與德國在戰後史上的區別正在於此。西德支付賠款總金額約合7萬億日元。日本人必須清楚，德國之所以支付如此龐大的賠款數額，並不是因為德意志人天生具有戰爭責任感。應該說，這是德國要回歸國際社會就必須接受的條件。以向猶大人提供個人賠償一事為例，它是美國政府以提供“馬歇爾計畫”為條件，迫使德國政府實施的。也就是說，這種戰爭賠償是在外壓的情況下實施的。 在履行賠償義務的過程中，現實教育了德國戰後的一代人，使他們樹立了對待戰爭的正確的歷史觀。“戰爭犯罪與國家、個人的戰爭責任”問題一直是德國社會的主要議題。如今這個國家的年輕一代都明白這樣一個道理：和平是由無數人的死亡換來的，如果忘記了這段歷史和這個道理，那麼和平之樹就將枯萎。 冷戰結束後，日本終於開始與被害國的公民進行正式交流了。在這種交流過程中，我們常常要面對黑暗的歷史。只有在我們能把那無數的死者正確地埋葬的時候，我們才能成為人。 世界上確實有那麼一個民族，一個被魯迅讚賞為“很認真”的民族，認真到了連製造謊言都一絲不苟的地步。 它的文學家之一石原慎太郎先生屬高產作家，他喜歡在擺滿了自己著作的書櫥前會見客人，但好像有人說——那些後來的書籍大多是他事務所的雇員們代筆的。假如是這樣的話，不知象誣衊中國人將古錢幣撤入大海，以證明是中國的領土這樣的段落，石原先生有沒有圈閱過？ 中國歷史上有一個無賴，既想下飯館又苦於囊中羞澀，於是想出這麼一個法子，手裏攥了個死蒼蠅落座，好吃好喝排價上來，盡情享用一番，臨到末了，疾手將蒼蠅丟人湯中、然後大叫——“掌櫃的，你過來看看吧！”事情的結果自然是掌櫃的自認倒楣，酒席奉送不算，還要賠上幾吊銀錢替無賴“壓驚”。 連我都要和石原們一樣的憤怒萬分——拜讀了石原太君寫作班子的這一段妙論，我不禁為中國居然有這樣的昏蛋而大光其火：古錢幣、古瓷器可不像蒼蠅，不可以隨隨便便亂拋亂灑的，何況茫茫南海，幾件古物投入其中豈不變成了不折不扣的“滄海一粟”，讓國際調查團哪里撈針去？即便湊巧撈起來了，又能說明什麼問題？人家完全可以說：“不排除鄭和的水手亂拋什物的可能性……” 糊塗煞人也麼哥。 退一萬步說了：即便沒有金銀島、甘泉島上發掘來的永樂通寶，中國急眼了要動手搶，誰又能拿中國奈何？ 石原在這樁事情上的想像力倒是真可以讓我們稱羨不已的。這不禁令我們聯想到日本人的歷史創意能力，這種思維特點倒正是日本史學家古而有之的傳統。電影《羅生門》就給我們輸入了一個強烈的意識：即使剛才發生的事件，即使是冤魂悲痛的傾訴，也沒有達到真理的可能。這世界多麼不可信！ 連日本上古天皇的世系表，都明顯地打上了穿鑿的印記。所有上古天皇的名號，從中國古史書列帝的溢號中套搬、蛻化過來。這個倒也罷了，和我們無關。但僅過去幾十年的事情，他們何苦顛倒成另外一個樣子？ 日本確實有著獨特的歷史學派。’ 請看關於“南京大屠殺”的這樣的立論—— “論宣傳和粉飾，中國是天才。一個不懂戰場心理和未體驗過軍隊生活的年輕記者，單單憑同日軍打過仗，從身受其害的中國人那裏搜集一些殘酷傳說、悲慘故事，就聲揚這兒發生過屠殺，那兒出現過慘案……無助于日中兩國的‘真正友好’，反而於之有害。” 這篇洋洋灑灑數萬宇的題為《“大屠殺派”的無稽之談》的長文，開列了有關“大屠殺”之說的七條“致命缺陷”，希望以此駁倒《朝日新聞》本多勝一先生良知的聲音。 “一、對中國方面發表的看法及東京審判中檢察方面讓人提供的證詞，百分之百地堅信不疑，囫圇吞下。 “二、對作戰人員和非作戰人員不加區分。他指出在戰場上殺傷非戰人員應是‘戰果’，而並非‘屠殺’。‘他們’把作戰得到的成果當成了屠殺。 “三、對戰場心理毫不理解。尤其不考慮日軍受到的莫大損失和犧牲，也不考慮到事情是發生在生死攸關的戰場上。 “四、對在戰爭中中國違反戰時國際法而採用便衣隊戰術而應負的責任，不予提及。這種便衣隊越發使日軍加重了猜疑心和仇恨心。 “五、把中國潰逃部隊的搶劫、強姦、放火行為都當成日軍所為而加以揭發。 “六、這一事件，是在東京審判這種‘勝者懲罰敗者’的法庭上，戲劇性地導演出來的。法庭的審判極其片面、別有用心地‘證明’日軍的慘無人道。 “七、這一審判沒設偽證罪，鼓勵了對戰敗者‘缺點’的誇大。” 我認為逐一駁倒上述七條是在浪費情感。這七條完整地介紹給中國人民，希望以此引進一種嶄新的“歷史觀”，讓讀者領略世界學術之“豐富”。 可惜我們無法開列出新奇的證據豐富讀者的視聽，“田中七點”仍然是從理論到理論，令欲知歷史豐富性的人失望透頂。 反對“大屠殺論派”者的核心理由是法庭偏聽偏信。但他恰恰忘了，當年大屠殺的執行者曾經就日軍入城後的殘暴行為向“還都”後的汪精衛偽政府道歉。——這又讓人們聽哪一方，信哪一方呢？ 原中統大特務鄭蘊俠回憶道： “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眾所周知，證據確鑿，鐵證如山，不容抵賴。但是，當今還有個別日本要人企圖否認，令人難以理解。 “製造南京大屠殺血案的首惡——日軍第六師團中將師團長谷壽夫在日本投降後被捕獲，南京特別軍事法庭於1947年2月開庭公審此凶，其過程頗值得一記。 “谷壽夫被法警押到法庭，站到被告席後，特別軍事法庭庭長石美瑜問了他姓名、籍貫、年齡、捕前供職單位等一般情況，驗明犯人身份後，檢查官(姓名忘記)宣讀起訴書。起訴書讀完，審訊開始。 “對於1937年12月日軍攻佔南京後屠城的滔天罪行，谷壽夫矢口否認，只承認率部攻佔南京，是奉命而為的正常的軍事行動，至於屠城，殺害非軍事人員，則是沒有的事。 “法庭傳證人出庭作證。一些屠城的倖存者，當年埋屍隊的人紛紛控訴日軍暴行，他們的親人都死在日軍屠刀之下，自己也險些喪命，有人還撩開衣服，露出被日軍毆打的傷痕。在此情況下，谷壽夫仍然予以否認，仍然說是正常的戰爭行動，既然是戰爭，雙方都難免死人，日軍也死了不少人等等。谷壽夫的態度激起了聽眾的憤慨。因為是公開審判，旁聽席上座無虛席。庭長一再要求肅靜。 “庭長宣佈陳示證物。法警們拾出若干麻袋，將裏面的東西倒在法庭的證物案上。一時全場震動：那是一顆顆人頭顱骨，大大小小堆滿了證物案。這些頭顱骨是從南京中華門外萬人坑取來的。法醫講解，根據骨質、齒質、大小分析，這些遇害者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而且頸部痕跡平整，可以斷定都是被利刃砍切下來的。全場聽眾無不切齒痛恨，谷壽夫也驚呆了，但當法官問他在物證面前是否認罪時，他卻依然頑抗，說不知道因何造成，還假假惺惺的表示悲痛。 “接著，屠城目擊者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記者田白烈、美國《紐約時報》記者杜廷到證人席作證。他們當年都常駐南京，親見屠城慘狀。田白烈後來寫了一本書《現代史上破天荒的殘暴記錄》。現在他當眾朗讀了書中部分章節；杜廷也朗讀了他當時所寫的新聞報導。 “谷壽夫對此仍然抵賴推卸罪責，宣稱不知道。 “最後，庭長宣佈放映電影。法庭拉上窗幔，熄燈，放映開始。 “銀幕上出現了日軍把刺刀刺進老百姓身軀，日軍向老百姓開槍，日軍追殺者百姓，中國老百姓喊叫、躲避、哭泣、倒地、流血……一幕又一幕的慘狀。這是一位法國神父當時在南京新街口悄悄偷拍下來的現場實錄。接著，又一位聽眾臨時上庭作證，他就是新街口屠殺的倖存者，他揭露了當年日軍偽稱發食鹽，集中了數千人用機槍掃射的暴行。” “在鐵的事實面前，谷壽夫再也無法抵賴，只得低頭認罪了。” 批評“大屠殺派”論者“先定性後求證”的辦法的田中太君，不知是否意識到自己先犯了“先定性後求證”的毛病？不知是否明白這樣一個道理：司法制度中的無罪推定也罷、有罪推定也罷，最終都無法阻止真理的接近和顯示。 無法令人信服便開始惱怒：再糾纏歷史，別想得到日元貸款！ 這就是日本政界的史學觀和“政治正確性”，這就是“自以為是的霸權主義”的充分暴露。 連天皇世系都可以偽造的民族，對歷史認識有這般死硬的頑冥態度那也不足為奇的了。 不少中國人對《說不》有意見，而且是很激烈的意見，他們說：“你們幹嗎對日本那麼客氣，你們幹嗎提日本就那麼一小段？難道你們沒看到日本比美國更壞嗎？” 他們認為，至今為止，中國對日本太溫和、太遷就了；包括香港人在內，很長時問內對周總理宣佈放棄對日索賠有看法。1986年，胡耀邦總書記手一揮，邀請三千日本青年來中國，我所在的寢室第一反應就是“炸了窩”，寧夏來的老張道：“一請就是三千！他們啥時候這麼大方地請過我們！”——百姓的樸素心理是正人君子們無權取笑的，國家交往的利益原則同小老百姓的利益原則並無差別，只不過前者表述得更文雅更……不太錙銖必較罷了。 不管怎樣，國家之間和國民之間的交往，實際上是互為折射的。 中國人有沒有外族歧視？坦率地說：還是有那麼一點的。如講到日本，前頭總免不了冠一個“小”字，電視劇《趙尚志》主題歌唱道： “抬起頭哇，挺起胸， 遍地小日本，遍地小日本——” 這個“小”字的出處，可能源自於孫中山“中日是兄弟，中國為兄，日本為弟”。可借這個“弟弟”，倚小賣小，欺淩老實厚道的兄長，甚至不把兄長當人。如果汪精衛的親日情結有什麼其他血緣的話，可能同國父對日本真誠的親善有關——但國父的善良得到了什麼回報呢？日本軍攻入浙江，將孫中山的銅像拿來任意侮辱。對偉人尚且如此，何況小民乎？日本人宵小式的刻毒在中日戰爭中無所不在。林語堂說：日本人的陰且毒，體現在他們甚至不給順服的中國人最起碼的安全感。我出生在大連，日本朋友聽我是大連人便眉開眼笑——他們對大連是有感情的，對整個“滿洲”國也是有感情的，他們問我是否讀過《槐樹蔭下的大連》，我道：我倒是讀過另一本《啊，滿洲》。 對於這樣一個追念“滿洲國時代”的懷舊的日本，中國人不抱什麼好感，也是理所當然的。 我父親在“滿洲國”時代讀過私墊，私墊中的必修語言是日語。他對我只說了一句：小日本不把中國人當人。 三千日本青年來華了，他們對中日戰爭有幾分瞭解呢？他們最多知道日本曾“進入”過中國，並給中國人民帶來了“麻煩”，他們何嘗帶著一種彌合一代人創傷的心情認真地跟中國人打交道呢？他們就只知道中國的東西好吃，中國人很大方，中國的工藝技術情報好搞，中國人的專利意識很差——如折疊剪刀，中國人是不曉得這個簡單玩藝是可以申請專利的。於是他們弄了幾把回去，向國際專利局申請，得，中國人再生產折疊剪刀，反倒要向日本人交納專利費了。這不是自作自受嗎？ 稀裏糊塗的“三千志士”奔突著、歡喜著來到中國。酒喝一喝，飯吃一吃，像片拍一拍，江南民歌學一學，然後抹著眼淚招著手回去了，至於“世世代代友好”的事兒，連水漂都不打—個。 我們這又是何苦呢？ 王朔有一段描述中日友好交流的閒筆，讀一讀倒是挺有意思的——— “(歌舞)團裏來了一幫日本人，……每人送了我們一把摺扇，抱著一大堆東西哭著走了。 “我們回來嘟嘟囔囔： ‘小日本真摳。’” 那些投中國人所好，排練出一組“反省歷史”，為“面向二十一世紀”做鋪墊的日本演藝界人士們，他們有幾個真的在乎“歷史”呢？他們可能把那首《滿洲國國歌》唱得溜熟，把李香蘭的悲憤矛盾心情表演得出神入化，把日本姑娘純真的反戰意識用舞蹈表現得令人肝腸欲斷。但他們真正對歷史又有多大興趣？ 當中央電視臺採訪日本舞蹈團的那位主要演員時，她吃吃地笑著說什麼都不知道。 這也不能過多地責怪她，否則會讓別人覺著我們太過於得理不讓人了。 但關鍵是人家不承認我們“得理”！ 好比兩戶鄰居，東院的人家曾在五十年前闖入西院的門戶，燒了西院的房子，殺了西院的家長，姦淫了西院的女人，毀壞了西院的傢俱和生產工具，奴役西院倖存者達數年之久。終於有一天，公理勝利了，東院的家長被戳于刑律，東院服服貼貼了一段時間，他們的後代又開始如平常人那樣同西院打交道了。但西院發現，東院從不因沮上的暴行而道歉。反而說：“東院也有一定的理由……”甚至於為那些當年的兇手們專門辟了一個神廚大搖大擺地祭祀，並散佈謠言說：“西院說的那一些都是編的……”這還不算，東院人還吵嚷著當年的約法三章不算數，添刀添槍，還修炮樓，說是要“強化護院”。那麼，受害者的後代們懷疑東院的居心，難道是沒有道理的嗎？ 是誰在“糾纏歷史”？糾纏歷史又怎麼樣？因為你們時不時要修改歷史、甚至否認歷史！ 歷史並非是有些人所想的那樣的不重要。歷史學範疇已越來越多地加入到政治學範疇。 像我們所看到的一樣，歷史學家們扮演了蘇聯劇烈變革的重要角色。 歷史與現實的關係，列寧有過精闢的論述。 而日本人又恰恰是提到歷史就頭疼不已的。 這是不是說日本人就一定排斥歷史呢？ 不不，極右翼的勢力對北方四島的態度證明了他們照樣是“糾纏歷史”的。一旦觸及到他們的利益，他們比誰都會“糾纏歷史”。 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核子試驗後，日本朝野發出“凍結對華貸款”的怒吼。據日方聲稱，作為原子彈唯一受害國，因此日本對中國核子試驗的反應是正當的。李鵬總理也以一種超乎了政治範疇的溫和口氣說：對於民間的受害記憶引起的反應是“可以理解的”。 看來日本人對戰爭的創傷記憶照樣是敏感的。 但是不光是政府，人民同樣也要檢討戰爭。 記得前一段時間，報紙上有一篇文章，題目叫《我們為什麼被屠殺》。指出中國的群眾在侵略者屠刀前的麻木、順從和缺乏警醒，是一個值得深思的沉痛教訓。機敏地逃脫了大屠殺的人，比那些在無所作為中死去的人更令人尊敬。亞洲傑出領袖之一的李光耀就是一位當年從開往刑場的卡車上跳下來的青年人。我們為什麼被屠殺？因為我們民族的整體素質缺乏面對好戰又兇殘的民族應有的應變機制。當日本人讓我們集合，令我們跪坐的時候，我們雖然心存憤恨，但直至開槍前一瞬，我們仍對奴役者抱有幻想。甚至——當我們明知將要受死，但直至走上刑場，我們也不願相信會遭受這般滅了天理的慘酷的屠殺。 這就是中日之間最令人顫慄的心靈擁抱！ 同樣日本民族也需要反省：我知道生活在富裕之中的日本青年對軍旅生活是不甚感興趣的，他們的和平主義使他們一度稍遜著祖上的武士精神。日本防衛廳招募自衛隊隊員，曾一度出現防衛廳幹部向待業青年鞠躬懇求其加入自衛隊的情形。但是，日本人想過沒有？究竟是誰將原子彈的災難加諸日本民族？日本人民是否有過反省，為什麼會遭受這般的人類厄運？那一天，我對《每日新聞》社上村先生說：“二戰中的一切表明：日本人民同日本軍國主義一樣，也是有罪的，因為日本人民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基礎……”也許我這樣表述有些過於偏狹了，但這是大多數亞洲人民所認同的。我曾看到這樣的影片，當武漢會戰日軍大獲全勝時，日本列島的人民提著紙糊燈籠欣喜狂歡地遊行慶貿。我也看到這樣的鏡頭：中途島大海戰，日本軍艦駛向太平洋，衣衫檻樓的漁民向他們驕傲的海軍狂呼著“萬歲！”。當日本人民以豪邁的、微醺的心擁護著他們的子弟兵吞併“滿洲”，席捲“支那”、長驅“南洋”、威懾印度時，他們又何嘗對未來的宿命法則有過些許的畏懼？——好了，好了，惡人被懲罰了，平民也安息了。一小撮頑固派要為惡人、惡勢力招魂，那就由他去吧。但是，不要指望得到我們的信任。不敢在誓言上簽字的人，不敢在無辜亡靈前懺悔並贖罪的人，“天必厭之！天必厭之！” 真的懷疑：當年一心要建立“大東亞共榮固”的日本是否真正懂得亞洲。 他們無時無處不想重新出來代表亞洲。 一個日本商人曾經找到張德培，希望這位網球巨星今後能以“亞洲人”的身份打球，而張德培回答：“我若做代表的話，可以代表中國，因為我的血統是中國人。” 日本人的心理有時怪怪的。他在歷史問題上，在人類合作問題上老是跟中國人、朝鮮人、韓國人以及東南亞國家人民作對，生怕別人吃上他的，要上他的。然而下意識中又不時地把自己扮作亞洲的代言人。 然而就像張藏藏所說：一個龐大的經濟巨人卻長了一副豌豆大的腦子。日本在與亞洲國家打交道時呈現出的寒酸和宵小式的狡辯，令人懷疑他能否歷練出世界性大國那種能登臺面的雍容華貴？“日本連自己都不能領導”。這話說得透底。石原慎太郎為此在那裏帶著哭腔跺腳：“日本竟遭此奚落！” 我們看日本小說和日本電視劇，覺得日本人很好笑，一個曾出現過川端康成的民族，語言居然是如此鄙陋不堪—— “我錯了……” “認錯了就完了嗎？想通過認錯就蒙混過關，未免也太過分了吧？” “請原諒……” “住口！你這卑鄙自私的傢伙，你想讓大家和你一起受連累，難道不是這樣的嗎？” 這一系列諸如此類的語言絕不是翻譯上的問題，因為據說日本文字語言的文學潛力不過如此而已。——每當我聽到這些對話，我便納悶：日常生活中的日本人認錯認得那麼勤，“痛打落水狗”的緊迫不舍勁兒又那兒足。為什麼到了國際事務中，就變得那樣蠻橫無禮，對歷史問題兩眼翻白，死不認帳呢？是不是也伯別的亞洲國家也像他們的同胞那樣，繼續對他們施加虐待、窮追不捨呢？ 這當然只是最善意的猜測而已。 奉勸日本：切莫因小失大。 我初中時十分喜歡讀《少年文藝》。有一篇小說大意是這樣寫的—— 日軍佔領的山東省的某小學，老師正在教生物課。突然門被撞開了，神氣活現的日本督導官走進來檢查教學內容。他查看一番後，走上了講臺。大講了一番他的“生物觀”： “中國人常吃豬肉，所以中國人很懶；回教徒吃牛羊肉，所以他們驍勇好鬥；而大和民族喜歡吃魚，所以我們大和民族有一往無前的英勇精神！” 日本督導大放厥詞後心滿意足地走了。而教書先生則氣得臉色慘白，他搖著頭重新走上講臺。先生說出了粗話： “淨放狗屁！他可以把大和民族比作黃花魚，但他別忘了這一點——魚類總是顧頭不顧腚的！” 所以告誡還是“彈丸”意識的少數日本政客，別“顧頭不顧腚”，淨鑽牛角尖，當心遭報應。 現在，北京出售的《中國可以說不》一書成了國際性話題。因為，不怎麼對外吐露心裏話的中國知識份子從正面批評了美國和日本。在民族主義高漲的背景下，受《敢說不的日本》一書影響的年輕人噴發出了平素的不滿。 年輕人執筆也許是“崇拜美國”的反作用 《中國可以說不》一書包括散文、論文和資料，一共435頁，今年5月由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出版。6月25日，新華社播發了介紹該書的報導，可以說是本得到政府支援的書。 這本書的作者都是30歲左右的年輕人，不是國際問題的專家。他們解釋說，我們本來嚮往美國，但在美國使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會落空之後，開始轉向抨擊美國。 這本書的感情成分較大，論證也相當粗糙。也許應該注意這本書得以出版和目前中國大多數人喜歡這類書的氣氛有關。 關於這本書，中國政府說：“與政府沒有任何關係，也不是政府的見解。”一位政府有關人士分析說：“中國從前一直是對美國該說什麼就說什麼。沒有必要進一步說不。中國一度出現了極端的美國崇拜熱，甚至有人說美國的月亮圓。這大概是反作用。” 讀者強烈支持抨擊日本 作者張藏藏接受了記者的採訪。 記者問：請談一下出版的經過。 張答：讀了日本出版的《敢說不的日本》的譯本後，受到刺激，一個月時間就寫戍了此書。輿論調查的結果是，中國人最討厭的國家是美國，最嚮往的國家也是美國。我思考這是為什麼。這也是寫作本書的動機， 問：為什麼過去沒有出版這類書？ 答：抨擊美國和日本的言論有過一些，但沒有這樣系統的東西。 問：周圍的反應如何？ 答：第一版印了5萬冊，立即銷售一空。接到了讀者700封來信。香港的報紙說：“這也許是接近政府的人寫的。”我們與政府沒有任何關係。但是，聽說有一位領導建議政府人士閱讀。 我們想與政府的政策保持一致，也許有的地方不一致，政府還沒有說什麼。美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與我們聯繫，說想馬上見一面。聊聊。 問：讀者反應最強烈的是哪部分？ 答：抨擊日本，說日本廠家向中國出售三流產品的部分。在放棄對日索賠問題上，表示同意我們觀點的意見十分突出。 民族主義高漲的背景是經濟增長產生的自信 在中國，掀起了禁止餐廳和商店起洋名的運動。這一運動始於去年夏天，有人稱之為反殖民地文化運動。《光明日報》今年6月重新發起這場運動，使之波及到全國。高呼“應該對自己的民族文化感到自豪”的文論引人注目。出現了呼籲用國產產品，批評崇拜外國產品的動向。以保護消費者的名義，日本的一些著名產品被當作了靶子。 民族主義高漲，是因為存在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抨擊美國和日本。今年3月臺灣舉行總統選舉之際，中國在臺灣海峽進行威嚇性軍事演習；美國派出了航空母艦。中國抨擊說：“這是阻礙祖國統一。” 美國使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會落空和阻礙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本來就對美國表示強烈不滿，臺灣問題成了反美情緒激化的契機。 日本抨擊中國進行核子試驗，凍結了一部分無償援助。然而，中國方面有一種觀點認為，日本的援助是與戰爭賠償相抵銷。凍結援助刺激了反日情緒。 近幾年，中國繼續保持兩位數的經濟增長。各國試圖向中國推銷本國產品，中國也採取了對策。充滿自信的國民開始認為，應該反擊美國和日本。 石原太君： 拜讀了您針對《中國可以說不》一書發表的大論。作為該書作者，首先還是要感謝您在年高體弱之際，以一種介乎於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與動畫米老鼠之間的聲音跟我們“叫板”。在拙作的前言裏，我們已經謙遜地指出，無論在資歷、聲望及學識上我們都是難以與您比肩的。但是顯然，歷史觀的正確與否和資歷、聲望及學識之類的東西並無內在、必然的聯繫。 誠如您所言，我們的觀點確實還比較稚嫩，還需要假以時日才會豐盈和成熟；但您那種以老賣老、自以為自己是歷史源頭的作派卻使我們頓生厭煩和噁心。悄悄告訴您一個本人的歷史觀吧：老年人反對年輕人是一樁很危險的事情——有時甚至是自掘墳墓的舉動。請允許我打一個坦率的比方——以鄙人和您老為例，在我們自身的性問題上，不消說得，您肯定比我經驗豐富、技巧嫺熟；但同樣毋庸置疑，我肯定比您更具有激情、衝擊性、探索性、生命力和美，所以說，幼稚不應該是受到嘲笑的理由，而是應該被鼓勵、被寬容和被敬畏的。反而，我倒是應該寬厚地對您予以慰藉。詩雲：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引伸到如何對待《中國可以說不》一書的某些觀點，道理都是一樣的。 在國與國的關係問題上您信奉“弱肉強食”、“你死我活”的野生動物的生存法則，我們倒不能全盤否定這個法則的現實意義。不管是西方諸強還是日本，都曾經一度自甘背離人類文明的進程，而且日本的表現尤為甚之。說得不客氣一點，如果八國聯軍那時候在中國的有些舉動如同禽獸，那麼日本軍人們在二戰中對中國人的作為則禽獸不如。從您的文章看，歷史觀其實是無所謂正確不正確的：在兩個角力的摔跤手中，站著的那個就是正確的，躺下的那個就是不正確的。不錯，不錯，我該為您擊掌歡呼——但這種歡呼必須具有一個前提——我必須站在非洲原始森林的邊緣向您歡呼：您追逐一頭獅子，縱身一躍將它撲倒；您哢嚓一聲咬斷了獅子的喉管……我歡呼起來：好樣的，石原！好樣的，石原！ 您說，在東京審判中，法官沒有說日本是侵略而是“進出”。那麼，這種事實的認定與判處東條英機等人的絞刑顯然便存在著法理上的漏洞。既然如此，您為何不代表那些“冤魂”上訴國際法庭，要求平反昭雪，恢復他們的功名，並封給他們諡號？——順便提一句，橋本龍太郎此次又斗膽以公職身份入靖國神社憑弔，這一舉動顯然受到了先生您的“正確的”歷史觀的鼓勵。 把西藏、臺灣問題與日本二戰期間的侵略行徑混為一談，而且中國對臺灣回歸的種種設想被您認定為是對“一個民族差異極大、而且擁有自己獨立文化”的臺灣進行“吞併”，而日本的行為則是“進出”，則是使“東南亞各國獨立”，您真不愧是一位為日本撰寫史詩的、同時自己也將會垂名青史的偉大作家啊！而偉大的作家再進一步便會進入“瘋狂”(如尼采、荷爾德林、三島由紀夫)，但您的“偉大”遠甚於其他人了，因為您已經徹底瘋狂了，您試圖用瘋狂來改寫日本的歷史，但您越描越黑，適得其反。不錯，我們與臺灣的民族差異是越來越大了，不過這完全得益於貴國對臺灣的幾十年統治。您說得還不夠膽大的，既然李登輝私下裏都說自己更認同日本人，您乾脆再弄出一套理論來，論證臺灣更應該“回歸”日本——不過，如果您的理論遵從了普遍有效性的原則，貴國又憑什麼吵吵嚷嚷著去向俄羅斯要求收復北方四島呢？ 李光耀缺乏歷史感，而張藏藏、宋強等娃娃們的歷史觀又是錯誤的。那麼，讓我們試想一下在我們認同了石原先生的歷史觀後會出現什麼可能的後果吧： 既然您認為日本那時候“進入”中國是一種正確的、必須的、旨在消除西方威脅而且從內心深處是為了東亞共榮的慈善舉動——不要老是盯著日本士兵那些殺人放火、強姦老幼婦女的細節不放，戰爭又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繡花，不是做文章，沒有那麼多溫良恭儉讓嘛——如果日本在不久的將來被中國認定構成了對中國的威脅，抑或有外國勢力在壓迫日本並試圖借日本這塊跳板進攻中國，中國軍隊是否也可以大規模地“進出”日本？是否也可以讓我們那些神經緊張、勞苦功高的士兵們在日本女性的身體上放鬆放鬆？——五十年前，貴國的士兵在我國就是這麼幹的。哎喲，再設想下去就太恐怖了：如果那些日本女性中恰巧有一位就是閣下您的寶貴孫女呢(您必須在場，不准閉上眼睛——日本士兵在中國也這麼幹過)？如果您秉持自己的一貫的歷史觀(而不是一種種族主義歷史觀)，您應該淡然一笑，悠然而道：“歷史就是這樣的……” 石原先生，請別怪罪我的惡毒，因為您惡毒在先。而且貴國已經惡毒過了。而我們的“惡毒”僅僅是一種假設，旨在使您的歷史觀在多種情形下都能經受住考驗。但我能斷定：它經受不了那種考驗。如果真有那種殘酷的情形出現，您怎麼能談然一笑悠然而道呢？您肯定會刺瞎雙目、吐血而死呀——這一死不打緊，您的歷史觀也就完蛋去逑了。 我弄不清在日本國內附合您這種歷史觀的民眾有多少——不過有時候我會這麼想，十年前我們邀請三千日本青年來中國搞中日青年大聯歡，那些日本青年裏面將來可能會有至少一半變成軍國主義分子哩。哎啊啊，大事不好，我們的地形全給他們偵察清楚了。 您說中國常提“一衣帶水，同文同種”也是霸權主義的表現，這其實是給中國人自己一個教訓，中國這邊在套近乎，在念著“中日不再戰”，卻沒想到日本會有石原這樣的解構主義大師，其功力遠勝於羅蘭·巴特和福柯，在春光明媚、鳥語花香中總是能嗅出邪惡和危險——這一點上，我們將繼續向您討教、學習。 好吧，“暴露出霸權主義的‘自以為是’”這頂帽子我暫且收下吧——不管它合適不合適。但來而不往非禮也，我也送石原先生一頂桂冠吧，您的歷史觀是“可恥的而且無力地抽搐的歷史觀”：精蟲甚少，一多半還是死的。頂頂樂觀的估計是，即使您播下的龍種，收穫的也只能是跳蚤了。 這種幼稚而又何等無禮的文章的基礎；看來乃是在支那這一封閉社會中擔任多半是被選定的公職的某些人的自以為是，以及儘快形成民族主義的意圖。這種意圖，就是要把這些文章，作為對國民由經濟自由化路線所帶來的國內明顯的經濟差距自然產生的不滿與不安加以抑制和強行整飭的有效工具。 這本書的作者現在恐怕是屬於當今支那特殊階層的一類人，但他們撰寫的文章卻是何等地適合時下當權人物的口味，令人作嘔的部分又何其多。然而，唯獨他們就今日日本政治的本質所選行的分析，卻不能斷言本質上是錯誤的。 與其說這些文章的論點有著根本性的謬誤，莫如說作者的局限在於他們的歷史觀在世界史這一大潮流中缺乏相對的認識。如果只以兩國間雙邊的觀點來捕捉日中過去的關係，那麼不管中國政府的正統性是否從國民黨政府轉移到共產黨，居住在同一國土上的支那人所持的日本觀都理所當然地認為是加害者同受害者的關係。但是，如果把過去的戰爭包括在內考慮日本實施現代化的歷史給整個世界造成的影響，那麼日本在來自中國單方面的譴責面前，就決不應該在世界史範圍內被追究道義責任。 所謂來自日本的貸款帶有強烈的賠償性質這種說詞，是無視旨在正式結束戰爭的媾和條約是什麼這一國際法原理。當時並不在場而後來誕生的政權根本沒有權利讓時間倒轉，重新要求賠償。因此，如果呼籲日本對那場戰爭應負道義的責任的話，那麼你們自己不妨重新考慮一下現在的所作所為。對於這一點，下面我還將指出。 這本書的作者公開聲稱是共產主義者。但他們的鼻祖列寧只是論述說，歐洲現代主義繁榮畢竟在於對殖民地豐富資源的掠奪和對廉價勞動力的奴役。這是任何人都沒有異議的歷史真理。 日本的現代化也就是日本國民要把這個國家變成強大的產業軍事國家的努力的發端，是建立在下述國民願望基礎之上的，即我們自己企圖回避包括鄰邦支那，當時的清朝在內的亞洲幾乎所有國家的全部或大部已被變成西歐列強的殖民地的狀況。順便提一下，促進日本人這種意願的因素之一，還有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當時的清朝，以他們自己的霸權主義向日本派遣了當時世界最大級的戰艦“定遠號”和“鎮遠號”，對我國進行了恫嚇。 而且，我們要千方百計地使這種努力獲得成功，包括支那在內的幾乎所有其他國家，都在國家或民族力所不及的情況下遭到失敗，被迫隸屬於西方。這始終是當代譴責日本為加害者的這些國家的歷史應負的責任。對於被日本合併的朝鮮，道理也一樣。就是說，在當時是否被變成殖民地或者是否被吃掉這種相克，曾是近代歷史留給整個人類必定要解決的歷史課題。 如今，我們也不能無謂地盛氣淩人，認為只有日本才達到了合格的標準。免遭殖民地化的日本卻事與願違，結果適得其反地競致力於造成自己的殖民地，這是事實。雖然是為了對已共產化的俄羅斯建立戰略前線，但無止境地進入支那大陸的做法並不是什麼戰略上的明智選擇。然而，在連支那也作為戰勝國參加的東京軍事法庭審判上，審判日本的所有國家都決沒有把日本的殖民地政策稱為侵略，就像這些文章的作者所譴責的那樣，記述的是進出。就是說，因為審判的一方清楚地瞭解這一歷史公理，倘若唾天便會殃及自己。 然而，我想強調指出的歷史事實是，由於日本引發的太平洋戰爭，已淪為殖民地的亞洲和中東許多國家才奮起，為爭取獨立而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又回來企圖作為統治者主宰它們的西方列強進行鬥爭，從而贏得了勝利。我本人會晤過的當時的埃及前總統納賽爾、印尼總統蘇加諾和馬來西亞現在卓越的領導人馬哈蒂爾，都同樣談論過日本在戰後這種世界史的結構中存在的意義。 我常常聽到有人譴責說日本對那場戰爭的反省程度與同屬戰敗國的德國不同。德國在戰後拼命而又真誠進行反省的，決不是什麼對那場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又被打敗的戰爭的反省。那始終是對猶太人和波蘭等國的人們進行過瘋狂大屠殺的謝罪，只是一種堅決阻止進行那種大屠殺的納粹主義復活的誓約。任何地方都不會有這樣的歷史公理：發動戰爭的壞蛋儘是戰敗者。 如果說專注於過去那場戰爭中的受害情況而要追究日本國家的道義責任的話，那麼像驅逐達賴喇嘛，以武力鎮壓藏民對他的仰慕，悍然吞併在文化和民族上迥然不同的西藏那樣一種以支那的軍事實力為後盾，而且現在愈演愈烈的霸權主義，已經引起世人的嫌棄。而且把在民族上有相當差異、一直擁有獨自文化的臺灣硬說成是本國領土的一部分，這種寸步不讓的姿態只能暴露出霸權主義的面目。後來許多人都反躬自省地指出，當初聯合國作出的決定臺灣歸屬支那的決議是何等地疏忽大意。 這種以武力威脅牽制臺灣並謀求吞併臺灣的做法，同納粹希特勒單方面吞併同文同種的奧地利是毫無二致的。順便提一下，這也是這些作者常常寫道的，由支那方面開始說起的所謂日本同支那的關係是“一衣帶水”啦，“同文同種”啦，這些說法在文化論上也是錯誤的，只能是文化上的霸權主義。我們確實在使用漢字，但正因為我們民族只用漢字無法表達感情，我們才獨自地創造出了兩種假名。 說什麼過去在支那壞事做絕的日本今天有資格指責眼下在支那發生的侵犯人權狀況嗎？這也是不打自招的。縱然自己的人權過去由於戰爭而遭到了踐踏，其對方國家在過了半個世紀的今天作為同樣的人對當今在支那發生的侵犯人權狀況感到痛心，作為在當代生活的人對這種政治感到憂慮，豈不是理所當然的嗎？ 說日本背離亞洲，這種論點尤其奇妙而又感情用事，聽來仿佛是弱者的一種偏見。說什麼豐田汽車工業公司和日產汽車公司向歐洲出口的汽車與向支那出口的汽車在質量上顯然有優劣之別，這也是令人噴飯的口實。大凡日本人誰都知道同屬豐田汽車公司生產的皇冠和佳美哪一種品牌更高級。 這本書的作者對日本特別是在亞洲的主導行動擔心得甚至有些神經過敏。新加坡的李光耀就撿起了擔心日本再度向東南亞行使軍事力量的盾牌。然而，沒有比原是旅外華僑的李光耀的這種發言實際上更能夠使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存在合法化了。李光耀的觀點紮根于充滿支那劣等而又極不相宜的對日本在那場太平洋戰爭的立場的不理解，對宏觀的歷史全然沒有把握。 日本同東南亞許多國家進行了經濟合作，在資本和技術方面形成了共同系列。它究竟還有什麼必要在這個地區發動戰爭呢？ 這些作者竭力鼓吹日本在世界上沒有任何代表性，因而沒有資格出任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但在上次的海灣戰爭中日本實際發揮的作用之大，實際上連日本的政治家本身也不清楚地瞭解，不言而喻，支那人更是不知曉。然而五角大樓的官方檔寫道，我們在這場戰爭中證實了石原在那本書中所寫的內容是正確的。文件寫道：美國在中曾根康弘總理作出日本獨自向美國提供戰略尖端技術決策的極大鼓舞下，輕而易舉地贏得了勝利。這種決策比日本提供的資金更重要。日本提供尖端技術的功績遠遠超過了派遣8萬軍隊與美國共同戰鬥的英國所建樹的功績。而且駐伊拉克的軍事顧問團詳盡地看到這種情景回國後，為了保護在同美國的擴軍競賽中顯然敗北的本國軍隊，率先表示支持改革。這正是為柏林牆瓦解、冷戰結構崩潰提供了機遇。歷史是以人的肉眼難以看到的巨大車輪滾滾向前發展的。 日本在同美國的這種關係中將能夠得到極為重要的代表性，並且已經擁有和行使了這種代表性。無法看到這種代表性的人的徒勞輕侮，從本質上講只能是無的放矢，對他們本身來說不久將會引起重大的危險。 儘管如此，今天支那的那種厚顏無恥的霸權主義言行，只能說是歷史性的錯誤，而不是什麼別的。過去，那種依靠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為後盾的政治，一直一意孤行地把有很大差異的民族、文化和宗教擰在一起的所謂“帝國”的政治形態，最後促使處於民族漩渦中的蘇聯土崩瓦解。其後，各個民族為了尋求同一性正在發生新的爭端。然而，唯獨支那對時代作出錯誤的理解，依靠來自日本的貸款不遺餘力地發展核武器，對吞併西藏和染指臺灣仍不作任何反省，進而還把霸權之手伸向根據美國正式簽署的協定已歸還日本的尖閣群島以及西沙和南沙群島這樣一些島嶼。難道說支那人妄圖在當代來重溫與他祖先成吉思汗一樣的舊夢嗎？晚年頭腦失常的毛澤東曾對當時的法國總統蓬皮杜說什麼，支那由於人口眾多，即使在核戰爭中死掉2000萬支那人也沒什麼了不起。這番話使蓬皮杜總統大吃一驚。難道他們今天還想把毛澤東的這種遺言繼承下來嗎？ 在正式調查之前把於本土發掘的土器碎片和古錢幣散撒到海裏，隨後而來的調查團再把它們打撈起來，由此便可以證明支那的文明過去曾遍及這一地區。因此就可胡說這是我國的領土，這種伎倆也太無視別人的存在了吧？ 對此，日本政府向來不提出強烈的抗議。譬如說，不久前支那顯然侵犯日本的領海線，對尖閣群島周圍的海底油田進行為期1個多月的勘探，終於發現了原油礦脈，甚至還拍下了揮發氣燃燒的照片返回支那。對於這樣的對手，本來在這個地區擁有開採權的日本企業要求政府採取扎實可靠的對策，但任何省廳都不予理會。僅就這一點而言，這些作者們奚落的“日本誰也領導不了，有時日本連自己都無法領導”這句話是對的。 日本這樣的大國在既沒有資金也沒有技術的鄰國威脅下，如果像一部分賣國的日本外交官宣稱的那樣決定同支那聯合開發在本國領土上蘊藏的天然資源，那麼，有西沙和南沙問題的東南亞國家則將發生很大的搖擺，支那在亞洲的霸權由此將會一舉得到加強。印度和越南等國的強烈反對也是不難設想的。而且在這種時候，美國也將斟酌自己的經濟利益到什麼地方，也得考慮採取何種程度的行動。其結果必將給日本同美國的關係帶來新的局面。 支那推行的這種霸權主義宛如兒戲，這蓄意讓日本同美國互相敵視，並且煽動民族主義情緒，是一種陳腐卻又厚顏無恥、我行我素的霸權主義行徑。當支那這個國家為了掩飾其本質上的不成熟和軟弱性而竭力推行這種霸權主義的時候，世界將被捲入一場新的混亂，但是對於制裁支那恐怕也不會猶豫不決。到那時，日本即便期盼更深地受到美國庇護，美國反而不會承認這樣的日本是對等的夥伴。在支那帶來這種衝擊之後，這個日本究竟能不能清楚地認識到“天助自助者”這一歷史公理，而開始通過自己的手來鑄成平等夥伴的資格呢？ 然而，從某種意義上說，來自支那的這種外壓說不定將拯救日本免遭本質上的墜落和衰微。 有這樣一個故事，說一條狗跑到河邊，水面上自然映出它的身影，但它羡慕水中狗嘴裏叼著的骨頭，而狂吠起來，這一吠不打緊，卻使自己口中的骨頭滑落水中。 狗的憨態使人倍覺可笑。可如果現實中，尤其是一個實力很強的國家，也要發生這樣的迷惑，並且準備也那麼“狂吠”幾下，便著實令人笑不起來了。 對於亞洲而言，日本是個不道義的鄰居。日本的不道義，在全球尤其是亞洲，已是眾所周知的、眾口皆伐的事實了。過去的不道義，現在的不道義；政治上的不道義，經濟上的不道義，凡此種種。它已成為日本形象及其現行的對亞洲的方針所無法割裂的一部分了。 近年來，隨著右翼勢力逐漸掌握了日本的政治大權，日本不僅沒有對過去戰爭罪行進行深刻反省，反而反其道而行之，以大肆歪曲戰爭歷史。推行“民粹主義”的方式加入國際政治新格局的角逐。等待日本認真汲取歷史教訓，以客觀公正的姿態步入國際社會的幻想在現階段實屬不智，但同為近鄰的事實，卻又不得不使人提起筆來，提醒日本：著著實實應該敲打一下自己了。 一、否定歷史終將被歷史否定 《說不》出版之後，更是引動日本某些右翼極端分子的仇視和詆毀，他們在繼續為戰爭罪行進行狡辯的同時，又加緊了對中國的攻擊。那些看似睿智其實狡詐的言詞在另一個向度上道出了那個國度所彌漫在心理、道德上失去道義的根由。 日本右翼勢力出於蔑視中華民族的心理和製造“中國威脅論”的需要，將中華民族日益展現出來的凝聚力，誣衊為“民族主義小伎倆”和“民族霸權主義”。但當他們歪曲事實、進行“狂吠”的時候，卻忘記了這樣兩個史實： 一、正是民族霸權主義野心，促使日本發動了太平洋侵略戰爭； 二、正是民族主義“小伎倆”，構築了大和民族凝聚力，加速了戰後日本的復興。 或許是對中國的無知，或許是為了掩蓋這股來自中國民間的強烈的?喊所帶來的恐懼，他們認定我們是所謂的“特權階層”。他們根本不知道，或者不願意知道，我正在寫作的這一張寫字臺，是放在北京一棟樓房的一間陰暗潮濕的地下室裏，裏面擺滿我的全部家當。自以為是他們將我們劃入所指定的“特權階層”，卻在另一個角度上把他們“降”到了與我們同樣“幼稚”的地位——他們才是與大眾疏離的、來自階層利益集團的“特殊聲音”。不幸的是，我們的聲音偏偏來自最底層的大眾。 不過憑這些人的淵博學識，洞悉毫微的能力，恐怕早已知道全貌，只是不說罷了。因為依據他們慣常表現出的狡詐和歪曲事實的能力，不利於自己的事實是必須視而不見或予以詆毀的。他們用大開大闔的手法裹挾著慣有的權威姿態所合成的跌宕縱橫、旁證博引的隨意性，試圖掩蓋刻意尋找並加以生生割裂的事實的企圖，也實在令人不能恭維。 在否認戰爭罪行時，他們指責亞洲各國對日本的抗議是用“殘缺的歷史觀而不是用通行的世界史來看待問題”，這不得不使人們懷有這樣的疑慮：世界最終將走向大同，但妨礙世界大同的一個最大障礙，可能就來自不太清醒的日本。令人可笑的是，日本人在否認戰爭罪行時，慣常的說法是“害人反害己”，並說“免遭被淪為殖民地的日本與初衷相反，開始致力於使別國淪為自己的殖民地”。一場到別的國家去“害人”的戰爭，是一場什麼性質的戰爭？除了可稱為“侵略戰爭”外，難道還有別的？比如“馴化的戰爭”、“文明的戰爭”——這些彆扭的字眼兒都是找尋他們的本義千思百想杜撰出來的，供這些人以後使用。也可能他們早就想過了，只是它幼稚得不可思議，只好忍痛不用罷了——可以體現其本質的嗎？所指的“日本開始致力於使別國淪為自己的殖民地”的戰爭“進入”，使別國淪為自己殖民地的戰爭又是一場什麼性質的戰爭？不用歷史學家來回答如此“幼稚”的問題，全球十歲以上小童(可能日本的一部分右翼分子除外)都會異口同聲地回答：“侵略！”“隔壁阿三不曾偷。”——你否認得了嗎？ 日本否認戰爭的另一個理由是，這場戰爭導致了亞洲“進行民族獨立的鬥爭，並取得了勝利”。先不論此觀點正確與否，就此觀點所表達出的歷史觀，恰恰是殘缺的、是被生生割裂的。一場自覺的民族解放鬥爭，是民族覺醒的結果。民族的覺醒，是對列強侵略的反動。拿相悖的結果，掩蓋戰爭的本義，猶如用毒品在醫學上的用途來否定毒品在現實中的危害。用這些人的觀點來論證，難道他們還支持本國國民吸毒不成？因為吸毒好啊，可以治牙痛！ 亞洲各國人民抗議日本的不道義，難道不是世界大潮流的一部分？否認侵略本義，難道不是殘缺？ 由於中國國民習慣于緘默，日本右翼分子狡猾地將來自中國政府的抗議歸於政治鬥爭的策略。他們說：“但同為中國人的兩党對日本的態度是相同的，即他們都是受害者。”這種故意的誘引顯然忽略了民眾一般具有的思考能力，兩黨為什麼在此不謀而合？兩黨代表的是不是中國人？日本的自民黨以及其他什麼黨代表們難道不是日本的民眾？中國所有黨派對日本不進行真誠的戰爭反省的一致譴責，代表的恰恰正是海峽兩岸中國全體民眾的聲音，這種聲音在亞洲乃至世界上的普遍性是對戰爭最有說服力的描述和回答。 令人驚奇的是，與共產主義理論相左的日本右翼分子，也用馬列主義理論來為其戰爭罪行進行辯護。他們用列寧關於歐洲資本主義的繁榮“歸根到底是建立在其對殖民地資源的掠奪和對其廉價勞動力的奴隸性的使用上”這一歷史公理來證明歷史的殘酷，進而證明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殘酷正確性。弱肉強食，這想必是日本人奉若聖明的觀點。因此想見，日本人對殘疾人肯定另有一番看法，對大街上發生的一起搶劫以及其他罪惡，也肯定是冷眼相觀的。而且在另一個向度上，這些人與同樣信奉弱肉強食的強盜實現了同構和疊合。 用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實質來證明日本發動戰爭的正確性只能告訴我們：一個明知罪惡的人去犯罪，比一個因無知而犯罪的人更可怕。歐洲原始資本的掠奪是自發性質的，而到了日本，卻原來是自覺性質的。後者原來比前者更純粹，它不僅是不道義的，乾脆是無道義的。它拿著比歐洲開始掠奪世界時先進得多的機關槍、大炮、飛機、坦克進行著掠奪。既然認同掠奪，那麼跑到別人國土上去掠奪是什麼？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比“侵略”更可怕。 事實上，一場戰爭過去了，除了汲取教訓外，無論是加害者還是受害者，都不願再提及它，只願能在真誠的基礎上進行合作。可是日本無法使人認同它的誠意。這樣的結果，不僅不能因為拒絕承認戰爭罪責而減輕國民的罪惡感，反而更加重了國民的心理重負，使他們不能正視現實，在國際交往中失去了勇氣。長此以往。日本將失去準確判斷事物的標準。 其表現之一，就是在右翼勢力過分歪曲歷史的同時，使日本失去了汲取歷史教訓的機會，從而導致未來某一天“民族主義”過分膨脹使軍國主義死灰復燃。亞洲將再次面對來自日本的威脅。 二、四面皆水並非左右逢源 忽視歷史，就會導致在現實中搞不清自己的位置。 有一句話叫“日中關係就是美中關係”。好像石原先生也曾發表過類似的看法。就問題的表像而言，這句話似乎不錯，但細細琢磨一下卻不儘然。 從美國人開始關注並進入世界之時起，美國就沒把日本放在眼裏，或者說，只是放在其次。美國大規模進入亞洲的第一步，就是跑到他們認為的東方文明的中心中國。當時，歐洲列強的入侵頗令清政府頭痛，清政府對美國的介入懷有一絲與眾不同的期望，希望美國能對列強的侵略起到抑制平衡的作用。但美國取得了較其他列強更為特殊的地位後，反而變本加厲地進行侵奪，使清政府懊惱不已，雙方摩擦不斷。但同是大國的事實還是使雙方關係中有那麼一點相互尊敬的味道。 但日本就不同了，在瓜分中國的列強中，它顯然充當了趁機分一杯羹的角色。西方列強還動不動侵擾日本一下。由於列強擁有中國這塊大堡壘，日本也只有忍氣吞聲。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才徹底結束。 也正是從這時開始，日本因為自己的野心導致了在亞洲的孤立。美國最後投向日本的那兩顆原子彈，從另一個層面上也說明美國人對日本的蔑視。緊接著，麥克亞瑟便叼著煙斗進入了日本，與吉田茂共同構築了日本的基本憲法和發展框架。麥克亞瑟能這樣做，一方面他認為建立一種制度比武力彈壓更能打動日本人；另一方面也確實因為一個現實：日本島國面積不大，而且是個戰敗國，較容易控制。而此時，美國跟中國的關係，則處於歷史上較緊密的時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日本在亞太地區的橋頭堡地位更加顯現，成為西方阻擋共產主義蘇聯擴張的最重要的屏障。美國人對日本的態度也是父親對兒子，打罵由己。 尼克森訪華，將中國作為冷戰格局中抑制蘇聯擴張的平衡力量，擴大對蘇防線的同時，又實質上增加了日本在亞洲的孤立色彩，也說明了在中美關係上日本的踏板地位。日本也緊跟著誠惶誠恐地與中國恢復了邦交。冷戰就這樣將日本置於一種不尷不尬的境地。 冷戰的結束，中國的崛起，日本跟美國大唱“中國威脅論”，一方面說明美國希望將世界格局導入既定化和明晰化，以利於自己的霸主地位的維護；另一方面卻也道出了日本對美國的依賴慣性。但這種慣性和盲從，使日本加入亞洲新格局的行動走向偏差，孤立中國的錯誤方式不僅沒有體現日本參與亞洲及世界政治的良性作用，反而與亞洲發展對中國的實際需要和用積極的態度消除隱患、走向繁榮的總體趨勢相背離，加重了亞洲各國由來已久的懷疑。 從這可以看出，就日本而論，日中關係是從屬於中美關係的。急於加入世界權力競爭的日本，如果把握不好這一點，弄不好會很尷尬。萬一中美關係正常起來，並且完全導入一個新的格局，日本以前的所做所為，不能說對自己不利，但至少不好收場。 中美關係的轉變，最近似乎有了些跡象，但也只是跡象而已。中國人並不抱樂觀態度，更不指望美國帶來什麼與眾不同的好處，只希望基於兩國的現實，相互尊重、平等對待。雖然困難重重，但實際工作又在做。所以，日本最好做好跟美國兜圈子的準備。而作為國家之間交往的原則，相互尊重、平等對待也是我們對中日關係的希望，你不是想更多地參與國際事務嗎，那麼，在中日關係上，你就應該顯示出這樣的魄力，而不要跟在別人屁股後面人云亦云。 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以及中美之間經濟依存度的加強，將迫使美國最終放棄對華政策中的歧視性。日本無論出於歷史的考慮，還是未來的分析，都應加強對華政策的主動性和善意，重新客觀地認識中國經濟、軍事力量的增強在亞洲和平與繁榮中的積極作用和不可或缺的地位，而不要大唱“中國威脅論”，更不要圍堵中國。這是一個善意的、誠懇的提醒，日本的“民族主義”者正在譏笑這種善意，但所謂的中國“民族主義”青年強壓了自己頭腦中對日本深深的厭惡之後，仍要給予一句善良的忠告。日本是個四面皆水的島國，與國際間的交往是日本生存的橋樑。應該保持清醒和謙遜，而不要被島國意識所左右，因經濟的強大而渴望軍事、政治力量的強大，再次被膨脹的野心所驅使走向擴張，這只能是自斷橋樑、自絕生路。 三、日本應當這樣敲打自已 而實現與中國乃至亞洲各國的正常交往，日本必須對下列問題予以誠懇的清算和原則確立： 第一、歷史遺留問題。這將決定亞洲各國對日本的態度以及日本戰後出生的占人口70％的國民在未來的明確責任。戰爭反省的不誠實，只會使歷史仇恨更加強烈，對現實發生作用。應正視過去戰爭罪行，與亞洲各國取得共識與理解後實現歷史的逐步淡化，而不要愚蠢的對抗。否則，日本與亞洲將會處於長期的不合諧甚至震盪狀態，日本加入亞洲事務的步伐將困難重重，並最終從現有的疏離導致與亞洲的隔絕，或者各種潛在矛盾的激化。 第二、臺灣問題。確立並始終如一地貫徹“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這個原則。而不要學美國把它作為外交政策依附於非正當利益之上。不要將臺灣問題與對華政策及日元貸款混在一起，否則只能傷害中國人的感情和自尊，損害國際交往的基本原則。中國人沒有在北方四島問題上說三道四，也希望日本不要在性質完全不同的臺灣問題上吆五喝六。不要成為分裂中國的罪人，因為日本已經狠狠地傷害過中國一次了，中國人不欠日本什麼，也不希望日本再欠中國一次。 第三、核禁試問題。五個核大國雖然已停止了核子試驗，但並未表明核威脅就此消失。作為曾經受到核彈巨大傷害的國家，日本必須重新審視自己在核禁試條約實施以前只指責中國的不公正行為，並從中汲取教訓，確立以下三點不僅有益於日本，而且更有利於人類和平的基本原則：一、應該明確不成為有核國家的承諾，徹底消除其他國家對日本的懷疑，並以此在有擁有核武器欲望的國家中做出表率，抑制核武器的潛在增加；二、對美國在未來在沖繩基地部署核武器的可能性早早予以抑制和消除，確立本土不部署核武器的原則，將亞洲和平導入更為明晰的方向；三、發揮經濟強國優勢，積極倡導建立在全球範圍內銷毀核武器的人類和平原則，為人類和平做出積極的努力和貢獻。 第四、與中國的實際交往。將中國孤立對日本沒有一點好處，應該同中國一道成為國際社會的參與者和維持和平的主要力量，而不是隔斷。所謂“不管將世界導入怎樣的紛亂，都將對中國進行制裁”的言論是瘋狂的，不負責任的，不要用它來裝點日本的民主櫥窗，它只會使民主顯得浮淺、花哨而不實效，甚至背離大眾。正視中國在亞洲的現實，積極地與中國合作，應該是日本加入亞洲事務最明智的舉動。在與中國及其它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交往中，應該明白的一個道理是：投資于這些國家的未來就是投資于日本的未來。而不要像推銷半導體那樣“只顧攫取，不思回報”。摒棄經濟投資上的短視，應該與被投資國一起形成這樣的共識：日本的投資對雙方都是有好處的，並且是長期的。減少對抗，增加合作。 第五、日元貸款的原則。純潔日元貸款的目的性，將它真正賦予支援其他國家建設，有利於日本的國際良好形象的樹立的使命，而不是引誘和收買。應該使大家明確地看到，日本願意投資一個和平、穩定、繁榮的亞洲，而不要試圖營造“勢力範圍”和換取別人本不願意的某種利益的支持。東盟國家對日本的微詞已然顯露，日元貸款並不能收買人心，用日元貸款在一些問題上討價還價實質上得不到別國的尊重。 第六、在以上原則沒有確定之前，日本不能加入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和非常任理事國的競爭。日本在這些問題上的圖謀只會使人產生反感，而不會贏得支持。最好的主意是做些實際的、有益的工作給世界看看，並在這個過程中，培養一個政治大國應該具備的素質，這才是最重要。 日本右翼勢力在對戰爭進行辯解時說：前去召喚別人而自己一去不回了。日本既然這麼容易陷入迷失，那麼，這句話是否也可以這樣說：設法孤立別人而自己卻陷入了孤立。 這是日本民眾應當清醒並要時刻預防的。 波多野美奈子，瘦小而真誠的一位日本婦女。說話中肯、熱情，與慣常接觸的商人氣息甚濃的日本人，以及諸如石原之類的日本人相比，她將大和民族應有的禮貌、聰明、大度和細膩的體察表現了出來，使我們看到了日本的良心。 在一次談話中，她說：“從你們身上看出，中日之間，尤其是青年人之間的交流太少了。”我問美奈子：“不知日本政府裏，不管是執政黨，還是在野黨，像您這樣清醒的多不多？” 她笑了笑，“怎麼說呢，在日本政府內，有許多利益集團，這些集團形成的時間已經很久。現在的政府官員，大多是靠他們的父親打開的天下，我們稱之為政商……” 政商！這個詞好，我欣然點頭，佩服日本人民的語言智慧。從政而為商，政治上的殘酷與商人的狡猾絕妙的結合。怪不得自中曾根開始日本再也沒出過一個可稱為政治家的人了。中曾根也只能算半個。中曾根之後頻繁出入日本政壇的領袖人物，也許由於時間的倉促來不及展示他們的政治魅力；但這更說明他們還是不具備偉大政治家的氣質和素養的。因為一個偉大的政治家，首先應該具備的能力，就是能延長自己領導人民的時間和空間，並因此貫徹自己的意圖，將國家建設導入一個長期、巨集遠的目標，而不是短期的局部利益的獲取。 雖然日本的體制最大限度地避免了領導層更替對日本社會經濟正常發展的影響，但實際上它的影響仍是巨大的，往往表現出突然而至的特點，並因此波及了全球經濟的發展。 一、橋本把日本引向歧途 橋本龍太郎本人顯然是不喜歡被稱為政商的，年輕成熟的紳士外表，使他比村山更富魅力。當然他的年輕也意味著野心和蠢蠢欲動。 橋本動了，他想做超級政治家。 不動則已，一動驚人。 他去參拜靖國神社。自中曾根之後，他是第一個。做這個第一，不僅冒著違反日本基於對戰爭的反省而確定的憲法和平原則的風險，而且冒著觸犯亞洲各國人民的風險。前一種風險，問題倒不算很大，頂多引來些許爭議。這種爭議在某種程度上反而對自己有利，既可以將問題的焦點從戰爭上引開，又可以為自己在越來越強大的右翼勢力中贏得支持；而後面—種，則有些麻煩了。 橋本說，“我心中的靖國者並不是什麼甲級戰犯。甲級戰犯同我無關。亞洲的反應風牛馬不相及。”“關於宗教法人的所作所為，希望你們詢問靖國神社。我無可奉告。” 橋本的辯解明白而且犀利，還有點責難加身的惱怒之氣。但用供不供甲級戰犯靈位是靖國神社的事來推卸責任，多少有些理虧和自欺欺人的味道。在戰爭問題上，靖國神社早已成為象徵性的雷區，這在日本和亞洲都是普遍的認知。而且在去之前你也是仔細考慮過的，但你還是去了，明知而故犯。 揭開二戰傷疤的，仍是日本人。你就無法抱怨別的國家抓著歷史舊帳不放了。由此可見，一直對這場戰爭耿耿於懷的，正是日本人自己。 橋本龍太郎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韙去參拜靖國神社，與日本想從一個經濟強國轉變為具有廣泛的世界影響力的政治、軍事強國有極大關係，這個思想可以清晰地從日本變得越來越強硬的舉動中勾勒出來。 1993年日美貿易差額的談判桌上，日本人強硬地拒絕了美國的進口指標要求。1995年，橋本固擔任通產大臣時在日美汽車貿易談判中的強硬立場，迫使美國作出了令人意外的妥協而受到擁戴。現在，橋本領導的政府仍在半導體和膠捲市場准入問題上跟美國對著幹。 在安全和防務問題上，日本更是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積極。在日本人眼裏，冷戰的突然結束，仿佛打開了不安的大門。伴隨冷戰時代的漸漸遠去，是越來越濃的對舒適的冷戰模式的懷念。九十年代以前，日本對外政策是件很簡單的事兒，甚至可以說基本上不存在。美國的政治和安全保護，使日本的政商們全心全意地發展壯大自己的經濟實力，而不必被防務所拖累。美國人也樂於營造一個富裕的民主國家，一則作為樣板，二則作為堡壘，可從心理上和軍事上遏制共產主義在亞洲的蔓延。 而現在，自身的防務必要性問題日漸成為日本政治中最大的一個難題。美國一方面希望這個盟友能在軍事上略顯成熟，以減輕美國的防務壓力；一方面又不願意徹底放開，給別人製造美國應退出亞洲的藉口。除卻對美國的依賴性而外，日本既想擺脫美國，迅速成為亞洲的軍事、政治強國，為自己領導亞洲創造條件，又怕激起亞洲各國對過去的帝國主義歷史不愉快的回憶。 反對黨黨魁小澤便以強硬姿態向立足政壇的橋本發難，橋本的反應是更加強硬起來。此時，很早以前就提出了實現正式參拜的神社和日本遺屬會等均要求橋本首相恢復參拜。橋本身為自民黨的強有力的支持團體——日本遺族會和自民黨的“大家都來參拜靖國神社國會議員會”會長，自然體味到不久之後的眾議院改選選舉中，這些“票田”的厲害。更何況，參拜神社在另一方面或許會打消眾人眼裏他與前幾任沒有實質性分別的看法。 於是，橋本在“二禮二擊掌再一禮”的神道教大禮中，再一次把世界各國的目光引向了自己。 但在登記簿上署名“內閣總理大臣”，這個稱呼並沒有體現他的私家身份，哪有私人的內閣大臣？沒付“香火錢”，也不能代表沒有參拜。這種掩掩藏藏的做法反倒令人懷疑他在政治上的誠實，必然招致亞洲國家的譴責。 橋本的這一不明智的舉動，實質上為日本走上國際政治舞臺製造了更大的困難，使其在亞洲的孤立姿態更加明顯。剛剛勉勉強強渡過二戰五十周年紀念所贏得的一點安寧被打破了，在與印度爭當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的競爭中陷於不利。 橋本的這一舉動，歸根到底，是日本右翼勢力近年主掌大權後，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的因素使然。 看看橋本本人對戰爭的描述，就可以體味出一二來。他回憶道：“戰敗的兩天前，一艘運輸船在我眼前沉沒。有人溺死，也有人遭機槍掃射。這一切都是我們這些在海濱沙灘上的人所親眼看到的情景。這些人的牌位都供奉在那裏。這是我們的記憶。所謂戰爭，不過如此而已。” 在橋本和大多數日本人眼裏，戰爭只是給日本人帶來的創痛，這種創痛所造成的冷漠使其對日本對別國的傷害視而不見。“因為我們也付出了代價嘛！”這種類似犯罪時摔斷了胳膊就不追究罪犯責任的理論，不知有沒有指導日本的法律實踐。如果有，那麼日本該反省的就不僅僅是戰爭了。 橋本這樣做，除傷害了與亞洲各國的正常交往外，更助長了以復辟軍國主義為己任的極端右翼勢力的囂張氣焰，將他們在民眾中的影響進一步擴大，有可能誤導了自己的民眾，尤其是下一代，使他們走向與亞洲的對抗。 二、未來的噩夢 問去過日本的朋友，日本普通國民是怎麼看待二戰的。朋友告訴我，他們的記憶首先而且最重要的便是“東京大空襲”。 作為一個民族被教訓的記憶，這是無可非議的。但令人擔憂的是，普通國民是否對遭受原子彈的襲擊的原因進行深究，進而得知，正是因為日本的侵略給亞洲各國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才把災害引向自身。 日本國民有沒有感覺到，這種懲罰多少有些天譴的味道？為什麼那麼湊巧，美國先於希待勒德國成功地研製了原子彈？當時與德軍同為軸心國的事實，是否會將石原諸人的思考引向這個方向：假如希特勒先成功地制出了核炸彈，歷史也就完全是另一個樣兒了，東條英機就會成為我們可以正大光明地敬仰的領袖，說不定我石原還能成為“大東亞共榮圈”的一名監督官，叫幾個韓國的慰安婦，到中國的洱海裏洗洗澡呢。 石原肯定有這樣的遺憾。 那麼我告訴你，即便當時原子彈掌握在軸心國手裏，你也休想安安穩穩地在洱海裏洗澡。說不定那幾個慰安婦中，就有一個準備行刺的安重根呢。 對歷史的反動，總是使日本懷有僥倖心理。這種僥倖心理的表現之一就是：期待隨著時光的流逝以及日本的強大，不動聲色地把那段歷史悄悄地扔到馬里亞納海溝裏。 讓歷史真正成為歷史，是包括日本人在內的亞洲各國人民的基本願望，但這必須基於徹底汲取歷史教訓，並使歷史不再重演這樣一個前提之下的。日本不僅不汲取教訓，而且以篡改歷史的方法蒙蔽國民，現在居然又到了揭開亞洲傷疤，在自己曾經留給別人的痛處再捅一捅的地步，怕是強大的經濟力量又膨脹了某種野心使然吧。 我們已經看到日本的國粹主義者在蒙蔽了國民之後，又進一步歪曲亞洲各國的譴責是所謂的干涉和對日本的仇視，製造恐懼心理和危機感(這種危機感的表徵之一就是“中國威脅論”，但這個論調最終除了使日本在亞洲走向孤立外，再沒有別的什麼實質性結果)來進一步誤導國民，以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那麼，我誠懇地提醒善良的日本國民，在你們自認知道歷史真相這個問題上，多打如下幾個基本的問號是十分有益的： 為什麼中國、韓國、朝鮮及其它亞洲國家會越來越激烈地譴責貴國政府掩蓋歷史的錯誤行為？這種譴責為什麼激起當事國廣大民眾的共鳴？ 然後你們再回頭看看身邊可愛的孩子們所做的一件事：東京附近春日部市莊河高中的幾位學生，花了10個月的時間，將侵華日軍731部隊利用白鼠搞細菌實驗的慘絕人寰的歷史調查整理了出來，搞了個《731部隊展》，展出了當年731部隊研製的“宇治式細菌炸彈模型”以及中國人死于鼠疫的圖片和文字資料。 春日部市所在的琦玉縣，是日本歷史上著名的白鼠產地。侵華日軍曾用這裏農戶飼養的白鼠培養帶有鼠疫桿菌的跳蚤，並用這些跳蚤製成細菌武器。 學生在得知這段歷史後，便決定將其挖掘出來。“越調查我們就越感到觸目驚心，那場戰爭的確是罪惡的。”一位學生說。據瞭解，1940年前後，日軍開始徵購白鼠從事細菌戰研究。1943年以後，日軍對白鼠的需求不斷增加，曾提出了一個“增產白鼠300萬隻”的計畫，並把春日部市一帶作為白鼠增產基地。此後，大批白鼠從這裏被運往中國的東北地區。 1949年夏，731部隊從哈爾濱平房地區撤退時放出的帶有鼠疫桿菌的白鼠使鄰近村莊發生鼠疫，造成130餘人死亡。 童心無欺。為什麼小孩子都可以做一做而他們的父母卻無動於衷呢？這些孩子從1994年10月到1995年7月，走訪了1000多家農房，瞭解了大量有關白鼠的飼養情況，那些曾飼養過白鼠的農戶幾乎都不知道這些白鼠曾被731部隊用於研製細菌武器，這使他們感到更有責任把日本作為加害者的歷史告知更多的人。一位原日軍毒氣部隊的士兵把當年部隊的組織情況及毒氣的種類告訴了他們，鼓勵他們將這次有益於社會的活動搞下去。 但令人吃驚的是，右翼分子居然向這些年幼的孩子發出了恐嚇信。 連小孩子都能收集到這樣的資料，那麼大人應該可以瞭解到更為詳細的情況，你們為什麼不把它揭示出來？難道你們比孩子還脆弱？ 你們害怕了？也難怪。右翼分子發給孩子的是一封恐嚇信，送給大人的可能就是炸彈了。 三、普遍的迷失 對戰爭罪行不能客觀地認識，勢必造成國民不是在事實基礎上的對外界指責的反感。這不利於日本人民跟亞洲各國人民的正常交流。對歷史真相的欺騙性教育——或者說得溫和點——隱瞞性教育，已經造成日本青年中的歷史缺損和道德觀的錯誤。年初的一次聚會上，留學中國的日本青年竹谷正良在笑談中就打趣地說：“你們中國人太煩，不就一次戰爭嗎？”我說：“是啊，不就一次戰爭嗎？”他笑了笑，緊接著楞了一下，看著我沈默的臉，體味出反問的味道。“你在中國讀書，應該有機會詳細瞭解那場戰爭的真實情況。”‘對不起，我沒有。”他冷靜地說，“在日本的時候還不明顯，但一踏人中國，就陡生一種對歷史的恐懼，而且學的又不是歷史專業，便不想去瞭解。我也問過同來的人，還有去韓國的朋友，大家都有與我一樣的感覺。” 一個不能正視歷史的民族是一個悲哀而又危險的民族。一塊滋生過法西斯軍國主義這個巨大的災難瘟疫的土壤，將因此無法有效地進行反軍國主義教育。企盼民眾自覺地抑制軍國主義豈不是一場空想？現在日本人對亞洲各國翻歷史舊帳的反感，正說明了這個危險的存在。日本人因此呼籲國家政治強大的樸素願望一定程度上被極端右翼勢力所利用，弄不好會演變成一場新軍國主義抬頭的趨勢。明治維新中嘗到了好處的日本，五十年前，就是在迅速擺脫了西方列強的壓制後，由一批激進少壯派軍官將戰爭機器開向亞洲的。 現今的日本與六十年前何其相似。拓展生存空間與謀求世界政治地位、軍國主義與民眾激進情緒中的“新軍國主義”，如此等等。受過日本危害的亞洲各國，能不警惕嗎？ 對“侵略”二字十分謹慎的日本人對歷史的反動，還把“侵略”二字隨意使用於別國的歷史。在談及中日近代戰爭時，就有人說什麼，中國清朝的定遠號、威遠號就曾試圖“侵略”日本，並將此作為營造現今“中國威脅論”的一個佐證。這種無視事實的妄加指責，只能誤導日本人民。那場在黃海上的海戰沒有一發炮彈落在日本本土上，相反的倒是日本想借朝鮮的內部爭鬥吞併朝鮮，作為當時宗主國的清朝被朝鮮政府邀請保護朝鮮半島。那場戰爭雙方打得半斤八兩，死傷人數不及日軍侵華所殺害的中國人人數的幾百萬分之一。不知日本教科書上類似的“侵略”辭藻有多少。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只能造成日本國民對別國的仇視心理，無益于日本人與亞洲的交流和友好往來。 這就是彌漫於日本民眾的歷史觀。歷史的歪曲造成了歷史的缺損和對歷史的不負責任，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不自信。 這樣子下去實在是太危險了。 這種危險的表現之一是：日本的孩子拿著與世界所有孩子完全相反的教科書，他們的成長歷程中不得不經過歷史的徹底否定和再認識階段，而這將導致他們對本民族的不信任和不自信。 四、不要再當“摩擦專家” 戰爭問題撇開不論，日本在其他方面的表現更是讓人不能接受。比如跟在歐美屁股後面起哄，處處為難中國。拿海灣戰爭來說，事後的炫耀首先就讓人不能接受，只能說明日本值得自豪的事太少；由一場對別人的、而且是跟在歐美屁股後面參與的戰爭來尋求自豪，多少也有些底氣不足的空落感。 增強國民的自信，消除他們的罪惡感，不是把“侵略”改成“進入”就能達到的；想在國際社會中起更大的作用，就不要為眼前的幾張選票，顯示自己與眾不同，去做那樣短視的事情。更不要想用軍國主義的亡靈敗魂來武裝自己。否則，只能給國民蒙上一層自以為是的眼罩，以與亞洲對立的方式步人亞洲乃至世界，後果將不堪設想。 周恩來曾說過：“中日之間應該取大同存小異。” 這條原則同樣適用于日本和亞洲各國的交往。對於戰爭的認識，已經不屬於“小異”範疇了。如果日本一意孤行，不僅不進行戰爭反省，反而被極端右翼勢力所左右，將舊有的軍國主義理念作為構築“大和魂”的核心精神的話，這個“大異”將成為破壞中日關係的因素。日本作為二戰的戰敗國，首先是基於加害者這個原因的，這樣的教訓應該足以讓日本幾代人汲取而不是從一開始就回避它、篡改它。 日本在抱怨中國、韓國及亞洲其他國家進行日本侵略戰爭歷史教育時，應該懂得這樣一個樸素而又深刻的道理：唯有不忘歷史的錯誤，才可能阻止錯誤的重演。 正如“中國抗日戰爭紀念館”最終昭示中國人民的那樣：“我們中日兩國人民經受了眼前所看到的不幸歷史，但以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為轉機，我們兩國間已發誓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但因加害過別人的恐懼而又怕授人以柄的淺薄心態，多少使日本憲法第九條的和平承諾處於根基不穩的飄搖之中。 不知日中源遠流長的文化交流，是否將這樣樸素的醒世之語帶給日本： 前事不忘，後世之師。 不牢記這一點，在人類的歷史進程中，還沒有汲取教訓的日本，將面臨歷史無情的打擊和拋棄，註定其再次失敗。 六月二十五日，中國新華社在電訊稿中，不同尋常的介紹了不久前北京出版的一本名叫《中國可以說不》的新書。第二天，全世界主要報刊都刊登了這條消息，有意思的是，該書不僅在華人圈引起廣泛注意，更在美國和日本引起廣泛興趣。美國的《亞洲華爾街日報》刊登了書評，日本的有關評論更將此書與八十年代中期由日本著名鷹派政客石原慎太郎為中心寫成的《可以說不的日本》一書作比較，認為這是一本反美的宣言。兩本書雖然相隔十多年出版，而且又出自於兩個意識形態截然不同的國家，但從思想內容看，無疑有異曲同工之妙。 該書的作者是五位年齡在三十多歲的年輕知識份子，其中有記者和大學教師。該書的基本觀點是：美國已組成“反華俱樂部”，聯合日本和越南，對中國實行包圍政策；美國中央情報局利用各種手段，有預謀地破壞中國社會穩定，並在中國的年輕人中培養“代理人”，進行各種和平演變的活動；美國利用“荷裏活”(即好萊塢——音譯)對中國進行文化侵略；摩托羅拉公司利用在華投資，將夕陽工業轉移到中國。對這些現象，此書的作者慷慨陳詞，得出的結論是，中國要將這些“糟粕”拒之於門外，並要大聲地說“不”。 應該說，這些年輕知識份子愛國熱情可嘉，但從更廣闊的視野看，該書的立論無疑失之偏頗。 第一，他們認為，只要中國敢對美國說“不”，中國就不會被“包圍”，文化就不會被侵略，中國社會就會太平無事，但事實並不這樣簡單。改革開放的中國，是要設法與國際社會接軌，是要利用國際的和平環境，進行經濟建設。目前的中國應該設法融入國際社會，如果簡單地說“不”，無疑會隔絕與國際社會的聯繫，對中國而言，有百害而無一益。 第二，中國人實在沒有必要模仿日本人說什麼“不”。這些年輕作者可能不知道石原慎太郎舉著反美的旗幟，其目的是要翻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帳。石原根本不承認日本發動的太平洋戰爭是侵略戰爭，否定南京大屠殺；另外，石原主張修改《日本和平憲法》，取消《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石原認為，《和平憲法》和《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是戰勝國的美國強加在戰敗國的日本頭上的兩個緊箍咒。日本要成為真正獨立的國家，要設法擺脫這兩個緊箍咒。不管從何角度看，中國和日本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國家，尤其在現代，兩個國家的命運根本不一樣，四十多年來，中國的落後是因為閉關自守所造成。中國沒有歷史包袱，也沒有外國的軍事基地，十七年來，中國的對外交往完全是依照自己國情的需要，所以，根本沒有這個需要，也沒有這個必要對某一個特定的國家說“不”。 第三，不能否認，在蘇聯解體之後，中、美、蘇的鐵三角關係隨之瓦解，中美兩國由戰略夥伴關係，變成平行的對抗非對抗的關係，這可以從美國阻撓中國申辦二OOO年奧運會，阻撓中國加入WTO國際組織，並有意挑起台海危機窺見一二，但是，要解決中美之問的問題，並不能簡單地說“不”。六月中旬，中美知識產權談判之所以達成協定，不是靠中國單方面說“不”。從中國在關鍵時刻做出的讓步看，中國領導人顯然並不接受《中國可以說不》一書的觀點。在該協議中，中國保證美國的電影及唱片業可更大程度進入中國市場，並獲准可在華共同製作電影及電視節目。如果以《中國可以說不》的觀點看，中國非但沒有說“不”，反而對荷裏活的“文化侵略”持“歡迎”態度。兩者顯然格格不入，但不能否認的是，前者較之於後者的視野來得廣闊。 韓國慰安婦自縛雙手，對著攝像機肝膽俱裂般痛苦的?喊，僅僅是一個被淩辱過的民族對過去噩夢般的回憶嗎？難道我們沒有從她五十一年後的今天都無法消除的慘痛記憶當中看出這樣一種未來可能存在的情景：二十年後，隨著慰安婦的去世，沒有經歷過戰爭的一代日本人，有可能連慰安婦在歷史上的存在都加以否認。 因為日本已經在否認侵略了。 因為日本已在否認“南京大屠殺”了。 何以僅僅是否認，簡直是在攻擊！攻擊中國捏造“南京大屠殺”。僅僅侵略過、淩辱過一個民族還不夠，還要從道德上、歷史上歪曲一個民族呼喚正義的聲音。日本的歷史道德已經墮落到了使人無法用對待一個正常國家應有的態度去對待“它”了。 很想找到一個恰當的名詞，可翻遍了心理學書籍都找不到日本得的是什麼病。想來想去，只有這樣一個冗長的描述才能基本表現它的症狀：因施加別人的殘酷迫害之巨大導致的自虐妄想狂。 這種妄想狂是以試圖否認戰爭罪行而虐待亞洲人民和達到對本民族的實質性虐待的。 一、投降之日是再次綏靖之始 日本道義上不及德國，是已公認的事實了，是基於日本和德國戰後的表現。但人們似乎沒有深究其因。二者戰後的不同表現，實質在於：德軍的戰敗，不是德國人的失敗。而日本的戰敗，則被日本人視為失敗，其間民族國家軍隊一體的程度，與德國具有本質的區別。 希特勒瀕臨滅亡之時，納粹主義已遭到德國人民的普遍反對，反戰情緒高漲，甚至某些將軍預見了納粹主義的不得人心和必然失敗，正企圖暗中與盟軍議和，但均遭到希特勒的壓制。盟軍之所以能迅速瓦解希特勒最後的抵抗，與德國民眾的覺醒是分不開的。 義大利更是如此，民眾處死墨索里尼就說明了人民的覺醒。 在那兩顆使二十萬人死於傾刻的原子彈落下之前，整個的日本，還根本沒有投降的念頭。雖然亞洲太平洋戰場上，日軍正節節潰退，但日軍的實力還沒有完全受挫，因為中國東北，還有一百萬關東軍呢。從天皇到軍部、內閣到日本國民，哪怕把最壞的局面想透，也是如何“體面”地收場，或是作好打遊擊的準備，而不是投降。軍國主義的土壤沒有改變。人們只是厭戰，但絕不反戰。 當日本在原子彈的威脅下選擇投降時，整個國家卻只是簡單地接受了“投降”這個概念，而沒有與義大利、德國“從法西斯統治下解脫出來”的意識。 這正是日本整體不清醒的原因。正因為這種整體的茫然和集體的不屈服感，軍國主義才沒有被徹底消除，軍國主義思想開始暫時蟄伏於民眾意識的底層，才為現在越來越公然地否認戰爭罪行提供了基礎，為東亞乃至世界的和平留下了隱患。 二、右翼再塑邪惡圖騰 日本戰敗投降，美國出於冷戰需要，處心積慮地竭力扶植日本右翼勢力執政。對戰爭犯罪沒有進行過清理，軍國主義思想沒有受到實質性的觸動，不少被整肅的戰犯甚至無需掩飾就躋身政壇，為軍國主義複活埋下了種子。戰後曾出任通產省大臣的煙俊六，就是臭名昭著的乙級戰犯。 隨著日本國力增強，日本政壇右翼化日益明顯。極端民族主義治頭，開始了大肆否認戰爭罪行，美化侵略行為，強化軍國主義等一系列行動。在這一過程中，日本的軍費每年高達約500億美元，排在美國之後，隨時可以製造出包括核武器在內的各種尖端武器；向海外派兵的禁忌被打破；日美安保條約慫恿日本尋找藉口把手伸向近鄰、海外等。 這一系列的徵兆與日本右翼勢力鼓吹“日本政治國際化”、“為國際化做出貢獻”緊緊聯繫在一起，不能不使人產生懷疑：以軍國主義復辟為實質的右翼勢力，將以什麼樣的姿態在國際格局中展現日本的力量？ 近年來，右翼已公然要求修改“不保持海空軍和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這一憲法條例，放棄“專守防衛”的重要性質。只能使人懷疑其“建立亞洲新秩序”是當年的“大東亞共榮圈”的翻版，沒有剔除軍國主義因數的蠢蠢欲動的表現。 三、道德危機：優越與恐懼 日本是個“優越感”很強的民族，其“優越感”的獲得，看來應當“感謝”中國人；同樣，竭力保持日本國民這一“優越感”的“精英”們，也把這一“優越感”可能失去的原因，歸於中國。京都大學教授竹內實曾撰文說，現今“日本與中國的關係，近似於日本與清朝的關係”，不過，不同的是，“中日甲午戰爭後，日本的一般心理狀態，已把以往對中國文明的崇拜顛倒了過來”，由“對一個大國的恐懼”轉為“洋溢於日本民族中的優越感”。由此想到，日本侵華戰爭中所表現出的暴戾，就不足為奇了，一個自認“優等”的民族肯定不會善待一個“劣等”民族的；日本之所以不承認戰爭罪行，想必也是為了保持這種“優越感”。但正如竹內實所不好意思卻又扭扭捏捏表達出來的憂患所顯示的“恐懼”那樣，“過去是恐懼在先，今後是恐懼在後……假若發生了(戰爭)，有可能顛倒過去的歲月”。日本人因為作孽而害怕報復的心理，同樣導致了他對亞洲各國的錯誤判斷。 國際化的趨勢的重要特徵之一就是經濟掛帥，政治觀念將逐步退居其次。在國際間交往中，更依賴於一個國家的道德力量。 但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日本人通過與別的民族的爭鬥而獲得的“優越感”，將他們自尊的基點仍舊放在與別的民族的鬥爭之上，使他們始終都處於與周圍環境的摩擦之中。他們長期否認戰爭罪行的事實，無疑將把自身的道德判斷標準導入混亂甚至與人類共有的道德標準背道而馳。 這種深厚的道德危機可以從邪教的盛行中窺見一二。像歐姆真理教這樣的教會，據說在日本有兩萬多個，而且每個教派的信徒，多則上萬，少則近千，由此看來，傳統的佛教、神道教已經不能滿足人們日益混亂的信仰需求，這在整體了反映了道德準則的混亂甚至喪失。 右翼分子否認戰爭的行動和言論，同樣在另一個向度上拷問了日本國民：如果那場戰爭是正義的，那麼投降只能說明日本是個輕易放棄了正義的、苟且偷生的民族，這樣的民族是自己都無法敬重的，何況是別人。 欺騙性的教育，為戰爭失去理智的狂妄辯解，受傷害的只能是自己的國民。擁有不正確的道德標準的日本，將為國際社會帶來的危險實難預料。 四、中國對日應確立政治優先原則 隨著泡沫經濟的衰退，未來日本經濟的國內閒置，將繼續增長。為防止經濟崩潰，日本只有走拓展海外生存空間的老路。這種因素弄不好就會被軍國主義分子所利用，導致發生針對亞洲的另一場災難。 基於歷史的共難，中國應以此積極聯繫環日本的亞洲各國，丟掉期待日本自身變革為亞洲友鄰的幻想，對日本在政治、軍事上的舉動予以密切的關注。防止日本的經濟收買和利益鉗制，在對日經濟合作問題上，確立政治優先原則，迫使日本走向國際政治的步伐放緩，使其在導入亞洲格局中的作用處於無害位置。這就要從日本“脫歐入亞”這一政治戰略著手。 所謂的“脫歐入亞”，井非是日本整體文化意識向亞洲的回歸，而只是其政治戰略的選擇之一，其目的就是在亞洲稱霸。日本面積狹小，資源貧乏，無法承受強大經濟力量所需的良好資源基礎帶來的壓力，在海外拓展生存空間是其最終的、唯一的選擇。歷史上，日本有兩條路：一條是陸路，通過朝鮮半島和中國南海附近的國家，對亞洲大陸滲透；另一條路是海路，是日本戰後利用冷戰對峙局面南下西進，開闢的主要生存之道。但對於美國的過分依賴，最終招致了利益上的巨大衝突，美日貿易磨擦不斷且有隨時升級的可能，美歐隨時都可以封鎖日本經濟賴以生存的海洋通道，日本對此十分恐懼。美國威脅了一下，日本就加入了海灣戰爭，就說明了這一點。而且海灣戰爭也進一步加重了日本對歐美的不信任。這就迫使日本走所謂的“脫歐入亞”的路線，以重新在亞洲陸路上開拓生存空間。 既然日本選擇了孤立，那麼我們成全它吧，就給它以孤立，並將這種局面延續得越長越好。不要懼怕它的經濟威脅，日本的對外援助，是其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不存在它給不給亞洲的問題，而只是如何給的問題，這是雙方雙向的，而不是單方面的。因此，對於其附加在經濟條件上的不正當政治脅迫和利誘，應明確地予以抵制；對於對日經濟開放、日本在亞洲和我國的經濟合作，要主動提出政治條件，使其不能迫我就範；同時，較大規模地開展與西歐的合作，積極吸引來自日本以外的投資，將經濟增長的新鮮力量吸納進來，填補日本經濟在亞洲的真空並造成西歐與日美的競爭，營建符合自身利益的利益集團。 與亞洲其他國家一起，對日本經濟在亞洲的擴張予以遏制，從而在政治、軍事問題上掌握主動，而不要坐視其惡性膨脹，逐步消除日本的威脅因素，將亞洲導入和平的生存空間中，應是中國較為長期的戰略之一。 超越常規 西方人推銷中國威脅論已經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對中國抨擊也正逐漸超越常規。攻擊中國的意圖是很明確的。就是說中國是不文明的，不能期待中國遵守國際性協議，指望中國嚴守國際通行的行動準則是困難的。 中國領導只是希望處罰和羞辱那些過去曾對中國進行處罰並給中國帶來恥辱的外國勢力。有的人甚至認為中國的外交政策只有一個，那就是等待報復的機會，在亞洲建立中國的優勢(50年來中國反霸權主義主張的本質莫過於此)。 現在，是全部停止攻擊中國的時候了。為什麼必須停止對中國進行齷齪而危險的攻擊呢？這裏有三個極其充足的理由。 第一、中國非常焦躁不安。中國人民已經感到非常不滿和不公平，中國領導在各個方面都疑慮重重和冥思苦想。 中國政府的領導人們懷疑外部勢力採取廣泛的聯合行動可能是為了不讓中國東山再起。他們堅信存在企圖欺侮中國的陰謀。這種疑慮和想法絕不是無的放矢。在中國人日益加強的憤怒還未達到極點的時候，必須停止對中國的攻擊。 第二、中國正逐漸成為極其強大的國家。惹怒老鼠和惹怒大象是截然不同的。我們必須在象的身邊生活，如果這頭大象不準備悄然離去，我們就不得不特別慎重行事。 第三、批評中國的人必須注意，批評中國時一定要光明正大。對違法行為發出警告，亦或中國存在殘暴行為，指責這些都無可厚非，如果中國已改變了自己的做法，那我們就應該高興地接受。 為什麼中國經常站在被告席上呢？原告一方把不但不適合本國標準，就連朋友、同盟國以及夥伴之間都不適合的標準拿來要求中國，其用意何在？中國被排斥于人類文明核心之外、遠離文明中心，有時還被國際社會棄之不顧又是為了哪般呢？ 美國的軍費開支是中國的10倍 為什麼對中國的告發來自那些應對率先發難持謹慎態度的人們和政治家？來自許多應該明辨是非的新興國家呢？為什麼有的國家自己做著人類歷史上最殘忍的事情卻又不斷對別人指手劃腳呢？ 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輸出國，它向阿拉伯國家出售了大量武器。可是，一旦與美國比起來不過是武器出口小國的中國向伊斯蘭國家出售武器，正如薩塔爾·漢辛頓教授所說，就會招來與基督教的西歐地區相對抗的儒教和伊斯蘭教結成同盟的問題。 幾乎所有的西方統計都認為美國(與鄰國國家沒有領土糾紛，也沒有受到來自別國的威脅)的軍費開支是中國的10倍。實際上，美國國會批准了甚至令克林頓政權棘手萬分的軍費開支。全副武裝的美國是世界和平的需要。好像這樣做就是天經地義似的。 中國軍事實力在許多方面，幾乎在所有領域都大大落後于其周圍國家。但中國這些屈指可數的軍事開支竟成了威脅，竟對近鄰國家構成了危險。還是把俄羅斯的核武器與中國的核武器比較一下的好。還是把韓國、臺灣、日本的現代化軍隊與中國落後於時代的軍事實力比較一下的好。 貿易處境不利 即使在人權問題上，也是以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實現的一系列標準來要求中國的。好像誰也沒看到過人權觀察組織所提出的聲色俱厲批評中國的那些國家迫害人權的報告書似的。也許有一天，中國要取消那些拒不改悔，在報告書上強烈譴責中國的國家的最惠國待遇。 由於出口會創造就業機會，進口就會使一部分人失去工作，美國必須最大限度地出口，最小限度地進口。如果美國商務部長坎特(前美國貿易代表)這樣主張，這就被認為是常識。美國進而蠻橫地強迫他國購買其產品，也可以。可是，如果中國(偶爾日本也一樣)最大限度地擴大出口，把進口限制在最小範圍內，那麼它就將成為唯利是圖的“重商主義”。 中國在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卻被告之不能自由選擇加入條件。實際上，自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創立以來，包括北美各國、日本、西歐各國在內的幾乎所有國家都是在自由的條件下加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的。 短短幾年間，美國便以中國違反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導彈相關技術出口規定、版權等為藉口不斷要對中國加以制裁，或者實際上對中國採取了制裁措施。華盛頓正在阻止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雖然大多數評論家都認為美國向臺灣出售武器明顯違背了中美上海聯合公報，但假如中國表示要對美國進行制裁或實際上進行了制裁，那麼華盛頓該作何反應呢？ 如果將來中國向一個從美國獨立出來並要求加入聯合國的“造反”州提供武器的話，美國又該採取什麼樣的行動呢？我預料美國的反應不會是善意的。 如果中國海軍某一天懷疑在公海上的美國船隻裝有違禁的軍需品而強行搜查的話，美國又將如何對應呢？美國會拿起武器戰鬥嗎？ 可以設想一下，如果中國公然表示要為阻止美國對古巴的愚蠢行徑而派兩艘航空母艦在佛羅里達海域游戈，美國人及其領導人又會作何反應呢？ 為什麼在美國國內被判刑的黑人要比白人多。如果中國方面天天不停地向國際社會傳播這種評論，那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呢？現在中國人天天都處在被責難和惡意中傷的狂風暴雨中，如果美國人也天天處在這種風暴中，他們又會作出怎樣的反應呢？ 如果中國方面也天天利用所有級別的接觸勸說美國的鄰近國家注意“美國的威脅”，那麼美國的普通群眾會作何感想呢？ 該肯定的就予以肯定 據我記憶，在強大的國家內部，領導層自不待言，下到普通群眾人人都如此義憤填膺的事例，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也發生過。這個國家就是德國。從日本受到不公平的對待來看，我認為完全能夠理解中國國內日益強烈的達到極限的不公平感。 儘管如此，我們並不能受犯罪可以不受制裁的思想的影響，對中國殺了人也予以饒恕，無論中國做什麼我們也可以熟視無睹。那是大錯而特錯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那是因為必須設定良好的國內政治的基準，必須明確制訂亞洲良好地區市民的行為準則。 中國與所有的國家都一樣。既像美國也像日本。中國既不好也不壞。中國過去做過如此令人可怕的事情，中國現在也完全有這樣的能力。 可是，該肯定的地方就該肯定。如果指責是正確的就應該指責。最重要的是對一個國家一定要公正。如果這樣，我們便可以期待這個國家在它繁榮昌盛起來的時候不會忘記公正的必要性。 在談到日本暖昧的心態時，我們是否應該有這樣的認識：對兩國關係中同樣有些暖昧的東西進行一番梳理。 怎麼說呢？“中日兩國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果能如此，我當然願意舉雙手贊成，然則如果仔細品味這句話的微言大義，我總覺得這當中或多或少有些一廂情願式的意昧。 我們中國人總是喜歡從中日兩國“同文同種，一衣帶水”的提法上獲得極大的快感，言語間洋溢著“同在一片藍天下”的豪情和溫暖，同屬儒家文化圈的認同使我們的思維形成了一種可怕的定勢，並為此暗自洋洋自得。在這種自認文化源頭的麻醉狀態中，我們於是變得很寬宏大量，變得很有些唐·吉訶德式的一廂情願，一切都變得“好說，好說”起來。 回想抗戰烽火初起的時候，蔣介石那句著名的“非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其實就是典型的唐·吉訶德式的幻想：同文同種麼，如同兄弟動手，哪會真個大打起來呢？一切都好商量嘛。 時至今日，我們仍欣賞此提法並大唱《醉太平》。 在一次純學術性研討會上，一位白髮蒼蒼的中國老者曾經徵發言中大談中日文化如何同文同種，以至走在東京街頭都油然而生一種親切感云云。孰料話音剛落，一位日本代表馬上起座發言，其內容大意為：日本文化是一個獨特的文化，跟中國文化其實並無干係。會場的氣氛於是變得有些不尷不尬起來。 不論日本文字從漢語中轉借了多少漢字是多麼眾所周知的事實，當日本人一屁股坐在歐美文化的凳子上時，我們不厭其煩地接在口頭上的“同文同種”就具備了一廂情願的意味。 很長時間以來，我們在對日外交中一廂情願式的幻想實在是太多了呵！ 我們“風物長宜放眼量”地放棄了對日戰爭索賠，他們給予我們的回報卻是凍結對華日元貸款； 我們念叨著“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他們卻在偷偷修改教科書，把“侵略”說成是“進入”； 我們強調要“建立面向21世紀的中日友好關係”，橋本龍太郎們卻神情自若地踱進靖國神社，祭拜甲級戰犯亡靈。 確切地說，日本是一個忘恩負義的國家，而我們中國似乎對日本的這一稟賦欠缺警覺。 比如我們總愛大度地說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只是極少數，是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關係，大多數日本人民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他們是好的嘛。 統一戰線工作當然是要做的，團結大多數，看人要看主流，此話無甚錯。然則且慢，請問這一個指頭到底是大拇指還是小拇指呢？像橋本龍太郎和他的內閣成員們，究竟應當算成大拇指還是小拇指呢？ 田中角榮、太平正芳、中曾根康弘、海部俊樹、村山富市，他們都來中國訪問了，行程再匆忙，也該有時間對政府的立場做個交代！ 應該首先對我們自己有所警惕，中國人的思維已日益滿足於對精巧事物的把玩。時至今日，我仍然對沉浸在如煙往事敘說的江南寫作深惡痛絕，這種滿足于華麗詞藻和精巧句式的陰性文學孕育不出一個偉大的民族。 精神上的日益萎縮，使我們聽任孩子們對來自敗壞人類美術趣味的罪惡策源地——日本的卡通如癡如醉；聽任我們認同日本的產品、日本的小調、甚至認同日本的軍歌。我們對日本資本的崇拜超出了我們對日本技術革命精神的崇拜。 我們沉溺於一廂情願式心態，歸根結底我們對哲學的全部思考是中庸式的。不偏不倚、一分為二當然是很理想的哲學境界，但是拘泥於此也不免會使外人對我們的勇氣和決心大打折扣，在這種狀態下，我們的對日外交就不可避免地具備了某種悲哀的意昧。 我們為什麼總是喜歡像小腳女人似的怕這怕那？什麼要注意國際影響啦，這些統戰模式的詞句在橋本龍太郎參拜靖國神社的舉動面前都註定要顯得蒼白無力。 橋本龍太郎和內閣閣員參拜靖國神社時，可曾有一絲一毫注意國際影響的念頭？ 日本人骨碌碌轉動著小眼珠子，狡辯說他們是“進入”中國時，可曾顧忌過甚麼國際影響？ 我完全能夠理解專家學者們的深思熟慮和睿智：中國目前最緊要的問題是集中力量發展經濟，而不能在初級階段觸發外交爭端。這種考慮無疑是非常明智和正確的，我本人也贊成擁護這種主張。 但從日本國防預算突破國民生產總值1％大關到橋本龍太郎參拜靖國神社，日本的狐狸尾巴其實已經露了出來，我以為我們是到了對這種有些一廂情願的對日外交來一次再認識的時候了。 首先應當力戒或取消“同文同種，一衣帶水”的說法，我們如果那樣地容易被美麗的詞藻所迷惑，那就有可能演繹成歷史的悲劇。’ 堅決贊成“在必要時用力敲打日本”——尤其是在國土問題上。橋本龍太郎及其閣僚參拜靖國神社，其用意無非就是再次放出試探氣球——看看中國人到底能忍耐到何種程度。數年前我們沉下臉降低與荷蘭的外交關係級別，命令法國關閉其廣州領事館，今天我們能否有同樣的豪情和勇氣，同樣毫不猶豫地把中日外交關係的級別降下來？ 我們的人民，對橋本龍太郎們參拜靖國神社之舉憤懣的言辭，能否進發出一股行動的道德勇氣，內心思付一下自個兒家裏的日本電器產品是否太多了，下一次在購買電器時能否更多的關注一下我們的國貨？至少，多學學韓國人和臺灣台居民的做法？我們的人民，是否能改變一下往昔“沈默的大多數”形象，用自發的行動來作一番抗爭？ 一、對日本的曖昧，是姑息養奸 很多年前，我聽一位老八路憶苦思甜，他用一口湖北大冶腔告訴我們，他在一次戰鬥中負傷，被日本鬼子抓到鐵山去做勞工。每天的勞動很累，到晚上吃完一點高梁飯後，監工要勞工們拿著鞭子互相抽打，借此取樂。如果誰打得不出力，就讓狼狗來咬誰。每一次，老八路都叫別人狠狠打他，讓同伴免遭鬼子的狼狗撕咬。但是日本投降以後，勞工們卻連一鞭子都沒有抽過日本鬼子，就把他們送回日本國去了。 他告訴我們，日本人是野獸，可是我們不是，我們不跟他們一樣。 這句話我記得非常清楚。 但是，從此以後，我開始懷疑我們是不是錯了？我們常常被老師教導，日本軍國主義者是壞蛋，但日本人民是好的，他們也是受害者。這是中華民族的美德。可是我想，如果日本民眾中沒有那種狂熱的武士道精神，他們不被狂熱的軍國主義思想所左右，或者他們雖然加入了侵略者的隊伍，但在中國哪怕只將槍口對著軍隊，而不殺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那麼，我們充滿仇恨和恥辱的心裏多少也許會有一點寬慰。 我們是否從一開始對日本人就暖昧？我們對待日本人真是太寬容了。有一個傳說，認為日本人跟我們同文同種，是秦始皇派徐福帶二千童男童女去日本島采長生不老藥留下的後代。但是，我認為日本人不可能是中國人之後。他們雖然也使用漢字，也保留著中國文化的一些東西，可是從人性上分析，日本人沒有中國人的寬厚、善良、謙遜，流的是不一樣的血。 但就因為這個傳說，中國人老有母不食子的心理，不論他們有多麼的惡，結果始終是寬容，我們這樣做是不是姑息養奸？ 我們如果將日本戰犯扣押，讓他們對自己的罪行進行深刻的反省，並寫出自己的罪惡事實，發表在公開的報刊上，那樣他們也不至於有機會在日本重新登上政壇，公然篡改歷史，否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犯罪事實以及參拜靖國神社了。 我們可能錯了，可能錯得不可挽回。對於人，才可以實行人道，對於野獸，只能實行獸道。 1987年夏天，我去南京旅遊。記得有一次在南京長江大橋，當我剛要轉身離去的時候，忽然開來一輛日野大轎車，從車上下來一群日本兒童。他們穿著統一的制服，在帽子上，繡著我們熟悉的日本國徽。他們的手中，各執著一面太陽旗。在幾位日本成人及一位中國導遊的帶領下，他們大聲說笑著登上了橋頭。忽然，一個日本兒童抽出一把玩具短刀，一手叉腰，一手高高把刀舉起來，學著日本兵的樣子站在橋頭上，嘴裏大喊：“雅個利”！而另外幾個日本成人，見他的樣子仰身大笑，並且率領其他日本兒童使勁為他鼓掌。 我震驚了，這個日本兒童，他是多麼肆無忌憚(是大人教的？)，他仿佛成了征服者，仿佛山本五十六再世。這景象給了我心頭狠狠一擊，好像是一個極大的挑釁，對我，對南京。那時候我還比較年輕，幾乎承受不了這樣的事。也許是我的心胸過於狹隘，小小的兒童，想得並沒有那麼深。 在武漢大學瞭解到一件事，也令我心悶。當時武漢大學開設了一個作家班，招收一些小有成就的作家入讀。我常到這些朋友處去玩，順便去看櫻花。武漢大學校園裏的櫻花非常有名，每年開放時節，武漢三鎮都有不少人來觀賞。據說，武漢大學圖書館的藏書，至今排在全國大學的首位，有一個原因是因為武漢大學校園非常美麗，被日本侵華司令長官看中，準備作為總司令部，才沒有遭受日本鬼子飛機的轟炸。 一天晚上，我的朋友憤憤地拿著一本留學生通訊錄，對我說，這些外國狗雜種太倡狂了！ 我說，是怎麼回事？是不是又污辱了我們的女同學？ 他說，不是，你看這個。 原來，這本留學生通訊錄上，不僅有他們自己的姓名國籍專業等等，還有寵物一欄。一個日本留學生養了一公一母兩隻貓，他在寵物欄裏面竟然如此寫著：貓，一歲，男，未婚，愛稱：毛澤東；貓，一歲，女，未婚，愛稱：周恩來。而另一位德國留學生養了一隻狗，他給狗取的名字是：史達林。後面還有一些，有取名拿破崙、唐·吉訶德、雷根什麼的。但前面的讓我大受刺激。 看著這本印刷頗為精製的留學生通訊錄，整個宿舍震怒了。我問我的朋友，這事情在校規和法律上能否治治他們？我的朋友傷感地說，不能，我諮詢過。就現在，人家還找我們要人權呢。 從武漢大學回去的路上，我的心情非常壓抑，我們已經打敗了日本軍國主義，但是，我們真的勝利了嗎？周恩來總理曾經寬怨過日本人，可是，他的英名卻被一個日本留學生安在一隻母貓的頭上，總理的在天之靈能夠安息嗎？對於像日本這樣的國家，不對他們清算歷史，就是對後代子孫的犯罪。 對於日本，我們總是說，小部分軍國主義抬頭了，我們抗議，表示遺憾，我們相信大多數日本人會記住歷史事實。可是，就是這小部分人，主宰了日本政壇，他們運用手中的權力篡改歷史教科書，他們不斷地發表歪曲事實的講話，他們還會教唆後一代，把軍國主義一代代傳下去。眼前發生的一切就極有說服力。 對日本暖昧，就是姑息養奸，今天是釣魚島，明天是什麼島？我們應該敲響警鐘了，應該進行深刻的反思。 二、龍岡索賠案，漫漫50年，花崗岩般的日本 花岡事件是一件真象大白於天下的事件。1944年8月10日，日本侵略軍從中國大陸抓去1000名俘虜到日本花岡為日本鹿島公司做勞工，他們中有國共兩党的官兵，還有部分農民。這些中國勞工，年長者近六旬，小的十二、三歲，每日在日本監工督視下工作長達16小時之久，吃一點橡子面，蘋果渣。到1945年6月30日，不滿一年時間，200名中國勞工慘遭折磨致死。受盡慘無人道折磨的中國勞工眼看活下去無望，於是在1945年6月30日這天晚上含著血淚奮起反抗，遭到日本人的殘酷鎮壓，416名中國勞工血染花岡，死不瞑目。 花岡事件的倖存者之一，中國勞工耿淳從1946年5月開始控訴，到1996年7月8日，漫漫50年，他僅聽到日本方面的一聲“對不起”，花岡索賠案被日本方面一拖再拖，到現在仍是漫漫無期。但是，耿淳為中國受害者做出了榜樣，只要生命不息，就要向日本討回公道，勇敢而堅強地走下去，不達目的，決不甘休！ 花岡案只不過是日本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的千百萬分之一。 中國民間應該成立一個向日本索賠的專門組織，設立一個中國民間討還血債基金會，大家互相聯絡，互相支持，互相聲援，聘請律師，抱成團來，集體的力量會比個人的力量更加強大。甚至不妨與其他亞洲國家的受害者攜起手來，結成一個聲討聯盟，這個聯盟可以為亞洲深受日軍殘害的人民討回公道做出努力。 我們做好打一場索賠的持久戰，就此讓日本民眾知道，日本侵略軍都做了些什麼，這比在國內聲討更有實際意義。 這是我們的基本人權，日本政府應該懂得尊重我們的人權，否則，他們就是對人權的極端蔑視。 魯迅先生的現身說法至今還有現實意義。當年他留學日本，在日本看到電影紀錄片中，日本侵略軍舉著軍刀屠殺中國人，而站在一旁的中國人臉上，卻表情麻木。這件事刺激了他，他才決心棄醫從文，以改造國民精神為己任。 耿淳在日本討回公道的遭遇，連日本一些有良知的人都為他打抱不平。由日本學者組成的“綁架中國勞工反思會”事務局局長福田昭典說：“日本人說‘對不起’是口頭撣，鹿島公司絕不是謝罪，謝罪要有誠意和實際行動。”是的，“對不起”，這好像在街頭踩了腳或者碰了手說的一句話，很文雅但是輕如鴻毛。 那麼反觀我們自己呢？我們似乎很平靜地注視事態發展，好像這並不關我們的事，是“花岡事件”受害者及其遺屬的事情。但應該明白，這是關係到我們民族感情和尊嚴的大事，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的心頭都應該築起一座“花岡紀念碑”。 花崗岩也會風化啊。可是日本在認罪的態度上，50年沒有改變。日本天皇訪華也沒有向中國人民謝罪。然而，我們等了50年，我們還要等多久？敦厚也許是我們民族的美德，然而，敦厚在某些方面，卻也是我們人性中的弱點。我們擁有敦厚也應該學會如何放下敦厚。聽聽吧，耿淳在東京地方法庭含淚說下的話：“50年來，我無時無刻不在為花岡受難和死難同胞所遭慘狀積憤於胸、不能釋懷，鹿島建設公司，必須承認罪責，作出補償。如仍怙惡不悛，足以證明鹿島公司當年兇惡成性，實屬人間敗類，我們受難生存者和死者遺屬，不能甘心甘休。”這，就是人間尋求正義的聲音。 石原先生好像沒來過中國” 這是打了無數次電話，翻閱了無數報刊後印證的結果。 可能懾於自己為軍國主義侵略行為標新立異、偏頗有加的辯護，以及由此日漸取得的地位又迫使他有過之而無不及地繼續維護這—錯誤而說了大多的、可怕的話，心太虛的原因吧。 其實大可不必。我算是中國人中間民族主義色彩較濃而又脾氣暴躁的一類，但我心中還是希望石原之類的人能抱著真誠交往的心態前來，我會盡我所有，供最好的香茗、最好的濃酒來接待他們，並就許多問題進行請教、商榷。當然，可能還有最激烈的言辭。不過，這對於經歷無數次口誅筆伐的狡辯者來說，當是小菜一碟。幾個概念，諸如“民族霸權主義”之類的，就把我壓趴下了。 因為不來，隔著那麼一窪水進行討教，怎麼都有一種隔著軍靴給人家搔癢的感覺。 但他們分明又是來過中國的，否則怎麼咬牙切齒、賭咒發誓地說根本沒有“南京大屠殺”？想必定是常在夢中，追隨日軍的鐵蹄踏入了中國(不知在夢中，你們的軍刀是否在日本還沒到達過的中國西北、西南地區閃耀？)。那麼，當時該提醒一下大日本皇軍第六師團谷壽夫部，作好更加嚴密的屠殺計畫，以免後來的國際法庭經過兩年半的漫長審訊，開庭八百一十八次，記錄四萬八千餘頁，又用了八天的時間，宣讀了長達一千二百一十八頁的判決書上寫明：“在日軍佔領後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二十萬以上。這個數字還沒有將被日軍所燒毀了的屍體，以及投入長江或以其他方法處死的人們計算在內。”那麼，想必你們也必然到過了731部隊的活人實驗室，那減壓之後活生生脹破的軀體和扭曲的面部、痛苦的目光所透射而出的，難道是對一次“文明”的“進入”的證明？ 按日本人慣常的表現，如果沒有亞洲各國的抗議，他們恐怕是連“進入”別國都予以否定的了。如果萬一真有這樣的機會，如同用“進入”代替“侵略”一樣，將用什麼來代替“戰爭”呢？想來想去，也只有“大東亞共榮圈”這個片語最合日本人口味了。 將“中國目前的人權狀況”，等同於“戰爭蹂躪”時的人權狀況，更是無視事實的信口雌黃。這種違背道德的污蔑是對全體中國人人格的詆毀！中國人把日本侵略者趕走的那一天，人權狀況就已發生了根本性的、具有解放性質的改變。無視事實的亂加污辱，難道是想再發動一次更“大規模”的戰爭“進入”，“臨幸”我們的人權？一個國格如此不完善的國家是無權對別國說三道四的。 國格、人格的缺損，使某些日本人對於自己在現實中的錯誤視而不見不說，反而嘲笑別人。比如他們說：“好像是出於弱者的偏見，有人說日本向歐洲出口的豐田汽車與日本向中國出口的汽車的質量有明顯差別，這真是令人噴飯的口實。” 對日本向中國出口車輛採取質量檔次漸進的方法的無知，同樣“令人噴飯”。 中國的確是個經濟還不發達的弱國，這個“弱者的偏見”來自於這樣一個事實：日本先拿已經在歐美、日本淘汰的車型賣給沒見過世面的中國。當中國人付完錢後，日本人說，他還有一個比這個檔次更高的車。中國人又買了，日本人再拿出來另一個更更高檔次的車，如此這般，商人的嘴臉與“弱者的偏見”便同時被表現了出來。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答錄機、音響設備、錄影機、電視機等等商品交易中。而同時日本敢向“見過世面”的歐美輸出同樣檔次的車嗎？ 所幸的是中國人民已經醒悟了過來。 所幸的是，正當日本人沾沾自喜，沉浸在自己的欺詐戰術中的時候，韓國以及西歐採取了更為高明的作法：韓國將本國生產的最先進的車打人中國，雖然它與日本高級轎車存在著差距，但比同時打人中國市場的日本低檔車高級，自然受到中國人的歡迎。 德國“大眾”是怎麼進入中國市場的，還不是日本人認為，當時“中國連零部件的生產能力都沒有”，導致日本錯誤地拒絕了中國要求合作的建議的結果。上海大眾經過十來年的努力，終於成為中國汽車生產的佼佼者。日本惋惜還來不及呢！還在那兒為自己在汽車市場上的短視進行辯護。 那麼我告訴你，一個“弱者的偏見”是這樣的：我寧可乘韓國的低檔車，也不乘日本的檔次更高的車；韓國所表達出來的真誠已經在中國人面前彌補了他們技術上的不足，日本所表現的狡詐和誘騙也同樣抵消了它在汽車工業的優勢。 請回頭問問日本的汽車大商們：對鄙人“弱者的偏見”是否有同樣的切膚感受？ “日本同許多東南亞國家進行了經濟合作，在資本和技術方面形成了共同系列，還有在這個區域進行戰爭的必要嗎？” 發出這樣的問題的，恰恰是東南亞國家而不應該是日本人。以此也並不能打消亞洲國家同樣的懷疑。相反的問題不是有沒有必要，而是：你敢？！ 海灣戰爭中日本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姑且不論，因為海灣戰爭本身的作用尚待歷史證明和顯現。事實上，美國試圖在這場戰爭的陰影中抽身而出。就在最近，美國轟炸伊拉克很有可能使海灣戰爭的最終意義走向反面，日本又能有何作為？ 用海灣戰爭來作為日本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理由太過勉強，而且日本參加海灣戰爭的目的，也並非出自什麼讓人敬佩的道義責任，而完完全全是出於對石油資源的需要，出於維護自身利益的需要。 因技術的優勢，而誇大它的作用，歪曲事實也是讓人無法敬佩的一個因素。將柏林牆的推倒、蘇聯軍事顧問從伊拉克的撤出，都歸於日本高技術威懾的結果，更說明了日本人在看待歷史問題時的片面。持這一論點的人，想必肯定認為自己完全可以拿著這個高技術摔倒相撲橫綱選手貴花田的。 用毛澤東當年所說的，一旦核戰爭爆發中國死二千萬人也沒什麼這句話，來說明中國的威脅，更是無稽之談，強辭奪理。正如當年日本侵略中國時中國人風起雲湧地抗擊侵略者一樣，假如外強淩辱，我們將繼承毛澤東這句話中所表現出來的無畏勇氣。這種勇氣在世界各民族中具有普遍性。或許日本人除外，不敢承認戰爭罪行正說明他們已喪失了勇氣和正義。 誰威脅了日本島上的天然資源？中國有句話，叫“最怕被人偷的是賊”，不幸又一次印證了。中國的天然資源比本來就比缺乏資源的日本多得多，自己開發都來不及，還因此威脅一個資源貧乏的國家？恰恰相反，歷史上是誰在亞洲跑到別國去掠奪資源的？ 中國無意領導亞洲，製造中國想領導亞洲的論調，只能說明日本想領導亞洲。但一個不幸的事實是：亞洲國家均認為，日本不具領袖的大度氣質，不能讓日本領導亞洲。日本在亞洲的不誠實和有石原之類的“軍國主義遺留分子”作祟，日本對亞洲的威脅反而存在，這種看法是日本現實中的表現所致。在日本沒有真正反省戰爭罪行之前，在軍國主義沒有被剔除之前，亞洲人民先請日本原諒：我們不得不存有這樣的疑慮。 我無意掩飾我們的不成熟和弱小。相反，正是在承認這一現實的基礎上，我們對自身的發展中存在的一些問題表示了憂患。我們想最終成熟和強大起來，而這是一些日本人所不願看到的。我們遺憾地看到了這樣的煽動性言語：“即使世界由此被捲入了紛亂之中，也不會對中國的制裁有絲毫猶豫。”你跟中國有什麼過不去？不就是中國人在歷史上沒有讓你們的“進入”得逞嗎？你反倒因此耿耿於懷、徒生報復之心了。想將世界捲入怎樣的紛亂？不良的居心意圖何在？這樣不惜代價的煽動性言詞，才是真正的“民族霸權主義”的表現。西方列強蜂湧而至的“制裁”，只能使我們回想起一個多世紀以前，日本混跡在列強當中，趁機對中國施行的掠奪。從明代倭寇對中國沿海的侵擾，到“中日甲午戰爭”的恥辱，到日本侵華戰爭施加於我們民族的苦難，中國人的鮮血“滋潤”了你們的侵略本性，難道到今天都沒有絲毫的改變？那麼，戚繼光、鄧世昌這樣的名字，將是我們的唯一信仰，如同歷史所昭示的那樣，中國人的鮮血將最終凝固、淹沒施加這個國土的所有殘害。 所幸的是，人類(不包括石原類)已從歷史中汲取了教訓，西方紛紛從制裁中國的陣營中退出，並進而發出不一致的聲音，也正是對這種癡言妄語的有力掌摑。 “天助自助者”，只能說明戰後日本人民的勤奮得到了回報，而不能說明日本擁有正義和公理。正如李光耀先生所說的：“日本認定它有一個新發現——一個在戰爭中幹了那麼多壞事之後不配得到的發現。它喜出望外，決定不參加所有爭奪實力的競爭，只去作一個富裕幸福的國家，現在它已經成為這樣的國家了。” 與李先生所言稍稍不同的是：最近這個國家出現了石原所言的“實質性墮落和衰敗”的跡象；同時，它也開始了“爭奪實力的競爭”並試圖取得一些實質性進展。 亞洲各國當警示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