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是六年前的樣子，我在電視螢幕上看到這麼一幕場景：希臘的男女青年們站在克里特島雄偉的海岸上傾聽廣播中傳來的現場消息。那時候的我對奧運會主辦城市的申辦競爭和最後決定方法一無所知，我只聽見新聞解說員在介紹背景：第二十五屆奧運會兩個申辦城市——雅典和亞特蘭大的最後角力結果將在廣播消息中宣佈。而那些滿懷熱情身穿T恤的希臘青年們據說已經非常自信：在紀念現代奧林匹克運動100周年之際，奧林匹克的始祖希臘、驕傲的雅典將當之無愧地接過奧運會的火炬。 然而廣播裏那個微弱的聲音出來的時候，我看到希臘女郎臉上的笑容凝固了，我很難描寫出她表情的變化——她肯定是毫無精神準備，因為她聽到了“亞特蘭大”那個詞時，她仍保持著笑嘻嘻的表情，也許她精神鬆弛的狀態尚未調整過來，也許她本能地覺得應做出鎮定的反應，也許她什麼都想不起來了，她覺得大腦一片空白。但是！一切都不能阻止她洶湧於心的無法抑制的悲痛！我不忍再描寫下去，我覺得再寫下去就有些像施虐快感的表現了…… 我們沒有料到若干年以後我們也會面臨同樣的處境和遭遇。 我忒煩那種人：只要看到別人爆發出感情就在一旁譏嘲不已。什麼事都是這樣，什麼問題他都能高出別人半截。人一旦出現感情自然免不了出現一種不能概全的有點傻傻的心性，不管孩童和老人都會如此，如果說人類的這種特點都居然可以去蔑視，那麼我倒要問問他們又是怎樣的一類人？ 劉心武在報告文學《“5.19”：傾斜之夜》這樣質問評論界的“正人君子”們——他們破口大駡鬧事球迷們“有損國格”。假如中國隊輸了球，全體中國看客都禮貌地站起來，一邊喊著“友誼第一、比賽第二”，一面斯斯文文地退場。那麼，別人會怎樣去看待我們這樣的一個民族？ 而數年以後，一部似乎是更深邃更雄辯的《河殤》譏諷中國人贏了球就狂歡、就笑，輸了球就哭、就罵娘。並且就此得出中國人心理上“再也輸不起”的結論，希望給中國人剛形成的這種趣味一記響亮的耳光。有人當時就反問：怎麼啦怎麼啦，這又是什麼樣的“新觀念”？難道幫外國球隊使勁為外國球隊痛哭才是正常心態嗎？這種正常的人文現象對中國現代化又有什麼阻礙？ 搞不懂，真的搞不懂。 現代體育已經演變到這樣一種程度：它不僅僅是人類精神的一種象徵或者人類活動的一個方面，有時候它幾乎涵蓋人類活動的全部內容。我們可以認定奧林匹克運動是人類大會，人類最豐富的最繁榮的盛典，人類青春常在的最大源泉。 那些對我們關注奧林匹克運動的舉動持嗤之以鼻態度的“正人君子”們，我們不知道：他們能夠給我們介紹一種什麼樣的更高級、意義更深邃的人類運動。 《我愛我家》裏有一個噱頭：居委會老太太急得歪歪斜斜地沖進老頭兒的家的客廳，嚷道：“太不象話了，這節骨眼上，她居然躺倒不幹了！”老頭兒抬起頭來，挪開報紙，慢慢悠悠地問：“躺倒不幹了？——她沒躺倒的時候又幹了些什麼呢？” 這段閒話可以奉送給那些自以為是的人們：甭跟我們裝，甭想讓我們輕信，你沒“躺倒”的時候能幹出什麼更令人賞心悅目的事情來。 我們為什麼對奧林匹克運動有這般的沸騰熱血，是因為我們對現代體育有了這樣一種信念：它不再僅僅是象徵，在一個特定的時候裏它幾乎代表了一切。 對中國青年來說，奧克匹克運動代表了我們的願望，假如任何一個凡夫俗子能夠有唯一的脫俗機會的話，那麼這個機會則正是：奧林匹克。 這是一種純潔的、不容傷害的願望。 所以當北京宣佈申辦時，英國外交大臣和美國國會的反對舉動令我們有一種惶惑、憂愁和憤怒的反應。順帶說一句，如果說西方認為“危險”的中國民族主義已經萌發成一種事態，那麼——這種事態的發生應歸功於西方欺人太甚。本來是沒事的，沒有教民的飛揚跋扈也就不會有義和團。——儘管有這樣那樣的外國政府、政治力量的反對信號，我們還是以一種極其關切的心情注視著奧運申辦進程。“開放的中國盼奧運”，開放的我們同樣熱盼奧運。我想即使我們中間的激進分子也不會在這時候發表這種言淪：“我們應該反對申辦奧運。我們該一起吆喝：‘北京沒戲！’”也不會有人提議：“怎麼樣，哥們，預備——齊！‘北京……’”我肯定，若他敢叫喚，所有的入准會沖上去揍扁了他。 誰敢指責這樣的萬眾一心是一種偏執的、可怕的癥結？ 於是乎我們申辦。 在申辦最後結果出來的前一天晚上，我們電臺的一些同事聚在一起議論此事，為哪個城市最終獲勝爭執不已。有人提議打賭，賭注是現金，我非常有印象的是一位認為悉尼將取勝的播音員——名叫高峰，他平時酷愛賭博，然而這時他退縮了。他說：“何苦呢！萬一悉尼勝利，我贏了錢也不會高興呀。”賭局沒有搞成，我們紛紛四散回家看電視，香港同胞和我們一起載歌載舞迎接那個歷史性的時刻。 其實我已經有點事情不太好的預感。我倒沒有把英國人、美國人的吵吵嚷嚷當回事，我覺得他們不過是做出了一種姿態而已。只是覺得我們前段日子的申辦“熱”得太過了，比起悉尼冷靜而克制的申辦行動，已經敗了一著棋。如果從純競爭因素上講，我覺得這樣來申辦有點“傻”，敗在這上面有點不值得。 那天晚上我專心看了北京提供給國際奧會執委們的專題片，坦率地說：很擔心。我尊敬老年運動，但為什麼要把那些老年迪斯可充作影片的主旋律呢？奧林匹克固然是全人類的運動，但奧林匹克的美感在於她的年輕、充沛和力量。還有那些大雜院、黑板報，那些東西上得了臺面麼？要知道這可是廣告公關！——這一切當然是缺憾，缺憾好像總在伴隨著中國。不提這些了，激動人心的時刻來臨了，我看見北京市的領導滿面通紅汗流挾面地站在那裏，他們似乎是盡力在憋住磅薄欲噴的淚水(也許這是場內燈光造成的效果)。我們所崇仰的薩馬蘭奇表情複雜地走上講臺。 妻抓住了我的手。 我不懂得英語，當薩馬蘭奇吐出“BeiJing”那個音節我便急欲跳起來——但被猛拉了一把。次日我看到美聯社的一則報導，那陷入一秒鐘的空歡喜的中國人何止我一個，天安門廣場就燃起了幾支煙花，看起來真像諷刺。 薩馬蘭奇深吸了一口氣，張口念出成功者的名字——非常奇怪的感覺，許多中國人事後都提到有同樣的感覺：在薩馬蘭奇吐字的前一瞬間我們已經知道了北京的命運！ “悉尼！” 六年後，當澳大利亞廣播電視網採訪作者時，我突然回憶起了那天淩晨的全部細節，我說，“悉尼”這個音節對中國人來說是太容易被記住了，好像這個音節有不可思議的回音，嗡嗡回蕩了若干年。 穿過時空，我想起了希臘的海岸。 儘管我們尊重最後結果。但我們無法抑制淚水。當妻聽到事後介紹的每輪投票的變化數字時，乾脆抱著肩膀放聲大哭。 誰敢取笑這種純潔而高貴的悲傷？誰敢指責這種悲傷是“狹隘的、脆弱的、沒出息的土裏土氣”的表現？ 我無法安睡。撥通了悉尼的“押注”者高峰的電話，高峰喝得醉醺醺的，道：“別提了！看得老子痛哭流涕的……” 我意猶末盡，熬到早新聞時間。新聞報導了北京站候車大廳萬目聚集，觀看申辦結果的情形，一位員警已經無法接受採訪，淚水從他臉上滑落，他哽咽無聲。 次日在重慶經濟台的黃金時段裏，異乎尋常地首播了一首《長城》，沒有評論。 但是所有的中國人都表現出了克制，儘管他們猜到了“無記名”投票的數字嬗變透射出的真實心理和反對力量。 這同樣可以解釋喬邊的著名觀點會傳遞到世界各地的原因。喬邊說：“本來我是一個國際主義者，但是自看到北京申辦奧運過程中美國和那些英聯邦國家的表現，深感刺激，以後就慢慢地變成一個民族主義者了。”早期的一首流行歌曲唱道：“那天晚上，有美麗的月光……”——而那天淩晨，西方的幻像卻消失了。 我們當然明白，絕不可以遷怒於悉尼。雖然我們也覺得悉尼代表的最後陳述：“我們申辦了好幾次了，若這次還不行，以後再也沒心情了……”不免有撤嬌的嫌疑。但悉尼的確是個不錯的城市，我們祝願悉尼舉辦成功。 但當我們目睹歷史上最不成功的、貪婪和種族主義盛行、暴露出管理者無能和昏庸的亞特蘭大奧運會後，我們不禁要把北京和雅典的失敗聯繫起來看一看。我們請那些當年投票支援亞特蘭大的國際奧會成員面對希臘青年們，回答我們的問題——既然知道亞特蘭大是美國最著名的不安全城市之一，為什麼還要頑固地支持這座城市？ 老實說：我們的疑點很多。 我們也難以理解：那本揭露國際奧會陰暗面的書籍為什麼不可以在中國出版。 同樣的，難以理解那封留美學生揭露奧運會期間NBC種族主義語言和新聞暴力的致友人公開信，為什麼不可以在中國報刊上公開發表。據說，理由是，其一，奧運會已經結束了，過去的事就不用再提啦……其二，私人信件發表在報紙上“不合適”。 這真是兩項奇怪的理由。難怪知識界有人指斥這是新聞界某些人親美心理在作怪。 中國代表團走人體育場，NBC主持人說：“聽說中國體育界已經開始鎮壓服用興奮劑行為，哈！這樣他們怕是拿不到幾塊金牌啦……” 當莫惠蘭出現在電視螢幕上時、立即出現了低沉悲傷的音樂，主持人用一種凝重的調子說:“她的母親一定想念著她、可憐的孩子……” 中國運動員在這裏吃不好、喝不上、居住環境惡劣，作為東道主的美國人何曾表示過半點歉疚。所有上升的國旗都是星條旗，所有的旋律都是《星條旗永不落》，我們在螢幕上只看到美國人扣球、美國三流選手被歡呼。那些其他民族創造的輝煌功績被隱去了，成為可憐的陪襯物。 這不是種族霸權主義又是什麼呢？ 當亞特蘭大奧運會開幕式煞費苦心地把馬丁·路德·金《我有一個夢想》散佈給所有的看客時，他們可曾想到：一場最廣泛最肆無忌憚的種族主義系列劇即將在這裏開演？ 一個大國在國際盛會上如此丟乖露醜，令我們懷疑它還是不是一個“大國”？我們直截了當地引用一句艾倫·金斯堡的名句： “美國是一個可恥的小國， 長滿了狗××。” 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假如本屆奧運會在北京或中國的其他地方舉行，又將是一副什麼樣的情形？我們的電視播音員會不會說：“美國代表團出場了，他們代表團官員的那副輕狂兒，可實在不敢恭維……”我們會不會把他們的運動員趕到十二人一間的大房子裏，說：“沒有套間了！”我們會不會拒絕轉播美國運動員站在冠軍臺上的情形，或把雄壯激昂的美國音樂換成《十面埋伏》？ 相反，照顧外國人、格外照顧外國人倒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傳統。 包括貧弱小國的來華人員，他們歷來得到我國政府的照顧。我記得越南戰爭期間，大量在華的越南僑民享有跟我國公民一樣的權利，那個時候實行配給制，越南僑民的生活待遇甚至高於中國公民的生活待遇。 這是中國政府的一貫做法，中國老百姓從來不曾有過什麼議論。 這哪里又是“不惜犧牲別的民族的利益來追求本民族的利益”？相反的，我們看到的卻是“不惜犧牲本民族的利益來照顧別的民族的利益”！這種中國式的古道熱腸有時候甚至到了幾近於巴結別人的地步！ 北京亞運會之前、重慶的天府可樂集團在市政府的支持下欲競標亞運會廣告權，全市為“天府可樂”籌集了約二千七百萬人民幣，當時一個城市拿出這筆錢來，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呀。然而結果怎麼樣呢？百事可樂區區數百萬美元就將重慶市打個落花流水！這又叫人到哪兒講理去？ 我們照顧外國的利益還不算多麼？ 其實我們應該反思一下，當我們力主同“國際接軌”，為全人類的利益歡呼，而對本民族的欲望表現出克制時，我們應該好好看一看別人是怎麼做的。一位長者對我說：“美國人的愛國主義值得我們學習。”“美國利益至上”在美國人那裏、倒是沒有人指責同人類現代化精神相悖。 一位體育欄目編輯說得好：“美國人只宣傳自己而對他人的成績不屑一顧，是所謂的‘大國沙文主義’，說起來也都挺狹隘的，但中國人與西方人彼此彼此，再多的怨言都能在同一血脈的賁張中化解，這是每個民族的根，也是每個人的根，愛國就是愛自己。” 難以想像：一個連自己都不愛、連國家都不愛的人，他會是一個純粹的“天下主義”者？他會去愛“全人類”？ 我們接觸的英國人比我們還民族主義。 我們看到的美國人，那樣狂熱地、狹隘地、非常排外地愛戀他們的寵兒，無原則地愛他們的國家。應該慚愧于我們的共容風範，“愛全人類”的角色由我們扮演，是不是有點太自不量力？ 所以還是多談談“中華利益至上”，少幫別人操心。 【編者按】這是一位名叫克利斯蒂的英國小姑娘寫給她在英格蘭的朋友海倫的一封信。她對NBC(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情緒也體現了我們關於美國對奧運會的態度的看法。 海倫： 剛才我們還在忍受美國的亞特蘭大奧運會新聞報導。真的，這決不是開玩笑，除了極端的偏見外，他們的實況報導簡直糟透了。無聊，討厭，令人作嘔。而愛克薩爾(疑為美國廣播員——譯者注)居然試圖做到政治上的公正，而且自稱是在文化上不敏感的！我們觀看了整場游泳比賽，僅僅知道了陶德(美國隊員！)是在第五泳道，而他的妻子正因癌症而病危。甚至使我們認為要參加奧運會，你必須符合下面這些條件：第一，你有一位近親死于乳腺癌；第二，你的妻子或丈夫正在昏迷之中；第三，你在這幾年裏曾生了一個孩子，或者你剛重返體壇(因為兩星期前你退役了)。 當比賽中沒有美國人或是只有中國體操運動員在表演時，他們就播放了一些關於運動員的簡短影片。如果講的是美國運動員，那麼你將聽到她們是如何富有獻身精神地辛勤工作；她們有一隻玩具熊，起名叫“毛毛”(她們也只是很普通的美國女孩罷了)；她們的媽媽，或是祖母，甚至是鄰居的大叔正因為長到肉裏的腳趾甲的手術而受著併發症的折磨。她們的金牌是為這些可憐的病人贏得的。 但是，如果講的是關於中國運動員，你就會聽到，還是在她七歲的時候，政府就發現了她的天才，而她的母親則為了國家利益奉獻了她。“她的母親犧牲了女兒”(他們就是這樣評論的)，把她送到千里之外。接著我們就會聽到一連串的問題：“她知道女兒有個朋友叫魏蜜旺(謔稱)嗎？”“她知道女兒是誰嗎？”“她知道女兒害怕什麼嗎？”“她知道女兒在新學校裏有200個小姐妹嗎？”他們拖長聲調說個不完，好像是在唱葬禮的挽歌，而背景音樂就是丁丁當當地響著的抑鬱的鋼琴曲。 與此同時，當你真的看到中國隊員時，一群女孩中沒有一個看起來是健康、快樂的。而相反的是，美國女孩一個個食欲過盛，精神好得簡直需要一劑鎮靜藥。你能看到那些中國女孩臉上寫著的壓力，看到她們的父母，讓你覺得她們是生活在瘋狂的父母自己無法實現的夢想中。而她的母親正在忙著收割稻子。儘管她會誇耀女兒的成績，但她可能根本就不關心女兒是體操運動員或別的什麼。即使女兒受了傷或者可能再也爬不起來，她依然是那樣愛著她。 美國的報導總是把別人最壞的方面給我們看。而你和朋友一起詛咒他們在奧運會上出醜。恨不得讓他們在水裏淹死，在場上絆倒，折斷他們的脖子，讓那該死的軟球塞住他們的喉嚨噎死他們！ 現在討厭的“夢之隊”正在同安哥拉隊比賽(毫無疑問，我們又將聽到有關每位安哥拉隊員的悲慘的征戰故事)。本來我們正在觀看體操比賽的，而一些美國人可能認為他們無法在這個項目上獲得獎牌，於是把畫面切向了他們肯定會贏的籃球比賽。而我們可能再也不會聽到關於男子體操的消息了。 再說說發獎儀式，或許我該說說發獎儀式才對。本來觀看奧運比賽的樂趣之一就在於能夠看到不同國家的獎牌得主站到頒獎臺上，看到他們在國歌奏響時的自豪和激動的熱淚等等。而觀在，好嘛，我們除了該死的星條旗之外什麼也別想看到。只要不是美國運動員獲得金牌，他們就不轉播頒獎儀式、而我們不得不揪著心聽“Ohsaycanyousee”(美國國歌開首句)。甚至他們得了銀牌或銅牌的時候也不報導。噢！別想聽到別國的國歌奏響！ 看看他們的開幕式吧： 非洲國家入場了——“這又是一個沒有希望獲得獎牌的非洲小國。”(他們難道從未想過他們的600個人和這麼多派來的運動員絕大多數根本沒有希望獲得獎牌？) 古巴入場了——“不知道他們中有多少人是打算回到哈瓦那的。” 伊拉克入場了——“這就是我們在海灣戰爭中所打的那個國家，他們可是有使用化學武器的嫌疑的。” 中國入場了——“不知道他們今年會有什麼樣的表現，他們正對違禁藥品嚴厲制裁呢。” 接下來是開幕式上奇形怪狀的服裝： “這些是彼得·明賽爾為當地的遊藝團設計的，他住在一個名叫垂尼達德的小島上。” 末了，當一些紙鴿子被帶進場上時： “這些鴿子是由螢幕上的女士製作的，她來自加利福尼亞州。這是完全由她親自設計的，用了整整八個星期！” 然後就是關於她的全部履歷，她從哪兒獲得靈感等等。 八個星期？明賽爾甚至從去年就開始製作他的服裝了。他花了一年的時問！所有的服裝都是在垂尼達德島上製作的，主要的舞蹈者和表演者也是從垂尼達德島上來的，而我們所聽得更多的竟是關於那些臨時拼湊的鍍鉻小車的評論！ 海倫，我還可以說得更多。你看，所有的羅馬尼亞人都被描繪成饑餓的無家可歸者。而美國的體操運動員則全是漂亮、活潑的精彩表演者。 中國運動員肩負著國家榮譽的重任，而美國人則只是為了“去年去世的母親”或“差點在去年死去的妻子”。 “從我七歲的時候，我就夢想著奪得奧運會金牌！”胡說八道！看在老天的份上，沒有人會在七歲時有這種夢想。七歲的時候，你所夢到的是霜淇淋或是第二天與小朋友玩耍。那根本就是他們父母的夢想！ 這些人除了金牌外，對奧運會一無所知。他們以為在播放那些小影片和講述那些愚蠢的故事時，他們是報導了運動員的人性的方面，而這是如此強迫！我們只要求轉播比賽或其他的任何東西。只要求告訴我們體操運動員在做什麼，他的動作名稱是什麼，他的動作難度與別人相比怎麼樣，不要告訴我們他有一個雙胞胎兄弟，他每天晚上都和他聊天。當運動員在場地中進行比賽時，我們需要的不是這些無聊的資訊。在有比賽的時候，我們想知道所有賽道的情況，我們想要的只是體育報導而不是神話傳說。該發生的故事總會發生的。給我們展示各種不同的比賽，讓我們看到不同的國家獲勝。忘了你們那殘酷的獎牌榜吧！它讓我們離奧運精神越來越遠。 我能為BBC(英國廣播公司)做些什麼呢？不錯，他們也是有傾向性的(你確實看到了過多的馬術賽事)，但那是他們不得不滿足本國人的興趣。我並不能因為NBC把這種傾向發揮到極點而責怪他們，但是比較起來，BBC會給你恰當的體育報導，一如他們報導別的集會。我的意思是當觀看賽馬時，你希望聽到關於比賽的評論(比如他們已接近了五弗隆[英國長度單位，等於1/8英里]線，紅瑞姆沖在最前面，納瓦納緊隨其後等等)，而不是聽他們介紹那匹該死的馬簡直像匹小雌馬，它早餐吃什麼，它喜歡什麼顏色。 BBC會報導幾乎每一個發獎儀式，會在結束時採訪每一位獲獎者，即使他們不是英國人；他們會向你介紹每個賽道上都是誰，即使只是預賽；最棒的是——沒有廣告！ 你的克利斯蒂 (注：此信由美國友人轉來時，就沒有標明寫作日期——編者) 中國史在知識階層看來，是一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歷史。於是有一種蠱惑人心的論調悄然滋長起來，這論調就是“分裂比統一好”。至今為止，我沒有看到“分裂比統一好”思想的全貌，但我能夠從零星的思想碎片裏揣度出它的大致意思。 有人說：中國分裂的時代，往往是中國思想史和文學史的“黃金時代”——由此他開始嚮往著未來的歲月，嚮往著那個在分裂的廢墟上誕生的“思想繁榮”時代。 問題是，未見得中國分裂期就是思想的繁榮期，我們可以舉出“五胡十國鬧中華”及五代時期的黑暗例子來。 而最大的問題是：我們從這個論斷中看到了文人的趣味同芸芸大眾國家觀的悖論。文人的飛揚跋扈，文人們對民眾樸實的忠誠觀的蔑視，令我們感到作為文人的羞恥。 是統一好，還是分裂好？這一點根本不用煽情於民意。對於知識界來說，民粹的思想還是應該要一點的。 不管中國歷史上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何運作，統一的趨勢永遠在壓倒分裂的運動，任何統治者和他的臣民、軍隊都是在不懈地追求著國家大一統的目標，至少在道義上是這樣宣稱著的。項羽為什麼失敗？正因為他逆秦朝以來形成的中國統一大勢而動，故他的失敗不值得同情。 龍子龍孫的選擇，首要的前提是保障中國的統一。當西方歡呼蘇聯的解體、謀求歐盟的聯合時，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我們多麼需要明辨“統”、“分”之爭的是與非。 一個分裂的中國將比分崩離析的蘇聯更具有災難性，分裂的中國人民會遭受更慘烈的戰禍。 龍子龍孫們像愛護眼睛一樣愛護著一個獨立、統一、亟待完整的中國。現今的中國人民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是臺灣及釣魚島、南沙諸島問題，——這些問題絕不是議題，而是中華民族賴以生存及發展的前提。 為什麼我們要指斥那些學理深奧的“分裂”論者為中國的國賊和罪犯？這不僅是一個純潔的榮譽和道義問題。我們應從歷史以及國際政治的冷峻現實中加以辨明。 首先，中國的分裂是否能夠促進中國人蘊藏的精神的啟動？答案是否定的。有言之鑿鑿者說儘管中國歷經了苦難深重的近現代史，但不斷湧現的英雄人物仍然從整體上“提高了中華民族的生存質量”。這是屁話，少數英雄人物雖令西方刮目相看，但並未改變中國晦氣重重的命運。當外族淩辱不斷，神州戰火連天，任何遠離富國強兵軌道的悲愴抗爭絕無“質量”可言。如果說今天仍抱定這種觀念，來認定中華民族的動盪和離析可以實現歷史的進化和民族的更生，那註定會導致中華民族會在人類歷史進程中再落後一百年，這種落後會使中華民族成為永久性的落伍者和貨真價實的劣等民族。為什麼要如此苛責中華民族？為什麼要在中華民族進入世界體系良好迴圈的伊始，以神秘而惡毒的詛咒打擊中國人的信心？在他們眼裏，中國人不可饒恕，中國人民即使再勤勉，也不能避免再次臨受深重痛苦的命運。這種危言聳聽的理論，實際上表達了少數中國人對現行權益分配的不滿，於是乎借“痛苦的復興”之名，來掩蓋其欲壑難填之實。如果對這種出自沙龍的罪惡論調不加以剿滅，將來的某一天，中國的知識份子可能因哄炒這一理論成為世界諸民族中最可恥的知識階層。 其二，即使“分裂”理論可以被視作一種有著反思和審視價值的理論——我們注意到一位義大利著名參議員以中國地域經濟差異來探索中國分裂對經濟發展的某些“好處”，我們猜測：這可能是“分裂”論者最重要的論點之一——但是觀照於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它的冒險性和危害性也會將中國人民帶入災難的深淵。中國和蘇聯不一樣，一個家家戶戶擁有《普希金全集》的蘇聯，她的人民會因自由理念而選擇各加盟共和國獨立的道路。她會盡力使這種分裂之路變得安全和不傷元氣。而一個全民族教育水平亟待提高的中國，會在分裂之路上面臨什麼樣的災難呢？首先，道德水準低下、彈冠相慶的新權貴們會將其精力放置於權力鬥爭之中，而置人民的輾轉呼號於不顧。中國因其派系之爭回復到軍閥混戰的老路上去，會湧現人數更多的立場迥異、各為其主的常備軍，會在昔日和平的地區開闢更多的戰場。本著“戰爭是高消費”的鐵律，未來“前中國地區”的軍隊會無比貪婪地盤剝各地區財政、勒索各工商集團，人民將避兵如避匪——中國人民之間的仇恨將無法用歲月來消解。中國的財富將在一夜間化為烏有並成為國際商貸信譽的重災區，世界各國電視節目主持人將告訴他們的觀眾：“什麼是二十世紀？為什麼說二十世紀是人類仇恨最為深重的世紀？請看來自前中國地區的畫面，它會生動地告訴你——什麼是二十世紀。”可能某一個中國慘重命運的承受者和見證人會依此寫下史詩，並藉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可能某一個無力回天的政客會因其絕望的、令人心碎的努力獲諾貝爾和平獎——如果說希望藉此機會以中國的痛苦來照耀人類思想的話，那麼龍子龍孫們會唾棄這種可恥的“選擇”。 龍子龍孫們正在意識到什麼才是他們真正的選擇。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現代化的第二個世紀——準確地說，應該是中國現代化的肇始世紀。中國的現代化是在西方列強的炮艦和舶來品雙重轟擊下緩慢啟動的，而本世紀上半葉，中國不幸成為世界發展性危機的受害者，這個時期中國的歷史實際上是一部抗擊倒退和抗擊民族滅亡的歷史——與發展無關。這個時期中國“現代化”的進步成果幾乎全部為戰爭機器耗盡，我們看不出50年代初的中國農村鄉鎮與十九世紀末的農村鄉鎮相比，有什麼令人可以覺察的進步。除了上海市變得更像一座城市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的五十—年中國幾乎沒有可以做為廣告標籤的“進步”——可能知識份子的痛苦感和使命感有所上升，人民因波瀾壯闊的革命戰爭變得紀律嚴明和精神振奮，但中國的經濟形態是停滯的，除了因戰爭鍛煉出一個有紀律有理想的幹部隊伍外，中國的這五十年發展在人類的經濟史、法制史、科技史上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到了本世紀五十年代，中國現代化以嶄新姿態重新啟動，進行了一次結構性大調整，“趕英超日”口號激起了中國人的希望。中國並非封閉地發展，那個時候對蘇聯是全面開放的，在經濟、政治、司法、教育等部門都推行蘇聯規章制度，“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現代化被大多數中國人理解為“蘇化”。這種發展模式上的依賴使我們在中蘇決裂後蒙受了痛苦的代價，直至反修防修掀起了文化大革命，中國的國民經濟再度瀕臨崩潰的邊緣。 七十年代末中國在停滯和危機後改弦更張，再次進行大調整，走上了市場經濟模式。中國經濟呈現出令人振奮的增長勢頭——這時候幾方面擔心出現了：一方面是對好大喜功、急於求成的擔心，對片面追求高速度而對隱蔽的長期性負面後果視而不見的擔心；另一方面是對“中國威脅論”的擔心；還有一方面，是對“全盤西化”的擔心。 如果說以上的種種擔心是出於對中國命運的憂慮，那麼，每個龍子龍孫應善待這種憂慮，並應同樣為著中國的選擇而殫盡精力。但龍子龍孫們堅決反對一切企圖：一切以“針砭弊端”之名抹煞中國進步成果的企圖，一切以“中國威脅”之名圍堵中國、封殺中國的企圖，一切以“國將不國”之名讓中國重新回到封關鎖國、左傾路線猖獗老路上去的企圖——想搞倒退的人同外國利益代理人一樣，都應被斥之為中國的國賊。 龍子龍孫們應成為中國上升的臂膀，為個人財富和國家財富而辛勤勞作。同時他們應尋求一種尊嚴，這種尊嚴不因經濟的依賴而視為負面因素。龍子龍孫們明確現階段的使命，獨立、尊嚴、有成效的發展，應拋棄“尊嚴和財富二者不可兼得”的悖論。國家的尊嚴和國家的財富增長並非水火不相容，正如改革開放與國家獨立並非水火不相容一樣。 從世界意義上看，西方以征服和道德代價為基軸的文明形態已經發展到極致，而東方文明的集體意識、天人關係和道德倫理正在倍受關注；東亞的全面繁榮證明了東亞諸民族的民族聲望正在上升；中國的國際地位日益提高，中國應對自己在未來世界中的位置有一個充分的估計。 中國應在不消失民族特性的前提上構建自己良好的多民族國家形態，應鼓勵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文學潛力的創造，使所有的兄弟民族在文化品質上長足發展，再現盛唐民族偉大融合之夢。經濟上對民族地區因勢利導，必要時應授予更多的優先權。次南亞經濟合作區域和中亞經濟合作區將促進西南、西北民族地區的國際經濟融合。東北地區也是如此。內蒙古的發展應以更多的工業投入使之成為發展規模可與內地沿海等量齊觀的發展地區。西藏應繼續得到以中央實力為後盾的優先照顧，西藏的文明應在中華民族的燦爛文明中起更大的作用。——這一切將保障中華民族的統一和強大。 中國人的選擇將立足於對國際關係的清醒認識。毫無疑義地，中國將與一切鄰國發展睦鄰友好關係，由中國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一人類合作思想，將綻放出永恆的生命光輝。中國將根據她的人民的願望確立外交合作的親疏急緩。中國應為未來的公正合作奠定基礎，中國人的視野將放諸孫中山所說的“以平等待我”的國家或國家聯盟，合縱連橫的外交藝術將光大中華的文明智慧。 龍子龍孫將選擇光明的中華大道。 康得曾經這樣昭示過世界：“武器的進步將使戰爭變得不可能。”毀滅別人，同時也會使自己毀滅，更會使人類毀滅的核武器出現後，康得的這一預言似乎在一百二十年後的今天，得以驗證。但理性的康得似乎忽略了另一類危險：理性並非時時刻刻都在戰勝著非理性，大規模的戰爭總由不惜毀滅自己的狂人發動這一點就是一個明證，當理想之光還沒來得及威懾瘋狂的時候，被膨脹的帝國野心驅使的國度，依然有可能使戰爭變為現實。 中國再一次選擇了“隱忍”——需求一個安定、和平的國際環境的意願太強烈了，以至於她表現得不如去年的法國，甚至不如今年的印度、巴基斯坦。她不願意將世界的紛爭引向自身，更不願意提供一個別人所需的“破壞人類和平”的藉口。面對有豐富的核子試驗經驗的美國以“人類和平”這一堂而皇之的理由的脅迫，中國改變了自己防衛戰略的重要一步。 隨著中國宣佈暫時停止核子試驗，並就此與美國達成協定，表明美、俄、英、法、中五個有核國家都已同意支持核禁試條約草案。最近聯合國已通過了有關的決議，人們都長舒了一口氣，因為核威脅似乎越來越遠。 但未來的天空並不如所幻想的那樣明媚，越來越有跡象表明，美國正借助核大棒來達到自己的霸權目的。這個霸權行徑的重要一步，可能就是利用“中國威脅論”在亞洲佈置核武器。 一、美國熱衷核禁試僅僅是為了束縛別人 美蘇核競賽因冷戰的結束而煙消雲散。但在這場競賽中拼命開發研製核技術並獲得了巨大成功的美國，並不因此就放鬆了它的核威懾。出於霸權主義需要和因為在核技術上領先別國的優勢，為了確保自己的優勢長時期地保存下去，美國轉而支持簽署全面禁止核子試驗條約。但這並非僅僅表明美國願意在核武器方面保持現有的優勢，相反，在核禁試條約全面簽署之後，它將有可能在條約限定的試驗物件之外，繼續進行核子試驗。 核禁試條約的宗旨之一，就是阻止擁有核武器的國家開發新型核武器。但正如日內瓦裁軍會議上，不結盟國家代表要求在條約申明確寫上有核國家要承擔放棄開發新式核武器義務，所顯露出來的不信任和擔憂的那樣，美國正推行一項叫做“管理工作計畫”的方案，試圖在將來可能使用電腦來進行新式核武器的開發和試驗。 這項計畫預計在今後10年內將投入400億美元，用於建設從事核武器開發的高技術裝置。 美國政府對外的正式聲明中聲稱，把這些裝置進行的類比試驗同過去核子試驗的資料加以綜合，再通過電子電腦進行類比試驗，以“確認現有核彈頭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但顯然這是一種掩飾之辭。其真實意圖是在不進行核子試驗的情況下確定設立新式核武器的能力。把核武器爆炸分成各種因素，通過各個試驗裝置，力爭實現在規模和精密程度上進行前所未有的模擬試驗。 當這種模擬實驗技術成熟後，美國一方面利用全面禁止核子試驗條約和防止核擴散條約來束縛其他國家開發核武器；一方面自己可以利用已經掌握的大量核子試驗資料悄悄地研製新式核武器。 正如以前的裁軍條約反而使美國的軍備更加強大一樣，美國繼續在核禁試方面推行看似平等而實則不平等的、旨在限制別國的規則。除非它對徹底銷毀核武器進行明確表態，否則，真正的核威脅就不會消失，世界和平的前景仍將籠罩一層核愁雲。 二、美國所謂的“對抗擴散構想”，是為準備使用核武器尋找理由 種種跡象表明，美國已經將核武器作為未來打擊力量的主要部分進行了計畫制定。 根據1993年克林頓政府確定的“對抗擴散構想”這一戰略，最近美國已數次表示，對於那些企圖擁有大規模殺傷武器的國家，美國有可能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內的先發制人的攻擊。 1996年4月，美國中央情報局宣佈利比亞存在“地下化學武器工廠”，美國國防部緊接著宣佈有可能對利比亞實行攻擊。助理部長貝肯說：“有可能動用核武器。在這種情況下，恐怕會使用B61核炸彈。” 與此同時，美國繼續為其有可能使用核武器進行輿論造勢。克林頓4月份訪問日本，在“獨立”號航空母艦上繼續強調來自“無賴國家的威脅”。 最近，美國國防部長佩里在談及“對抗擴散構想”時再次聲明：“作為遏制力量，美國的常規戰鬥力和核武器戰鬥力不僅必須強大，而且必須明確無誤地告訴對方：美國準備使用這些戰鬥力。” 另一個跡象更說明美國有可能為在以後的軍事打擊中使用核武器作好了充分的準備。原定的在二十一世紀初葉擁有核武器的指標，已由5000枚增到10000枚。在增加的部分當中有大量是供應緊急派遣部隊使用的核武器。 所謂的“對抗擴散構想”，與美國“準備同時進行兩場地區性常規戰役的計畫”一樣，只是美國擴充軍備的又一個無中生有的想像式的藉口。所謂的“對抗”的實質，是美國自己尋找的對抗；同樣，所謂“擴散”，也只是對美國霸權擴散的“對抗擴散”。它是美國逐步統治世界的一個進攻性構想，而並非是其表面上呈現的防禦態勢。 所謂的“無賴國家”，也不確定。從克林頓的語氣中，我們可以猜度出目前美國稱的“無賴國家”，大概包括利比亞、伊朗、伊拉克等國。隨著時勢的變化，這個“無賴”可以隨時增加，必要時還可將中國、歐盟囊括進去。因為不是“無賴”的國家在美國看來，只有“美國”一個。 一國元首，公然用“無賴”這個字眼描述別國，在當今世界，實屬罕見，在外交場合上，很少這樣稱呼對方。即便是某個國家的確“無賴”，那也是針對美國無賴的無賴；時易勢移，不知美國將來與這些國家握手時，又將自己置於何種地位，或許美國為了保證自己的清白，不會與“無賴”握手，但這又透出了另一種陰險：美國將逼迫這些國家永遠去當“無賴”，直到這個“無賴”分崩離析為止。 三、中國等有核國家和眾多無核國家應積極制定反核戰略 美國在核子試驗上抑制別國，發展自己，以及公開承認有可能使用核武器的策略，只能將核威脅的因素弄得更為複雜。如果說冷戰期間的核威懾來自對立的陣營，尚因目標明確、不易妄動而能給人以些許安慰的話，現今卻處於隨時有可能到來的危險之中。目標的不確定性及使用的隨意性同時威脅著人類的和平。 美國以全副武裝的美國是“人類和平的需要”為由，以強於中國軍費開支10倍以上的財力繼續擴充自身的軍備，現在又在核武器上大耍花招，再加上“中國威脅論”的製造和日美安保體系的建立，不能不使人有這樣的擔憂：未來有可能在西太平洋美軍基地，諸如關島、沖繩，佈置近距離殺傷性核武器，對所謂中國的“威脅”施行“反威脅”，來維護美國在亞洲的霸權地位。 對此，在亞洲，中國唯有團結亞洲各國對日本進行施壓，對事態的每一步進展進行前瞻性的密切關注，制定各類中長期的防禦措施，比如迫使日本達成不建造核武器，不在本土佈置核武器等承諾，以積極的方式來維護亞洲自身的和平；針對美國，應聯合亞洲各國，與美國進行堅決的、不容置疑的對話，要求其承諾不在亞洲佈置核武器，遏制美國在亞洲的霸權行徑和擴張行為，在世界範圍內，中國等五個有核國家以及眾多的無核國家，應努力要求美國承諾不使用核武器，以及為逐步實現全球範圍內最終徹底銷毀核武器達成協議，否則，核大棒的陰影將繼續籠罩人類的頭頂。或許它最終不會發生，但美國以此要脅別國服從其霸權，則是肯定的了。如果是這樣的話，康得的話倒是得到了驗證，不過這是一種悲哀的驗證：武器的先進使戰爭變得不可能，而使不通過戰爭的霸權變為可能。 有理由認為，以“美國之音”為代表的西方媒體和某些權威機構，將《中國可以說不》說成是所謂的“極端民族主義”、“民族霸權主義”甚至是“恐怖主義”，並非出於本能的震驚和解讀上的誤解，而是有意的歪曲，是繼“黃禍論”、“中國威脅論”之後西方又一次人為地製造來自中國的“恐懼”的卑劣行徑。 一系列民意調查結果和《說不》在神州的風行，使得西方不得不悲哀地檢視：他們對中國青年一代幾十年的苦心經營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結果？他們可能覺得有些委屈——“孩子們，你們還年輕，我要糾正你們的思想。”當年的伏羅希洛夫就是這樣大喊大叫的，然而與會者噓道：“安靜些，糾正誰的思想需要中央委員會來決定。”一旦他們意識到這種憤怒不是一項“時髦”時，他們便開始“反思”了。 但正如製造“中國威脅論”所昭示的西方不可告人的動機一樣，他們的“檢討”和“反思”——如反思為什麼“沒有採取一種柔性的外交政策”所隱含的“狡詐”信號一樣——並非真的希望美國外交出現革命性的轉變，而依然是為了實現其目的而寄希望於技巧性的轉變。 西方的恐懼其實也暴露了他們的真實意圖。 “恐懼”之一：西方文明中心地位的動搖 如果說“二十一世紀將是亞洲的世紀，她將以中國的崛起和強盛為代表”，這一言論有其歷史的必然性，那麼《說不》無疑是中國青年為使中國未來的發展與這一歷史機遇相契合而發出的?喊，這?喊之一就是：中國的崛起必須以中華文明的復興為基礎。 但正如強大孕育著危機，壓迫孕育著反抗，西方文明一百五十年來對中華民族的淩辱，也使西方產生了一種害伯中國百年國恥後仇恨大爆發的集體恐懼意識。這種恐懼在西方文明侵略性實質顯露之時就已產生，“別驚醒了那只東方睡獅”這一句拿破崙名言，就包含了這種恐懼心理。 在西方看來，永遠消除這一恐懼的辦法，唯有西方文明對中華文明來一次徹底地傾覆。但不管西方怎樣極盡傾覆之能事，暴戾如“火燒圓明園”，陰險如“鴉片和梅毒”，百多年來的交鋒雖使中華文明遭到了空前的破壞，但並末達到最終征服的目的。相反，以儒教文化為核心的中華文明，以其頑強的忍耐延續著生命的同時，又以其特有的相容並蓄的風格吸納著西方文明。雖然這一吸納過程極其緩慢甚至時而發生幾近覆沒的災難，但中華文明終於在二十世紀的末期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展現了復興的曙光。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次展現不是以單個中國的崛起，而是以整個東亞地區東方文明整體復興來體現的。 東方文明的復興是以不拒絕吸納和共容來對待人類社會所有價值的，許多東亞學者都有這樣的共識。然而西方文明表現得恰恰相反，以血腥掠奪為前提而發達起來的西方，以推行“西方文明中心論”，否定其他文化價值的方式來維護其權威。就連中國的改革開放也被西方作為一次傾覆機會來予以利用，“和平演變”就可以體現這一點。長期游離于“世界現代文明”之外的中國，近年來以不隸屬于西方文明的的方式獲得了巨大進展的事實，無疑是對自我感覺良好的西方的一次打擊。 中華文明的再度崛起和她的必然選擇，正在衝破西方文明中心論的神話，也就產生了西方對現有地位即將失去的“恐懼”；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對市場經濟的引入，也同樣動搖了“全盤西化”理論的根基，它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富有與貧困非此即被的現有意識形態格局中，以非此非彼的第三種選擇向西方文明體系發出了質疑和挑戰，進而動搖了發達國家賴以維護其統治地位的固有觀念。出於維護其優勢的需要，西方必須在中華文明最終崛起之前，用事實“證明”這種與眾不同的崛起是“錯誤”的。唯一的辦法就是任意誇大中華文明落後的一面，而將中華文明繼續排斥在世界文明之外，拒絕她與其他文明的交流和共生機會，為在現實中遏制中國的成長製造思想基礎。正如查理斯·克勞特哈默在《為什麼我們必須遏制中國》一文中所說：“這場鬥爭沒有意識形態成分。” 為了能夠更好地壓制這種覺醒，消除“恐懼”，西方將東方文明的復興定性為對西方文明的“侵害”，以此加大西方民眾的“恐懼”，其用心的確良苦。奈斯比特的《亞洲大趨勢》，與其說是對東方復興的關注，毋寧說是對西方衰落的警告。正如馬哈蒂爾所指出的，將所謂亞洲的崛起看成是一種文明對另一種文明的傾覆，是一個“別有用心的陰謀”。 最近有一種言論，說未來世界可能將由“儒教文化和伊斯蘭文化共同主宰”，這其實也是一種聳人聽聞的論調，言外之意就是基督教文明將被壓制。這種將西方文明固有的侵略性推及于人，利用世界大勢製造“恐懼”的做法，唯一的目的就是，通過混淆是非，製造敵意，來強化西方文明的中心地位。 “恐懼”之二：西方既得利益格局的錯動 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是，中國以“中國特色”的道路取得的成就，在第三世界贏得了尊重並產生了積極影響，她用事實對西方文明道路的質疑，使西方發達國家製造別國貧困以維護其利益的戰略受挫。同時，強盛意味著更多利益的獲取，中國的崛起又恰恰發生在冷戰結束，全球政治經濟格局重組的時期，西方會擔心引發西方控制下的現有資源分配及政治經濟格局的超常錯動。 這當然是西方所不願看到的，同時，這也與美國欲獨霸世界的帝國戰略相抵觸。 美國最終的目標，並非其所標謗的那樣，在“全世界實現民主自由人權的夢想”(布希語)，而是最終在全球建立以美國為核心和擔任政治領導的政治、經濟一體化的帝國體系。事實上，美國外交政策的目標，就是一直朝著這個方向前進的。早在羅斯福時代，美國就確立了這一目標。羅斯福的顧問斯皮爾曼就曾明確指出：“我們早晚要建立一個世界政府，廢除各個國家的獨立主權……這是為了美國的最高利益。”而美國的這個“最高利益”，在現實中，是以其不斷擴大的戰略性經濟利益的獲取來體現的。美國的戰略體系無不以經濟利益的最終實現為目的，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這也是它在冷戰中取得勝利的根本法寶。而蘇聯恰恰是因為忽略了戰略體系中經濟利益的獲取，最終被軍備競賽拖跨而導致了失敗。冷戰後，美國為了維護其強大，只有更加擴大其戰略性經濟利益所需的戰略範圍。由於東歐陣營的解體，西歐“近水樓臺先得月”，確立了自己在歐洲的領導地位和利益格局；而中東和平進程的顯現，使該地區衝突逐漸減弱，在利益分配格局既定的情況下，美日聯盟自然將目光盯向亞太地區；而確立在亞大地區的霸權地位，焦點就集中在東亞，特別是中國身上，如何更成功地制伏中國，就成為美國最主要的戰略目標。 西方“恐懼”的目的：遏制中國 西方的這種“恐懼”，在其所炮製的“中國威脅論”及其類似的論調中，得以淋漓盡致的展露。 “中國威脅論”之所以在西方擁有很大的認同市場，其基本原因在於：一則，就思想意識而言，它只不過是西方長期精心炮製的“黃禍論”的翻版及其在戰略上的延伸，具有所謂的“民意基礎”；二則，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在現實利益上，中國的崛起所引動的世界利益格局的重新整合和分配，“威脅”了西方國家通過長期的海外掠奪和資本累積所贏得和創造的利益格局。 美國及西方“遏制中國”的戰略，大致可分為“文攻”、“武鬥”兩種。 所謂“文攻”，即如我們所揭露的，利用意識形態及種族文化差異，誤導民眾，在世界範圍內製造“恐懼”，孤立中國；用西方價值論的標準對中國採取“攻心戰”，誘引中國知識份子及民眾，軟化中國國家主權意識，分化其民族凝聚力，為分裂中國作意識滲透。 攻擊中國人口政策及炮製“中國糧食威脅論”的用意即在於此。這兩個論調的相互矛盾也正好反映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特別是美日聯盟欲置中國於死地的醜惡心態。一方面，正如《說不》所揭示的，他們打著所謂“人道主義”大旗，對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大肆攻擊，給中國貼上“強權專制”、“非人道”的標籤；一方面又不打自招地以“糧食威脅論”來製造恐懼。所謂“糧食威脅論”，意即中國未來寵大的人口將消耗掉本應屬於他國人民生存的物質條件，這種故意“忽略”了技術進步及其他因素可以解決糧食增產問題的論調，其用意就在於製造世界各民族對中華民族的恐懼和仇視，為遏制中國製造“凝聚力”。但這一論調的荒謬之處還在於：即便如他們所願地，將中國分裂，中國總體人數仍然是那麼多，他們將怎麼辦？看來只有兩條路：一條是依賴科技進步，增加糧食的同時用強權手段抑制中國人的消費；二是利用恐懼和仇視，採取人口淘汰計畫，即實質上的種族滅絕，將這一所謂的“威脅”徹底消滅，不給中國人以壯大的機會，他們也就從此徹底擺脫了“恐懼”。因此警告中國人：不能對西方報有任何天真的幻想，否則中國人將失去發展自己的機會。 所謂“武鬥”：即加強日美安保協作的同時，讓日本跳出來，牽制中國；在東南亞各國中挑撥離間，加大軍備競賽力度；武裝臺灣，製造台獨及西藏獨立，激化中國民族內部矛盾，使其內耗增大，迫使中國走上原蘇聯擴充軍備的道路，將中國發展經濟的精力和資本引開，將中國拖垮。 對於日本來說，“遏制中國”是它在亞洲取得霸權的重要一步，所以它首先積極地參與炮製“中國威脅論”，以引起亞太周邊國家與中國的矛盾，孤立中國。 近年來，東亞地區如朝鮮半島、中南半島、中國南海、南亞大陸各種潛在矛盾被有意激發出來，就是美日聯盟決定用地區衝突，遏制中國的表現之一。 總而言之，任意歪曲《說不》的影響，製造中國威脅已現端倪的口實，其目的就是要進一步孤立中國。 近日來，“遏制中國”的戰略不再那麼響亮，但這並非說明沒有這個戰略或者這個戰略已被取消。 中國需要一柄雙刃劍 針對美日製造的“恐懼”心理及由此而來的“中國威脅論”和“遏制中國”的戰略，中國必須保持高度的清醒和警惕。為保障中國經濟持續的發展，中國必須祭出自己的“雙刃劍”。在展開積極的外交攻勢，利用政治、經濟手段穩定周邊國家的同時(中國政府已然在這麼做)，必須利用美日聯盟和美日歐聯盟的內部矛盾，機智靈活地進行斡旋，這也是“反遏制戰略”的宗旨所在。如利用美日貿易摩擦，根據時勢不同，在進口產品上採取抑日揚美或抑美揚日的方式，用市場份額轉化矛盾的爆發，使日美聯盟進一步產生鬆動，使其“遏制中國”的凝聚力減弱，最終為其實質性解散製造動力；利用美、日與西歐的矛盾，大力開展與歐洲聯盟的合作，積極引入其規模資本投入，加大歐盟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強度，迫使美日“遏制中國”的戰略遭到中國之外的強力抵制，使其最終導向失敗。這可以從《赫—伯頓法案》及《達馬托法案》引發的西方之間的矛盾中看出端倪。 除此之外，軍事力量的加強當屬首要任務。但這必須提防陷入前蘇聯被美國牽著鼻子大搞軍備競賽的圈套。國防力量的制訂應依據以下三條：中國必須首先保證不出現內亂的需要，保證足以震懾“台獨”勢力的力量，使其不敢輕舉妄動，中國進行現代化的前提才不被改變。一旦“台獨”、“藏獨”得以實現，必然引發民族分裂的慘劇，而這是美國“遏制戰略”的目標之一；二則是為了防止在美日挑撥下，東南亞國家針對中國領土、領海主權進行的挑釁；三是能夠在穩定亞太地區中起主要作用，抑制、震懾各種潛在矛盾，在不使其激化的情況下，為和平解決這些矛盾，提供力量支援。 在朝鮮半島、中南半島、印巴問題上，應主動參與斡旋，將各種矛盾消化在中國之外，不使其變得對中國不利。對於日本力量的增長，特別是政治、軍事力量，予以遏制。 同時，積極發展經濟，仍將解決中國人吃飯的問題放在首位，加大中國西部開發力度，消除地區差異所帶來的負面效應，注重國民素質提高，召喚民族凝聚力，使整個中國納入改革開放、發展經濟的道路，以經濟的增長、國力的強盛以及民族的凝聚來對抗“遏制中國”的戰略。 西方的“恐懼”，既是對其自身衰落的恐懼，也是對中國覺醒的“恐懼”，更是對中國崛起的“恐懼”。而中國的覺醒，正如《說不》體現的情感抉擇所昭示的那樣：是西方製造“恐懼”而對中國進行圍堵的結果；同樣，中國最終的強大，也會使西方最終認識到：正是他們製造的“恐懼”所引來的壓迫，加快了中華民族的超常凝聚，而這，正是中國崛起並強大的唯一動力。 有理由相信最近美國對華政策出現所謂的轉機只是一種表像，中央情報局近日來的舉動、顯現了美國對華政策所謂的“保持接觸”的實質和目標：繼續“和平演變”，也就是顛覆，最終將中國搞亂，扶植親美傀儡政權，進而控制亞洲，為其世界帝國的建立掃平道路。 人們應該記得六十年代，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被中央情報局公佈後，在東歐引起了巨大動盪和騷亂這一史實。引發匈牙利暴亂及蘇聯出兵匈牙利的始作俑者，就是中央情報局控制之下的“自由歐洲電臺”。它通過長期的煽動性廣播，以“民主、自由”為旗幟，誘騙東歐陣營的知識份子和人民，通過近四十年的努力終於搞垮了東歐，將其變成美國控制下的西方經濟的傾銷市場和二流國家。 “自由亞洲電臺”的建立、就是中央情報局這一成功模式的翻版。不過，它將比“自由歐洲電臺”具有更大的煽動性，在利用廣播這一媒體的同時，還將通過衛星輸送所炮製的各種電視節目以及利用其他媒體，對中國及亞洲各國人民進行“攻心”戰。 這一舉措的落實，多少帶有點惱羞成怒的意味，因為中央情報局針對中國所搞的一系列活動，一直都不很成功。大的事件比如：策動“金三角”李彌部隊進攻大陸的失敗；訓練並輸送國民黨特務搞遊擊以致于自己的特工人員被抓；朝鮮戰爭錯誤估計中國不會出兵；訓練西藏反政府武裝進攻西藏的失敗；精心培植的臺灣“黑貓中隊”的失敗；越南戰爭沒有能夠切斷胡志明與中共的聯繫和來自中國的援助；利用“文革”後期反紅衛兵情緒搞亂中國的陰謀的流產；插手“天安門事件”反而暴露自己等等。 小的就更不勝枚舉了。招募海外流亡分子，利用國民黨遺留在大陸的特工以及曾在中國駐非洲、亞洲和南美洲各國的使館內招募特工人員等行動也都不是很成功的。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前駐中國大使李潔明就一直是中央情報局的特工人員，他因一口流利的中國話而成為中央情報局東亞處的新星。在布希任中國大使期間，李就作為中央情報局駐中國站站長來中國開展情報活動。到1989年，他已為中央情報局工作了25年。正是他派中央情報局特工與天安門前的“敢死隊”秘密聯繫，一手策劃了營救所謂“民運人士”的“黃雀行動”，為這些人在大陸躲避追蹤提供了擾頻電話、夜視鏡、紅外線信號裝置、快艇和海岸逃亡使用的各種武器。正是他告訴布希：這場學生運動不會達到美國所期盼的立即顛覆中國的目的。當他的過分舉動受到美國人的攻擊，要求撤銷他駐華大使的職位時，布希曾為他辯解說：“他是我們在中國最後的監聽站。”據可靠消息說，李在離開中國時，還發展了兩名“民主人士”作為其最主要的特工，長期潛伏大陸。 相對于這些高風險、易授人以柄的舉動而言，電臺、電視這樣的媒體無疑更具隨意性、煽動性和摧毀力，更符合中央情報局長期以來奉行“心理宣傳戰”的原則以及美國對華政策的演進。 那麼，“自由亞洲電臺”將在今後的活動中採取哪些針對中國的方針呢？根據中央情報局及美國的慣常行為，不外乎以下幾項舉措： 一、鼓吹西方價值論，誘導個性膨脹，軟化中國及亞洲各國文化的防禦性能，摧毀其公共倫理道德和民族覺醒意識；以世界主義為掩蓋，為其大國沙文主義的盛行營造輿論基礎。 二、誘騙中國知識份子及人民策動政權分化；針對中國及亞洲國家現階段為發展經濟所必須採取的強調集中、強調整體的特徵，攻擊並摧毀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權功能，鼓吹政治改革，將中國及亞洲經濟引向混亂。 三、激化民族矛盾，製造中國等亞洲各國的內部民族鬥爭。增加其內耗，延緩並遏制其整體民族凝聚力的增長，使其發展失去內在動力。 四、鼓吹西方經濟體制，以其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價格理論、高消費理論、私有制理論來瓦解社會主義經濟自我保護機制，遏制其經濟增長，在中國向市場經濟借鑒過程中，以催生方式製造混亂，達到其控制中國經濟，獲取殖民利益的目的。 五、以貿易優惠政策為誘餌，在轉讓技術、資金投入政策方面攻擊中國及亞洲各國的經濟政策和應變措施、為製造其內部經濟紊亂進行煽動。 六、分化中國與亞洲各國的緊密聯繫。在各國之間製造是非，挑撥離間，鼓吹來自中國的威脅，為孤立中國製造輿論。 七、緊密觀察該地區各種動向，隨時調整輿論方向，對中國及亞洲各國內部出現的各種暫時性紊亂進行輿論攻擊，將每一個可能的動亂因數引向擴大化。 中央情報局的這一舉動，比派遣數百名特工或幾支別動隊更具威力。“自由亞洲電臺”的電波無疑是一張巨大無比的鬥蓬、裹挾著各種精心製造的誘餌和無數大小不一的匕首拋向中國及亞洲各地。少不得會有那些過去的“民陣”、“民盟”的前精英們紛紛粉墨登場，針對中國人民進行煽動蠱惑，針對我們的學生、青少年展開誘引，以便營造美國在中國的未來基礎。 中央情報局這一明目張膽的舉動，凸現了美國在亞洲的野心，進一步暴露了其裝扮在“道義”外衣下的推展世界霸權的心態。我們不難看到：在中央情報局的資金和威逼利誘下，亞洲地區的新聞“自由”將被美國的新聞霸權所籠罩。 當然它派出的記者也不僅僅滿足於此，少不得繼續發掘這一地區的民族敗類為其服務。從蛛絲馬跡中竊取經濟、工業、政治、軍事、文化、技術情報；資助這一地區所謂的“民主人士”為其?喊助威；繼續炮製各類“吳弘達事件”，煽些陰風，點些鬼火，進行無孔不入的滲透；它也從此不必煞費心機地操縱別的媒體，製造一些小道消息，就像詆毀《中國可以說不》那樣——有個人找到了張藏藏，聲稱中央情報局要告《說不》作者，然後臺灣某報發佈了這樣的消息：《說不》的作者害怕中央情報局的控告——來間接進行輿論活動了。 同時，正如當年“自由歐洲電臺”教導東歐民眾如何偷越國境，然後將其訓練為特工返回東歐，以及收買一些知識份子為其效力一樣。我們也看到了那些所謂的“民主人士”的令人悲哀的境地：呼喚、迎接並撲入美國懷抱裏的結局，只是可悲地成為中央情報局顛覆中國的工具。 “自由歐洲電臺”曾教導東歐民眾如何使用武器，如何與政府進行抵抗，如何進行性愛遊戲，不知“自由亞洲電臺”還能搞出些什麼名堂。不過憑中央情報局五十多年來形成的超凡能力，一定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它會將這個媒體的作用發揮得淋漓盡致，為美國政府完成那些無法通過公開手段實施的任務。 另一個”顛覆中國”的計畫，是美國自70年代起就制定好了的製造臺灣獨立計畫。1971年中央情報局提出的一個報告中，建議美國推行一種循序漸進的支持台獨措施，即逐步通過臺灣政權臺灣化的途徑，建立由臺灣人控制的代議制政府，將臺灣問題國際化，然後，美國設法就臺灣的地位問題與中國進行對話，最終確立臺灣的獨立地位。中央情報局已將希望寄託在民進黨身上。臺灣一旦獨立，顛覆中國的目標無疑又放在了華南、華東沿海地區了。 但正如“蘇加諾性醜聞”沒有搞垮蘇加諾，顛覆伊朗政權卻使伊朗政權更長久地存在一樣，首先將自己置於陰暗角落的最終結果，只能是被失敗的陰影所籠罩；期望於陰謀詭計，也更說明美國在遠離道義之後，美國文化智慧的衰變和影響力的日漸孱弱。 五位年輕的作者因為寫了一部書名為《中國可以說不》的435頁尖刻的、辯論性的書而名聲大噪。它是敵視外國的偏見和新民族主義的混合物，跟30年代日本的言論一模一樣。這本書通過了無處不在的中國政府的審查，而且在過去一個月裏賣出10萬多部，這是一個明確無誤的跡象，表明它得到了官方的贊同。 與此同時，因首都天氣炎熱和塵土飛揚而呆在家裏的電視觀眾被第五次播放的一部肥皂劇《洋妞在北京》所吸引。從劇名本身看，就不言自明瞭。傳達的資訊是明確無誤的：外國人是令人討厭的人。 這本書和這部肥皂劇都是中國畏懼和憎恨外國人的情緒在政府鼓勵下不斷高漲的跡象。 甚至據認為是一種國際親善場合的奧運會也提供了一個指責美國和其他國家的講壇，中國指責它們對中國運動員抱有所謂的偏見，而實際上中國運動員的表現不及一些人曾經期望的那麼好。 亞洲國家的外交官和部長們感到憂慮的是，這樣一些迎合民眾的露骨表現，是走向更加咄咄逼人的對外政策趨勢的外部徵兆。這可能導致在南中國海發生衝突，並使中國走上朝著憤憤不平的孤立主義前進的道路。 亞洲地區國家的一位元外交部長問道：“它將在一項領土要求中炫耀其實力嗎？我不知道。可是，我們不得不讓中國人知道比賽的規則。” 寫《中國可以說不》這本書的年輕人會對上述的種種說法嗤之以鼻。他們喜歡把自己說成是“新義和團”。義和團是本世紀初在中國皇室支持下興起的暴力反抗西方影響的運動。 這本書的書名用的是80年代日本的一本暢銷書的書名，這是一種剽竊知識的行為。《日本能夠說不》是由一位民族主義的政治家和索尼公司前董事長合寫的，為了使西方知道日本能夠在貿易和經濟問題上採取強硬立場。 然而，《中國可以說不》主要是一種偏執狂的言論，而不是一種對貿易制度的講道理的批評。它一開始就提這樣的論點，即中國必須抵制美國政治上的、經濟上的和文化上的“帝國主義”，以此對美國進行“反擊”。作者們聲稱，美國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國際陰謀來阻止中國上升到一個經濟超級大國的地位。 他們還聲稱，美國中央情報局正在大力開展活動，如通過諸如向中國青年散發性指導傳單來破壞中國的社會穩定。前美國電視新聞記者康尼·鍾(音)被指責背叛自己的根，為損害中國的利益效力。她的罪過是寫了一篇關於曾為北京當問諜的中國移民的調查性報導。 該書的一些章節中包含了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們都熟悉的貿易保護主義的言論；它對來自好萊塢的一場“文化侵略”和美國的多國公司的剝削性投資政策的抱怨，並不是什麼新發明。可是，該書的其他部分散發出一種真正的沙文主義調子，同時顯示出對於歷史的一知半解和對中國境外情況的無知。 例如，在提到19世紀的鴉片貿易時，書中把英國譏諷為“世界上最早的也是最大的毒品販子”。關於美國人，作者們說，“美國人的舉止是蠻橫無禮、令人討厭，而且是寡廉鮮恥的”。 無論是西方，還是日本，還是東南亞國家都沒有想出對於中國幾乎是對南中國海的全部水域提出的領土要求應該怎麼辦。這涉及到的是具有戰略意義的海上航道和可能存在的大量的自然資源。 亞洲的一位高級外交官說：“(局勢)還沒有開始沸騰。可是我不認為現狀會持續下去。”正是由於這個緣故，全世界將發現可以說不的中國意味著什麼。 文化這個詞所應有的高尚、深遠、悠久和文明內涵至少在現今的美國已經很難體味到了。從人們既定的認知經驗上看，每個民族(或者種族)所提供的文化內涵，應當代表著這個民族最高尚的理念和道德追求，以及他們對人類生存意義的思考和貢獻。但是今天，全世界的每一個地方都悲哀地看到了對文化的另一個全新的解讀方式：美國電影。這個解讀的唯一表達形式就是：褻瀆文化。 一、好菜塢：焚燒世界 多元文化這個片語什麼時候蹦出來的，本人無法考究。但1986年我在上海上大學，整天迷醉于歐美文學及文化理淪的時候，還很難在有關美國的典籍中發現這個詞。但近幾年它被頻繁地使用、論證，的確在表像上展現出美國文化的繁榮和平景象。你可以設想一下這樣的美妙景象：五顏六色的圖案由各個拒絕同化的部分構成，它們在民主和自由的旗幟下保持著各自不同的特點和生命形成。 但我認為，自五十年代以來用於描述美國文化的另一個形象的片語“大熔爐”，無疑更貼近美國文化的本質。美國主流文化熔化、改鑄、閹割各種弱勢的異質文化的事實，使“文化多元”僅僅成為一種表像特徵和美好的企盼。 我常常想，二百多年的歷史會形成一個怎樣的文化，它是否已具有深厚的根基？我不能妄加回答。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它們呈現的多元還是保留了很大程度的混亂和無序。二百多年的歷史實際上無法將各種文化完全融合，它所鑄就或提煉出的，是一種質地不純，容易分化的混合物。 而這個混合物，最先融合到一起的，就是各種文化的娛樂功能，並且每種文化在扭鬥的過程中所堅守的深遠根基又反過來強化了娛樂功能的融合。 這種娛樂功能所具有的文化普遍性在好萊塢的電影中被淋漓盡致地展現和使用，又使其在推展過程中被各種不同的文化較為容易的吸納。 這就是好萊塢電影得以傳播的最基本的因素。 娛樂本無可厚非，但文化根基的差異與娛樂功能吸納二者之間存在的矛盾又迫使娛樂功能進一步走向表像，這個表像在電影中表現為對視覺及聽覺的刺激。商業利益的引入迫使好萊塢在這個向度上走向專業。於是，我們便看到好萊塢絢麗多彩的銀幕世界。 這本來也是無可厚非的。 但令人悲哀的是好萊塢越來越陷入商業利益的漩渦，而將作為目的性的文化娛樂功能變成了攫取暴利的手段。於是，我們便看到了好萊塢以遠離文化底蘊的方式“焚毀”著人類文明。 二、“不道德的交易” 現在這個手段開始侵害我們了。 在與美聯社一位朋友交談中，我們談到了這個問題。我說：美國太不負責任了。他說：這不能抱怨美國政府。美國是個商業社會，為了商業利益，一切都是對的。美國政府沒法管，也不能管，只能支持。我說：這難道不是不負責任嗎？他無奈地一笑：是沒這個責任。 沒這個責任。 換了中國、法國，能這樣做嗎？拍個色情鏡頭，加上點暴力，隨便給予別國。輕率地沒有這個責任的地步。 因為大家需要。美國朋友又說。 我沒話可說了。有需要，哪國需要，責任便在那兒，不在我美國。你們自己的人賤，你們的教育有問題，你們的國民素質太差，是你們自己的事，我管不著。 事實上是，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好萊塢發現大家愛看暴力、色情影片，便製作了一批。一個人來了，問：上回××片，暴力的，好看，還有類似的嗎？有有有，比那部更烈，人頭分家了……這部，最新製作，數碼音響效果極強，F—16上陣，活剝人皮，大卸一百零八塊，地鐵大爆炸，外星人打白宮…… 下一步該是強姦外星人或被外星人強姦了。 真不敢說美國人是不道德的，但可以肯定地說，美國人已不再維護道德。它的限制制度只限於國內，而對外不僅不限制，還夾雜在外交政策中強行推銷，歐盟的抵抗就在於此。這種道德喪失將給全球帶來怎樣的危害，美國人是不是知道不得而知，但顯然它是不理會這些了，他唯一願意幹的是蹲在家裏數鈔票。 甚至就連美國公眾對來自好萊塢的精神污染也憂慮重重。《紐約時報》為此作了一個民意調查，發現美國父母最不放心的媒體是電視、電影和流行歌曲。84％的父母曾限制子女收看某些節目；64％的家長曾限制孩子觀看近期的電影；52％的人認為影視中的色情內容導致青少年放縱；56％的人認為，影視中的暴力內容是青少年趨向暴力的主要原因。 《阿甘正傳》是好萊塢送給人類的所謂“優秀精神禮品”，但這樣的“禮品”有幾部呢？甚至就連這樣的精品中都含有道德喪失的影子，送給人類一個悲哀的信號：只有一個弱智者才擁有美好，而這個弱智者對美好善良的訴說無疑被正常人視為謊言譫語。 而尤其悲哀的是，《阿甘正傳》又為好萊塢吸引了多少目光，好萊塢借此又推出了多少糟粕。 而更為悲哀的是，中國的電影院以及家庭裏，正越來越多地上映這些糟粕。我們的孩子將因此越來越背離我們的優秀文化傳統，與我們優秀善良的本質告別。 三、我們應“遠離拉斯維加斯” 當我們的電影公司打著“振興電影市場，豐富人民精神生活”的旗號，將好萊塢影片占絕大多數的“十大影片”引進過來的時候，他們應該聽聽那位奧斯卡影帝達斯汀·霍夫曼在戛納電影節上的慷慨陳詞：“好萊塢出於商業利益製作的暴力影片是對電影藝術的褻瀆……我以後決不拍任何帶有暴力鏡頭的影片。”他們也應該想想那些勞作了一天的父母，深夜穿行於街道巷口尋找那些被好萊塢電影所吸引、沉緬於大小錄影廳徹夜不歸的孩子的焦慮。 我們為什麼不引入那些對電影製作較為嚴謹、負責的國家所製作的藝術內涵深厚，探尋生命本義的電影呢？它對於我們這個電影工業相對落後的國家，仍是一個相當巨大的真空。 我們是否太關注於影院短期的商業利益，而忽略了我們未來的內心畸變？我們是否因為過於重視好萊塢，而為父母在教導孩子時，增添了來自世俗社會的阻力？同樣，我們是否已在還不能分辨是非好歹的孩子面前，過早地替某些東西製造了某種社會趨向和社會認同感？ 當歐洲聯盟以及肯雅、新加坡、阿根廷這些國家紛紛禁止帶有暴力、色情等不健康內容的好萊塢影片入境時，我們是否稍稍審視一下“十部大片”的引進，世界電影那麼豐富，難道非得讓好萊塢出盡風頭？ 我們是否再斟酌一下“十部大片”這個提法？它過高地“抬舉”了那些影片的地位，相反地將國產影片的差距人為地拉得更大，讓我們忙碌的民眾只去等待它們的來臨，懷著一份真誠的仰慕體味一場激烈後的空虛；而在沒有觀看國產影片之前，就將我們編導的辛苦歸之嗤鼻，進而影響我們正常生活中賴以生存的自信？ 我無言以對，相向的不負責的文化販賣將我們歸於無奈，在沒有一個明確的措施和清醒來臨之前，我只好這樣無力地發出被視為“杞人憂天”的號召： 中國的父母們，為孩子負點責，並教他們以責任吧。 不久以前，張藏藏還是一個學生激進派。他盡其所能閱讀一切關於美國的書籍，整日倘佯在西方的意識形態領域中。他支持主張民主改革的學生運動，而且對於美國的一切都抱不批判的態度，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美國崇拜者。 今天，已徹底改變了看法，他對他所認為的美國欺侮中國的行徑以及美國文化無處不在的毒害越來越痛恨。 他抱怨說：“美國人不尊重任何人。因為他們認為他們是離上帝最近的國度。上帝私下裏輕聲告訴美國人，讓他們告訴世界該做什麼。” 於是他和一幫義憤填膺的年輕人組織起來寫了一本書表明他們的反美觀點。 題為《中國可以說不》的這本書，第一版印了五萬冊，數周內就賣光了，現已計畫印第二版。 這本書鼓動中國用武力收回臺灣，如果必要的話，可以冒對美國開戰的危險。書中有一章題為“焚燒好萊塢”，提到要阻止美國文化的消極影響。最重要的是，此書極力主張中國應勇敢地對抗美國，而且對於美國對中國施加壓力的任何一種行徑都要說“不”。 此書的另一位作者宋強解釋道：“我們想讓人們清醒地認識到這一事實：他們有許多選擇，包括戰爭。” “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變得心軟了。我們擔心中國人的想像力會被美國的文化侵略所毒害。” 這本書的觀點似與當前中美關係緩和的局勢不相融。 作者們強調他們的書沒有得到官方的操縱。但在中國，未被禁止至少意味著當局不反對。 此書鮮明的反美論調是否真正反映了廣泛的群眾意見，則難以斷定。 這本書由五位近三十歲左右年輕的作家和詩人寫成。他們都沒去過美國，而且只有一人會說英語。 這本書的題目與1989年出版的題為《日本可以說不》一書相呼應。《日》一書是在日美貿易局勢最緊張時由民族主義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和前索尼公司總裁盛田昭夫寫成的。 克林頓在唐人街興致勃勃地嘗吃中國月餅的情景多少有些暖昧，他沖著攝像機的微笑中或許真有幾分難得的發自內心的輕鬆與歡愉。但一個事實是，當他進入一家韓國鹹菜店嘗吃鹹菜時，那股突然而至的鹹味會造成他面部肌肉的微妙變化，但他的身份令他繼續保持這種微笑。 笑得熟悉、神秘、矜持而又職業。 猶如美國對華政策轉變，神秘得還只是跡象而已。 但無論是將最惠國待遇與人權問題脫鉤，還是永久性最惠國待遇的暗示，還是高層官員訪華的舉動，都只不過是大選臨近時的策略而已。美中關係是否就此開始走向正常化，還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但只要仔細考察一下以往美中關係的痕跡，它所透射出的根本性分歧，就使人無法對短時間內實現正常化抱有樂觀態度。相反地，實現正常化必然引發的巨大扭動和遭受的阻力反而透出一種悲觀景象。冷戰後至今，美中關係不規則甚至混亂錯動的現象，我認為是由於美國出於意識形態的歧見慣性和故意保持這種歧見，同中國越來越顯示出的不容置疑的強大二者之間衝撞、引動的結果。這裏，我們暫時拋開美國對華政策的實際效應和目的，是將中國導人分裂和動盪這個問題的探討，先來看看美中關係正常化所必須解決的問題。而實現正常化的唯一道路，只有在美國消除意識形態歧見、正視中國崛起的現實條件下才能實現。為此，美國應該在如下問題上重新審定現今對華政策的方方面面。 一、真實與謊言 美國應從冷戰中吸收的一個經驗是：意識形態的對立，並非銅牆鐵壁、堡壘森嚴的。尼克森訪華，將中國作為平衡抑制蘇聯擴張的重要力量的歷史，說明人為的意識形態對立因素在現實基礎上可以降低甚至改變。前蘇聯史達林主義的擴張與美國的反擴張，其實並非是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立，而是共產主義被異化被利用和資本主義利益的擴張矛盾所致。出於冷戰需要而設立的意識形態對立本身就具有很大的欺騙性。將此繼續運用到對中國的政策中，是一種末加分析的慣性使然。 蘇聯的解體使美國的地位突兀而孤立地顯示出來。美國被快感和失落同時包圍，追求美國優勢和控制世界的心理因沒有了比照物件走向茫然甚或是病態，使其無法正視非西方國家的崛起和要求平等對話的聲音。 美國前期對華政策中的歧視性，正是這種病態心理的使然，如果不加以改變和消除，就為美中關係實現正常化帶來本質上的障礙。中國作為獨存的社會主義大國對市場經濟的借鑒和切入，以及一個非西方國家的崛起的現實，實質上給美國和西方提供了一個總結冷戰教訓，儘快擺脫冷戰心理所帶來的孤立主義情緒及經濟衰退的重大機遇。如果死抱冷戰心理、意識形態歧見不放，被耽誤的將不僅僅是中國。 二、傲慢與偏見 美國政治體制的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民眾基礎對政策走向的影響很大。這是美國長期標榜民主的一個例證。但問題是：這個民眾基礎是否是制定政策的絕對的、唯一的依靠。 在這個問題上，許多人都認為是基本可靠的，因為美國的資訊十分發達，民眾每天所獲取的資訊足以使他們在認識問題上走向全面。 但實質上卻不儘然，比如在新聞獲取方面，張藏藏在描述西方新聞自由時，用了一個很形象的字眼“新聞暴力”，道出了西方新聞自由被庸俗新聞觀所充斥的實質。 冷戰觀念的延續，使美國一些新聞媒體不能正視中國近年來經濟的高速增長，忽視了中國社會經濟體制、內外政策方面的開明化方向改革的現實，對中國的敵意性報導反而加大。中國的進步幾乎極少被提及，而被認為是消極、或不好的事卻被大肆渲染、醜化甚至捏造。這樣的事屢見不鮮，已成為對中國報導的主流，在美國及國際社會上給中國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涉及到中國內外政策的解釋，更是信口開河，荒謬不已。從政治到體育，從生活到改革，從人口到環境，詆毀性的言論甚囂塵上，鮮少肯定、理解和稱讚。 相反，一些肯定中國的言論卻被視為異己和怪誕的，迫使那些對中國看法較為公允的學者緘默其口，不能暢所欲言。 政治上更是如此，一些蔑視、詆毀中國的言論往往引得一片片的掌聲，而客觀評述中國的言行弄不好就會使自己失卻支援。 其他的資訊渠道比新聞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同一言論的數次販賣，使反華、仇華心理得以根深蒂固地培植、孕育、成長。就連好萊塢電影裏都處處充滿了蔑視性言論，壞事總是“讓那個中國人去辦”，中國大陸去的不是特務就是黑幫，往往跟在黑手黨後面幹第一件壞事，而且像無足輕重的傻瓜一樣的死去。 這種持久的錯誤的輿論導向，必然在民眾中製造出極端不正確的仇視心理。冷戰已在美國民眾心裏造成了西方與非西方的嚴重對立，使其不能客觀地看待其他意識形態、異質文化的崛起，而將其簡單地、先入為主地認同為一種反潮流的畸變，從而拒絕接受、吸納和共容。新孤立主義的崛起正是這種心理背景長期存在並彌漫的結果。 另外，由於歷史上的殖民因素造成的種族歧視，也因冷戰心理的蔓延和長期浸透，而呈現越來越嚴重的態勢。原來對本國的有色人種的歧視，被針對現在的來自非西方落後國家的有色人種和拉美裔人種的歧視所代替，美國及西方民眾因此不能理性地看待非西方國家現實。 在這樣的民眾基礎上所建立的對外政策，其公允程度可想而知。不僅影響了與非西方國家的正常交往，反過來導致美國無法正確地把握自己的走向。作為民眾自大心理的體現，不顧別人利益的霸權主義就是極有力的說明。 從這一點上來說，美國的當務之急應該是從公正的、道德的新聞觀上著手、糾正民眾意識的偏航，引導民眾善意的、正確認識中國及其它國家所發生的經濟革命，以及由此引動的國家及民族地位的上升，客觀地、正確地認識美國的地位和美國的危機，杜絕孤立主義的蔓延。 三、讓中國走自已的路 其實，美國只要稍加體察，就能理解中國及其他正在崛起的發展中國家在加入世界性貿易組織和地區性貿易組織時的苦衷。 這樣的體察無需審視別國，從自己身上就可以找到類似的情況。 美國在北美自由貿易區的談判中，堅持保留對農產品的進出口限制等問題的心態。雖然與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心態不盡相同，但至少是可以比照的。我們不能妄下斷言地斷定，美國是使用了強權還是確有可以這樣做的現實依據。但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理由，比美國保留農產品進出口限制的權利更為充分。 以己之所為，度人之所求，應該能有個公正的心態。否則，只能被看成是無理取鬧，或者根本沒有合作的誠意。 在亞太經合組織等問題上，也是如此。理智地，用世界第一大經濟強國應有的風範去處理這些事情，堅定不移地遵守並奉行雙邊和多邊貿易政策，在共有利益的基礎上獲取美國利益，應該是美國最基本的方針。而不應該按西方一貫所堅持的範式來要求中國，一則那樣的路和軌道的確不適合中國的發展，這已被中國的過去和中國的改革開放所證明的了；二則大家也逐漸明白了，中國如按西方的要求走下去，也沒什麼好果子吃，西方也並非什麼“仁義之士”，也不是為中國人好。幾年交鋒下來，中國也長了幾份見識，知道美國、日本肚子裏儘是些蛔蟲，沒有多少好貨色。倒也有一個收穫：美國等再端來什麼“好東西”，中國的老百姓都會仔細掂量掂量，或者乾脆剝開來看一看，不再輕易上當就範了。 但正如前面所說的，美國一時還無法就這些問題擺正自己的位置。因為這個國家的“民意基礎”已經在長期的冷戰中產生了偏轉，期待美國民眾的醒悟無異於白日做夢。 有心要進一步提醒的是，我們必須在以下三者之間做出我們不得不進行的選擇： 1．在美國對華政策的實際作用下，走向衰弱、動盪甚至分裂，將我們起碼的驕傲和自尊喪失殆盡，放棄我們民族的發展機會； 2．在倍受挫折之後，以增強了的國力向美國及西方挑戰。 3．積極尋求多種對話渠道，在拒絕無理要求的同時，滌清我們思想的迷惑和天真；尋找國際社會與中國之間互相協調、容納的機會；以雙邊和多邊貿易為主導逐步進入區域經濟合作領域，營造較為寬鬆的經濟氛圍。 我想，大多數人都願意選擇第三條，但這無疑是一條漫長而曲折的建設之路，它不僅需要我們堅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更需要我們對本民族崛起的耐性和運用我們古老文化所孕育的深厚智性來達到這一目的。 “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現今的中國無疑十分需要這樣的清醒和豪情來指導和鼓勵自己。 同樣，“讓中國人定自己的路”，正是在這種豪情和清醒之下，將中國現實與世界進一步契合之後，必然選擇的謙遜姿態和交流宗旨，這會使我們贏得更為廣泛的支持和尊敬，在舉步維堅的國際環境中走好自己的崛起之路。 重申一句：理想和道路需要堅韌和智性來完成。 在談及中美關係時，有許多人有這樣一個疑問：美國前總統布希說：“美國原則上願意看到一個強大、統一、穩定和繁榮的中國。”但另一個跡象表明，美國的戰略在於：遏制中國，最終搞亂中國。那麼，美國對中國何以產生目前這種混亂？美國把中國搞亂了對美國又有什麼好處？ 這個問題的確很難回答。 因為克林頓政府在對華政策上的矛盾、模糊和混亂，恐怕連克林頓自己都無法清晰地加以描述。 “原則上願意看到一個強大……的中國。”這句話本身就充滿了矛盾和不確定性。什麼叫原則上？是一個什麼樣的原則？如果這個原則存在，一系列明顯的舉措又分明與這個所謂的“原則”所希望的相悖，那麼是否可以說明美國現在的對華政策是非原則的。那就太可怕了。非原則另一說法是非理性，是感性的、隨意的、甚至是輕率的和腳踩西瓜皮式的。這倒多少透出了美國對華政策的本質了。 中國的崛起，對於美國和西方一些國家來說，不是時候。偏偏趕在冷戰剛剛結束，世界新格局尚未凸現的時刻。這個12億人口的大國迅速地展現並且要求強大起來，西方的一些人士開始擔憂，中國的強大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將會在相應的能源與利益方面，對西方既得利益構成“威脅”。於是，我們便看到對華政策中實質性的壓制及遏制中國的舉動。 促使美國及西方一些國家在對華政策方面出現所謂“原則性”思考的另一個原因，就是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的價值問題。冷戰結束，中國作為對付蘇聯的政治勢力的平衡手段，已經沒有了使用價值與意義。相反地，由於意識形態鬥爭的慣性使然，中國成為熱衷冷戰者的“眼中釘”，一天不拔掉這個釘子，他們就一天不舒服。但中國改革開放引來的思想巨變，市場經濟的有效吸納，無疑又將這種陳舊的意識形態之爭，實質上演變成了文化的角鬥，簡單的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理念之爭已無法說明這場鬥爭的深刻與壯烈，從另一個向度上，迫使西方壓抑中國的政策變得無力而且矛盾。 喻權域教授就曾在《中國可以說不》的後記中，深刻地揭示了美國及西方的這種矛盾的根由及其表現形式。 將這些矛盾的政策進行整合之後進行辨析，就不難看出，所有政策背後隱藏的不能平等對待中國的實質。它的出發點都只是基於控制、操縱中國，然後從中國獲取最大利益的目的。 這種矛盾的根源還在於，對未來走向的不可知。 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的發展態勢至今仍不明朗，它在下個世紀會成為怎樣的國家，連俄羅斯人都覺得迷惘，西方的分析家們就更是眾說紛紜了。但無論其結局如何，美國都將面臨非常棘手的問題。我們可以從如下的假定分析中看出一些端倪： 一，俄羅斯走出困境，成為一個“民主自由”的強大國家。 美國人卻並不能因此誇耀自己的冷戰終歸還是有意義的，畢竟出現了一個“富裕民主的大國”嘛。相反，歷史的澄清會導致人們對冷戰意義的懷疑，四五十年苦心經營的這個格局有沒有意義？而且俄羅斯的強盛會重新將分裂出去的各國，乃至東歐緊密地聯繫起來，到時說不定又是一個麻煩。俄羅斯的強盛，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仍是美國的一個威脅，而且這個威脅要比原蘇聯大得多。原蘇聯的精力不僅被冷戰所消耗，更被控制內部巨大的離心狀態所消耗。分裂反而造成了凝聚的每個單個國家，他們可以較為安心地發展自己的經濟實力。部分之和大於整體。基於歷史的緣故，未來走出困境的俄羅斯與原蘇聯其他共和國以及東歐，弄不好會在最大限度地總結歷史教訓之後，結成一個比現在任何條約都緊密的同盟，在世界格局中重新確定自己的地位。美國人說不定叫苦都來不及的頻繁地坐在談判桌前。 二，俄羅斯成為美國及西方控制下的二流國家這一想法越來越不現實。 美元在俄羅斯的發展中，會起十分重要的作用，俄國人因此也會暫時放棄一些利益。但俄羅斯不是日本，它甚至比中國還強硬。這種強硬已經引起了西方的憂慮，在一定程度上消極地對待俄羅斯的發展，對這個走向不明的國度的發展早早予以預防。所謂“西方放棄了俄羅斯”的論調的出現就是基於這個原因。美國曾一度在對俄貸款上猶豫不決，並進而搞了針對性極強的北約東擴，將原有的俄羅斯與西方若即若離的狀態進一步導向了疏離。剛剛結束的俄羅斯大選，葉利欽的勉強獲勝並沒有使西方吃下定心丸。一則葉利欽本來也並不怎麼聽西方的話；二則，久加諾夫及其它候選人的當選後果對西方來說都是爆炸性的。俄羅斯未來的走向更加無法預測，想控制它，比顛覆前蘇聯艱難得多。 那麼，看似失去了平衡作用的中國在未來的價值就很難斷定了。如果將中國搞亂，但強盛起來的俄羅斯勢必也要伸手進來，美國和西方在全球的利益格局將被打破，因為對付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的俄羅斯要比對付中國艱巨而危險得多。 西方這種矛盾在短時間無法清除的同時，西方陣營內部又爆發了諸種不和，甚至出現了對立。法國空中客車的歡呼與波音777的失落，《赫—伯特法案》、《達馬托法案》與歐盟的反報復威脅等等利益之爭接連上演，使人們看到美國及其西方盟友在冷戰結束後的利益分配上不和諧的端倪。 其實，只要稍加分辨，隱藏在西方對華政策背後的利益因素便顯現了出來。西方對華政策的不連貫及矛盾，正說明了矛盾的核心在於：如何從中國獲得利益？應獲取哪些利益？多大的利益？怎樣既不讓中國太強大，而又要保住中國這塊市場，還要為未來可能出現的不測留有迴旋餘地？ 而這又透出了西方特別是美國對華政策的歧視性：它根本沒有把平等放在第一位，或者說它根本就沒有從這個角度去考慮問題，並做明智的選擇；它完全是從資本的掠奪性角度出發來考慮間題的，至於中國人的“利益”，那也是為了確保這個市場的存在需要所必須配置的基本部分。 這種歧視性的、實質不平等的政策下，中國無疑成為一頭奶牛。留些基本的飼料，汲取鮮美的牛奶；如果有一天這頭牛不讓擠了，死活靠不近身，或者乾脆不產奶了。牛的命運也就只有一條死路了。 而最終願不願意做奶牛，則要看中國人自己的了；在這個奉行“弱肉強食”這個強盜邏輯的時代，我們必須清楚：無論美國對華政策怎樣混亂，但它唯一明晰的目的，將是如果把中國變成一塊肉，一枚手裏隨意運用的棋子。無論美國怎樣的威脅加利誘，我們都應報定發展自己的決心，不被嚇倒和誘騙，與她練一場“太極推手”。 當愛倫·金斯堡在五十年代滿懷激情、感傷甚至那麼一點酸澀的暖昧發出這樣的吟唱時，絕對沒有想到，四十年後它已完全變成了絕望的呼喊了。越來越明顯的對人類文化價值的背離和鈕曲，使這個曾經以精神和物質引發人類夢想的國度，愈發呈現出荒漠的末日景象。 五十年代所造就的文化輝煌使之在六十年代就萌生了人們的懷舊情緒。冷戰格局的出現、使一切變得清晰、有目的，對共產主義的猛烈討伐啟動了這個國度對價值意識形態的狂熱探求。雖然核戰爭的陰影籠罩著人們的頭頂，但二戰的勝利和世界陣營界線分明的對立卻反而造成了蓬勃向上的歡樂氛圍。州際公路將農村與城市連接了起來，新技術的突飛猛進和傳統觀念潛移默化的改變，使人們對每天的新奇讚歎不已。雖然政治上的保守仍占主流，但美國是否需要變革的激烈爭吵響徹校園，為美國孕育了政治觸覺十分敏銳的一代。 浸禮教政治無處不在，使每個現實問題都被轉換為抽象的道德思考。對全人類處境的由衷關懷，使人們高高仰起的頭顱在思想的深處久久徘徊，對個人命運的關注甚至變得無足輕重。人們被情感和觀點所陶醉，探索世界的興趣激揚了整整一代人。 但狂熱的國家安全意識和對“異己”人類力量的恐懼同時為六十年代乃至以後的美國埋下了不安的因數：黑名單、工會清洗、恐怖、恫嚇持不同政見者以及後來的幽靈麥卡錫主義。“當今的時代是隨大流和消沉的時代。”梅勒並非主流的聲音道出他的憂患。“一股恐懼的臭氣從美國生活的每一個毛孔中冒出來，我們患了集體崩潰症。”這樣的描述不幸已成為九十年代的美國現實。 五十年代的美國人肯定無法認同現今的美國。尤其是在道德上。今天的美國官員，可以在新聞發佈會上大談特談對第三世界的援助中美國獲得的利益：“對於我們來說，投入的每一分錢都收到數倍的回報。”沒有一點羞澀的作態。要是五十年代，這會馬上招致罵聲，他會在一陣陣震聾發聵的“卑鄙”聲中灰溜溜的滾下臺。而現在，為美國人民贏得了看得見利益的光榮使他無比陶醉，不再思考道德與否的民眾也會馬上將選票投向他的腰包。 美國已完全從一個曾經擁有正義的國家，變成一個完全被利益驅使的政治奴隸。即使偶爾表現出的一絲“正義”，也不過是利益的巧妙隱藏。 自由主義的彌漫引發了人們的迷惘和信仰危機，越戰的沉重代價使人們對冷戰的意義發生懷疑，而尼克森的政治欺騙玷污了民眾對政治領袖的信任。美國社會變化的軌道清晰而又複雜。雷根遏制甚至顛覆共產主義的目標從某種程度上吸引了人們對自身命運和社會命運的關懷。但冷戰的結束又使人們失去了目標，布希還可以打一仗，而克林頓將以什麼來聚合人們的注意力呢？ 於是仍舊把美國利益搬了出來。 冷戰的結束、信仰的嚴重危機、經濟衰退、種族危機同時集結在克林頓的案頭。克林頓因此成為美國歷史上沒有主要矛盾，但各種矛盾隨時都會引發危機的最麻煩的總統。 過分沉溺於世界大事的美國人開始關注自己，而這種關注的表現方式即是從世界獲取利益。因為長期的“國際憲兵”形象已使它重負累累，覺得世界欠它的太多。美國的所有的政策也就實質性地轉變為獲取利益的工具。 從美國對華政策和態度上，就能看出美國的這種轉變。 拋開尼克森的道德污點，尼克森無疑是個極具深邃目光和遠大魄力的政治家。他與中國握手的非凡勇氣和智慧，將冷戰歷史導引到一個新的格局，不僅為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鋪設了道路，更為不同意識形態的共存鋪開了現實之路。“美帝”第一次變得親切起來，漸次來到的資訊累積了中國人的嚮往，以致於八十年代我們讀到金斯堡的《美國》時，為他發出的疑問而疑惑不解，美國不是早巳成為“托洛茨基分子”的理想之地了嗎？“托洛茨基分子”追尋的難道不是美國精神之夢？雖然間或兩國也有些爭吵，但友善、道義、真正致力於人類精神解放的美國在我們年幼的心靈裏，還是擁有一個光輝的形象的。 整個八十年代，我們都處於思想的激烈交鋒當中。大學裏的老師言必稱美國，各種著述裏所嘉許、讚揚的是美國。雖然種種跡象表明，美國正在以一種陰謀的方式改變中國，但我們卻認同了，甚至有點喜歡這個陰謀。對陰謀的厭惡被其戰略的宏大湮沒了，了不起的美國！我們狂熱的頭顱企盼著這場臨幸，以致於不能去靜下心來仔細想想中國的現實和中國的利益。相反，現實不如意的一面卻像陽光下耀眼的冰一樣，使我們感到刺目和寒冷。 我們根本沒有注意到這樣的一個危險：狂奔的熱情只能導致對美國的盲從，將使我們因徹底否定自己而走向崩潰。我們的靈魂將不是歡呼而是陷於迷失，在黑暗中四處亂竄尋找它的皈依之地。 一個民族特有的思想根基在關鍵時刻發生了作用。設計這個戰略的美國，在戰略上對中華民族獨有的思想特質的忽視和否定，以及對自身意識形態的自我感覺過分良好，使我們在躁動之後迅速走向沉寂。 “一場暴雨過後，中國還是中國。” 從某種意義上講，與其說是我們對自身思想的滌清，倒不如說是歷史對一場精神災難的拋棄。 西方的制裁使我們看到了它另一個向度上的不負責任。這種裹挾著貿易大棒前來的圍攻，受苦的只能是中國人民。幸虧我們沒有導入那個噩夢，否則，百多前年我們因落後而遭受苦難的命運將再次傾瀉我們的頭頂。中國半殖民地的命運將在中斷了數十年後再一次被迫延續。事實上那時不是就已經有人輕言薄義地大聲呼喚“殖民”的再次臨幸嗎？“中國殖民地時間太短了而不是太長了。”這句人格喪失殆盡的話居然因它“獨立思考”的假像而使我們忘卻了它隱含的險惡。 我們陷入了沉思。 人權問題、臺灣問題、西藏問題接踵而來。如果說以前美國人還把道義的外表披負身上的話，到將來它會連這一層遮羞布也脫去了，直接的利益需求赫然而來，赤裸裸旁若無人地向中國伸出討價還價的利益之手。 美國人的聰明在人權外交上體現得淋漓盡致。中國改善人權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必需和必然。美國人先入為主地強調這個問題，一則可以擁有掌聲；二則可以將中國人權改善的每一點小小的成績歸於自己；三則可以用此換取利益。 美國在這個問題上比我們更有心計，因為這個言論“特別自由”的國家正在走上信義和道德的墮落。並非善意幫助別國改善現實狀況的純粹利益行為，也在另一個方向上迫使被攻擊的民族走向團結。在這一點上，我們倒是應該“感謝”美國“加快”了我們民族凝聚力的實現和民族覺醒。反過來使我們更加清醒地看到了利益驅動怎樣使一個國家更變本加厲地違背原則和道德：嚴重忽略中國現實，將中國割裂開來，甚至不擇手段的製造各種事件，違背國際公約陰謀將臺灣問題、西藏問題國際化等等。 《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的調查結果，也正說明正義喪失的美國越來越遠離了它曾創造的人類夢想。美國所創造的高度物質文明的社會生活環境成為中國青年的最大嚮往；而它越來越墮落的對華戰略又使中國青年所不齒。美國人將走向何處？這個問題上我們與美國人一樣矛盾，一樣不知所終，一樣無望；甚至新世紀的迫近將這個問題擠壓成了一種籠罩我們心頭的巨大陰影。這或許是本世紀遺留下的最大問題。因為強大的美國的命運將關係著世界的命運。我們分明從百年奧運的人類巨大盛典中嗅出了恐懼的氣息，美國夢想行將破滅之際，難道它還要戕害人類共有的基本夢想？民眾對美國夢想曾經的輝煌的追憶，蛻變為用尋找賽場上非正當的勝利的方式來找到精神的皈依。我們分明看到它可愛的女壘隊員為一次“誤判”而得到的一分欣喜若狂，也許她們越來越乞求“意外”帶來的勝利，那狂喜跌撲在一起的形’象使億萬觀眾以搖頭歎息的方式來看待美國的勝利。 五十多年行走世界的過程，使強大的美國越來越輸不起了。美國永遠而且必須是勝利的，它的人民這樣堅信。即使美國“不幸”失敗，他們也要對別的勝利者進行質疑。 美國實在是太好強了，以致於都可以不用跟盟友商量，以制裁方式脅迫盟友跟它一起進行“反恐怖行動”。可美國人似乎忘記了思索這樣一個問題：恐怖活動為什麼就針對你美國？它以人所痛恨的方式報復著什麼？當你無端地去威逼、脅迫、圍攻一個弱小的民族，迫使這個民族的一部分以極端的、令人反感的方式進行反擊時，難道你沒有想想自己同樣令人厭惡的霸道行徑？為什麼美國的肌體內部正滋生著越來越多的恐怖分子？ 我們不得而知。 我們或許根本不屑發出這樣的吟唱，但同在一個地球的現實又不能不使我們予以關注，現在的“亞美利加”，已不單是封殺別人理想的問題了，因為“美國夢”本身也變得越來越虛幻。 一、一個民主的中園地方官員是如何被美國新聞“謀殺”的 1991年，我寫報告文學時，採訪到這樣一件事，一位民主、清廉、正直的中國地方官員因為美國的新聞歪曲而含恨辭職了。 這位有責任感的官員新到一個貧困地區任職，他決心改變這裏的貧困狀況。一到任，他就掃除文山會海的陋習，深入山區瞭解民情，制定了一系列經濟改革措施。他對當時不良的官僚和腐敗風氣非常痛恨，多次在會議上指出，當官別老想著蓋房子，撈鈔票，要為老百姓做實事，改變地區貧困狀況。一次，他對經常追蹤他的電視新聞記者說，不要拍我，我有什麼好拍的？你們組織一個採訪團，到我們最貧困的地方去拍一部紀實片，不要有顧忌，是什麼狀況就拍什麼，讓我們那些官老爺們看看，貧困地區的老百姓是多麼的艱難。 他不知道，不久以後他將為這個決定付出慘痛的代價。 電視臺的記者到該地區最落後的村落攝一部系列紀實片。那地方貧窮落後的狀況，可謂中國之最。紀實片在電視臺連續播出後，在當地引起巨大震動！不用說，這種揭短似的報導，在當時當地許多官員只說好不說壞的情況下，確屬開天闢地頭一回。 然而悲劇發生了。 美國新聞界不知如何得到了這部新聞紀實片，理所當然地引起某些仇視中國的人士的快感，他們不是把一份同情給予這些生活在貧困線上的人，而是用此來達到醜化中國的目的。他們篡改了解說詞，然後極盡歪曲、渲染之能事，誤導美國民眾說全中國人民都是這樣生活的！這就是中國人的生存狀態！ 一位非常開明的、廉潔的、關心民眾疾苦的、極有責任感和同情心的中國地方官員，他的心靈因此遭受了巨大的創傷。他的本意是要教育大家，但是，他的善良和正直被人歪曲和玷污了，他無法排除內心的陰影，一想到可能全世界都看到這部被歪曲的片子，他的內心就無限的痛苦。怎麼會這樣啊？那個高度發達的國家，自稱領世界文明之首的國家，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對於中國人的道德觀來說，這是災難性的打擊。他因此終日心情抑鬱，無法正常生活和工作。 他辭職了。 這部片子，是如何被美國新聞界弄到手的，在當地老百姓中議論紛紛，有人說是美國的情報衛星收去的，也有的說，是美國間諜弄去的。但無論哪個老百姓談及此事，都對美國新聞界充滿義憤，這不僅因為美國新聞歪曲了事實，重要的是，美國新聞“謀殺”了他們心目中的清官。他們說：那是一些毫無善意和良知的人。 說到這裏，我不禁心裏想，美國關心中國的人權，會有多少是這樣關心的呢？如果是這樣的關心，那麼，我們只有橫眉冷對，堅決唾棄。 二、現實的制裁與心靈的反制裁 這裏我要提的，是1989年後的那段日子。 當時正值美國要脅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經濟制裁的時期。美國的理由，就是所謂的要為中國老百姓爭取人權。一次，我因公幹去一個經濟剛剛起步的縣。這個縣過去很貧困，但資源豐富。改革開放以後，該縣的人士發現，這裏的一些自然資源在國外，尤其是西方國家非常短缺，比如，一種奇異的矽石、降血脂的絞股蘭茶等。於是，他們傾其所有，引進加工技術，投資興建起一批產品直接出口的企業。地方經濟很快得到了發展，老百姓的生活迅速提高。由此，他們確定了生產出口產品的長期發展目標。按當地的說法，日子從穿草鞋到穿解放鞋(注：一種黃色的橡膠鞋，類似解放軍鞋，故名)，到穿皮鞋。他們就是這麼介紹的。中國老百姓說話十分實際，並喜歡拿實物做例子。 然而，不幸的是，美國帶頭的制裁使這個縣遭了太難。由於地方經濟的定位是出口型產業，產品的設計開發均使用西方標準，沒有考察國內市場，也無國內客戶。外國一下子撤走了定單，小型企業又沒有雄厚的資本支持，一批企業立即垮掉了。 有一個私營的矽石加工廠，他們的產品一直暢銷美國，在美國實施制裁之前，還投入了數百萬元，進一步將生產規模擴大。制裁之後，這家小私營廠頓時斷了銷路，負債累累。它的老闆，曾經在企業景氣時出訪過歐洲和美國，回來時，開始實施美國的‘管理方式，對美國非常有好感，言必談美國。但是，他萬萬沒有想到，這個美國對他並不友好、而且讓他破了產。他無法在當地呆下去，銀行要他還貸，股東要他還本，他只有懷著一顆破碎得滴血的心遠走他鄉。走時，他望著家鄉流著淚罵了一句：美國，他媽個×！ 比他更慘的是那些工人。他們斷絕了經濟來源，望著在風雨中飄搖的廠房，他們找不到出路，只有依靠政府的有限救濟金度日。 我去該地採訪時，正是他們最艱難的時期。那是個冬日，下著小雨，刮著北風，天寒地凍。在縣城的車站一下車，就有許多三輪車夫圍攏過來，爭著拉我坐。我選擇了一位老者，他裹著一條灰色的圍巾，滿頭白髮，戴著一副舊式的眼鏡。在那些車夫當中，他最文雅，不爭不搶，只用一雙滿含人生滄桑的眼睛默默地看了我一眼。 在路上，我們開始了談話。我說：“真不好意思，我這麼年輕，您年紀這麼大，卻要您拉我。” 他說：“不，您是看到我這把年紀了，才有意坐我的車，您坐我的車。就是對我最好的尊重。” 我問他，“您以前是幹什麼的？” 他說：“我是一位教師，早退了休，全家人都失了業，靠我一點退休金和救濟金過日子。小兒子因為失業沒有收入來源，腦子發熱，去搶了一家商店，判了八年。我怕別的孩子也這麼幹，沒有辦法，只好辦了個執照，買輛三輪車拉客。這位小先生，您是從大地方來的，您說說。那些美國人怎麼說翻臉就翻臉。一點理都不講，你要給我人權，可以，但你得先讓我活著啊！我們是相信他們才辦外向型企業的啊。” 他說得我心裏酸酸的，我在車上怎麼也坐不住了。我說：“老先生，您別騎了，您讓我下來走吧。我照給您錢，但是，我不能讓您拉我，這樣，我心裏愧疚得慌。” 老先生搖了搖頭：“坐，您無論如何都得坐，如果我不拉您，還收您的錢，那我心裏就有愧，我教了一輩子孩子，教育他們要靠誠實和勞動生活，我怎麼可以違背呢？” 終於到了目的地，老先生收了錢，我給他五元，他說只要三元，堅持數了二元錢塞在我手裏，然後，轉身騎著三輪車走了。這是多麼誠實和善良的老人啊，可是，命運卻使他到這樣的年齡了，還要靠出賣體力維持生存。我想，假使沒有美國的制裁，他肯定不會這樣，他完全應該在這樣的天氣裏，圍著紅泥小炭爐給小孫子講故事。 那次遠行，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使我開始厭惡國家之間的某種政治遊戲，對美國這個反復無常的國家留下極其不好的印象。現在的中國，至少還有七千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下，不管是什麼原因．造成貧困的，先讓他們過上溫飽和有尊嚴的日子才是要緊的。假使美國總統和那些國會議員們真的關心中國的老百姓，就不要有意搗亂。中國亂了，經濟崩潰，政局動盪，將會有千百萬的人民受凍受餓，民不聊生。假若真的那麼關心中國人民，你就該坐下來討論一些實質性的問題，比如在貿易上不給中國設置障礙，讓老百姓有更多的就業機會，而不是導致老百姓失業。又比如，貸點款給江南水災區，在那裏搞點水利建設，而不是整天在那裏挑唆老百姓造反。 然而，美國太遙遠，這話說了他們聽不到，就是聽到又怎麼樣呢？他們明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想吧，善於說大話的美國，他們在冷戰時，向蘇聯的民眾承諾了多少？現在，兌現了嗎？布希在蘇聯解體時訪問俄羅斯、怎麼對俄羅斯青年說的？你們不要指望別人，自己的問題最終還是要靠自己解決。布希說了句真話。 對於美國，不要聽信他們的承諾，特別是大選年的承諾，更不要對他們寄託什麼幻想。他們有的是美元，但不會給你，充其量美國也只給幾個小衛星國打點一下，因為那樣花費並不多，在亞洲，他們為什麼不扶印度一把？ 相信美國，結果是最終餓斃街頭，還不知道是因為什麼。俗語道：“被別人賣了，還幫別人數錢。”一回事情，我想。 三、黑夜航船 他叫王鍵鍵，從南方一所名牌大學畢業，分配到某市政府工作。這對於現在的大學生來說，非常不錯了。鄰居親戚們都說，這個孩子將來有出息，甚至有好些人主動給他提親。因為他不僅學業好，工作不錯，人長得也十分英俊。 然而，誰都不知道他已經得上了“戀美症”。 王鍵鍵還是上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就用半導體收音機收聽“美國之音”，天天如此。他可以不看電視，也可以不聽中國廣播，但是，如果有一天不聽“美國之音”，他的心裏就像缺少了點什麼似的。有一次半導體收音機出了故障，他沒聽成，非常生氣，修好收音機以後，他又專門買回了一隻備用。 從小學，到中學，再到大學，他是聽著“美國之音”長大的。他還給“美國之音”的主持人寫信。在他的腦子裏，逐步裝滿了美國的價值觀，對中國現狀也愈來愈不滿。讀大學的時候，他對班主席看不上眼，雖然班主席是他們民主選舉產生的，但他覺得班主席有奴性，對老師唯命是從，沒有一點反抗精神。班主席的家在農村，花錢也很小氣，很不瀟灑，只認真學習。王鍵鍵認為，中國，還可能是這種人的天下，這是可悲的事情。 王鍵鍵喜歡一個人去麥當勞，或者去吃肯德基家鄉雞。百無聊賴的時候，他喜歡雙手插在西褲口袋裏，吹著口哨，任風把他的長髮高高地揚起。他就這樣在美國領事館前散步，也不進去，也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就仿佛身在美國，在大洋彼岸，抑鬱的心情就得到了排遣。 他在一則日記上這樣寫道： 今天，我看了美國電影《第一滴血》，這是一部舊 片，但非常精彩。蘭博是一位真正的、最偉大的英 雄，我要做這樣的英雄。 他還為此寫了一首詩： 致蘭博 有一種熱流淌入我的脈管，並且沸騰， 有一種力量注入我的拳頭，我握緊它， 我為什麼不能，告別媽媽，走出故園， 到海上去，到叢林去，到阿拉斯加去， 時問飛奔，光陰接再，河流遠逝，遠逝， 我怎麼聽不到紐約港，那永遠迷人的汽笛？ 王鍵鍵的美國夢越做越深。有一次班會演講，他的演講題目就是：《美麗的星條旗》。他在演講的尾聲裏，曾這樣講：當我告別這個世界的時候，最好有一面星條旗，讓它裹著我蔚藍色的夢進入天國。 他也像許多中國學生一樣，喜歡流行音樂。但是，他只聽美國的流行音樂，對美國流行音樂的排行榜更是無比熟稔。他從來就看不上港臺歌星，大陸歌星更是不放在眼裏。 王鍵鍵開始只和幾位親美國的同學往來，他們在一塊談論海明威、馬丁·路德·金、泰森、喬丹、林肯、布希，談論戰斧導彈、好萊塢巨星、夏威夷或者三藩市。他們甚至只吸美國產的香煙。 他為美國和人打了一架。有一次，一位同學說，克林頓總統批准同性戀者可以入伍，將來的美軍，可能都會成為同性戀者，到那時，美國就要採取無性繁殖的措施了。 他非常勇猛，泰森式地給了這位同學一個右勾拳！這一拳太兇猛了，打得同學鼻子流血。為此，他不僅打掉了一個月的獎學金，還賠了五百元醫藥費。 但他並沒有因為只想美國而荒廢了學業，他的成績非常出眾。他渴望有一天，能去美國留學，進入矽谷或者華爾街。 然而，他卻在中國的一個市政府工作，並且可能馬上還要與一位中國姑娘結婚。對此，他終日心情鬱悶。 他決心申請去美國留學。 現在是決定一生命運的時候了。 他開始跑美國領事館，但是，他沒能拿到簽證。他有耐心：幸福之所以幸福，令人渴望和嚮往，是因為它來之不易。他再跑，一年，兩年，三年，他跑到第28次的時候，仍沒有給他簽證。他覺得有些不對，誰也沒有我熱愛美國啊，為什麼不讓我去？美國是我的精神家園，我不能不去尋找我的家園。 於是，他寫下一首二百行的長詩：《我是這樣熱愛美國的》。他把這首長詩與申請表一起恭恭敬敬交給美國領事館負責簽證的人，但是，他僅僅得到一個白眼。王鍵鍵的精神快要崩潰了。美國，心中的美國，並不接納他。 這時候，一個蛇頭找到他，問他肯不肯偷渡去美國？ 偷渡？這可是王鍵鍵從來沒有想過的事情。他怔了一下，但他馬上想起蘭博，對，偷渡，美國這個國家，只承認英雄，不喜歡奴才。偷渡是一種別致的與眾不同的，而且是勇敢者的遊戲，這比平平穩穩坐飛機去美國刺激，而且有浪漫情調，這多麼好。美國，我決不是孬種！ 他給了蛇頭三萬元錢，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他，隨著一批夢想到美國淘金的同胞登上一艘陳舊的貨輪。 他踏上了太平洋的波濤，一個年輕的生命，未及看見紐約港，便身染重疾，撤手人間。在與世界告別時，他從身上拿出一隻小玻璃瓶子，他委託他的一位同道，如果有一天回到大陸。無論如何請把這個瓶子交給他的媽媽，這個瓶子裏面，裝著太平洋東邊海域的水。 他沒有別的東西，也沒別的留言，同道給他清理東西的時候，發現了他寫在香煙盒上的一首詩： 我或者要開著一輛三藩市的老爺車， 身旁坐著一位美國金髮姑娘， 在環美公路上，我是一個中國小子， 卻用美利堅的歌喉歌唱： 自由，哦，自由，我們是一對快樂的小鳥。 老爺車它經常拋錨，拋錨， 這時候美國姑娘和我一樣著急， 是因為員警大叔，他拿著可怕的大棒， 但是我對他笑笑，我說，我來尋找天堂。 哦，我心愛的三藩市的老爺車， 我們追著太陽奔跑，姑娘長髮飄飛， 她那天藍色的眸子，萬里無雲，我真是想， 那裏，那裏是我永遠的溫柔之鄉。 (我的三藩市老爺車喲，請你不要拋錨，或者，拋錨) 聽到這位青年的身世、讀到他的日記和詩之後，我傷感得流淚了。不知為何，我並不恨那位蛇頭，我只想給那些再在我耳旁兜售“美國趣味”的人，狠狠地一記右勾拳！ 一本富有爭議的新書正在中國暢銷。這本書以一種強烈的批判眼光看待中美關係。 《中國可以說不》一書有如下一些章節：“焚燒好菜塢”、“我決不乘坐波音777”等。此書的作者們說他們反映了中國人日益增長的反美情緒。 作者們認為在已確立的大國和在形成的超級大國之問的攤牌是不可避免的。這一切反映在部分章節中，如“不要忌言‘準備打仗’”、“對美國說‘不’的中國鐵娘子——外經貿部部長吳儀”以及“組建反華俱樂部，既不光彩也不會成功”等。 這本書認為在與華盛頓(此書聲稱華盛頓領導著一個西方國家的反華陰謀集團)的交往中，北京應該表現得比現在更加自信堅定。 此書的一位作者張藏藏對《先驅報》說：“過去，我們說‘是’說得太多了。西方正致力於牽制我們中國進步的計畫。因為他們認為中國具有一種完全不同的意識形態，一直在扮演罪惡新帝國的角色。” 這本書表現了極端的愛國情緒，似乎得到了官方的認同，恰好在中國為陷入困境的雙邊關係而沉思反省這個特定時期出版了。 這本書的觀點與中國新聞媒介反美的基調是一致的。但它更尖銳地對美國文化進行了譴責，而且對中美長期友好關係的前景抱悲觀態度。 自從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被壓制之後，中美兩國政府關係冷若冰霜。儘管如此，中國民眾繼續盲目崇拜美國。但此書的作者們卻說中國人現在對只有有限生命力的文化(漸漸)失去興趣。 這本書的另一位作者宋強說：“我們一直試圖與美國建立較好的關係而浪費了許多時問與精力。但他們的回報不過是給我們帶來麻煩罷了。我們不應再浪費時問了。我們應與有更光明合作前景的其他國家像俄羅斯、德國這樣的國家建立關係。” 這本書由中國五位二三十歲的年輕的知識份子寫成。第一版發行後數周內就賣出了五萬冊。這本書不太嚴格地以題為《日本人可以說不》一書的版式為參考依據。《日》一書於1989年出版，作者是日本民族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和前索尼總裁盛田昭夫。 宋(強)說：“我們並不是不再需要美國了，我們只是不希望美國人孤立我們，使得我們依靠他們。” 去年克林頓政府同意臺灣總統李登輝私人訪問美國的決定引起中美雙方發生衝突。中國稱臺灣是自己的領土，並譴責美國此舉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 在侵犯版權、人權、武器禁運、貿易以及中國進口美國垃圾等方面的爭執使已經很緊張的中美關係更加惡化。 三月份，在臺灣，總統大選的前夕，美國又一次激怒了中國。美國繼中國進行導彈軍事演習以影響大選投票的行動之後，派軍艦進入中國大陸與臺灣之問的臺灣海峽。 最近情況有些好轉，版權爭執解決了，美國又決定再延長一年中國的貿易最惠園地位。本周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安東尼·菜克和中國高級領導人進行會晤之後，雙方都表示雙邊關係回到正軌上來。萊克先生說，最近雙邊關係的發展很可能帶來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和中國領導人江澤民的國事互訪。 然而，在北京的許多西方外交家都說這只是一種暫時現象。這反映了克林頓政府不想讓中國問題在總統大選中成為一個引起討論的問題。 雙邊會晤在人權和對臺灣的分歧沒有解決方案等問題上沒有取得進展的跡象(沒有跡象表明取得進展)，而且貿易問題，包括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問題將很有可能在未來的幾個月中繼續帶來麻煩。 “你們還說什麼不？人類發展到今天，世界大同已是大勢所趨，你們卻拒絕順應。真是不可思議。”一位北大美國留學生直言不諱地對我說。 “就是嘛，你呀，沒事多掙點錢比什麼都強。”坐在美國人旁邊極鮮活的、漂亮的中國女學生喝了口酸檸檬附和道。因為有些外文資料需要找人翻譯，而我又付不起翻譯公司的費用，一位元朋友介紹我認識了這位元女孩。她是除了讀書外就閑著沒事，甚至連書都不好好讀，整天价想著出國的那種。我也不必付她稿酬，有事沒事請她搓一頓就成。今天是第二頓。 說實話我有些坐不住了。倒不是美國青年盛氣淩人的口氣，也不是中國女孩像白種人一樣把自己的面部表情弄得極其豐富，所造成的瞬間陌生和隔閡，而完完全全來自一種似曾相識的恐懼。這種恐懼是什麼，當時我沒搞清楚，直到我匆忙告別回到家中以後，才從桌上自己頭天摘錄下的卡片中找到了原因。 卡片上是英國上世紀的經濟學家傑文茲的一段話： “北美和俄國的平原是我們的玉米地；芝加哥和奧德薩是我們的糧倉；加拿大和波羅的海國家是我們的木材林；澳大利亞有我們的牧羊群；秘魯送來它的白銀，南非和澳大利亞的黃金流向倫敦；印度人和中國人為我們種植茶葉，而東印度群島是我們的咖啡、糖和香料種植園，西班牙和法國是我們的葡萄園，地中海是我們的果園，而我們的棉田呢，它老早就佔據著美國南方，現在已擴展到地球各個溫暖地區了。” 傑文茲筆下展露的，無疑是大不列顛帝國鼎盛時代在全世界殖民地的大場景。而當時作為自由競爭經濟學家的傑文茲等人，正是以提倡淡化國家邊界，實現世界大同來為英國殖民主義大唱讚歌的。那麼，英國的殖民實質對今天的世界大同有什麼警醒呢？要知道，當時的世界大同可是給中國送來鴉片、掠走了白銀，是對印度的掠奪和對非洲和美洲的奴役；當地的民族生存環境及文化遭到了巨大破壞，以致於今天許多地方還在苦苦掙扎。 簡單的比擬當然不足以道出事物的本質，甚至還有人說是對事物的歪曲，但其中相似的情景不能不令人憂懷。 比如美國對第三世界國家的霸權行為；比如美國對石油的超常關注；比如近日紛紛出臺的治外權法案，對伊朗、利比亞的威脅；比如中國人熟悉的已經非常厭煩的人權攻擊、臺灣問題、西藏問題等等。 西方國家憑藉上個世紀或更早的殖民掠奪基礎，造就了本世紀的輝煌；現在又憑藉他們的經濟及軍事力量，繼續進行著所謂的在全世界的“利益實現”。帶有掠奪性質的制裁行為處處可見。這種“驚人相似”的歷史是一種偶然應和呢，還是一種承接？ 我看是後者。 我們並不拒絕順應世界潮流。恰恰相反，人類的共性使我們期待這樣的潮流快快到來。但現在我們分明又看見，地區不平衡不是縮小，而是加大，貧富差異更是日益懸殊，這樣的基礎是世界走向大同的基礎嗎？ 正如那個女孩黃色扁平的臉上故意擠弄出來的極端接近白人表情，而最終無法準確表達自身情感的“大同”一樣，現在的世界大同完全是西方價值中心論的另一個翻版。 西方價值本身沒有什麼不好。它形成之初所具有的生命力和人道主義精神，一度幾乎成為人類夢想得以實現的唯一途徑和指導，並在導引西方走向民主、自由、發達的社會實踐中逐漸成熟。但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的掠奪實質，和後天發達所造成的自我中心論，使它以否定其他價值觀的霸道姿態得以推廣，彌漫發展中國家和第三世界的崇西方的心態就是它的結果。 在此基礎上的世界大同。無疑不是真正的世界大同。否定、排斥、壓制其他價值觀的特性，與各種文化價值觀的融合意義上的世界大同，具有本質上的區別。 正如我們看到的中國姑娘表情上的做作一樣，這樣的世界大同是一種畸形的構成，並非一種思想價值對另一種思想價值的導引，而完全是遺棄、否定和壓制。它最終必然遭到被否定的價值觀的重新思考和揚棄。 因為我又分明在另一個場合發現，當沒有那位美國青年的時候，那位女學生平靜、熱情的中國式表情。 這也是《說不》試圖喚起的價值思考之一。在沒有符合我們發展的價值形成之前，在沒有各種價值平等融合的世界大同潮流出現之前，對於現在以西方價值論為核心的“世界大同”，我們仍然需要說： 不！ 同樣，順應世界潮流的，恰恰應該是西方價值論自身的重新思考和尋求。 一、保護知識產權：牌的兩面 近幾年來，美國一再指控中國嚴重侵犯了美國的知識產權，甚至誇張到一年使其損失上十億美元的地步。在美國政府與中國政府的談判中，美國拿不出什麼好證據，竟派出諜報人員到中國大陸工廠調查，結果，據說有所收穫。 但我以為，美國之所以如此熱衷於這件事，並在其中故意反復設障，不惜將問題擴大化的根本原因有三：一個即所謂保護知識產權；二則是乘機為相關產品打開中國市場；三則是為美國商品作宣傳，是一種行之有效立竿見影的廣告行為。經過美國政府連續幾年的叫嚷，現在中國老百姓雖然都未曾見到，但沒有不知道美國視盤和軟體的，在公平的、自由的貿易原則表像下，此舉是一種無比狡猾的競爭手段。 縱觀美國在全球各地的貿易戰，慣用的伎倆就是採取這種先放政治氣球的手法。對於美國來說，一次政府行為，大可為商家省下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美元的廣告費。只是這種行為，因美國過於霸道、苛刻的表現，反而容易使中國民眾產生逆反心理，對美國商品抱抵觸情緒。 那麼，中國是否存在大規模的盜版問題呢？中國到底有多少人使用盜版的美國視盤和軟體呢？有，但是不多。美國某電腦公司負責中國市場業務的一位人士，就曾跟我談起這個問題。他所提供的情況，他對中國市場狀況熟悉的程度，讓我這個中國人都吃驚。他說，與日本、阿根廷這些國家比較起來，中國這種行為不算嚴重，不存在大規模盜版的現象。因為中國經濟的發展，還沒有使中國絕大多數普通老百姓對軟體產生依賴，各類軟體的使用範圍十分有限。美國在這方面施壓，與其說是保護，不如說是預防。他認為： 第一，中國大陸個人電腦用戶普遍使用的文書處理軟體，是金山WPS及中文之星。習慣使然，他們並不愛用美國軟體，同時硬體條件也不具備(注：中國個人電腦用戶雖然每年以80萬台的數量遞增，但規格多為386和486，還有相當部分是286，記憶體多在四兆以內，這些電腦占中國個人電腦用戶八成以上，根本無法運轉光碟及像“九五視窗”這類軟體，即便免費奉送，這些電腦用戶也會束之高閣)。而且中國電腦用戶普遍沒有開發電腦的能力，只是當打字機使用而已。這種情況在白領、文秘、作家、記者等階層中較為突出。 第二，中國人接觸電腦的時間較短，他們自身對電腦病毒抱有恐懼心理、可謂談毒色變。如果不是誤購，他們絕對不肯選擇盜版軟體，因為有一種普遍的擔心，即盜版軟體內含病毒。中國電腦用戶甚至沒有交換軟體使用的習慣，選出去的軟碟。也決不再收回，聯網還沒有普及，多數人潔身自好。 駐華的美國商人都十分清楚這一點。這是他提供給我的另一個資訊。 不過，他認為影視作品的盜版情況卻很嚴重。我笑著告訴他，看來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同樣的，中國普通老百姓的素質很低，絕大多數是港臺錄影片的忠實觀眾，好萊塢的東西，由於語言及文化障礙尚未贏得中國大眾的認同。每年接觸的好萊塢影片，絕大多數是通過正常渠道引進過來，並已翻譯了的作品。中國這方面的行業人士對盜版外國影視作品的行為深惡痛絕，因為此舉會攪亂他們的市場，槍奪他們的市場份額。 我不得不佩服美國政府的智慧，一波又一波的制裁，反制裁，既保護了美國的現有利益，又預防了以後可能造成的損失，又將美國商品弄得全球皆知。讓雲裏霧裏的老百姓以為美國又弄出什麼好東西，吊起胃口，挑撥起好奇心，方法巧妙，但同時也令人十分憎惡。 二、環保問題與克林頓的餐巾紙 美國政府阻止進出口銀行向中國三峽工程貸款，這是一件很值得品味的事情。美國人至今還認為三峽工程存在著環保問題，但具體情況美國又拿不出像樣的說法。也許有環保問題吧，我們暫且這麼認為。 但就在這期間，150噸重的美國垃圾遠涉重洋，從美國口岸抵達中國青島港，情況更為嚴重的是，其中有一部分竟被運到首都北京的市郊，臭氣熏天。 這批美國垃圾貨單上寫著是廢紙，但實際上大部分是不能作再生紙原料使用的美國生活垃圾及廢塑膠。中國有關部門對此案進行了聯合調查。調查結果顯示，美國方面有無法推卸的責任。 我不禁要請教一下克林頓先生：難道美國就是這樣保護本國的環境的嗎？同時，也是這樣幫助他國進行環保的嗎？ 美國此舉，不論它的前因後果，都已經嚴重地違反和踐踏了《巴塞爾限制出口有害廢棄物條約》。根據這個條約，美國應該進行道歉和予以相應的賠償。 美國垃圾進入中國並非就此一件，此次所以令中國人大為震驚，是因為美國的垃圾竟然堂而皇之地進入了北京的地界。 據有關媒體報導，美國在垃圾處理上，不止向中國一家傾倒，別的發展中國家也收到了美國如此的饋贈。多麼文質彬彬又多麼關心他人的環境喲，這讓我們看到了美國人真正的私處，它髒汙得可以。 回過頭來再談三峽貸款。據說，克林頓總統打聽到了美國的環保主義者對中國的三峽工程有所看法，而環保主義者手中又有決定誰當總統的一票，如果批准此項貸款，勢必遭到環保主義者的反對，因此，只好將此款凍結。 在這裏、我倒要建議克林頓先生，為了踏踏實實地把這些選票搞到手，美國不妨再制定一個《全美垃圾轉移法》，可以規定：誰不接受美國垃圾，誰就有環保問題，立即給予經濟制裁，並不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中國可以說不》在正義精神之下，也傳達著一種悲愴的信號。它針對歷史形成的全球性的不公正後果發出了挑戰，《說不》的聲音其實也是現代歷史上，亞非拉世界要求“修改規則”的聲音的一部分。 美國之音評論道：《說不》出版的實質就是企圖“利用民族主義感情緩解中國政權合法性面臨的挑戰。”它還說：中國人之所以對西方霸權爆發反對的聲音，這種衝突緣由於中國社會發展的一系列“規範、制度、意識與西方發達國家相距太遠”。意思是說因為我們力所不逮，所以我們才會與“文明世界”有衝突。美國之音還試圖通過前駐華大使李潔明的話來冰銷《說不》的嚴肅意義，這位前大使說：該書不過是《日本可以說不》的“學舌之作。”——對此，應該正告前大使先生：誰學誰的舌，你搞清楚噢！ 問題的關鍵是：為什麼我們必須遵循西方的“遊戲規則”？西方真的希望我們老老實實地通過它們制定的規則同他們結為無猜的夥伴關係嗎？這個規則產生和普及的歷史就是：當西方通過血腥的掠奪而成為世界最先進的景觀時，沉浸在暗夜之中的不發達國家在壓力之下極不情願地跟了進去(不進入只有被淘汰)。而當後者發現這規則的歧視性和欺騙性時，它們又發出了要求修改規則的吼聲。全世界民族革命的歷史就是一部欲圖修改規則的歷史，同樣，美國獨立戰爭的歷史也屬此範疇。 歷史上曾經有過一個把戰敗後的德國分解成十數個農業小國的計畫。 同樣，當意識形態同西方迥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雄心勃勃地縮短同西方發達國家的差異時，那些“規則”的既得利益者開始不是那麼沉得住氣了。一位西方資深記者曾坦率地說：什麼人權也好，民主也好，都是假的，對美國人來說：美國的利益高於一切。實際上，只有一個分裂成若干個小國的“前中國”才符合美國的根本利益，對於部分美國人來說，這種前景才是美國永遠是贏家的“安全保證”。 直白了說：這種規則只許美國一次次壓迫、圍堵、侮辱中國(“我打了你、是為了你好”)，而不許中國對美國有任何的冒犯和抗辯。甚至不理睬也不行，因為“不理睬也是對抗”。——某思想家說：這種唯我獨尊的、排斥一切非美非西方勢力的規則，實則就是一種“狼的規則”。 請記住李光耀的話：“一看到亞洲人學會了如何運用白人的規則參予競爭並取得勝利，白人們就改變了這些規則。” 我們認同《說不》封面上的“不是為了對抗”，我們也認同：該書的硝煙彌漫表明著悲愴對抗的過程：歷史上——亞非拉的對抗總是以國家前進的滯遲為代價，這種人類不幸圖景的罪孽根源就在於“狼的規則”。 如果說書中透現了蘇紹智先生指責的“民族霸權主義”，那麼回答是：這也是充分領教了“狼的規則”後的“一報還一報”的產物。——既然英國人可以說：“不列顛的利益高於一切”，美國人也可以說：“美利堅的利益高於一切”，那麼我們為什麼不可以說：“中國的利益高於一切”呢？ 這不是結論，結論是“要更平等的對話”。 中國人才流失的實質 即使是聰明如費正清的美國漢學家，他們自始至終喜歡念叨不已的，也不外乎形容中美關係是一種“特殊關係”。是一種“又恨又愛”的模式，是美國對華政策因此成為“善行”和“保護中國”的同義語，是中國的“恩人”，因而滿有理由對中國詛咒甚至動手。 美國人的一廂情願是如此強烈，以至於一九四九年以後，他們狼狽不堪而又氣喘咻咻地大聲責問：是誰讓我們失去了中國？“失去中國”的話語其實是包含著“得到過中國”這樣一個前提。男女之間的“得到”是以從肉體到心靈的全面佔有為標誌的，然而即便是像日本這樣至今仍有美國大兵駐紮的“暖昧的國家”，也時不時甩給美國人幾個清亮的小嘴巴，美國其實又何嘗真正佔據過我們的心靈和肉體？ 一位名叫倫納德的美國人曾憤憤不平地對我說：“美國人在中國抗日戰爭期間給了中國人大量的美元和武器，中國人反過來卻在朝鮮戰場上和美國人成為對手，這太不公平了嘛，中國人喜歡忘恩負義。”我說：“倫納德，你首先要弄清楚，你們美國人的武器援助雖然對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是一個極大的支持，但是也請你不要忘了，中國軍隊以血肉之軀在戰場上衝殺，其客觀效果也是為了美國利益。一個付出的是血肉之軀，一個付出的是綠色鈔票，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在潛意識裏是否存在著美國人的生命要比中國人值錢這樣一種真實的想法呢？美國人施加給中國的，向來是基於自己國家利益之上的這種恩惠，我們憑什麼要對這種可鄙的恩惠頂禮膜拜，望闕謝恩？” 現在讓我們再看一看，改革開放以後，美國人對於中國青年學生的一項“恩惠”。記得八十年代初期，當我第一次聽到美國大學為外國留學生提供獎學金的消息時，我本能的反應就是：這怎麼可能？如此慷慨大度地為中國人提供上大學的費用，這該是一種什麼樣的主義和精神呀？白求恩大夫當年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為八路軍戰士動手術，不就正是憑著這股子精神嘛。事情得到證實以後的相當長時間裏，我為此驚歎和感動不已。 美國人如此大投入地裁培中國學子，究竟是白求思大夫國際主義精神的發揚光大，還是在藉此收買中國的人才？1942年9月23日，當時擔任美國駐華使館官員的費正清先生，曾經在發給華盛頓的報告中，為美國影響力的下降而惶惶不安：“……英國人在中國的表現比美國人積極得多，派駐人員多一倍，有完善的出版計畫和藏書豐富的圖書室，已派來一位牛津的教授……”在對華盛頓缺乏想像力的政策發了一通牢騷之後，費正清繼續寫道：“這些曾在美國受到訓練的知識份子，無論思考、言談、執教都和我們一致，他們是美國在中國實實在在的一部分利益，他們在這場鬥爭中決不是無關緊要的因素……” 美國的費正清們一直深信，由美國培養出的中國高級知識份子是美國在中國的一項投資和資產，這些人一旦成為政府的決策者，其思維模式將不可避免地帶有美式教育的印跡。由此看來，不惜血本培育中國學生，是美國人對中國思想界一種隱秘的傳教方式。 是誰說過的：沒有什麼比改變一國人民的思維更能有效地控制他們了。 這是另一種形式的滲透。 中國青年學生大批被美國大學以這種或那種方式“收編”過去，對於教育經費仍很拮据，哺育一位大學生極其艱難的中國來說，可以不可以視作另一種形式的知識產權被侵犯的行為？ 你們——西方基督教偽善文明的捍衛者，也許會急白了臉地爭辯說，這些學生滯留不歸或取得綠卡，都是純粹意義上的個人行為，但是你們有沒有道德上的勇氣面對這樣一種觀點，即這種現象客觀上造成了中國知識產權被侵犯的後果？ 這種現象對於中國而言是一個真實的存在，而且在其他的發展中國家裏，也是極為殘酷的現實。 我們——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是否已經意識到：相對於昔日手持燒火棍式的榨取，西方世界的這種“新狀態勞作”對我們實際上是一種溫柔的剝削？ 然而不等西方世界衛道士們搬出他們的邏輯體系，我們自己就有人站出來為此不懈地辯白了：我們的人才可以暫時儲存在美國嘛。 但一個無可奈何的事實是：美國人正在剝削中國人。“請剝削我吧！”——我常常擔心，我們清貧而又有才華的留學生們在敲開一家家餐館大門，艱難地與雇主們磋商工價時，他們的內心深處會不會泛起這樣的詞句？我不知道，我們應當對此感到欣慰還是悲哀？ 從大學寢室裏快活、熱烈地討論出國事宜，到雨後春筍般的“託福”班，年輕而又疲憊的臉上刻畫著的是內心的這樣一種渴求：“請剝削我吧！” “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現在該到了重新估價我們祖先遺產和我們頭腦價值的時候了。 明年，若是美國貿易代表依舊提出糾纏已久的話題，我願意提出個人的建議：知識產權談判應當由我們的外經貿部長、文化部長和國家教委主任共同參加，既然一定要談知識產權，我們就不妨好好談一談…… 我一直對民族霸權主義這個提法存有疑慮。 它的涵義好像是：某個民族將自己的利益強行擴展和延伸，甚至不惜威脅別的民族或國家的生存形態。相對應的，美國的霸權主義被稱為世界性的霸權主義，但二者有什麼不同，繞來想去，還是想不通。 當今世界，霸權主義行徑最猖獗的，莫過於美國，這是舉世皆知的事實。 回頭找找民族霸權主義實施的例子，怪了，沒有。翻翻史料，也不見用此稱呼前蘇聯。真正有點像民族霸權主義的，只有成吉思汗，但拿這個現代概念來套這個古老英雄，有些不倫不類。 再看看民族霸權主義冠在哪些人頭上，在西方眼裏：霍梅尼勉強算一個，伊拉克的薩達姆也算一個，日里諾夫斯基就比較典型了，還有就是有人用此指責《中國可以說不》的作者們。 原來都是關在自家門裏叫嚷幾句的主兒。除了伊朗和伊拉克打過仗外，其他的連槍也可能沒摸過，更不消說跑到別家的門口喊著分地的可能了。 從這一點上來說，民族霸權主義在事實上比美國的霸權主義危害要小得多。因為除了干擾別人的視聽外，沒奪走別人什麼。而且民族霸權主義面臨的喊打聲太多，以致於一出來就有被吞掉的架勢，因為人所不齒，生命力也就短促得多。而世界性霸權主義就不同了，有槍、有航空母艦、有F-16、有飛彈、有錢、有幫手，厲害著呢，所以人們不敢說。 你沒見那個民族霸權主義者薩達姆，不就被世界霸權主義打得一蹶不振嗎？ 這個世界霸權主義比民族霸權主義內涵也豐富得多，如經濟的、軍事的、政治的、文化的。而民族霸權主義似乎總是在貧瘠的土壤裏滋生，只有妄想，無法實現。這也難怪人們喊打了，一打就倒，過了嘴癮，泄了鳥氣。 這氣打哪兒來的？ 細而究之，竟來自世界霸權主義的現實傷害。人們因有感於對世界霸權主義的無奈痛恨，而對霸權主義懷有恐懼，決定不讓它再滋生出來，將來為禍人間。 但人們錯了。因為霸權主義因為美國的存在而不可能消滅。美國這一行徑無所不在，只能為霸權主義的滋生和成長提供土壤，任何善良的內心企盼都將於事無補。 美國領導世界的野心，也因此愈加以一種直率的態度展現了出來。他們的總統也由撫摸《聖經》的聖潔宣誓漸漸演變成上帝代言人的姿態。議事日程也由西部的開拓替換成了中國的人權狀況、亞洲的防務情況、古巴的糧食運輸、聯合國的決議等等。 最近就更不同了，先前是對第三世界國家橫加干涉，現在連帶把歐盟也弄了一下。《赫—伯頓法案》和《達馬托法案》是單方面對世界貿易組織原則的違背，根本沒有把過去盟友的利益放在眼裏。 一直縱容美國的歐洲盟友們，也嘗到了世界霸權主義的苦頭。弄得他們也急急忙忙地說不。 奇怪！歐洲說不，實質後果比中國說不厲害多了，怎麼沒有人站出來說要謹防“民族霸權主義”？ 是歐洲也盡多發達國家，富國不會滋生民族霸權主義的原因呢，還是某些投靠了西方的人，怕斷了別人給予的“施捨”而不敢放言呢？。 美國的霸權主義，究竟代表的是誰的利益，以前美國人說是全球利益，歐盟現在不藉以反報復手法相要脅的抗爭表現，以及世界範圍內的說不聲音，已經對這一說法予以否定，只能說明它代表的是美國利益。 一個把自己國家的利益以強大的經濟、軍事實力做後盾向別處肆意擴張的世界性霸權主義、在內在形態上又和民族霸權主義同構。 是誰將霸權主義分為所謂“民族”的和“世界”的？不得而知。但人類只對民族霸權主義進行集體討伐而對世界霸權主義忍氣吞聲，使我們不得不對人類的理想和現實產生憂患。 我們越來越認同現實中的罪惡了，以致於只對罪惡的影子進行討伐。 我們越來越認同現實中的不幸了，以致於對夢中的不幸心有餘悸。 我們越來越屈服于現實中的威脅，以致於提起它便不由得深惡痛絕。 這是人類的悲哀。我們因此返回了先人的時代，把勝利的希望寄託於對泥塑的詛咒之上。 但現實不允許我們只討伐夢境，因為迫近的危險已危及到我們的生存。現實同時也給了我們一個契機，這個機會已經過了漫長的等待。我們能夠繼續無聲無息地進入下個世紀嗎？ 有人說，看來厄運是註定無法擺脫的了。 我與友人常常談及這件事情。一位朋友笑語：這是本世紀給下世紀的一個無法改變的遺傳，基因已經這樣了，再好的手術也沒有辦法改變二十一世紀的先天性缺損。我說，我們不是還在二十世紀嗎？友人說，確切地說是二十一世紀的前夜。悲哀的語氣無以復加。 但美國真的值得我們產生命運上的敬畏嗎？應該看到它恰恰是逆潮流而動的。長期高高在上的優越感在失去了創造世界的自豪之後，變異成的驕橫，已迫使這個國家的民眾走向了孤立的極端。頂峰的無限風光，繚繞的煙雲使它不知不覺地向深淵靠近。“指點江山，氣吞萬里如虎”的豪邁已變成了一種虛妄，它的渾身充滿了破綻和致命的痼疾。 假如海明威沒有自殺，我們不知道他還能寫些什麼。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將無法超越他已創造的文學奇跡，甚至可能將會進行對文學的反動。無法戰勝纏身病魔的海明威也同時戰勝不了自己。人們或許能從那一聲震驚世界的雙筒獵槍的擊爆中，嗅出一個精神崩潰者最後給這個世界的最清醒的暗示。 但這個時代的美國在精神上已無法與海明威的時代相比了。 等待美國在最後一刻的清醒只能把自己置於一個無法探知危險什麼時候來到的險境。既然只有一個地球供我們生存，那麼唯有與之相鬥才能維護我們的生存之地，唯有共同的?喊才能迫使其清醒，唯有共同的反霸權行動才能使霸權主義失去土壤。 請重新審視那些曾被批判為“民族霸權主義”的聲音，它在另一個角度上是對世界霸權主義的有力反彈，批駁它只能為霸權主義尋找藉口，壓制它只能將世人的目光引向不實。幾個世紀的戰爭蹂躪已使民眾對戰爭深惡痛絕，所謂的“民族霸權主義”其實沒有土壤，那些異樣的逆耳的聲音只是為了民族覺醒。 警醒的、批判的甚至對抗的，應該是現實，而不是無中生有的，因舊有的恐懼蒙蔽了內心而生髮出的對覺醒者的言辭討伐。 何況這些聲音有許多並非是“民族霸權主義的”。 何況現實中真正成功地實施“民族霸權主義”的只有一個。 麻煩不斷的中美關係，其實說白了分歧就在於兩個字：利益。 從1986年開始的中國複關談判，迄今已有差不多10個年頭，這樣漫長而又反復不斷的談判在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組織暨現在的世界貿易組織的歷史上極為罕見。 在美國人以“強暴天下為己任”的直觀思維主宰下，他們的文化，他們的價值體系，他們的政治理念，他們的經濟思想，，無一不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從在聯合國內部“挑動群眾鬥群眾”，力圖“解雇”不那麼唯唯諾諾的加利秘書長，到“世界貿易組織”遲遲不肯接納中國為會員國，其根本原因就在於美國大家長思想的興風作浪。 聯合國就是一個很明顯而又實在的例證。過去的聯合國對於美國來說，差不多就是美國國會在全球的放大版本。略微上點歲數的中國人也許都還能記得，美國人曾經愉快而又傲慢地在聯合國大會上頤指氣使。很長時間以來，美國人對於自己大家長的角色基本是愉快勝任的，無論是出動“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還是成功地將中國排除在聯合國大門外達二十多年之久，美國人總把聯合國當作自家後花園，可以肆意妄為。毫不客氣地說，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聯合國幾乎在實質上等於是美國國務院的延伸或擴展。世易時移，美國人漸漸意識到自己曾參予創建並一度取得絕對權威的機構不再象從前那樣操縱起來得心應手。美國人開始對聯合國橫挑鼻子豎挑眼了，拖欠會費和鼓動撤換聯合國秘書長，威脅著要拒絕他們不喜歡的人參加聯合國大會。這是欲望得不到滿足時的撤賴把戲。大大小小的美國官員們提到聯合國時總是一臉的慍怒和不滿，這與二十年前美國人對聯合國“無微不至”的“關懷呵護”形成了何等鮮明的對比啊！ 當一隻五彩斑瀾的鸚鵡變得不再是那麼溫順聽話時，馬上就一口咬定它是一隻惡形惡狀的烏鴉，這一切再明確不過地暴露出以實用主義為內涵、急功近利為其表徵的美國哲學的全部底蘊。 我們如果願意對自己的思維模式作一點小小的修正，就將會極為驚訝地發現，美國資本占多數的世界銀行，美國人擁有廣泛發言權的世界貿易組織，這些形形色色的以“世界”自居的國際機構，從很大程度上來說根本就是美國政治經濟霸權在全球的濫觴。 很長時間以來，全世界似乎都在有意與無意之間贊同或認可了美國政治經濟霸權在海外的表演，當中國人心急如焚地高喊著要與國際慣例接軌時，其實面對的卻往往是西方世界所一手規定的“秩序”。中國人在艱難地走向下一個世紀，首先面臨的其實並不是自身願不願意融人世界體系的問題，而恰恰在於這種體系的公平合理程度應當受到質疑。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拋開我們思維中合理的懷疑成分而去妄談與國際慣例接軌，這本身就是一種對自身利益不加維護的盲從行為。 西方世界對於中國的認識和詮釋從來都具有很大的隨意性，一方面對於中國的貧窮落後津津樂道，一方面在中國申請重返關貿總協定組織時又言之鑿鑿地聲稱，中國業已成為人均年收入達4000多美元的國家，因此必須以發達國家身份重返關貿總協定組織。事情過去很久以後，我至今都還清晰地回憶起當年採訪生涯中難捱的一幕場景：一位頭髮灰白的北京市民聽到這則美式廣告後一臉的氣憤：“好傢伙，咱一覺醒來成了年收入4000美元的人啦！” 中國人均收入4000余美元的新提法，來自於世界銀行剛採用的購買力平價計算方法，這其實是西方世界欲圖修改自己“規則”的又一鮮活例證。 要說美國人對中國的貧窮狀況一無所知，這肯定不是事實，強迫中國成為發達國家的“洋躍進”的原因只有一個：中國的人口和市場太龐大了，因此很有必要盡一切可能在接納中國之前，為目前所能攫取和今後準備攫取的利益作好鋪墊。 圍繞著中國是否為發達國家的爭執和糾纏其實不是問題的癥結，更為重要的是：美國人清楚地看到，每年就最惠國待遇問題進行審議已更多地帶有做秀的味道，美國人手中的牌已經越來越少，在這種蒼白的心境下，如何更直截了當地大規模佔領中國市場，才是縈繞在他們心頭的現實利益問題。 自由貿易當是目前人類經濟活動中最為理想的境界，普天之下有誰能不為自由貿易“鼓與呼”呢？美國人扛起的自由貿易大旗固然在空中獵獵作響，然而這種“高舉”的吃力姿態總讓人不那麼放心。在這一點上，美國人可以說是吃透了林彪哲學思想的精髓：高舉著“自由貿易”這杆大旗，而行壓迫貿易自由之實。美國人在心裏說：我作為“旗手”就是自由貿易的捍衛者和領導者，我就是對自由貿易精神最權威的解釋人，哪個國家敢於不聽號令，就是自由貿易法則的破壞者。 中國市場的進口關稅毋庸諱言是比較高的，如果一定要說這是貿易保護主義的行為，那麼我們也不打算否認這一點。不計後果的無條件地緊跟“自由貿易”的大旗，事實上只能造成對中國民族工業的極大傷害，其後果毫無疑問地將數以千萬計的中國勞工的利益受損為代價。 在這一點上，我們應保持清醒的認識。 中國領導人在將訂貨合同交給法國空中客車飛機公司時，說過這樣一句意味深長的話：被排除在世界貿易組織之外，並不影響中國與法國人乃至與世界各國做生意。 如果美國人繼續以不平等貿易待我，那麼，我們應考慮在適當時候做出選擇，比如繼續把大宗貨物訂單交給美國以外的國家——或者更為明確地說，給那些支持而不是阻撓中國加人世界貿易組織的國家。 今年10月份，中國談判小組將赴日內瓦，參加新一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我們應當在心理上作好充分的準備，預防美國人層層加碼式的談判要價。 學會自我保護，其實對於中國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乘坐“空軍一號”越洋而來。他的“空軍一號”就是波音707。這使一直使用國產和蘇制飛機的中國航空界大開眼界。為使與美國合作有一個良好的開頭，中國當年訂下10架波音707。 也就是從那個時代起，美國的廣告開始進入中國，中國人瞭解到美國的發達，認為美國的東西就是好，連美國的月亮也是最圓的。 從1972年起，波音飛機逐步升級，從波音707到777，24年中，中國從美國西雅圖波音公司採購回252架波音飛機。美國人自豪地稱，在中國每小時就有100架次波音飛機起落。 這其實是一個慣性。中國的傳統中，有愛與老客戶做生意的習慣，並非在這個世界上，只有波音一家公司可以打交道。以波音公司的胃口，他當然希望在中國的天空上，所有的飛機都來自西雅圖，也就是說，希望中國航空市場每年20億美元的採購單都交給波音公司。 正如美國的月亮不是最圓一樣，美國的飛機也不是最好的。我在這裏不再提波音777的隱患，即從美國對中國的政策考慮，我們的空中市場也不能完全讓美國壟斷。這涉及的面非常廣，培訓、維護、售後服務、零配件支持等只是一方面。但可怕的是，如果哪一天我們的天空中所有的飛機都來自一個對中國始終抱有敵意的國家，中國又對本國航空業越來越依賴美國技術的做法不加檢視，這種壟斷只會令人不安。 飛機的貿易只是一個比較外在化的現象，也許我們開始並沒有考慮把空中市場交給美國，但隨著購進的波音飛機一架一架地增加，無意中就讓美國壟斷了中國的空中市場。我認為，作為發展中的中國，在引進先進技術上，必須放眼未來，將各種可能的因素考慮進去，在某一個領域的設備和技術，切忌被一個國家壟斷，尤其是對中國抱有敵意或者成見的國家，我們必須小心謹慎。用中國的老話說，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無。阿英兩國的馬島之戰中阿根廷敗於臭火的彈藥，海灣之戰伊拉克引進的防空預警系統被美國竊裝了病毒晶片，這都是令人痛心的例子。 我們提倡和平，但是，假如我們受到無理挑釁，而不得不進行戰鬥的話，遇上上述這種情況，時間就太晚了吧？ 但我看到了一個好的跡象，“空中客車”的引進，以及達成的一份多國合作、在中國聯合制造100座“空中客車”的協議，無疑可以視為美國在中國空中市場壟斷的時代宣告結束。此舉既是對美國政府打貿易戰的一個回敬，也是反壟斷的一大成果。這樣，在中國不僅有波音的飛機，有麥道公司的生產技術合作，還有歐洲“空中客車”的技術合作，對於提高中國民航及飛機製造能力，都極為有利。 在沉悶的中國出版界，《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如同在其間投入炸彈一般，引起了巨大震撼。 直言不諱的、帶著嘲諷味的、具有愛國主義色彩的論證反映出中國天安門事件後的年輕人的強烈感情。自它出版發行以來，一個月內就銷售了十萬冊，這也使該書作者迅速成名。隨意的、時而睿智、時而尖銳的指責，體現出富有反叛精神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學生們內心對政府在對美國政策方面的不滿、憤慨與失望，以及對中國所取得的成就的日漸增強的自豪感。 這本書由張藏藏、宋強、喬邊和另兩位未署名的共五位作者在三個星期內完成的。《南華早報》採訪了其中的兩名作者。 現年32歲的這兩位作者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同班同學、兩人中無一人是共產黨員。儘管宋曾經當過共青團員，現在他自稱是一名佛教徒，宋是他家鄉重慶一個地方廣播電臺的節目製作人，中國文學專業畢業。 張辭去了中國某文聯的工作，創辦了自己的公司。該公司現在正著手翻譯一系列現代法國文學作品。張是一位元說話速度很快的、好辯的詩人，已經出版過詩歌與小說集，他最近的一部小說集叫《每天淹死一個兒童的河》。《說不》這本書由中華工商聯合工商出版社出版發行，書價為人民幣19．80元。 問：你們的書是怎樣得以出版的呢？ 張：寫這本書是由我提議的。蘇聯解體後，西方國家竭力推行其19世紀、20世紀初的那一套方式威嚇中國，因為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將共產主義視為鬼魅的西方人士自然仇視中國，然而中國既非南斯拉夫，也非蘇聯。 問：你認為西方國家抨擊中國人權狀況對嗎？ 張：事實上，我們自己對中國的人權狀況也不甚滿意，然而我們不能對中國的客觀條件視而不見。我們只有這麼一塊土地和這樣一個不夠發達的經濟，因此國家不得不優先考慮生存和發展，人權必須以這一現狀為出發點。我認為美英對這一問題的論點是空洞無物的，中國西北、東北和西南地區有許多人依然吃不飽，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能不優先解決生存與發展問題，例如我們不得不採取計劃生育這一應急性措施。如果約翰·梅傑是中國領導人，他敢允許每個人想生多少孩子就生多少孩子嗎？ 西方對我們有偏見，我們應當知道他們不是我們的救世主。中國必須自力更生。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人權狀況必然會引起改善，這就是我們所想的，也正是這本書能獲得成功的原因。 問：你為什麼對美國那麼不滿？ 張：我認為美國文化是一種世界末日文化。我常說比爾·蓋茨，他在電腦方面是驚人的天才，但在其他方面相當弱智，他可以在下個世紀當上美國總統，我的意思是那時美國文化中再也不會有什麼高深的東西。 問：比爾·蓋茨和微軟公司怎麼了？ 張：我相信電腦比核武器更危險，它限制了生活中的各個方面，這會危及我們的民族利益。美國能通過電腦網路把它的觀點與價值論強加給我們，這是一種網路侵略，所以你喜歡的話，可以稱我們為“新義和團”。 問：在書中，你說“讓我們焚燒好萊塢”，為什麼你那麼憎恨好萊塢呢？ 張：好萊塢影片比法國影片差得多，我想是對它說“不”。我偏愛法國和義大利電影，我認為新的浪潮在法國。很長時間內，我們是西方文化的大力支持者，我們仍然在盡力向西方學習，我在大學裏唯讀西方詩歌。 問：你認為外國政府在對中國施加壓力使之與國際行為準則保持一致方面錯了嗎？ 張：我覺得對伊拉克的制裁的受害者只是伊拉克人民。另外，美國在文化、新聞、經濟和軍事諸領域動用暴力。你肯定已經注意到了，西方認為我們應當按他們的規則來遊戲，而一旦我們幹得很好了，他們又會改變他們的規則。這公平嗎？不。 宋：是的，當黃種人掌握了西方的規則並且表現出色時，白種人就改變這些規則，就像他們在乒乓球比賽中所幹的那樣。西方人是真正的膽小鬼。 問：西方壓制的結果是什麼？ 宋：西方只想控制中國，為什麼不讓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的一種試驗地而存在呢？不要認為你們制裁中國政府，中國人民會高興。我極為痛恨目前的這種趨勢，即一名學者只有親美才被認為是持有正確的政治觀點的。我寫這本書是為了喚醒中國人民內在的某些東西。 問：哪些東西呢？ 張：以人權為例，我想問西方人士一些問題。英國曾向中國出售鴉片．並挑起對中國的鴉片戰爭，這是對中國人權的極大侵略，但我從未聽說過任何來自貴國的道歉。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大規模殘酷地侵略中國人權，然而至今，它依然在竭力為它的罪行辯護，不作出足夠的歉意，他們無權談論人權。據說在香港，課本在提及鴉片時只將它解釋為“特殊的材料”。 問：你認為英國正試圖在香港問題上欺負中國嗎？ 張：我想看到香港有更多的民主並且我知道那兒正在進行一個直接選舉。但我想問你，如果你想給香港民主為什麼不在過去的150年裏給它？為什麼偏偏在你要離開的時候給？ 根本問題在於你們認為大不列顛的利益高於一切，而我們關注的是中國的利益。如果你把這稱作極端民族主義，那我只有接受。麥克米蘭說過：“沒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我的一個英國朋友對我說英國確實認為中國分裂對其有利。他們確實想看到一個不是那麼強壯有力的中國。他們認為臺灣、西藏甚至內蒙古、新疆都應該從中國分離出去。很多日本人也持這種觀點。 問：你認為美國在剝削中國嗎？ 張：不，我不覺得美國在剝削中國。我們欽佩美國的商業。我們渴望美國的商業，我認為中國在中美貿易中也是一個受益者，因為我們向美國也大量出口。但我寧願不要最惠國待遇，因為我覺得美國採取的很多行動：如銀河號事件(美國攔下並搜查了一艘涉嫌向伊朗非法運送武器的輪船)和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會一事，這些都傷害了中國人的感情。 問：你怎麼看待現在正在舉行的這場奧運會的進行情況？ 張：從現在正在舉行的亞特蘭大奧運會開始至今，所有北京的老百姓都認為美國人真是操蛋。多年以來，亞特蘭大就因治安不好而臭名昭著，那為什麼還選它來主辦奧運會？既已當選為主辦者，為什麼不把工作幹好點？為什麼像炸彈爆炸、交通阻塞都會發生。 答案就是美國人已經暴露出無能的一面。看看美國電視轉播的奧運會你就會明白我說的美國“新聞暴力”是什麼了。當報導美國對中國及美國對古巴的排球賽時，電視只顯示出美國球手是急樣扣下球又是怎樣令人難以置信地救起險球，與此同時觀眾席上傳來大聲喝彩；而當對方得分時，情況是如何的古怪湊巧。但結果是美國隊兩次都被打敗了。 媒界想操縱觀眾情緒。這表明美國缺乏大國的風範。奧運會暴露了美國人的貪婪，也粉碎了美國無所不勝的神話。 問：你們不是在掀起民族主義的情緒嗎？ 宋：不，我們對此並不害怕。我們不是狂熱的民族主義分子。我們想要吸收更多的成熟文化而不是自我封閉起來。經過十來年的思想解放，我們應該在中國建立起自己的文化。我不認為民族主義是個威脅，相反，長期地否認我們的民族傳統倒是(威脅)。現在的問題在於我們的民族主義還不夠強，我們有的倒是民族虛無主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