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題目是為著那些游走於中國之外的同胞們而寫的——不管他們是身體還是心靈游走於外。這兩者的性質可能截然不同，也可能互為交融，也可能本身就互為遊走——如海外的中國人常常比本土的中國人更愛著戀著中國，又如本土的某些中國人比異族人更為切齒痛恨著中國。 一天我給重慶的王老師打電話，他告訴我，原單位收到了一封寄給作者們的署名“××市一群青年”的信，大罵我們是“小丑”、“法西斯”，並公佈了他們對我們的判決——“處死”。我跟王老師笑駡了一陣“小毛賊”；他們的律動和不安分就跟藏藏與我當年在校園裏的活躍一樣。——“都是我們玩剩下的”。不過這回他們甭想，甭想我們在出版物中跟他們較勁，他們甭指望我們會推薦發表這封信，借此增加驚險色彩從而滿足他們的某種欲望。對，對，對！因為我們“害怕真理”。我因此又想起了另一些人。我在北京的日子裏，心情是忽晴忽陰的。我經常凝神那些紅雲底下的屋頂，想著那些屋頂下的中國人——也許在他們的學成之年，他們就開始憤懣著中國，他們的年齡越高，孩子越大，他們的憤懣就越固執越強烈。他們的憤懣情結不可能因筆談和辯論而化解——就像一種信念下可能在酷刑下瓦解—樣，他們以厭煩的神色打量著走進屋裏的我，賴哩巴嘰地搖頭。用一種寧靜得幾乎要飛升的超然玩著電子遊戲機，我不禁寒戰著從他們身邊遊開。但有時天氣極好、朋友的消息極頻的時候，我又猜想那些屋頂下的中國人，他們也許跟我一樣普普通通，毫無姿色，也許平時也有憤懣，看到一件事情便罵：“中國的事情沒辦法……”但每逢嚴峻的答案必須填寫“是”與“否”，他們又像全約好的一樣填寫同樣的答項。——其實我們對中國人的奢望莫大於此了。就橡一株平時全是骨朵的花樹，即使一年只開一次，一次一個鐘頭，我們也認定它是花而不是覃子—樣。不要太苛求中國人，再苛求一分便不免招致嫌疑了。——我吃飽了撐的，去招惹人罵？ 但一位旅美學者突然破口大駡一個中國女孩子是“精神娼妓”，我已覺得這已不是什麼“苛求”或有失風度了。 這位女孩子在“美國之音”裏纏綿而濃情地抒情：“每當我坐在草坪之上，看著湖水和嬉戲的小鴨，心裏就懷念起受苦受難的中國人民……” 旅美學者聲音平靜地點頭說：“兔崽子，兔崽子，對嗎？”我只得連連點頭。是啊，能怨別人罵她？“難道中國沒有草坪？難道中國沒有湖水？難道中國沒有小鴨？”旅美學者問。我也笑著歎—口氣，為我這位山東老鄉感到羞愧不已。很快我發現我自作多情了，就跟她的自作多情一樣——悲我們頭頂上的天，憫我們這群沒有草坪、湖水、鴨子可玩賞，同時又在“受苦受難”的愚昧小民。 她這毛病也真是難改呢。 我們不能因那些人由於不認同祖國政府而跑到國外而稱之為“漢奸”、“賣國賊”，即使他們擺出了同祖國情斷義絕的姿態。不能否認，有時候中國人對他們很嚴厲，我們很容易把那些具有叛國嫌疑的舉動籠統地概稱為“漢奸”、“賣國賊”。如某人跑到了外國大使館，馬上有人寫信到電視臺：“一定要抓住他，可別讓這個賣國賊跑了……”，僅單純憑著跑到外國大使館或以非法手段跑到境外來判定一個人是不是漢奸、賣國賊，是粗暴且不準確的。這個概念比較複雜，可以進一步研究。有關的話題還是讓別人去說吧。——但是，不能回避，結果可能是悲劇性的，在未來的中華民族與異族的利益衝突中，某些人士的處境將是無比尷尬的。也許在未來的衝突中，沒有必要特別提起他們，沒有必要為他們內心的立場而將國家之間的鬥爭遷怒於他們。許多中國人關心著他們，甚至他們還有這樣的魅力：一旦他們發言，我們會在百忙之中聚了神帶著感興趣的心情去聆聽。那麼，作為他們的親友、同學、學生、遙感者的中國人，實在是有必要對他傾注一下專門的關心的。 但如果都像那位女士一樣，擺出一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神氣，徒招駡名也只能是活該。四川話說：做得受得，屆時誰能為你擋駕？如果說真的是那樣，不管你的“政治正確性”動機是多麼的純潔，或你言辭上的轉圜餘地有多麼大，不管你的理論結構是多麼繁複——可以最終上升到一個“善”的結果。但那個時候的中國人民就不管那麼多了，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這就是非常時期的非常尺度。當心成為“非常尺度”的犧牲品，戰時被處死的間諜嫌疑犯，很少聽說有法院為他們翻案。民族抗衡時期的非祖國論者，也難指望歲月會為他們平反。 即便按你們的“政治正確性”設身處地的想一想。請允許我對前景做危險的估計，如中華民族同異族處於戰爭狀態之中。——我們可以多想一想歷史的教訓。法國殖民者所扶植的墨西哥皇帝馬克米西雷大公，他仁孝純厚，全身心地愛著他的新祖國墨西哥，並盡可能地施仁政，然而墨西哥合眾國主權政府仍毫不猶豫地將其處死了——那場面是令所有的人道主義者悲痛的。但歷史定了性：甘為異族馬前卒，顛覆主權政府，下場只能如此。也許有人拿一戰時期的左派社會民主黨對“保衛祖國”口號的嚴厲批判來做為佐證，但這有不同，而且是大大的不同，左派社會民主黨是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也就是說：它是作為一種國際力量來反對所有交戰國政府的。中國也有同樣的例子，張學良將軍發動中東路事件，同蘇聯軍隊發生衝突，而中國共產黨內的王明們卻鼓動中國工農“武裝保衛蘇聯”，這種無視民族感情的舉動自然遭到中國各界人民的反對。 逆人倫天理而動的冒險家，自然被人民視為漢奸賣國賊，這就是人民的歷史觀，人民的最樸實的政治正確性。 兩種“政治正確性”，哪一種該讓位？這是很明顯的道理。 喬邊曾說：極端民族主義不可取，民族主義還是應該要一點的。當越來越多的盤問和追究加諸我們的時候，我們禁不住變了一種腔調——一種起初我們聽起來也有點陌生的腔調。“我們不伯別人說我們是極端民族主義，”我們說，“因為我們長期所看到的，是極端的民族虛無主義。”民族虛無主義的全國性大合唱——當初也有我們的聲音在內。這個我們要在《我們的回憶》裏提到。當然我們不可能低級趣味到那種地步：就像“五四”後回國的吳宓等人給熱情支持“德先生”“賽先生”的學生們潑冷水一樣，他們的做法是，我們從西方剛回來，我們什麼不知道，告訴你我們的發現——不如咱！假如我們以同樣的腔調說：“我們在那個陣營裏呆過，我什麼不知道？告訴你：會不是那麼回事！”——那麼我們這種庸俗透底的作風，用不著別人來噓，我們自己都要先啐自己一口。 一旦民族主義或者類民族主義的情緒在中國出現，就會招致那麼多警覺和不安的反應。這更加堅定了我們的樹立直言不諱的民族主義態度的決心。 我們應該從那種模糊的、需要澄清的、類民族主義的狀態中發展我們的民族主義。我認同西方的冠以我們“新民族主義”的稱謂，應該認同“新”，應該推舉一位有著良好學問的人給這種新民族主義的一種界定。 新民族主義會是什麼樣子的“主義”？ 我感覺到它應該從這幾個方面來探究界定的可能。 其一，它不應是那種對本民族成員絕對無條件認同的“原始民族主義”。如河西族的人同河東族的人駡街，圍觀而至的一群河西族的人看到了，不深究此事起因，也不管本族的人有理沒理，全體一聲吆喝：“打丫頭養的！”石塊磚頭棍棒齊上，再對奄奄一息的河東族倒楣蛋踏上幾腳。簇擁著他們的同胞英雄：“沒吃虧吧？走走喝酒去……”這種“原始民族主義”非常類似於中國漢族的“省際歧視主義”。因此說：這樣的義無反顧的“民族主義”是有害的，甚至是會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 其二，順理成章地，考慮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狀況，應將歷史、民族文化以及民族的一切因素考慮在內，尤其是需要將國家主義的因素考慮在內。國家因素的介入會使新民族主義的內涵變得開拓和有理性色彩。 其三，這新民族主義應作為知識界的思想意識加以剖清的，必要時，它應求教於宗教界、新聞界、經濟界、文學藝術界，它將來應傳達於一切有關的領域，並做為一種意識和流派而長期存在下去。一旦外國的一切方面的威脅成為嚴峻的事實，新民族主義應有這樣的潛力，即它能夠成為一種有序的運動。 其四，新民族主義應強調它不是知識份子集團或某種社會利益階層的使卒，避免走三十年代民族主義文學運動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為黑暗勢力幫忙的老路，它應呈現它的民主追求和對國家繁榮富強的進取心。因此，堅決抵制因民族主義而衍發的盲目的排外、閉關鎖國，防止造成中國回到左傾路線的老路子的後果。我想，這應當是當代的、世紀之交的中國新民族主義的最大、最鮮明的特點，這一點應是新民族主義的靈魂。 總的前提應該是回歸，我稱之為“中國人的回歸”。 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包括“後海外華人”)已經認識到：只有靈魂不再游走於中國體外，作為個人才有全面發展的希望。有一個老作家、老記者，作為一個著名的現實主義者，他已經認識到了游離中國體外的痛苦。他有一個著名的比方：他說他認為過去他只說出“百分之五十的話”，而這“百分之五十”卻有百分之百的中國人聽；而現在他可以說出“百分之百”的話了，然而會有百分之幾的中國人聽？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作家的悲哀。 一個跑到海外的人在“美國之音”中談到他每當經過中國領事館的心情。他講到：每當看到五星紅旗，心中湧動著的話是——“那面五星紅旗還是我的五星紅旗……” 這就不能簡單地看作是一種失語了。 同樣的，這也不能簡單地看作出走的浪人“看到了野菊花”時的思鄉之情。思鄉是另外一回事。 相信這句話勾起了許多海外或境內的中國人複雜的感受。 這話出自一個通緝在身、從理念和情感上憎恨現行中國的人物之口，應該是有很大說服力的。 曾經有一個中國少年合唱團訪問奧地利共和國，演出地點是前奧匈帝國皇室的故宮。這一天，來了一群中國人——他們都是“六·四”那一年跑出去的。他們找到領隊，要求為合唱團的孩子們做一點事情。他們同孩子們一起聯歡，並為他們預備了飯菜。——細心的孩子們發現：這些大哥哥、大姐姐們吃的是合唱團吃剩下的東西！臨別時大哥哥、大姐姐們無法按捺自己，淚水滂沱地和少年合唱團的孩子們擁抱在一起了。 難道他們的哭泣是因為孩子們又要回到“苦難深重”的祖國嗎？歷史上曾有許多政治鬥士出走他國，但自近代史以來、從未有任何的去國者像今天的“鬥士”們這般，精神上如此寂寞困苦。 我絕不是僅僅從一個人道主義者的角度同情他們的處境和困頓的。 應該這樣來界定當今中國建設所需的“精英”(如果“精英”一詞尚未成為禁區的話)：他們不再僅僅是叱吒風雲的“啟蒙”分子，他們應該由更多更廣泛的有建設價值的人才組成，他們有企業家、國防專家和軍事領導人、有法學家、能源專家、大壩建設者和貿易談判專家，這個“精英”階層將更廣泛更有真才實學，他們將為中國的穩定、中國的繁榮、中國的強大做出切切實實的貢獻，並因此成為人民的楷模、人民的英雄。這個“精英”階層必須摒棄那種類型的人——那種以駡街擅長、沉湎于自己都明知無法楔入現實的理論家的思想。信奉伯恩斯坦說的“運動就是一切”的煽動家，他們可能比敬畏命運的人更瀟灑，更能吸引那些不安于平凡生活的中國人的心。但他們沒戲，就像張藏藏帶話給那些“亡國奴”論者的，“你們若有希望，我就是王八蛋”。 應該回歸中國，從中國的人文、中國的欲望、中國的勃勃上升中找到路軌，這才是中國人的價值所在。 陳立夫先生曾經提出：兩岸應在中華文化的基礎上實現統—。 這個觀點應給所有回到中國立場上的同胞們以啟示。 我不想再含糊掉“中國立場”的基本內容，中國的立場——應是堅決反對國家分裂的立場，不管這種“分裂比統一好”的見解有多麼高超深邃。柴科夫斯基說：“我願做俄羅斯的鄉巴佬。”我也願振臂表態：我願做死心塌地的支持大一統的“中國鄉巴佬”；中國的立場——還應是堅持反對中國“大亂求大治”的立場，即使是從激進主義的角度看，戊戌變法百年之後中國的再次大亂，將使中國永遠喪失成為超級大國的機遇。 這應是每個中國人心中的“最低綱領”。 七月底，我告別張藏藏、宋強和喬邊，從北京獨自回到南方。這個季節天氣悶熱，旅途格外疲憊，車過河南，便見到沿途遭受水災的景況。在河南與湖北交界處，鐵路曾被沖毀，有的路段仍在維修，列車到此，車行緩慢。最令人驚駭的是武漢市郊五裏湖一帶，那兒仍是一片汪洋，大水之上，只見大樹的尖梢，房屋的紅瓦。在鄂州一帶，也見到農民冒著酷暑在洪水退卻之後的水稻田裏收割殘餘的莊稼。農民們背部曬得烏黑油亮，他們穿著短褲，戴著草帽，艱難地，一穗一穗地把洪水留下的稻子收割起來，這景況令人敬佩又感動。 越往南走，災情越見嚴重。心情也跟著沉重起來。在北京，也曾看到關於南方水災的報導，但怎麼也不如眼見這樣觸及心靈。 我在北京做自由撰稿人已經兩年了，生命中經歷了許多，此番回鄉。是想著好好總結一下這兩年來生命歷程中的一些東西，並與出版社有約，寫作一部有自傳色彩的長篇小說《流浪京都》。返回故鄉去寫作，一是躲避都市的喧囂，再則也能逃脫記者沒完沒了的干擾。 又見到青山綠水，又嘗到家鄉的風味，又聽到親切的鄉音。山中小鎮上，天空明淨，月兒又大又圓，白亮亮的，充滿南國的詩情畫意。我安排好寫作計畫，並準備抽空去天臺山打獵，再到九橋水庫釣魚，爾後會會過去的文朋詩友，敘敘別離之情。我相信在家鄉這樣的世外桃源裏，既可以按計劃寫作，又能夠養憩一下流浪生活給我的創傷。 打開筆記本電腦，一個字一個字地敲起來。然而，旅途所見的災情卻無法排遣，腦海裏老是閃出一片大水。地方上，大家也在談論災情，電視、廣播、報紙也連續不斷地報導搶險救災的消息。這些消息擠迫著人的心情。一些朋友也到抗洪前線採訪，我們這兒離長江只有56公里，離大冶湖只有20公里，雖然未曾遭受水患，但很多人已經開始準備抗災工作。礦山工人黃昏時聚在門口納涼，也議論著這場罕見的水災。我有時也加入他們的議論，我發現礦工們對時事非常瞭解，他們關注身邊的災情，也瞭解湖南、安徽、江西、貴州、廣西等地的災情，他們甚至還談到政府就水災申請國際援助一事。 這天黃昏電視新聞聯播過後，礦工們照例聚在門口納涼，他們光著膀子，搖著蒲扇，不時揮趕著嚶嚶嗡嗡的山蚊子，大聲地議論著什麼。聲音之大，給我的感覺好像他們是在吵架。我走過去，卻原來是在譴責橋本。一個礦工說：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一個國家比日本險惡、卑鄙和無恥了！你看看，那個橋本首相去靖國神社參拜的神態，跟一個匪徒差不多。另一個礦工說：日本人是狗改不了吃屎，我們對他們那麼寬容，又是友好鄰邦，又是一衣帶水，怎麼就是打動不了這幫強盜的心，雜種，老子有機會跟他們幹仗，非跟他們拼了不可。礦工們越說越氣憤，全然忘卻了三十幾度的氣溫和肆虐的山蚊子。 東條英機是橋本龍太郎的先人麼，操，他是要繼承東條英機的遺志啊！又一個礦工用蒲扇啪地拍死腿上的一隻蚊子，憤憤地說。 我們應該向日本索賠，以民間的名義！礦工們越說越火，日本人沒法讓人寬恕。這天我恰好沒有看電視，我驚異他們怎麼忽然在一起異口同聲地譴責起日本人來。我問：橋本龍太郎怎麼了？一礦工：說：唉呀，作家，你沒有看電視？橋本又去參拜靖國神社，為他的老祖宗招魂了。 我一時無言以對。對於日本這個國家，中國人的態度我曾經有過一種淺薄的見解：仇恨日本人，富歡日本東西。但隨著深入認真地思考，我發現中國人的心中有更複雜的層面，在日本人侵中國犯下滔天罪行這—面，中國人對日本是仇深似海，永遠刻骨銘心；在長崎、廣島民眾遭受到原子彈打擊這一面，中國人又對他們充滿同情，民眾畢竟是無辜的。就連中國老百姓看了日本電影《望鄉》，也曾灑過淚水。而去年東京地鐵歐姆真理教徒施放沙林毒氣，中國老百姓也為那些無辜者捏一把汗。有時候我想，中國人的寬容和善良，在對日本這個國家的態度上表現得最完全，最徹底！ 中國人的寬容和善良是否錯了？也許是。 我記起了讀書時老師的一句話。當時我們除了在《平原遊擊隊》、(地道戰》、《地雷戰》這些電影中知道日本鬼子殺人如麻以外，對日本國是一無所知。我們老師評價日本時說：日本是一條咬了人又遭人痛打的惡狗，他們咬了人，決不肯承認咬了，然而挨打的痛，卻牢記著，不時要吠幾聲，以表示委屈。現在想來，老師的話千真萬確，我再出找不出比這個比喻更形象更貼切的形容了。 要說明的是，黃石大冶這個地區，是日軍侵略的重災區。日軍在這裏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因為大冶礦產資源豐富，開採至今已有三千年歷史，現在也有數萬礦工。日本在侵略戰爭中，需要大量的鋼鐵，所以在這個地區，他們為掠奪資源而殘酷鎮壓老百姓達到瘋狂的程度。我不用復述那段歷史，因為在日軍侵華時期，在任何被日軍佔領的地方，他們都有過相同的獸行。我僅舉一個例子，日軍在大冶鐵礦周邊，對老百姓採取連坐制，即中國軍隊襲擊了日軍，發生地靠近哪個村莊、就把哪個村莊推平，將整個村莊的人殺絕。 夏天的燥熱隨著夜色降臨漸漸退去，山風徐徐吹來，但礦工們的氣憤不消。他們中有一位八路軍烈士的後代，他對我真誠地說：古清生，我讀過你一些作品，不怕惹你生氣的話，你寫的很多東西儘是關於你個人的小痛苦，小感情，你能否寫一部控訴日本人的書？我是不會寫，如果我會，我要寫出《辭海》那麼厚—本。 這位礦工的情緒感染了我，我想告訴他，我與朋友已經合作寫了一部書。已經上市了。但是，話到嘴邊，我又忍住了。我想起在我路過武漢時，有位朋友對我說：你們那本《中國可以說不》還應該再深刻一些。我認真思索一下：朋友的話確實不錯，我們沒有必要有所保留。 一連數日，我的心情怎麼也平靜不了，寫作無法進入。那位八路軍烈士後代的話總在我的耳邊響起。是應該寫一部有關抗日的書。想到這裏，我驀然心中一驚！像抗戰、八路軍、新四軍這些詞，除了在紀念抗戰50周年時提過，平日裏誰還想起它來？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似乎只記得款爺、老闆、市利和發財這些詞，我們不記得抗戰，反倒是日本政界的那些人，時時不忘他們那些犯下侵略罪行的先人。我不知道日本那些人在怎樣教育後代，但是，我害怕在不遠的將來，我們及我們的後代會忘卻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忘卻南京大屠殺和日軍在大冶掠奪的罪行。 但是，值得欣慰的是，這些普通的礦工們。他們卻沒有忘記。他們不是國家公務員，不是知識份子，他們太平常了，平常得像礦山上隨處可見的銅草花，他們卻記住了民族大義。雖然他們的憤怒只能在如此的納涼聚會中宣洩，然而，這又是多麼質樸和真實的感情呢？於是在心中忽然說出一句：橋本，你也太惡劣了一點吧？你連我們這些普通礦工的和平心情也攪亂了，他們剛剛還在為江南水災憂心忡忡，卻又被你橋本的惡舉氣得怒火難消。 這些礦工，中國的產業大軍，他們的心境是如此明白，沉重的勞動並沒有使他們的心靈麻木，比較起來我有些慚愧不已，也有些欣慰。 也許這個八月註定我們不能過上好日子，水災、橋本參拜，這兩個不搭界的事物令我們傷了財物和感情。緊接著，是亞特蘭大傳來的消息。中國運動員在美國受到極不公平的待遇及遭受美國廣播公司的惡意攻擊、污辱又令我們氣憤難平。 百年奧運盛會，中國運動員盼望已久，中國人民也盼望已久，我們希望在奧林匹克精神下，公平友好競爭，賽出成績，賽出風貌，賽出世界人民的團結。但是，美國人的不友好令我們驚愕了，那些天我的電話不斷，一位元投身商海的朋友打電話對我說：怎麼會這樣？那麼多錯判顯然是故意的，這個奧運會看了叫我心堵，我把預備慶祝奧運會勝利閉幕的兩瓶大冶勁酒從窗口扔出去了。 血同一宗，情同一脈。我何曾不是這樣想的？我還記得在奧運會期間，去抗洪區尋找一位元朋友，看見受災地區的老百姓，他們在臨時搭起的居所門前擺起電視，一邊是滔滔洪水，一邊是淹沒的家園，可是他們仍不忘奧運會。他們並不一定都熱愛體育，但他們喜歡看奧運會這是鐵的事實。無須諱言，他們最關注的，當然是中國體育健兒的表現。他們希望看到中國健兒取得好成績，希望看到五星紅旗在亞特蘭大升起。這種感情，全球皆同，不會有一個國家的人民例外。他們看得很感動，也看得很憤怒。 亞特蘭大奧運會，美國人給公平打了折。 無理。無知。無情。老百姓無法理解，我的朋友無法理解，我也無法理解。百年奧運不和諧的音符，除了給美國人留下一筆不光彩的寫照，給奧運史塗上一記污點，給中國老百姓一把怒火，還會有什麼？亞特蘭大，馬丁·路德·金的故鄉，你的子孫有辱你一世的英名。 八月，我的桃花源生活之夢被攪亂了，在青山綠水的家鄉、我仍無法安靜，也無法進行寫作，更沒有心情進行打獵和釣魚，我離開北京，卻仍找不到安靜的地方。水患是上天的安排，這無法抗拒。但是，日本和美國那些人為的、有意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惡舉，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傷害則無處不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桃花源，在這樣的山中小鎮，也不例外。 聽許多友人講，臺灣一些與我們一樣大的青年，在讀了《說不》中有關臺灣的言論後，有些受不了。認為自己沒招誰惹誰，打從出生後就面臨著隔離的現實。大陸不承諾放棄武力解決臺灣問題的方針和《說不》“不惜流血”都要制止分裂的言論，使這一代沒有經過戰爭的年輕人感到極度委屈和驚恐，他們認為現實在迫使他們承擔“不該承擔”的責任。 持這樣的觀點的人還有一部分認為，當年共產黨把蔣介石“趕到”了臺灣，現在還要“威脅”著打他們，搞軍事演習，實在有些承受不了。 隨著《說不》引發的大陸、港、台、澳及全球性探討的深入，這個問題越來越凸現出來，成為大陸和臺灣青年都在廣泛思索的一個問題。 說起臺灣，就不得不追溯歷史，因為任何把歷史割裂開來的想法都是極不負責任和不現實的，也就更無足於解決這一個問題。 也正是基於歷史的教訓，臺灣的獨立與否，才成為中華民族存亡興衰的關鍵問題。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李鴻章赴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該條約“割奉天沿邊及臺灣一省，補兵餉二萬萬兩及通商蘇、杭，任機器洋貨流行內地，免其厘稅等款”，被視為亡國先兆。引動康有為“公車上書”之舉，近而引發全國保台狂潮。 臺灣雖小，但割地辱國所帶來的危害之大，卻不是一言所能概述的。正如康有為所言：“竊以為棄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國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舉。”現在讀來，仍鏗鏘在耳，隱痛於胸。 “何以謂棄台民即散天下也？天下以為吾戴朝廷，而朝廷可棄台民，即可棄我，一旦有事，次第割棄，終難保大清國之民矣。民心失離，將有土崩瓦解之患。《春秋》書梁亡者，梁未亡也，謂自棄其民，同於亡也。故謂棄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日本之於臺灣，未加一矢、大言恫喝，全島已割。諸夷以中國之易欺也，法人將問滇、桂，英人將問藏、粵，俄人將問新疆，德、意、日、葡、荷皆狡焉思啟。有一不與，皆日本也，都能必驚。若皆應所求，則自啖其肉，手足腹心，應時盡矣，僅存元首，豈能生存？且行省已盡，何以為都畿也？故謂割地之事小，亡國之事大。此理至淺，童愚可知。而以議臣老成，乃謂割地以保都畿，此敢於欺皇上，愚天下也。此中國所痛哭，日本所陰喜。而諸夷所竊笑者也。” 康有為的慨慷陳詞，把臺灣割讓給日本所帶來的危害分析得透徹入骨。而事實也正是：日本佔據臺灣五十年，中華民族分崩離析了五十年；臺灣被淩辱了五十年，中華民族內憂外患了五十年。臺灣的興衰是中華民族興衰的縮影，它的存亡也是中華民族存亡的關鍵。 孫中山領導的民族革命之路將中國導向了排除內憂外患的道路。但由於這場革命的領導人的“精英”特質，註定了它關注而又遠離大眾的實質。從海外尋求真理的革命者沒能將他們的理念與中國民眾的現實理想成功地契合，最終導致了國民黨越來越與民眾相脫離甚至背離的現實。這種兩個極心的相互排斥、逃逸，被毛澤東等一代起自民間、深深體味到歷經戰爭和剝削苦難的勞苦大眾樸素理想的中國共產黨人所體察，並將其與共產主義理想進行了很好的結合。就民眾基礎而言，共產黨是註定要勝利的，也正是因為這個基礎，抗日戰爭結束後的全面內戰中中國共產黨取得的勝利，實質上是“人民戰爭”的勝利。 也正是因為這個基礎，國民黨退守臺灣是它本身當時背離民眾的結果。因此“共產黨把國民黨趕到臺灣的說法”是不正確的。實質上中國共產黨也沒有如此“先知先覺”，在戰略擬定上就把國民黨“規定”在臺灣。因為中國共產黨既然能做到這一點，那麼她完全可以做到先取得臺灣。事實上國民黨的全面潰敗，或者說崩潰，快得連中國共產黨都覺得有些意外。過江戰役計畫之詳細、縝密就可以看出這一點。而此時，最清醒的可能反而是蔣介石，迅速的潰敗和軍隊的倒戈或者不堪一擊(要知道，國民黨軍隊的裝備可比共產黨先進得多，開始打內戰時的人數也比共產黨的多)，使他看到自己和所領導的黨派是多麼嚴重的脫離了大眾，一方面放出劃江而治的風，一方面早就做好退守臺灣的準備。 退守臺灣後，與其說國民黨在做著反攻大陸的準備，倒不如說是為了防止大陸的進攻。蔣介石開始了國民黨從未有過的內部整肅和教訓總結，營建民眾基礎可以說是國民黨吸取的最大教訓，臺灣青年與大陸青年完全不同的歷史視角可以說是這個教訓吸取的負面結果。 朝鮮戰爭可以說是幫了蔣介石的忙。國民黨甚至在這段時間積極地投入了反攻大陸的戰前準備，而此時，中國共產黨開始了謀求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戰略方法。 尼克森訪華的成功，將國民黨反攻大陸的夢想基本破滅了。國民黨開始了全面發展經濟的道路。這是國民黨順應了臺灣民意的結果。 但不管是尼克森前還是尼克森之後，臺灣作為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第二個戰略堡壘的作用，都沒有失去，只是隨時勢的不同而顯現和隱匿罷了。臺灣所處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她在太平洋地區的重要性，對美、日在戰略上牽制中國，擴張自己的政治、經濟、軍事目的十分重要，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在中美聯合公報擬定時，美國堅持向臺灣出售防禦武器，就是為了實質性地武裝這個基地。這次出動太平洋第七艦隊對中國在海峽搞的演習進行所謂的“監視”，並非出自什麼維護地區和平的目的，而完全是出於自己的利益的需要，借勢為炮製“中國威脅論”尋找由頭，以增加與中國談判中討價還價的籌碼的。 這裏我們來一個假定，探究一下臺灣獨立後，它的去向相對中國人的傷害。 康有為所分析的散台民而散天下的結局是必然存在的了。這是西方發達國家表面上都不太願意看到，實際上在他們的戰略中最後一個“下下策”方案所早已考慮過的了。美國和日本會趁機以盟國的身份將再一次“臨幸”臺灣，而大陸必須佔據附近的島嶼，臺灣海峽的正常航運就可能因此難以為繼，反而造成東南亞和太平洋地區的不穩定。民族的難兄難弟在因外夷的“臨幸”所造成的煎熬中被迫處於對立狀態，臺灣和中國的經濟夢想將被迫破滅，由此引發的種種苦難將因此再次“臨幸”中華民族的頭頂。而這一局面，就是那些引導台獨的人造成的。 從這個假定來看，臺灣的“獨立”，實質上是一場有害於中華民族的獨立；是投入別人懷抱的，將受到別人歧視性待遇的“獨立”；是以為別人手中的工具和軍事基地為代價的。時局的動盪將使臺灣想做二戰後的日本的資格都沒有，更別提西方發達國家因此開始的對中華民族的又一次淩辱了。 那時臺灣青年的“受不了”，將比現在聽幾句大陸青年發自內心的言論更為現實和殘酷，也根本不是“受不了”所能夠表達的心靈上的迷失和苦難。臺灣青年將因自己錯誤的選擇成為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說不》所言的“不惜流血”，與其看成是一種豪情宣言，還不如看成是對未來可能導致的悲哀的悲憤警醒。一個曾經倍受淩辱的民族，在今天還要被迫發出這樣的吼聲，對此實在是應該深深思考一下的了。 《說不》所言的，相對於中華民族，臺灣的從屬地位的問題，同樣值得再細細交待一下。 現實中的獨立表現，有一個是被台獨分子經常引用來證明臺灣由民眾表決決定走向獨立的合法性的，這就是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獨立表決。表像上看，兩者很相似，都是一個國家的一部分決定是不是成為一個獨立國家。但分析一下，二者卻又是有截然不同的性質。 魁北克是個法裔居多的省份。由於殖民的原因，加拿大許多省都是有這種各自的獨立的特性。加拿大的國家利益因此與其他國家的國家利益都不同。比如法國的國家利益，是法蘭西民族利益的政治體現，而法蘭西民族利益是不允許它的某一個省脫離它的。再拿日本來說，九洲島的脫離將牽動整個大和民族的利益，它因整個大和民族的否決而不能走向獨立，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大和民族、法蘭西民族、中華民族都是在歷史中逐漸演變成今天這個樣子，它的每一部分就像身體的軀幹、四肢一樣，是自然生成，相互聯繫，不可分割的。而加拿大就不具有這個特性，它每個移民過來的民族相對地集中於某個地區的現實，決定了它的國家構成，是北美大陸擺脫殖民控制，由每個地區在協商後的表像拼湊，歷史融合的時間很短，因而它某個地區的獨立與否，與其他地區沒有民族和歷史的淵源。假如加拿大早建國一百年，它或許會因為形成了一個主流文化特質和信仰，並在此基礎上形成較為統一的國家利益，而否定這種行為的。 一個是解構，一個是割裂，本質上具有很大的不同。 另外，魁北克最終沒有獨立，也正說明加拿大經過二百多年的融合，已形成了統一文化雛形和內在的聯繫。這種內在聯繫已經在民眾內心構成了一個整體，迫使他們導向了相互依存的選擇。 世界走向大同的基礎是民族的合和，一個民族的分裂是對世界潮流的反動，是對民族自決這一概念的歧意性引用，民族自決是一個整體的民族自決而非局部的策動。正如把身體的某一部分割裂一樣，臺灣的獨立只能造成一個民族的殘疾而不能實現民族整體的健康發展，因為一個殘疾民族是無法列入強國行列的，更是無法為世界大同做出貢獻的。獨立後的臺灣，將來還得面臨一次民族局部回歸和民族整合的過程。走這樣的彎路，被耽誤的不光是中華民族，而是整個世界。 回到現實中，還可以有另外一個思考提供給我們，假如中國大陸聽任了美國及西方的無理要求和安排，按西方指定的道路走，還有臺灣問題嗎？我想，是不會有的了。但這又是另外一個關於中華民族存亡的問題了。 三月共軍(原文如此——編者)演習引來了美國航空母艦，中共便策動塵封已久的民族主義來自衛。同時，共軍演習也使更多的臺灣民眾認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只是中共的統戰口號，更有一部分人憤而圖以臺灣民族主義對抗中國民族主義。 但是，當中國悲情遇上臺灣悲情時，結果又如何？ 《中國可以說不》的作者宋強宣稱，對於臺灣人民這種“迷航”，需要用“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意志來導撥一下”，而當美國軍艦逼近“中國臺灣省”時，大陸人民應該“不要忌言‘準備打仗’”。 而在臺灣，國家政策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員指出，臺灣對抗中國的地理(指臺灣海峽)和物質條件遠遠優於芬蘭對抗前蘇聯的條件，但為什麼臺灣人總感覺到難以抗拒來自中國大陸的威脅，主要的原因就是“臺灣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北京一名臺灣研究學者發現，三月共軍演習後，臺灣民間的確出現“以中國民族主義對抗中國民族主義”和“以臺灣民族主義對抗中國民族主義”的兩種完全對立的輿論。他特別指出，臺灣部分領導人最近頻繁指責大陸有過激民族主義，同時強調臺灣本土教育的舉動，令大陸方面懷疑臺灣領導人正在暗助“以臺灣民族主義對抗中國民族主義”的輿論。 無獨有偶的，八月九日的北京《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切不斷的血脈》文章批評說，李總統在淡水國小發表“臺灣以往過度強調大中華的教育觀念，讓我們的學生受害甚深”、“狹隘的民族意識觀要重新調整”．等言論，是“企圖從教育入手，切斷臺灣與中華文化的血脈聯繫，讓臺灣地域文化完全西化……以便為其分裂祖國打下思想、社會、文化基礎。” 然而，就像臺灣民眾不易體認百年來飽受列強欺淩而產生的中國悲情一樣，大陸年輕一代過去並不關心臺灣，更不瞭解臺灣，只是當美國軍艦駛近臺灣海峽時，直覺地認為“臺灣要作為美國的不沉航艦來圍堵中國”，因此得用“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集體民意來否決一下”。 對於這兩種悲情一旦衝突所可能造成的悲劇，必將摧毀“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世紀”的夢想，乃至如毛澤東所說“中國被開除球籍”，北京方面已多少有些察覺。例如一名早在五十年前就加入中共的大陸台籍人士，前年回臺灣探親後返大陸，曾提出感言指出，臺灣年輕一代因為兩岸長期分隔，事實上早就不存在什麼“中國統一”的想法，根據中共的標準，早就符合“隱性台獨”的條件，對此，中共必須設法爭取，而不是威脅恫嚇。這位人士更不苟同《中國可以說不》書中的偏激觀點。 可見部分大陸人士對於臺灣悲情產生的歷史背景，也有相當理性的認知。或許就需靠這種理性的認知，來根除類似三月間“中國人威脅中國人”的不當行徑，進而實現“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承諾，最終達到“中國人幫中國人”的境界。 一、李登輝，李比爾？李太郎？ “總統”閣下宣誓當選“總統”以後，大約是考慮到職位到手，有美國的庇護，自己便大可以不必考慮祖國統一問題了。 所謂的臺灣獨立，稍有頭腦的人便可以看到，如果獨立，也只能是由美國炮艦守護下的一塊殖民地。假設這樣，臺灣也不是獨立的臺灣，而是美國的第51個州，臺灣當局就是中華民族的罪人。 然而，即便有美國做後臺老闆，臺灣也不可能變成巴基斯坦、新加坡。美國能夠永遠支撐起臺灣島嗎？也許現在臺灣當局有這個信心，然而，我建議李登輝回憶一下，日本帝國主義在佔領臺灣時，是如何的不可一世？英帝國佔領香港的時候，又是如何不可一世？在當年誰能夠會想到，他們都有拱手交回中國領土的這一天？ 事實勝於雄辯，這個世界上，沒有哪個以這樣那樣的方式侵佔他國領土的帝國可以不敗。 美國現在支持臺灣，出售武器，開出炮艦，號稱保衛臺灣，阻撓中國統一進程，這舉動表明了什麼呢？臺灣當局對美國的依賴又表明了什麼呢？我們只能夠這樣分析，臺灣在客觀上已經淪為美國的殖民地。沒有美國在軍事上和精神上的支持，臺灣當局恐伯沒有今天的固執。 李登輝在接受日本《產經新聞》記者採訪時信誓旦旦地說，我在選舉時告訴大家說，不要慌，是空包彈，不必擔心。言語中，似乎充滿著自信。然而，這種自信是可悲的。是看准了是一場演習，還是覺得有美國在後面支持呢？大約都有。那麼，就這兩種情況而言，是不值得如此自信的。如果真的朝著台獨的路上走下去，或許有一天，落下的將不是什麼“空包彈”。 接著下面的談話，便顯露出李登輝的願望了。李登輝說，我不認為臺灣人民應該是“民國的公民”或者“國家的公民”，而應該是“國際的公民”才對。要成為“國際公民”，臺灣要有不同形式的生活內容，不同的思考方式，不同的行為態度。只有這樣，臺灣人才能以“國際公民”的資格受到普遍的尊敬。 這段話顯示出李登輝要走台獨的野心。 其實，李登輝不論想做什麼公民，都不可能走出一條新路，無非是在美國的庇護下討生活。這個所謂“國際公民”，實質上就是美國公民。但是，是等外的，這未必能夠真的受到“普遍尊敬”，如此這般迂回曲折，不如明白地說，要讓臺灣集體加入美國，成為美國公民。美國公民或許比“民國的公民”更受到普遍尊敬，但想必李登輝也清楚，這是一種妄想吧？因為李“總統”在談到與美國的關係時，直言不諱地說，美國與日本之間是有安全保障條約的，而我們完全沒有這種條約的保障。出言之際，不免透出了幾分哀傷。 回想起去年，“總統”登輝先生以私人的名義去了趟美國，那時是何等的榮幸！的確，這趟差得來不容易，對美國也幾可感激涕零了。但“總統”先生心裏也有幾分數，知道美國這不過是想從大陸這邊爭點兒讓步玩的一個小花招，也不是真對“總統”有了“普遍的尊敬”。 不要對美國抱有太多的幻想了，世界局勢在變，這種變化並非對“台獨”有利。對於美國的霸道。連最密切的歐盟國家都感到不滿。反美浪潮已經波及全球，這將會使美國對自己進行認真的檢討，重新考慮它在國際間的作為，連自己將來的行動都拿不准，何以能夠作為堅實的依靠？萊克在最近訪問北京時重申，美國不支持“台獨”，也不支持臺灣加入聯合國的立場。此言是假是真，無法考證。但這種話李“總統”閣下也不妨聽聽，單聽到有利於己的許諾，恐怕也是個“空包彈”，未必“見響”。但無論如何，將中國的事情，引入外人來參與，總不是令中華民族光彩的一件事。 統一是必然之路，唯有這條路臺灣可以走得通。如果李登輝不予理會這一點，則是對臺灣真正的不負責任。“總統”也別老念著美國航空母艦的庇護，也不要考證自己是否有日本血統，臺灣也並非你一己所有，它是中華民族的，如不想做民族的千古罪人，就朝著祖國統一的路上走，實行一國兩制，既保護了臺灣民眾的利益，也完成了統一大業。 二、不要“以官逼民”、“以政逼商” 李登輝出爾反爾，在8月14日的國民大會會議上宣稱，“我們必須重新檢討以大陸為腹地建立亞太營運中心計畫的主張”，並開始限制臺灣企業向大陸投資。此舉既顯示出李登輝作為政治家的狡詐，在騙取臺灣民眾的信任之後，忽然180度的大轉彎，把說出去的話又收回來，也看得出李登輝在增進兩岸經濟發展建設上的承諾是虛幌了一槍，玩了個花招。 李登輝的這個講話之後，立即導致臺灣股市竟相拋股，使股市銳跌89個點。這充分表明，李登輝的倒退已經使臺灣民眾大面積的不安，並產生對當局的不信任心理。 李登輝何以忽然在對大陸投資問題做起文章呢？外界評論，李登輝此舉是想把這當作與大陸進行談判時的一種武器。我們當然可以這樣認為，這是李登輝在情急之下，亂抓一著，拿出限制投資來要脅大陸一把。但這個要脅是無效的，仿效克林頓的經濟制裁於今天來說，在談判桌上根本不能成其為武器。 但是，它傷害兩岸經濟利益是實實在在的。舉觀今日世界，對中國投資是不可逆轉的世界潮流，世界各國均在中國大陸爭奪市場，無論美國、日本、歐洲，還是東南亞國家，均看好大陸的投資市場，臺灣的眾多企業，也在向大陸投資中獲得成效，在這樣的關口，關閉臺灣向大陸投資的渠道，確實是不借犧牲眾人利益來抬高自己身價的行為。 臺灣企業投資大陸，從1980年起，至今已達三萬家，資金達200億美元。這些企業在投資大陸時，均獲得各種免稅及其它優惠待遇，從而確保了投資的高回報率。對於缺少資源及勞動力的臺灣來說，這是臺灣企業獲取發展的良好機遇；對於資金需求量與日俱增的大陸來說，也是一件相當好的事情。起碼，這種投資是雙方的需求，並非只得益一方。李登輝此舉，是不顧及民族的利益，拿經濟建設當遊戲的不負責任的行為。 然而，李登輝有限制，臺灣眾企業必定有反限制。臺灣BZW證券有限公司的部門經理本傑明·陳針對李登輝的新政策說，要是政府不批准新的專案，臺灣當地公司可能要通過海外公司對大陸投資。滙豐銀行在臺灣的一家公司的負責入湯瑪斯·錢指出：政府可以推遲臺灣企業對大陸投資進程，但無法阻止他們在大陸投資。這些話也許是李登輝不願聽到的，但是，它確確實實反映出了臺灣企業界的心聲。貽誤商機，大約李登輝不心疼，但是企業並沒有為某個政治家殉葬的義務。 在這裏必須要敬告一下李登輝，在當今這個全球經濟競爭愈趨激烈的世界，不妨在大中華這個名義下，實現兩岸經濟合作。大陸、臺灣、港澳一道攜手發展，建立一個大中華經濟體系，這足以使中華民族繁榮富強，實現孫中山先生未竟的遺志，讓中華民族屹立世界民族強林。 不容置疑的是，中國必須加強海軍力量，以保證祖國海疆不受侵犯。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我國有300萬平方公里的海洋專屬經濟區，到下一個世紀，我們應該以海洋大國來定位。 在近現代史上，我國所遭受的侵犯，除沙俄帝國外，其餘均隔海而來。冷戰結束後，我們所面臨的敵視和危險，也仍在海上。不必諱言，我們在很長時間裏過多地考慮保衛陸上國土，輕視了海上的威脅。以致于我們的海疆不斷遭到侵犯，這與我們這樣一個獨立的大國地位是不相稱的。 我們的海軍力量應該有多大？我認為，應該保持能夠在南海、東海和渤海同時打三場中大規模海戰的力量。同時，應該建立一支快速海上反應部隊和一支超級巡洋艦隊，海軍要逐步從沿岸海軍走向海洋海軍。否則，在未來遭受敵國的海上威脅時，我們會處於被動，甚至海疆不保。即使是在現在，我們在海上已經受到多方面的挑戰。日本右翼勢力公然藐視我對釣魚島的主權，入侵釣魚島非法安設燈塔等設施，這種挑釁已經向我們發出了信號，他們在窺視中國的領土和領海。越南、菲律賓諸國，不僅冒犯我領海主權，入侵南沙群島進行石油開採等侵略活動，並破壞我海上領土主權的標記。對此，中國政府應該正告那些侵犯南沙群島的國家以及打著與某國合作開發幌子的第三國公司：儘快放棄行動，中國人的忍讓是有限度的，不要鋌而走險，見利忘義！ 在加強海軍建設過程中，中國海軍必須建立一支至少擁有三至五艘航空母艦以及相應支持的艦隊。這是極為迫切的任務，寧可再裁減50萬陸地部隊，也要擁有自己的航空母艦。目前，周邊國家中，俄羅斯、印度、泰國已擁有航空母艦，日本和韓國也正加緊裝備自己的航空母艦，中國對此絕對不能等閒視之。最起碼應該在1999年以前解決這一問題，結束中國在二十世紀沒有航空母艦的歷史。 優先海軍，加強空軍，維持陸軍軍事力量，國防建設應該有如此考慮。在未來，中國的防務重點必須偏移海洋，不能僅僅滿足於被動的海岸防衛。目前，美國軍事力量已經從韓國、日本、臺灣、菲律賓等國家和地區對中國大陸形成一個隔海的半月形包圍圈，一旦美國窮兵黷武，勢必從海上對中國大陸實施攻擊。沒有足夠的海軍力量，無法保證祖國不受侵犯。而我們的東鄰日本，近年來軍國主義復活抬頭，未來的日本何去何從，不可預料。但從甲午戰爭以來，日本犯我的狼子野心不死，我們不能不對這個侵略成性的國家嚴加防範。所以，我們必須有一支足以封鎖日本通往阿拉伯半島的海上航道的軍事力量，在日本犯我時切斷日本的石油輸送線。與此同時，我們要遏制日本本島的海軍力量的增長。二次大戰表明，日本並非僅僅陸軍強大，他們更是依靠海上力量打響了太平洋戰爭，並使強大的美國海軍在珍珠港及菲律賓海域受到了重創。 另一個不無擔憂的問題是，日本有過與德意聯盟的歷史，戰敗五十年，仍然尊歐崇美，背對亞洲國家，其情其景，與歷史何等相似！今天的日美防務條約，其間隱含了世人所不知的東西有多少？如果時局變遷，一旦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完全左右日本政局，而美國鷹派執政，是否會演出歷史的另一章？ 我們承諾不侵犯別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在未來動盪的國際局勢中，我們防範海盜的彈藥應該充分備足，滿清和民國的歷史悲劇，是決不能再度重演的了。 1996年6月16日。當中外記者雲集北京外經貿部大門外，夜以繼日地跟蹤中美知識產權磋商的每一個細節時，我的思緒越過黑壓壓的人群，幾乎是在一種極偶然的狀態中突然撞到這樣一個問題：我們是否也有必要跟不依不僥的美國人乃至西方世界談談我們的知識產權問題？ 1995年6月北方某市一家外資企業與當地一家名牌國有企業下屬單位簽訂一份合資協定規定：一、中方企業立即及永久停止製造及出售與外商投資企業所製造類似或以任何方式相競爭的產品；二、中方企業立即及永久停止製造、促銷、交易或出售帶有“金雞”商標或裝璜的任何產品，同時中方企業應正式及不可撤銷地把自己的“金雞”牌商標轉讓給外資企業，且中方企業自己無權再把該商標許可他人使用，即使許可也不能收到任何費用……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個不平等條約，然而該外商控制的企業卻以中方企業違反合同為由日前訴至法院，要求法院主持“公道”。同時中方企業還以顏色，以不平等條約及侵犯知識產權為由向外方提起反訴。 這是一個典型以合資為名侵犯中國知識產權的案例。 近來，中國內地關於利用外資與中國名牌保護的爭論非常熱烈，其中一個焦點就是中國名牌商標價值，在合資過程中有意或無意被嚴重低估或漏估。如華北某市一個很有實力的名牌產品合資時只估價500萬元，而該產品成名之前光花在廣告方面的推銷費就達一億多元。中國洗滌行業的名牌商標現幾乎全被外商吞食，而其中許多是以低價或無償形式被奪走的。 中國知識產權被涉外侵權的另一種表現是中國的出口產品或著名商標在境外被侵權。中國的一些老字型大小馳名商標常常遭外國商人搶注。如天津市非常馳名的“狗不理”商標及店名在日本被大肆仿冒。 許多出口商品尤其是名牌商品商標在進口國被仿冒或搶注現象嚴重，主要集中在玩具或紡織品及一些農副產品上。上海一家名牌電池在美國不僅被冒仿侵權，且最終還被仿冒者趕出了美國市場。中國的一些專利技術被侵權更為嚴重。由此中國的一些企業或政府不得不每年要花費大量的人力或物力，進行產品的更新換代，以免失去傳統的出口市場。 他們就是這樣“保護”中國的知識產權的。當美國人在談判桌前頤指氣使，大肆攻擊我們的時候，我們的部門領導和企業經營者難道就沒有從中感悟到自己的意識差距？為什麼不從追求短期經濟效益的行為中擺脫出來，聯合起來去對簿公堂？為什麼不派出代表參加中美知識產權談判，向政府積極地提出建議？ 或許有人在期待建立起一套保護名牌商標的知識產權法律。但在它還沒有建立之前，面對美國咄咄逼人的攻勢，我們那些受到侵害的企業是否有必要聯合起來，向美國提出控告？ 我看是絕對有必要的。 這官司不僅該打，而且要打得沸沸揚揚，打得在保護知識產權的行動中掌握主動，才能真正保護我們的知識產權。 蘇曉康的聲音通過美國之音傳了過來。已沒了當年充沛的激情。論述問題時也盡引用些別人的觀點，說明他在思考。也許在國外這幾年，現實與理想的差距太大，以致于極富思辯色彩的他也有些無法把握的感覺。不知這一陣有沒有思索出什麼來？ 與許多妄加評議者相同、蘇曉康亦屬沒有看到《說不》就加以評論的一位。也許是語言及環境上的差異，在國外頗有些不適。美國之音一找，便急惶惶地逮著這次機會，對風傳在大陸爆發的“民族主義狂潮”評論幾句。 他引用某教授的觀點說，現在大陸的民族主義“已經從防禦性轉為進攻性了”。說某教授最近用了好幾篇很有分量的文章來論證了這一觀點。儘管中國的民族主義實質是防禦性的，但歷史上的民族主義沒有哪個是純防禦性的。上個世紀以來的閉關鎖國洽洽是沒有民族憂患的結果使然。本世紀上半葉乃至中葉全世界的民族主義解放運動，都具有“進攻性”外征，不進攻何以解放？怎麼現在才變成了“進攻性”的？你去問問孫中山先生，先生不用幾句“奴隸道德”、“軟骨頭”罵你才怪，或許不屑罵，冷笑幾句趕走了事。 回頭再問一句：中國的解放何以實現？何況也不是“最近”的事兒了。 蘇曉康這樣說，只不過是“民族霸權主義”的另一個罵法兒，是“中國威脅論”的另一個腔調。被別人所利用，可悲得緊！我們的祖宗從誕生的那一天起，沒欺負過誰，也沒對不起別人過。所有的“進攻”也只是針對那些妄圖或者實際加害我們的行為進行的。這種貌似理性的論調，其實嚴重“忽視”甚至背離了正義。正是正義之劍曾導引我們以最終的不屈換取了民族的解放，並在今天就許多詆毀我們人格、國格的行為予以反擊。告訴你，我等小民的“進攻性民族主義”攻的就是這些找不見自己魂魄的人。中國的強大對你在外面呆著也是有好處的，是為了不讓別人拿下眼皮瞧你。也許你正是怕中國真的強大了，否定了你自認的“唯其如此，中國才能強大”的理想之路？個人理想與國家現實，孰重孰輕、孰對孰錯，先分清了再說。中國人已經等不及你探究明白，就已經決定走向強盛之路。還是趕緊與現實契合一下，再尋找一下自己的理想之路吧！ 罵我們是“民族霸權主義”者，最近成了風尚，多少有點兒那些“娼妓嫖客，殺人放火騙錢以及一切鬼混的人”，乘有餘暇，搖頭歎息“人心日下”的感覺，讓人哭笑不得。本來，就學術問題探究一下本是極其正常的事，可是一些入以自認是中國未來走向的唯一明晰者而自居，當他們發現中國國民的覺醒與他們認定的覺醒背道而馳時，一種斷了根基的慌恐感使他們不知所措。在沒有認真體察的情況就輕率地放言加以否定，行文論語姿態與當年大唱“全盤西化”並無二致，蓋是離開母語，加上漸入年事，思維已然固化所致。 蘇先生說：中國大陸這股民族主義思潮中，有一種叫做“羨憎交織心理”在作怪。再翻一下資料，這個觀點又出自法國社會學家格林菲德之口。大意是：一方面企羨先進，想效法它；另一方面又恨先進，想打倒它。 我們是很羡慕先進，而且羡慕得不得了。我們所羡慕的先進，包括先進的技術、先進的思想、先進的生活方式，我們恨不能一下子就先進起來。可我們痛恨的不是這些先進，而是附著在先進之上的干涉別國內政、歧視性政策以及由先進所引發的道德上的墮落和腐朽文化對我們的浸淫。正如我們說不，是為了更好地步入先進；我們說不，更是為了抵禦、反對那些先進所伴生的腐朽的、墮落的衍生物。 簡單的就跟我們使用電腦，但必須消滅電腦病毒及黃色危害一樣。另外，我們實現的必須是中國文化基礎之上的先進；保守一點說，在實現先進的同時，必須保持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部分，使二者很好的契合起來，而不是不加選擇地將來自于“先進”的一切東西統統接納。總不能因為要先進，就必須吃西餐、用刀叉、跟兒子爭奪同一個情人吧。 因為歷史的原因，西方先行掌握了所謂的先進。現在我們必須誠懇地向他們學習，但也不能因此認為先進是西方人的專利。它是人類科學文化所創造的共有結果，是共性而非個性。蘇曉康，確切地說應該是格林菲德的這個描述，並非反映了事物的本質，而是西方價值中心論的另一個翻版。我們對西方價值以強勢姿態否定其他文化的霸權實質的否定，招致了某些西方價值中心論的擁護者的反感，用一個“先進”的表像疊合來偷換實質，混淆視聽，其目的除了推銷西方價值外，再無別的新意。 署名阮籍的文章也用這個“心理”來分析《說不》。他說：“(《說不》)作者自述對西方從崇拜到否定的心理，正是這種‘羨憎交織心理’的反映。對於民族平等主義者來說，無論對發展上先進的民族或發展上落後的民族，均採取平等態度，該是者是，該不者不，無須像希特勒對待日爾曼和猶太民族那樣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 又一個貌似公允者。文章寫到這種地步，實在是該感歎一句“一代不如一代”了，就算這個“羨憎交織心理”存在，它本身的“矛盾”也不是否定或肯定一切的嘛。我們說不，正是為了尋求平等的對話，怎麼一聽到點兒不同的聲音，你就喊著不對了，甚至拿希特勒來聳人聽聞。這樣的論述反例證明瞭我們的警醒是對的：中華民族是個易出敗類的民族，這些敗類跟在為富不仁者屁股後面，狐假虎威，對不甘於忍受為富不仁者霸道行徑的同類予以謾駡和鞭撻，然後跑回主子那兒報告、討賞。 以這個“羨憎交織心理”為依據，有人進而指出“中國現在不准別人說不”。是的，對於強加於中國人民頭上的莫須有的論調以及無視中國現實的不合理要求和指責，你說中國人該怎麼辦！難道中國非得點頭稱“是”才對？我們的“不准”還只是抗議，西方的“不准”便夾帶著貿易、軍事、人權大棒紛紛而來，其間尊重與霸道的分別，想必大家都很清楚。 民族的崛起，必然引發對別的民族強權脅迫的抵禦。中國人願意在各種場合與其他民族平等對話，增進瞭解，而不願被圍堵，被不實的攻擊所傷害。中國人說不，也是我們在世界範圍內廣泛尋求我們應有的說話的權利。你們不是大唱言論自由嘛，那麼為什麼要詆毀這種聲音，用一些扭捏作態的造勢將我們的聲音進行變形、割裂甚至誣衊？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渴望交流，因為對中國進行不實攻擊的人一點兒都不瞭解中國，比我們瞭解美國的程度都不如；我們更希望的是民族平等的世界潮流，消除種族間的歧視與不公。投射到我們的文章中，我們不願意用各種理論各種心理來妄加猜度，貌似公允。因為我們所敘說的是我們自身情感的抉擇，將這譏為“自怨自艾”也正是不尊重別人的民族情感的有力映證。 不尊重也沒什麼，詆毀一些也無妨。只是奉送阮籍等人一句：你們不實的批駁在本來就有排華習慣的西方或許會煽動進一步的歧視，你們的黑頭發、黃皮膚、扁平的臉同樣會被“視”為華人，更何況你們無法改變的華人實質。 或許你們會“大義凜然”地說：為中華民族受一下冷落，接一塊磚頭是早就做好了準備的。 或許，正是你們“認識”到所謂的“民族劣根性是受歧視的必然”，怕我們的?喊陡然造成排華的西方人在你們身上的聚焦，你們才回頭抱怨、喝斥我們一聲，然後戴個發套，撲點白粉混入紐約的大街？ 因為我分明聽到了，他以一種西方人超然物外、公允有加的口氣說道：“沒有人反對中國可以說不，但中國也要學會能聽別人說不，中國不但要聽超級大國的超級大員說些什麼，也要聽聽世界普遍人民，本國普通同胞在說什麼。不要聽不入耳就以‘顛覆言論’治之以罪拒之門外。” 相對應的，你的每句話我都有一句送給你：我們早就學會了聽別人說不，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那天起，還可以更早些，我們聽出了那些隱藏在表像批評中不可告人的動機。超級大國的超級大員說歡迎你來大陸走走，多說幾句“不”。只是到時候我怕你承受不了對自身的否定。用魯迅筆下那個“迫害妄想狂”的一句話就是：“以前的三十年，全是發昏。” 另外，中國大陸長期的治狗措施很有效，兄當不必擔心“趙家的狗”，它是一隻可愛的舶來哈叭狗，也是軟骨頭的一類。 (美國之音19／821:00)《中國論壇》：我們今天來談談《中國可以說不》這一本書。參加討論的有兩位客人，第一位是目前普林斯頓大學中國學社主席蘇紹智先生，另一位是美國克萊蒙研究所亞洲研究中心評論主任康本(音)先生。 記者：這本書大家都已經看過了。作者說，在一些中國人當中有親美情結，還有奴隸心理，呼籲要抵制殖民文化的侵略，同時還指責美國對中國有陰謀；試圖組建反中國的俱樂部。蘇先生，在您看來，這本書是以事實為根據，還是某種形式的宣洩呢？ 蘇：這本書看來比較複雜，題目就叫“情感的結合”(估計是“情感的選擇”——編者注)，所以我認為這本書主要是這些作者發洩情緒。一位法國社會學家曾經有一種觀點，叫“愛憎交織”。就是說有些人對於先進的東西表示羡慕和喜愛，但是做不到，於是就產生了憎惡的情緒。我看這本書的作者在很大程度上是表現了這種情緒的。就主要的作者宋強先生來說，他說他從前是親美的，而且親到很深的程度，有美國情結，甚至認為美國是他的根。我過去在大陸教過大學生，也教過研究生。我還沒有碰到一個學生有這麼深的親美情緒。這倒使我覺得，他在過去中共這種教育制度下並沒有得到正確的認識，反而有了逆反心理。我看這本書有很多是片面的事實，他從片面的事實就得出一個相反的論點，就認為美國是中國最大的敵人，甚至說美國要阻礙中國的發展和進步。 記者：康本先生，您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康：我同意蘇教授的意見。這本書整個反映了一種感情的意向，實際上確實反映出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從80年代中期對美國的崇拜，對美國的生活方式全盤接受，到現在的一種抵觸的情緒，我覺得反映了這一代青年人中相當一部分人由於各種各樣的政治事件給他帶來的精神上的刺激和感情上的一些反應。從這個角度來講，這本書也有相當多的信息量提供給我們。就是說它是一個信號，這個信號對美中政策的研究提供了相當多可以借鑒的地方，也就是說，在1989年之前，整個中國的民意心態可以說是追求西方的民主化，追求西方的自由平等，特別是1989年以後這種情緒反應得更強烈。可以說，整個這一代青年是擁抱整個西方的價值體系和價值觀念。那麼到了今天，滋生了一些反西方主義的傾向，民族主義的傾向。這種意向和情緒的產生，我覺得是不利於美中關係順利和友好地發展。它的因素很多，剛才蘇教授談到，由於過去我們資訊的狹隘，由於宣傳輿論的控制。使得青年產生逆反心理，你越不讓我知道的，我越要知道，越要追求知道。那麼現在經過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美國的資訊在中國是可以輕易地得到，可以說是整個世界的大門是大敞大開的。根據我們的觀察，這些青年得到的美國各方面的資訊是很充分的，因為這樣他才能夠瞭解美國陰暗面的東西。從這個角度來看，由於在一些政策決策中，我們有些人缺乏對中國民意發展的準確把握，沒有把握這種民意的傾向，因此在我們對一些有關政治、經濟問題處理的時候。我們沒有採取一種柔性的外交政策，不斷來加強和促進這一代青年人對現代化的追求，對民主自由的信仰，而相反，某些政策上的失誤使他們的情緒轉向另一個極端。所以我個人覺得這裏面除了青年人本身的思想心理發展過程之外，也要對美國有關行政部門和決策機構在決策中的某些失誤做一些必要的檢討。 記者：中國的官方媒介好幾次提到了這本書，說它是中國民意的映射。請問蘇先生，這到底是反映了哪些人的意向呢？ 蘇：我看到香港《九十年代》就這一問題問了作者，作者說我們代表中國人民，代表90％的中國人民。我想這恐怕不是事實。因為從這本書所反映的內容來看，擁護它的人我想就是一般的比較年輕的、對於世界情況知道得比較少、缺乏分析能力的年輕的知識份子。據我瞭解，像學術界、理論界、新聞界，很多人對這本書並沒有給予充分的重視。那麼這本書在海外為什麼炒得很熱呢？我認為，在這本書出版以後一直到7月上旬，中共的官方新華社和中新社介紹了這本書，而且還傳聞說某些領導看到這本書認為不錯，很有理論水平，請大家多看看。於是，外國特別是美國就感覺到這本書是不是反映了中共官方的觀點並用這本書來制定政策的呢？因此很重視這本書。 記者：請康先生談談這本書到底反映了多少人的民意，能不能代表大部分中國人的民意呢？ 康：我覺得這本書的出現本身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現象。從民意角度來講，現在在中國做民意測驗已經有了不少的數字，《中國青年報》曾經有過一次民意測驗，說現在中國的青年人厭惡美國的情緒越來越上升。那麼我認為這只是一時的情緒，並不認為這是代表長久的或者很長時間的中國人對美國人的看法。 記者：這種一時的情緒是不是也代表了大部分人或一小部分人的情緒呢？ 康：我個人的估計和分析，不能說是代表了大多數人的情緒，但至少應該說比七、八年前有這種情緒的人有所增加。原固有多方面的，但是從總體來講，不應該代表整個理性的中國人民的思考，和對美中關係是整個世界格局中最重要的關係，以及美中關係的友好發展有利於美中兩國人民的利益這樣一些基本的思考。 記者：您認為中國政府會不會用這本書作為一種政治策略呢？ 康：我覺得他們會充分眾掌握這樣一種民意，並用這種民意向外部世界表明，即由於對各種各樣的問題的不同看法已經在中國內部產生了一些民眾的反映。從外交政策上來說，我想對美國的基本政策是不會改變的。因為整個政策的形成不是一年兩年，改變也不是一年兩年，那麼年輕人情緒的宣洩對它有所幫助，給美國的輿論界以及各界一個信號，那就是民問已經產生了這樣一種意向。 我們滿懷真誠地以為自己端給眾人的，是一小碟芥末，它未曾精心加工的純正而濃烈的氣味，會給不清醒的國人和自以為是的那些外國人衝衝腦、嗆嗆鼻、開開竅、明明目；給那些與我們有同感的同胞們順順氣，開開胃、提提神。 但在有些人眼裏，它成了炸彈。不負責任地說我們支持恐怖活動，說我們是幼稚的、非理性的，倡導民族霸權主義的。幸虧沒人說，我們是非理性的倡導民族霸權的恐怖主義者。大概這頂帽子太大，過分得不可思議，反對者便忍痛擱在自己的抽屜裏，等待時機再給我們或者別的刺耳的聲音如上。 帽子總得有人戴嘛。 但要看你扣得對不對。 面對一個民族沈默許久之後發出的、與西方國家的期待截然相反的聲音，國外表現出了比我們對本民族的生存和發展的憂患更強烈的議論。或者驚慌，或者憤然。這使我們不得不再一次坐在桌前，對認同者和反對者的心態予以勾勒和反思，也許因此，它將成為一個長期的工作。 時間首先檢驗了那些嘩眾取寵的、由割裂的輿論造勢所煽動的指責。一些媒體慣用的只取其一、不及其餘的剪接方法有意造成的誤解，隨著人們細心的閱讀、體察而逐漸剔除。只剩下了那些貌似公允，隱藏手法更深的不實指責還在時間的旋渦裏掙扎。 恐怖，不見了。 非理性，也沒了聲氣。 只剩下那個最險毒的，想將我們導入孤立的，並想就此為達到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製造依據的無理指責：民族霸權主義，還在那兒招搖過市。 石原勉勉強強強地以我們說“一衣帶水，同文同種”為依據，指責我們也就罷了。可憐、可惱的是一些曾經在中國生、中國長，現在卻想成為外國人的中國人，也急急忙忙地加入了這個惡毒討伐的行列。 行列前面站立的，赫然是我曾在學運中矚目過的蘇紹智。 蘇紹智先生發表于《信報》的《民族霸權主義不可取》一文，對《說不》揮戟而上，大肆攻訐。但縱觀蘇文，除了提出一個“新命名”外，一切都了無新意，更談不上有理論基礎。令人不敢苟同的是，蘇文三分之二的篇幅，幾乎是海外(特別是香港)某些報紙“小道消息”的再版和總匯。 幾乎所有西方媒介都在猜測本書是否有“官方背景”，蘇紹智為了顯示自己的智力卓絕，獨家發現在該書出版之際，七月四日的《解放軍報》與七月十一日的《人民日報》都發表長文抨擊美國霸權，於是認定，所有這些都是政府在背後操縱。那麼我問蘇紹智，前些日子，美國國家安全助理萊克訪問北京，中美關係顯示緩和、積極的景象，《說不》此刻出版，是不是顯得不合時宜？可以告訴蘇紹智們：《說不》的主要觀點在兩年前的《海外工商》雜誌上已然披露過了，且題目就叫《中國可以說不》。 蘇依舊以當年俯視民眾(因而在自己的內心中與民眾割裂)的姿態，“全面而公允”地說：“民族主義往往沒有被人們正確理解，包括《中國可以說不》的作者們。” 民族主義這個概念內涵十分廣泛，以至於每個關心本民族及人類發展命運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帶點這個色彩。色彩的濃淡與否，關鍵在於該民族乃至這個人當時所處的生存環境的惡劣與否。我們的觀點自有我們切膚的體會。對於這樣一個內涵廣泛的概念，難道非以“蘇氏民族主義理論”為准？而且據我所知，蘇紹智先生也不是專門研究民族主義的專家和權威，在這個概念上的博學程度不見得比我們高多少。說我們沒有正確理解，只是為能夠推導出我們本不存在的“民族霸權主義”提供鋪墊。 民族主義的出現，首先是作為一種生存原則而不是政治原則。政治上的民族主義只是一種表現，在中國現階段，是以愛國主義進行表徵的。事實上，我們正是在面臨生存危機的時候，才表現出這種原則的。它是果而不是因，是對美好生活的渴望被西方的經濟霸權、文化霸權、軍事霸權所威脅壓迫的結果。 蘇紹智因此指責我們說：“民族主義可能走向極端，即為了追求本民族的利益，要求犧牲其他民族的利益或者忽視其他價值觀，如避免流血、尊重‘國際法’、尊重雙邊的或多邊的國際合作協定等等。這種極端民族主義可以表現為狹隘民族主義、大國沙文主義、民族霸權主義。” 好大的三頂帽子！ 如果這就是狹隘民族主義的涵義，蘇紹智先生去國多年，是否對西方世界以自己價值觀去俯瞰萬事萬物的做法有所體察？《說不》一書出發點就在於反對種族霸權主義，如果這種反抗舉動也被蘇紹智冠之為“霸權主義”，那麼我就有理由這樣斷定，蘇兄就是那種“極想變成洋奴，且變成後很欣喜”的人物。 我們所呼籲的是平等的對話，並就其他國家強加於我們的無理要求說不。二百多年來，中華民族沒有犧牲過別的什麼民族的利益，反而是自己被迫失去了許多利益。就是今天，中國人在許多問題上還不得不遷就、服從別人，何談去犧牲別人的利益。 價值觀問題更是如此，濃厚的崇西方情結是我們這一代人曾經普遍具有的。我現在案頭上擺著的文學、藝術、理論著作，很少有中國的。從八十年代至今，我們研讀的，百分之九十八的是西方著作。被我們忽視的，恰恰是本民族的文化價值觀。隨著對現實的進一步切入，我們體察到自身的危機，包括價值危機。滌清自身彌漫的西方價值觀對我們的傷害，是價值危機所引發的自覺揚棄。我們否定的是自己。另外，西方價值觀中的實用主義、功利主義、虛無主義是不是該批判？這些不利於我們的民族發展的毒素是不是應該警惕？它失去了對人類終極價值的探尋動力是不是不利於人類的發展？接受西方價值就是對的，對它進行揚棄就是反改革，這種論斷太輕率了吧！以此來證明我們是民族霸權主義，這頂帽子扣得太玄了，就是偷換許多概念也不一定能扣到我們的頭上。 避免流血。這是每個人都具有的善良意願。比如兩個人打架，我也絕對會去勸和，與人為善是基本的道義。但我們說流血，是指別人淩迫我們的時候不得不為之的流血。 在中國人尤其是知識份子當中，由於西方價值論長期的淫辱，一些人對西方懷有莫名其妙的好感和媚崇。在他們的腦子裏，形成了一種被稱之為“西方政治正確性”的崇從意識，凡是西方的，都是正確的；凡是美國的，都是道德的。一聽到罵美國，就渾身雞皮疙瘩亂跳，急匆匆地出來為美國辯護，以為美國給的真是什麼麵包和牛奶。即便明白了美國給的是混亂和饑餓，他們也認定我們是應該被餓一回，亂一次的，渾然忘了自己的祖宗是誰，並將這種忘卻引以為榮。這種否定自身的洋奴意識，連“漢奸”都不如！“漢奸”還知道用“曲線救國”為自己辯護一下子哩。 失去了民族立場的、跟在美國後面指責中國違反國際法及國際合作協定的言論，也是這些洋奴心態的使然。把中國正在加入國際協定和國與國之間的一些還沒有達成協定的談判行為誣為違反國際協定，更說明這種心態的極端荒謬，同時他們也忘了：美國將軍艦開到臺灣海峽，為台獨勢力撐腰打氣，難道是按《國際法》行事？美國的《赫—伯頓法案》及《達馬托法案》難道尊重了世界貿易組織的原則？ 話說回來，中國經濟建設成就很大程度上正是基於尊重雙邊的與多邊的國際合作協定才取得的。最惠國待遇受益的是雙方，中國暫時從中得到的多一些，但這正是最惠國待遇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知識產權問題上，中國是有許多不盡人意的地方，但這要從中國的現實來看問題，中國打開國門還不到20年，而西方建立產權保護體系用了100年，這中間存在的差距太大了。我們並不想走西方的漸進道路，但它的改變確實需要時間、理解及幫助，而不是威脅、傲視甚或羞辱。 這好比按一個標準運動員的成績去要求蘇先生跑完馬拉松一樣，只會損壞你的貴體甚至使你死亡，而不會有其他目的。 把它投射到現今的一些國際條約中也是一樣。那些早已形成的國際合作條款只是發達國家之間為了保護彼此利益而形成的，許多並不適合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實際。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中所呼籲的就是實質上的平等，這無可非議，更談不上不尊重。中國人因此必須明白的一個現實是：接軌並不一定就是好事，得看是什麼樣的軌道和規則。這個規則必須首先有利於我們的發展，否則將適得其反。 由指責我們缺乏理論基礎，而將我們對對外政策的看法歸人“民族霸權主義”，同樣也犯了“理論基礎”上的錯誤。 怎麼說呢，一種真實情感的流露難道非得需要一種或數種理論來論證或陪襯嗎？我們是生活在情感中還是理論中？難道我們非得以某些理論來論證我們的情感的真實和它存在的合理嗎？ 事實上，我們首先是基於自己的情感流露而非基於蘇先生嘴裏的“民族主義”理論，是基於事實的分析而非某種主義的解說，“民族主義”是一種自然反彈而非我們的理論基石。 正確的描述應該是：這本書真實情感的流露和對事實的解說表現出了民族主義的色彩。 激情過去，步人中年的蘇紹智先生在治學上犯了一個錯誤：用理論來尋找事實，闡述理論。因此冒險得可怕。不知蘇先生是否還在探尋人類的終極價值。可能已經不了，否則應該因為人類終極價值的無法企及而放棄生存的。 “在訪談中公然聲稱‘我們需要自己的日里諾夫斯基’。”也是蘇指責我們是民族霸權主義的一個理由。 不錯，我們是這樣提到過，而且不止一次提到過——提出這個口號基於如下想法：如果出現了蘇紹智，為什麼不能出現日里諾夫斯基？中國應該有多種聲音，難道蘇紹智不贊成這點？把日里諾夫斯基稱為“希特勒第二”，那是西方的誣衊。蘇紹智沒必要總是從藍眼睛或灰眼睛裏看世界，還是靜下心來讀點日里諾天斯基的書然後再發言， 如果蘇紹智認為《說不》的出版使自己在西方倍受刺激和屈辱，好麼您就認認真真寫一本觀點迥異的大書吧，題目可以叫《中國只能說“yes”》或《中國必須說“嗨依”》。 時下的中國人，只有一點可以自信地用國產貨，這就是“國產帶魚”。除此而外，便看不到還有什麼其他的東西可以有此“殊榮”了。前一陣子，無意間看到這樣一篇文章，題目首先就使人不舒服，叫《在國外懷孕的日子》。說的是一位女性，為了改變孩子的膚色，整天价忙著吃什麼“澳洲芒果”啦、“美國蘋果”啦、“法國葡萄”啦之類的故事。整篇一股令人作嘔的阿諛酸臭之氣。真不知她是誇耀孩子未出生之前就已十分“幸福”了呢，還是為了讓人們知道她吃過那麼多的外國水果，引來一片羡慕的目光。 真不知道她在中國的老爹做何感想，崇洋媚外到這份兒上，真是悲哀到了極點。 有人說，這種人畢竟是少數，誰有那個條件呢？言外依然是一股仰慕之氣。我無心與他爭辯，因為在連賣瓜的小販都吆喝著“美國188”的現實裏，你就不得不謹慎些，別拿別人的胃口來說事。 但我還是忍不住要問一句：你怎麼就知道這是“美國188”呢？何況“美國188”的種籽是灑在中國的土裏，用中國的水，加上中國的化肥和農家肥長出來的，它為什麼就比“京欣”好？或者它為什麼不可能就是“京欣”呢？ 答案只有四個宇：甘心被騙。 沒想到這崇洋媚外也給小販帶過了好處：就地漲價、願打願挨，人家要的就是兩個字——美國。不服氣，那你就甭想吃瓜了，這一夜之間，全變成“美國”的了。 氣哼哼地回家，妻子端上菜，剛要開始嘮叨，便被我阻止了：好歹先讓我吃一頓再說，別冷不丁再蹦出個“美國菠菜”之類的，梗了我的喉嚨。 連吃飯都不清靜。 這還不夠。一回跟朋友吃飯，功能表上赫然寫著“基圍蝦”，很是納悶，便偷偷問服務員，這個東西是怎樣的蝦？小姐抿嘴半天，還是忍不住笑了，告訴我：其實就是“雞尾蝦”。真是讓人哭笑不得。本來很形象的一個名詞，這麼一變，便有了外國昧，吃起來便香了許多？不得不佩服經營者洞悉毫微的能力，同時也不得不對人們心態發生的異變進行些質詢了：不吃外國東西就不進步嗎？這外國的東西吃了之後就比中國的更益于強身健體？ 我看未必。 《伊索寓言》裏講到這樣一個故事：有一隻烏鴉，見著天鵝羽毛潔白可愛，陡生羡慕之心。它以為天鵝之所以潔白，是因為終日游水的原因。於是它也晝夜在水裏折騰，不肯上岸。不久，也就一命歸陰了。 追求表像的中國人，該是從烏鴉的命運裏悟出點什麼了。 表像的追求，必然引致文化的墮落。一個連吃飯都要吃美國大米的人，他怎麼會客觀看待文化交流呢？在他的內心，他首先肯定的是外來的，而將固有的視為糟粕。 西方文化的侵略性，我們不是沒有沉痛體味過的。八國聯軍為什麼會燒圓明園？中國人再壞，中國文化再不好，也不會教導自己的子孫不尊重別國的文化。中國的五十六個民族，是經過漫長的歷史融合逐漸形成的。即使是現在，許多民族都保持著他們固有的文化特色，而沒有被漢族文化所“侵吞”，這說明中國文化的非侵略性的共容內涵。而西方文化就不同了，非洲、美洲都是例子，殖民侵略的後果，使那兒的文化幾近無存，民族崛起的時代遙遙無期。 我們渴望交流，但更渴望平等的交流，而不是以否定一方為代價的徹底改變。文化消亡必然帶來民族、國家的滅亡，這是歷史所印證了的。 我並非反對吃外國水果，我反對的是吃外國水果時的那種媚態，仿佛他輕輕碰觸的、嘴唇輕輕吸吮的是什麼千年的甘霖，是美國對他的一次輕吻；我反對的是吃外國水果時的那種驕傲，仿佛那汁水足以使他高人一頭，慢慢滋補著他的血液，滌除了血液裏黃色的劣質，天長日久之後，某一天他赫然已是金髮碧眼的人物，連自己的親娘都可以不認。 有時來自民間的否定或許更加辛辣。 正當滿大街的人紛紛把自己的頭髮染成金黃的時候，我在寧夏聽到了這樣的評語，當地人的質樸對這一現象還不能認同(在中國大多數地方，大多數人都不認同)，他們說：“在寧夏，只有雞(指妓女)才把頭髮弄成這樣。”我問一位當地的員警，他笑了笑說：“也不儘然，不過抓到的賣淫的，多是頭髮染黃的。” 表像的模仿，總是伴隨著膚淺。而最讓人擔心的是，這種膚淺正在我們的孩子身上蔓延。 中央電視臺播放的這樣一則消息，不知是否同樣震動了國人。記者在上海展開的一項調查中，被調查的小孩隨口羅列出十幾種外國卡通書的名字，而被問及是否知道中國的卡通畫時，大多數孩子均在搖頭。 呼籲適合中國兒童的中國卡通畫力作的出現，已有多年，但始終未見動靜。年初中央電視臺放過新版的《西遊記》，畫面雖有濃重的模仿痕跡，用意還是好的。但《西遊記》已被各種媒介抄作得有些爛了，古典文學再好，也經不住這樣的折騰，勢必影響孩子的收看情緒。《西遊記》也並非代表了我們民族的想像極值，常向它討教，只會鉗制我們的思維，孫悟空本領再大，也只有七十二種變化，哪抵得上元始天尊無變無化來得地道而又深刻。《西遊記》裏妖魔鬼怪都是為了吃唐僧的肉，也不及《封神演義》裏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種姻緣機變。我並非是建議拍《封神榜》的兒童卡通片。而只是想說明，我們民族文化的想像力原本不是這樣的貧乏，完全可以創作出更為豐富的東西來。問題的關鍵在於，這許多年，我們對兒童的研究顯然滯後，不知道我們的孩子在想什麼。隨意地把西方的一些東西引入過來，文化的差異只能使孩子走向膚淺的認同。某些動畫片裏，中國人總是被描繪成劣等的、弱智的，這不會使我們的孩子學會“謙虛”，只有導致他們的自卑。這也就怪不著我們的孩子喜歡穿有米老鼠的衣服，吃唐老鴨的泡泡糖了，在他們幼小的、不設防的內心中，過早地浸入了因羡慕而誘發的奴性。 這將是我們切切實實的悲哀和來自根基的異變。 有時，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一點點錯誤，將對孩子有多大的影響。 比如帶著孩子上街，孩子問你：“這‘天皇酒店’的‘天皇’是不是日本人的那個天皇？”你說是的。“日本人不是欺負過我們嗎？”你說，是的，不過現在和好了。天皇酒店的富麗堂皇和進進出出的上流人物無疑將一種敬仰同時注入了孩子的內心，那場戰爭模糊的邊緣再度模糊，歷史在教孩子記住恥辱，而現實卻抵消了孩子對“恥辱”的感悟。漸漸的，來自“天皇國度”的一切都將被他敬仰，哪伯是一點指責，他都會首先是否定了自己肯定了對方。思想的偏倚使他對自己的國度及民族產生了懷疑，他會將一切的不適都歸結於自己的不幸。他會認定了一種不可抗逆的強大，在下一場危險臨近時，他首先認同的便是妥協、屈辱而不是反抗了。 我贊同政府取締一些公司以及機構用不健康名稱或用語的舉措。它是對我們文化中已被不健康因素侵害的一部分的滌清。一段時期內，“大東亞商場”、“帝國酒樓”、“總統飲料”等等充滿殖民色彩的名稱公然出現在大街小巷。其影響已經從文化領域擴散到對國家尊嚴、民族自信的傷害。 一個忘卻了歷史恥辱的民族，將因忘卻了教訓而導致更大的恥辱。 在孩子的口中，“娘”向“媽咪”的過渡中，我們分明聽到那來自大地的、親切而質樸的、包含了著深厚的愛的呼喚，演變成了被物質所包圍的、前呼後哈所造就的、嬌滴滴的、徹底依賴的、無助的呻吟。我們從中體昧到的決不是孩子的深愛，而是來自母親附加于孩子的愛之上的某種價值觀的滿足。同樣一聲“媽咪”，若來自下個金髮碧眼的孩子，基於他的人文環境，如同我們呼喚“娘”一樣自然；而人文環境的改變，只能使我們的孩子顯得那麼做作。 同樣，我們的一聲驚歎，也正漸漸由“天哪！”演變成“我的上帝”或“Mygod！”，平添了幾分做作扭捏的感覺。它正慢侵地侵蝕我們的聽覺，磨鈍我們的感官，進而磨鈍了我們的心靈。直至某下天，當危險迫近的時候，我們所有的人在一片“媽咪”“我的上帝呀”的驚呼聲中屈服於，甚至是熱愛於別人給我們的改變，對別人對我們的奴役點頭哈腰，等待著那個承受極限的來臨。而它則肯定是伴隨著一聲愴天慟地的長歎“天哪”開始撥開我們心頭的迷障的。 羡慕而不臣服；求教而不跪拜；引進而不閹割。這是進步起碼的原則。 在我們將自己無原則地向一個看似明確的目標遊移過去的時候，我們卻忘了這個目標的現有狀態。它並非飽食終日無憂無慮地彌漫著我們理想的各神情感。“世紀末的景象”並非出自中國“保守派”的杜撰，它已更深地迷惘著我們所仰慕的國度的每一個人。 在我們一些人整日裏沉浸於自己的遊移的時候，當某種機緣提供給這些人足夠的時間和條件以供其遊移的時候，我們身邊還發生著另外的震痛。 一位四十余歲的婦女，徘徊于菜市場。她徘徊的次數太多以致于大多數小販都注意了她。她在一個肉鋪前站定了。猶豫了許久，賣肉的用奇怪的眼睛打量著她。突然，她以極快的速度搶過來一塊肉就走。賣肉的以及許多小販還是抓住了她。 騷亂的人群漸漸靜了下來。人們搖頭歎息。廠子裏半年沒發工資，這位婦女的孩子就半年沒見著一星點兒肉。眼看著孩子一天天瘦了下去，而高考又迫近了，視盜竊為不齒的母親實在沒有法子，才出此下策。 這是一位一輩子都不會吃“澳洲芒果”的母親，同樣，這個孩子也無幸去領略外國卡通畫。或許他會偶爾看一眼同學們手裏的各式新玩意，但他更渴望一頓有魚有肉的飽食。 我們並不指望一位或若干位已經暴富的人去救濟他們，更不指望擁有遊移的時間和金錢的那幫人去可憐他們，這種想法是消極而且迂腐的。 我們是否應該把目光多少向他們遊移過去一點，將我們崇洋媚外的心態去比照一下這位母親的痛苦和孩子的需求，這或許會告訴我們：什麼叫淺薄。 我們也無意于指望暴富者和崇洋媚外者去愛這位母親和孩子。因為前者刻守保持的與大眾的距離已使他們的愛變得極其稀釋和不純。我反對“慈善”這個詞的高高在上，它頂多是某些人未加體察的小小的憐憫，有時甚至是一種手段。或許也有一絲愛心在裏面，但那完全是有選擇的。他們根本不如菜市場那些小販的愛來得猛烈、高尚、親切而且質樸。 當賣肉的跟著那位母親去家裏看過回來，告訴眾人這一切都是真的以後(民眾之間的愛也有些蛻變了，世故的複雜使他們前去印證)，所有賣肉的都撿最好的肉割下一大塊，送到孩子的家裏去，並扔下一句話：孩子吃的肉，市場裏的肉鋪分擔了，讓孩子吃好了身體，好好學習。 這就是我們質樸的大眾的愛。它至少會使那個孩子在成為強者的道路上邁出深深的一步。 而正是幾千年來形成的文化道德，才能使我們展現和感悟這種愛。 我不敢說吃外國水果的母親愛得不夠深，但她的愛中也多少有了些虛浮的矯情。這種矯情將使她的孩子無緣領略和繼承質樸而博大的情感。將來他(她)的愛不能說是缺損的，但至少也是不夠深厚的。 而這都是因為他(她)的母親遠離自身根基之後的盲從和飄動所造成的。輕率的拋棄和接納註定了她只能在事物的表像上走動，她暖昧的文字、暖昧的崇拜、暖昧的母愛只會使她成為一個膚淺的母親。她或許甚至會不願意用自己的乳汁去培育她的愛物(而不是孩子)，對於她的認知來說，或許美國奶牛的鮮奶更適合她的孩子。 直言不諱地說，有一種崇洋心理在我們中間悄然地生長，這種心理正在腐蝕中國的一代人，我們有必要對這種心理作一次揭露，以消除我們骨子裏的可卑奴性，來一次充分的補鈣。 崇洋心理的產生，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但最初的崇洋，可以認作為對工業的崇尚，此後因戰爭及其它因素，一些人骨子裏的鈣質逐漸減少，到了八十年代，甚至有人提出中國需要殖民三百年的口號。這還不如直說，中國是一個劣等民族，無法自己管好國家，乾脆加入英聯邦或美利堅合眾國好了。 一個對本民族沒有自信心的民族，如何發展和強大？ 實事求是地說，崇洋心理可以分成兩個方面，一種是對先進的科學和文化的嚮往，有著這種心理的人，孜孜不倦地追求和探索，吸納那些人類的先進的共同成果，始終致力洋為中用及中外科技文化交流，為人類共同的進步事業作出自己的貢獻；另一種則是盲目的和奴性的，也是可卑的。他們往往將崇洋心理外在化，滿足於在自己身上貼上洋標籤，以此提高在自己的同胞面前的身價。 崇洋心理的外化表現，最徹底的莫過於商業的運作。它進入大眾日常生活。一些所謂的機智的商人，大規模地將國店、國貨取洋店名，註冊洋商標。甚至惡劣到連自產自銷的產品，也把說明書整個地印上洋文。這是一種危險的信號，它把公眾的視覺和思維引向異端。為何要如此呢？缺乏自信罷了。 洋店名我不喜歡。誠如我進入昆侖飯店，我的情緒很好，但踏進諸如愷撤大帝酒店、公爵大酒店，我會產生進入異教徒的教堂的感覺和情緒上的壓抑。不能開顏。如果我走進一條中國的街道，兩邊林立著拿破崙王朝、亞力山大樂園、維多利亞俱樂部、羅馬大帝遊樂廳、山本餐廳等等標牌，我不僅絲毫得不到美感，我會情緒沮喪，心煩意亂。並不是我的神經脆弱，而是我會感覺到那些異國亡靈在這條街上盤旋，陰鬱而窒悶。 這不是空穴來風，據有關部門統計，中國取類似洋名的商業機構。多達四萬餘家！絕不是一種偶然的現象。 崇洋的，充滿奴性和媚態的笑話，在現實生活中可以說不勝枚舉。早在中國的七十年代，就有農民百姓嘲笑那些崇洋的隊幹部。那時候，我國尚未進入完全的改革開放。但是，日本產尿素已經進入我國農村，當時的農村隊幹部興起用日本化肥袋做褲子穿的風氣。這種化肥袋當然是日本料子，經染色後做成褲子穿起來很飄，與滌綸滌卡有了區別，因此隊幹部們很神氣地在大路上走。但可悲的是，那染色卻不能完全蓋住布料上的宇，日本尿素的字佯仍是隱約可見。於是，農民百姓編了一首民謠，藉以諷刺這種崇洋心態。 這首民謠是這樣的： 隊幹部， 穿的日本料子褲， 前面是日本， 屁股是尿素， 胯襠標著百分之六十五！ 以後崇洋之風迅猛在城市刮起。說話開始用洋腔，將頭髮染成金黃色。據說，有廠家在試製有色隱形眼鏡片，以解決眼睛不是藍色的難題。後現代小說也開始氾濫，漢語中夾雜英語的小說據說很時髦，漢語被任意顛覆。官員以坐進口車為時尚，以至有些部門的警衛以車取人，到了對國產車進出多加盤查，而讓進口車暢通無阻的地步。一個民族可以長此下去麼？我的一個朋友，他想把上幼稚園的孩子送到一個不講漢語，只講英語的環境中去學習，他向我諮詢，在國內好不好找這樣的地方？我說，那只有去國外。他竟然把我這話當真，要將孩子送到國外親戚那兒去，他說，要讓孩子從小講英語，長大了學習起來比較困難。可是，他的孩子連母語還沒有學會啊。還有一個朋友，他成為一個洋貨迷，走進他的家中，果然看不見一件國貨，從電器到家懼、食品、飲料，甚至拖鞋都是舶來品。當時，他站在客廳，環視四周後對我說：你看，我家還有什麼不是進口的？我說：有，有一件東西不是進口的。他問：什麼東西？我說：你呀，只有你本人還是國貨。 這一點，他無法改變。 普通的市民，包括一些官員，他們崇洋，我覺得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尚是可以原諒，或者說，可以給予適度批評。我驚訝的是，我曾經敬佩的一些作家和學者也不能免俗。一位很知名的作家，其實他也用不著在著作的前言里加上簡介，因為他的知名度已經夠大，甚而連一些隱私都成為百姓茶餘飯後的談資。可是我發現，他卻總不忘記在著作的前言裏注明成果被“收入劍橋名人傳記中心”。 這個所謂的“劍橋名人傳記中心”，很是迷惑過一些中國人，以為它是劍橋大學的一個什麼機構，實則非也。它只不過是那個叫做劍橋的地方一個贏利機構，大致有點類似於國內一些三流文人為賺錢而編的《文藝家大辭典》，不僅毫無權威可言，幾近於胡鬧。但是，就是這樣的名家，竟是如此器重那個所謂的“劍橋名人傳記中心”，或者什麼“國際名人錄”，鬧出天大的笑話。 為什麼不注明你的作品獲過全國大獎？為什麼不注明你的作品收入《中國新文學大系》？根子在於，那個劍橋在海外，很有名。有洋味兒。嗅一嗅，仿佛有英倫的防狐臭香水在彌漫。 許多名聲遐邇的學者，也都傍上了這個“劍橋名人傳記中心”，他們很認真地對記者公佈：已經收到“劍橋名人傳記中心”邀請加入的國際信函。我不知道他們到底清不清楚這麼一個中心，僅從那種自豪的心態看，好像已經成為世界名家了。我以為，他們不及那些農民百姓嘲笑的隊幹部，畢竟，隊幹部們的崇洋作派還有保暖和遮羞的功能，而這些知識份子，卻是想浪一世的虛名。 可憐見的，真是一批洋奴的樣板。 老是有人對我們為何能擁有“敏銳而迅捷”的資訊提出懷疑。對我們話語中透出的資訊，美國環球電視網記者大惑不解：“這些事情連我們新聞界都不太清楚，你們是從何渠道得來的？” 其實我也在同時懷疑著他們：不只一個西方記者不知我提到的馬丁·路德·金是何人。他們也不知道“討厭的美國”、“可鄙的美國”、“徒勞的美國”就是美國人自己說的。 這種固執的懷疑導致了石原慎太郎稱張藏藏是“中國特權階層”的一員，我有時想：悲哉張藏藏，可憐他的級別連大參考都撈不著看。我在重慶經濟台上班時也寫過“內參”，但“內參”是什麼樣的、裝幀上有何特點，我至今都不曉得。 在《“沈默的大多數”就要發言》一章裏曾經表述過這樣的思想：通過所謂“高層內幕”或核心人物的隻言片語瞭解真相並把握歷史進程的想法是庸俗的。一切普通的、人所共知的事件蘊含了最有生命力最真實的資訊。希特勒曾指示他的特工總部綁架一名英國的“超級情報家”，這位“情報家”在報紙上公佈了德國統帥部最絕密的核心情報——兵力部署、各軍團、師、團等軍事首長的個人資料、升遷情況。情報家被帶到柏林後，吐露他獨特的搜集情報方法，即通過德國公開報刊的文章，從新聞到婚禮啟事中搜羅一切可資利用的材料，並加以分析、推理和求證，以精密的、無可挑剔的邏輯手段得出結論。德國情報部門對此無話可說。——這個故事當然不能簡單地類比于本書作者們的情形。作者們不是戰略家，更不想遮遮掩掩故作神秘。我們不認為我們有超乎於一般知識階層的特殊資訊渠道，“大眾媒介所傳播的一切是真實而有分量的，國家的進步、社會思潮的演變——盡在你認為是很普通的消息之中”。這是一種民粹的思想，但它較之於那些華而不實的“後學術派”更有生命力和說服力。 《中國可以說不》掀起的狂飆不正說明了它動人的、民粹式的魅力嗎？ 這種民粹式的質樸而閃光的思想已經開始衝擊國民中渾渾噩噩的麻木狀態，而這種民意源泉的疏浚和民族精神的再造是不需要某種神秘的勢力來“操縱”的。 一切的“秘密”都在紙面，一切的思想都不需要遮掩。 我們繼續對少數報導者的窺探做派說“不”。 繼續對一切以“黑幕曝光”手法抹煞真理的手段說“不”。 我們呼出的氣息、湧動的鮮血同其他的中國青年毫無二致。情勢將我們推向了這樣一個位置——一個甚至讓我們感到有些扭捏的位置上，我們流露出的驚訝、不適、羞澀、沈鬱、興奮、歡喜，也和普通的中國青年並無二致。我們的履歷，是非常純粹的職業青年或社會人士的履歷。可能有人稍微出色一點，有人稍微一般一點，有的悄然從這個圈子裏不辭而別，有的則新近加入到談話者的行列。 有人這樣形容我們這一代人，說我們是世紀末中國最重要的、最非凡時代的見證人。 我們想說就是這個。 《中國可以說不》實際上也是一個非凡時代的“證詞”。 他們反復地盤問我們，“讀到你們的自白錄。我的感覺就好像是一場病好了似的。你們是否會為過去懺悔？” 我們也在反思：那些傳達出來的一切真得像是一場“懺悔”嗎？ 如果我們輕言“懺悔”，那我們將置於百萬與我們有同樣心路歷程的中國青年于何地？現代歷史曾經給中國人民帶來兩次巨大的衝擊。第一次衝擊是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穿透力甚至使那些後來的十分頑強的革命的反對者為之嚮往，連徐志摩都說：“人類歷史的新紀元來到了……”第二次應該是中國的改革開放所帶來的西方先進思想的衝擊——我至今認為：它的積極意義不亞于世紀之初的俄國十月革命。最近一位留美博士生在北京談到：“其實美國夢就是人類夢的一部分，至少在目前階段，美國夢的許多方面代表了人類夢。” 無原則地、不加鑒別地吸納美國以及西方的價值，這種狀態部分代表了我們當下的歷史。我們曾經是校園秩序的破壞者，我們每個人都關心世界事務和本國政治，儘管我們顯得眼高手低。關心政治——是中國青年的一大特點。我們曾經目睹過韓國民主進程的全過程，當我們看到那些身穿厚重滑雪衫的韓國大學生們用石塊襲擊那些軍警的時候，我們激動的心裏只有一個聲音在?喊： “這才是真正的生活！” 國際政治的演變和聚合成為我們瞭解未來、走向世界的渠道，使我們更加關心政治。我們認為：政治有一種結構上的美。她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多麼豐富的世界啊。 韓國自戰爭以後的歷史幾乎代表了東亞發展的典型道路，征示了民主與發展的痛苦和矛盾。以樸正熙為首的一批具有鮮明的業務主義特點的年輕軍官走向政治舞臺時，誰也不曾想到，新誕生的拒絕西方議會民主制的軍人集團能夠開創韓國歷史上最振奮人心的工業化時代。土耳其的歷史也是這樣，七十年代，當土耳其的議會民主制已經非常接近於歐洲議會政治的特點時，制度的腐敗也暴露無遺：貪污受賄、效率低下，市政設施長期失修，安卡拉的外交公寓區暖氣供應不足，外國人紛紛被迫撤離；在國家困難重重之際，以埃夫倫為首的軍隊力量毅然接管了國家政權，埃夫倫的義舉、埃夫倫的才幹甚至連西方人都無話可說。《少年文藝》曾經講述了一個中國小女孩同“埃夫倫總統爺爺”信函交往的故事，這個故事的溫馨和動人，令我至今難以忘懷。再看看非洲吧。那些西方新聞中描繪的可怖的非洲，他們渲染的統治者的非理性——一段時間也影響著我們對非洲的認識，八十年代曾經出現中國學生用大字報辱駡非洲留學生的事件，這種錯誤很大程度上源自於西方媒介對我們的誤導。非洲的不安定、非洲的落後以及我們對非洲的偏見，一時間使我們忘掉了非洲為什麼長期黯淡的根本原因。當代非洲不乏偉大的領導人，南有開創了南非新時代、代表了人類和解進步的納爾遜·曼德拉以及德克勒克，北有像穆巴拉克這樣的與埃及偉大文明歷史相匹配的領袖。即使許多西方所不喜歡的專制領導人，他們也是有才幹並且愛著他們的人民的；人民支持他們，同他們載歌載舞，在狂歡會上，總統會審問他的部長們：“你們在家裏打老婆嗎？”部長們順從地回答：“沒有打，不信你問她！”——西方也會認為這樣也是專制獨裁，不符合西方的規範，但幹嗎要看不慣呢？人民喜歡這樣的領導者，他們希望他再幹六年、再幹十二年或者終身幹下去，這就是他們的特點。西方有什麼權利說三道四呢？茅利塔尼亞1983年才開始廢除奴隸制。對非洲的進步要有耐心，要寬容，但不能因它出現了幾個乖戾、兇殘的領導人——就像中國南北朝時代的暴君一樣——而取笑非洲大陸、取笑非洲人民。其實，有些傳說是離了譜的，因為這些資料對了以獵奇為目的的西方媒體的胃口。非理性的方面是不是被誇大了呢？存不存在少數本地知識份子作繭自縛的情況呢？我認為不是沒有的。拉丁美洲也是這樣，為什麼加西亞·馬爾克斯老是熱衷於把拉美統治者們描繪成精神不健全者呢？你可以譴責獨裁者，也可以譴責政治家的個人品質，但你為什麼熱衷於把那些國家領袖們描寫成瘋子集團呢？你將置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感情于何地？是不是只有這樣，魔幻主義才能在美國市場上吃香？作者本人才能在西方暢銷？我認為馬爾克斯是虛榮的。他樂於把他寫信給卡斯楚“請教開槍方法”的事兒在文學界張揚(這事本身就有些矯情)，無非就在焰耀他是如何吃得開，他如何在各種價值之間遊刃有餘。這種“新權貴意識”導致了他把拉丁美洲人民放置於他個人的鼻息之下，他的“文壇怪傑”的脾氣如若不加約束，會使他的追求變得“走形”。 中國人長期以沈著和寬厚的心情看待這個光怪陸離的世界。但我們新一代受西方媒體的深刻影響，在精英人士的指引之下向著所謂世界之路邁進，我們一度陷入嚴重的走形。如果說加西亞·馬爾克斯還有一種基於拉丁美洲歷史的深遙情感的話，那麼我們則是長期的唯西方好惡為好惡，西方說是什麼就是什麼，西方的委屈就是我們的委屈，西方的勝利則是我們的勝利；視否定中國歷史和現實的言行和舉動為勇毅，甚至把這種對祖國的憤懣擴大到整個第三世界的政治領導人和人民。這種情緒直到今天，還留存在許許多多的中國知識份子頭腦中。比如他們(如《告訴你一個真美國》作者陳燕妮)觀看新聞時會不自覺地說出這樣的話來：“喲，真主党人又在找死了！”，“喲，那個阿拉法特又開始惹是生非了嗎？”甚至到了這種地步：只要是聽到有關國家的名稱，只要聽到事件的有關當事者名字，立馬會出現這第一個框框，它早就框死了一切。美國陸戰隊必是對的，解放組織、人民陣線和聖戰者們必是錯的。這是美國人長期嘲諷東方國家的說教，說教之下，必產生大批的盲從者和受害者。然而美國和西方的新聞霸權和新聞暴力又何嘗不是一種愚民和說教呢？近了看，遠了看，結果都是如此。不過我得承認，後者的說教的確要藝術得多，有看頭有聽頭得多。 長期以來的事實是：一個年輕有知識的人，不去認同美國和西方，那才叫怪事。那些作古正經的人，那些對秩序和現狀表現出某種畏服的人，他們才是八十年代校園生活中最罕見的動物，就像龐德的一首詩所寫的，“一個沉悶而懼內的人”。一個或因童年不幸而充滿抑鬱憂愁氣質的人，他可能不會和著大家的節奏去擁抱和奔向西方，但是也可能——這樣的人在生活中屢見不鮮——因為他總對環境悶悶不樂，也喪失了公關的潛力和利用現實環境獲取財富和地位的機會，突然一夜之間他告別了為數不多的朋友去了他國。——據說希特勒本來是不仇視猶太人的，在《我的奮鬥》中他有一段專講看到奧匈帝國報刊反猶言論時的不快和厭惡心情。他甚至說出這樣的話：反猶是文明的恥辱。但希魔說道，正因為他有一位猶太同學，似乎老是有不可告人的思想，這激起了多疑的希特勒怨毒的心，於是人類最恐怖的一幕在二十年後發生了——請允許我將這個例子反過來說。對學生來講，開朗的、率直的生活態度和理論作風是必要的，當初的崇美心情是一種正當的表現，就像十月革命對知識份子的衝擊也是一種正當的表現一樣。直到今天，我們也不會為那種純潔的追求而懺悔。事實上，那種歡呼和感情的泛起，小而言之，是樹立個人的美好信念，為著自己變得更有出息；大而言之，也是為著國家和民族。因為我們的心靈歷史無法用“追求——失望——怨恨——懺悔——拋棄——攻擊”這樣一個公式來框定。所以我們必須對這種心靈歷史有一個自白，權且叫《我們的回憶》，它與其是一個人的、或小圈子私人生活和感知歷程的回憶，還不如說是對有著相同相近歷程的青年中國人心路的一次模擬。 米蘭·昆德拉描述捷克斯洛伐克的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大規模的群眾慶典活動時，不無厭憎地寫道：人類居然還有這種赤裸裸地表現忠誠的空前愚蠢的蹦跳。我們當年表演《教育革命起東風》拙劣、生硬的舞蹈時，反感的心情同米蘭·昆德拉何其相仿！我懷疑：東歐社會主義的崩潰跟他們自己國內令人大敗胃口的說教宣傳是否有關？東方式的說教宣傳偏離了人類審美規律，甚至有時連領導人都深感頭疼。有一次，史達林在觀看詩劇《烏克蘭人民歌唱史達林》時突然發作了，他在包廂裏咒駡道：“看看那些土佬，大嘴咧得像個傻子！”——當思想解放伊始，大量古典的、經典的影片被解禁，大量的人道主義色彩的文學、藝術和新聞成為我們精神生活中的“意外之財”，我們何嘗不感激我們生活在了一個幸運的時代？於是我們所有的渴求被打開了，這世界多麼明媚！ 開放必然帶來民主和心靈解放的意識，開放的我們歡呼著那些被我們長期視作人類頹廢力量的美國和西方。那個時候的我們幾乎都是一張自紙，以我們的聰明和我們對人類文明的渴望，可以說幾乎很早以前我們整一代人對江青的文藝政策是反感的，這種思想絕對不敢對大人表露，表露的後果肯定因我的“反革命情緒”而慘遭一頓暴打。也絕對不敢對班幹部和神色可疑的同學表露，到處都是告密者和馬屁精，到處都是“布哈林”式的叛徒。但我本人何嘗沒扮過告密者的角色？——我有個同學跟我閒聊，說他父親在抗美援朝期間，村裏的仇人給他家定了個地主成分。我一聽這小子原來是“小地主”，這還了得，回頭便向班幹部彙報，免不了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批判。想起那個年月，多麼可笑可歎又帶來那麼多驚奇變化的歲月！我對一個英國記者說：“我直到13歲才知道中國是一個窮國。”他們感到非常有趣。我曾經在我供職的報紙上開過一個欄目，名叫《七十年代》，欄目中寫了一行字：“感謝七十年代，那個年代雖然欺騙過我們，但我從來沒被耽誤過。”唉，封閉而貧窮的歲月實際上耽誤了多少經不起耽誤的人！這《七十年代》的用意本是想同老三屆的喧囂叫叫板的，所謂動物兇猛、人性卑微，從那個歲月中走來的我們會怎樣認識中國及未來？至今為止，我們不輕言“懺悔”，我們曾經有過的濃郁的親美情結，我認為即使今天同我們一起振臂說“不”的人，和我們當時振臂齊吼“Yes”的心情一樣，都同樣處在一種律動的、活躍的思想狀態之中，就像一首學生歌曲所唱的那樣，我們要做社會先鋒。八十年代朱大可在一次先鋒詩歌討論會上笑嘻嘻地說：“你們聲稱你們是第三代，那我就是第四代。”你看，沒得商量。這表明了一種進取的思想，即使那時我們親美，都呈現出一種精力充沛的、立意進取的銳勁。“美國夢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人類夢”嘛，即使我們那陣說了大量的讓長輩深感刺激的話，那也僅僅是因為代溝的緣故罷了。不可能指望老人們對現代幽默有感知和認同。即使我們說了一些自以為“表達到位”的不符合民族立場的話，那也只是對長期的全社會的“作古正經”的風氣的反抗和反彈。令人感到有意思的是倒是有一些來華作客的美籍、法籍教師看不慣我們的吊兒郎當，苦口婆心地勸說我們應尊重傳統的秩序。 我知道的最早的鼓吹破壞校園秩序和一種比較開放的戀愛方式的言論是在我大學入學前一年即1982年。1983年我在華東師大的大禮堂裏聽到學生處一位官員用上海口音極重的普通話抨擊頭一學期風靡學校的巡迴演講者，這位演講者長期留寓美國，他受學校邀請前來舉辦一次講座，他鼓吹學生不要上課，並奉勸學生們戀愛觀“開放一點”。他說：“美國這個地方是很自由的啦，比如今天某女孩子跟你如火如荼，也許明天你會看見她挽著鄰系的另一個男孩在校園裏走，她還會友好地跟你打招呼。如果你們仍然像在中國那樣想不開的話，這美國可沒有黃埔江，而只有密西西比河供你跳了。”儘管這位官員聲色俱厲地批判著這些腐朽的觀點和沒落的情調，但他大段大段的引述的“反面材料”仍然激起了受眾們完全相反的反應。方鴻漸的母校當年請錯了這位克萊登大學的高徒來演講，相信上海各大學也懊悔不已，請了一個“天魔星”來擾亂寧靜的學府。 我們索要經費辦刊物，出版油印詩歌集。蔑視唐詩宋詞，引艾倫·金斯堡和美國自白派為神聖。我們竄入圖書館，將那些被報章批判的小說、論文挖補下來收藏。我們邀請時髦人物來校演講，每當他們發出同正統派對著幹的聲音，全場便爆發出狂熱的呼喊和掌聲。 我們認為人類當代史上最偉大而悲壯的兩次事件：一次是挑戰者號的隕落，另一次是為非洲災民的全球歌星大義演。《天下一家》所傳達的思想令我們精神上升，我們的精神如純金般閃光，在傳統和秩序前飛揚跋扈——“黃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 在春風沈醉般的校園生活中，不可避免地有一種未來的選擇——常常使我們變得鬱鬱寡歡。隨著年級的增高，畢業生越來越多的返校交流。我們漸漸地不再覺得未來是富有驚險性和挑戰性的，而是越來越平實，離我們這個社會的體系越來越近——乾脆說就是一體。所謂“未來”，它的粘滯氣質令我們覺得：回到中國的現實是一件多麼叫人憂愁的事情！我今天聽到那首《同桌的你》，它的傳統風格和它透射出的令人心碎的撒嬌令我抨然心動，莎士比亞?喊：“我一定是久久地喪失了知覺！”是的，我一定是久久地喪失了記憶。我只記得我們意識深處曾有一種情結：這樣一種未來才能使我們——永駐青春；這種“未來”連結了我們的校園和中國的現實。我們臆想著，一種危險的局勢使我們像韓國大學生那樣進入校園抗議甚至是街壘戰鬥之中，就像法國大革命那樣，我們可能被捕，在我們中間誕生了最著名的犧牲者。我們寧願接受這樣一種結果，也不在撒嬌的哭泣中被推出校園，在臉色蒼白之中走向那些既定單位，如××烈士陵園管理處，××省計劃生育學校；不願就這樣毫無掙扎地墜落大地，成為不再受學生身份保護的普通中國職業男性或職業婦女。 依我看來，張藏藏倒是一個比較理想的擺脫秩序束縛的青年人楷模，由於好心長者的幫助，他沒有按照他的專業(教育學)去分配，而是根據他的專長分配至一個城市的文學藝術聯合會。文聯？一個令中文系學生多麼稱羨不已的地方！可是眩目的名稱下展現的是多麼貧寒不堪的現實啊，可以想像一下張藏藏會面臨怎樣的不適：走下火車，穿行在一座曾被康熙皇帝咒駡為“窮山惡水”的城市裏，走進一幢過道裏彌漫著尿臭的樓內，一位領導看了看他開列的履歷，道：“年輕人，要謙虛！我們這裏省、地作協成員比比皆是哩！”張睜了眼還嘴：“那有什麼？”他在一種暫時勝利後的微醺中提著行李箱走到單位給他安排的住處：一座小旅館，有三張床，他只能使用其中的一張，其他兩張歸南南北北的投宿者，他每天同陌生人面對面洗腳、寒喧。畢業後的第一個冬天，他的生日到了，誰也不知道這件事情，他蹓躂進一間生意冷落的餐館裏，一瓶白酒一盤花生豆盤桓了幾個鐘頭，為母親和他的兒子祈禱，同上海的女朋友遙相舉杯——他多麼眷戀那座宿舍裏明亮的燈光，熱乎乎的毛巾、疏落而整潔的杯盤、令人賞心悅目的笑臉和溫暖的關懷呀。 於是他辭職(儘管單位不承認他的“辭職”)，浪跡於江南各省，以賣稿為生。一度他曾經厭惡動盪不定的生活，在上海《現代人報》充當一名上班族的角色，若干年後他躺在我租來的小屋裏，老淚縱橫地追念上班時光：“騎著自行車，彙在上班的人群裏，太陽把黃埔江染得通紅，老子的心激動哇——”說畢，作昏厥狀。當然，我們幾位朋友只是含笑聽著他的追悔，並不去搶救他。 86年是中國校園史的一個非凡年代，那一年我翹課去了鎮江，已經辭職的張藏藏神色冷峻地審視著形容狼狽的我：“又沒有飯菜票了？你大概是逃票來的吧！”數落歸數落，他還是從馬季(不是說相聲的那個)那裏借了二百元錢，陪我度過一段酒足飯飽的時光(每逢他清點債務，他都以怨恨的目光斜睥著我說：“都是為了你！都是為了你！”——其實我很不服氣的，他自己何嘗停止過非常貴族的生活方式)。我們在揚州打秋風，我們在高郵泡澡堂，在大運河堤上和一幫寫詩的人狼嗥著張行的歌曲踉蹌前進。終於，錢散盡了，我們倆合計：張藏藏應邀參加北大藝術節的一筆路費該彙到上海了，而我也捱到了家裏匯款的時光。於是張一拍大腿：“走！” 回到上海時，已經深夜，我們翻牆進入師大校園。我潛行於校園之中，準備到同學那裏借幾支香煙捱過深夜。校園裏大字報鋪天蓋地，我擦亮火柴流覽，心中竊喜：這回可沒有人追究我翹課的事啦。 緊接著，張藏藏去了北大——一個非凡時代的漩渦地帶，接受第一屆北大藝術節給他頒發的“新潮文學探索獎”。學生是熱情而有生命力的，他們敢於蔑視一切權威評價機構所認同的“大師”，而把他們心目中的藝術桂冠賜予極負探索精神的同齡人。 某人在報上指責我們的“文革”情結，聳人聽聞地宣佈他解讀《中國可以說不》話語之後的“發現”：“中國若再發動一場‘文革’，並不是沒有擁護者和參加者的。”我決不能把學生運動同“文革”相提並論，我願意正告那些“正人君子”們——“文革”是哪一代人搞的，恐伯你們比我們更清楚。究竟是該由誰來反省文革？若干年前一位思想家這樣激憤地談到“文革”，他說中國人總是那樣善於逃循責任——“文革”搞得比誰都熱乎，粉碎“四人幫”後又全變得義正辭嚴，仿佛一夜之間全變成“文革”的受害者了。“去你媽的吧！文革的時候你於什麼了？”——這話可以奉送給拿“文革”來教訓年輕人的人們(他們無時無刻不在警告注意青年人的動向和危險苗頭)，我們承認：在一段時間裏，中國民間確實有一種時尚，就像當初蘇聯青年搞“納粹審美”那樣，出現了一種類似于“文革審美”的潮流。這種趣味是人之常情，中國不會倒退到“文革”——就像中國人民厭惡腐敗、追思毛澤東時代的清廉，絕不意味著人民當真要求回到“毛澤東時代”一樣。怎麼可以學著西方的樣兒(西方輿論輕車熟路地由《中國可以說不》聯想到“黃禍”的威脅)，由這本小書引起的一驚一乍的“文革”恐怖聯想呢？——我之所以說這些，是因為它勾起了我十年前的回憶，十年前我跟張藏藏的趣味是遠離政治的，同樣，把政治趣味強加于詩歌自然會引起我們的本能反感。當時有一件事，《詩刊》上面有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用不負責任的溢美之辭頌揚青年詩人高伐林那首呼籲建立“文革國恥紀念館”的詩歌，希望能以此將所有具有反叛精神的詩界青年“召喚”起來，這種試圖自然受到了我們的嗤笑。張藏藏告訴我：“由尚仲敏開始的討論應該進行下去。”討論的目的應該是詩歌應該走什麼方向的問題。我們躲在一間租來的小屋裏回應尚仲敏對《詩刊》的鞭撻，在此之餘，我們也沒忘記給《深圳青年報》和《詩歌報》的“中國第三代詩歌大展”潑冷水，比如我們撰寫公開信，批判徐敬亞，說他想借此機會來充當中國青年詩人的“教父”和“導師”，這是萬萬不能得逞的，等等。 回想起那個非凡的年代和我們不安分的作態，回想起我們的乖戾、無狀。至今都是那樣充滿溫馨。即使那時我們粗魯、偏狹，我們都認定那具有一種生命力的美。這就是我們歷來對老年人反對年輕人持強烈反感的態度的原因。 我承認，在八六年學潮洶湧之際，藏藏和我做著一系列與學潮完全是兩個向度的事情。張藏藏開始了關於北大藝術節之行的巡迴演講，而我也是“附屬演講者”之一。我非常懷念那個時代，那個熱烈歡迎詩歌品味的時代。即使我們如今過著一種更為現實的生活，我們也不覺得現今的我們比那個時候更超然，不認為我們更有資格批評那個時代。我欣慰地看到我們的內心並不因為我們曾受到過折磨而迷失當初的純粹。張藏藏小說集《每天淹死一個兒童的河》的出版，使我看到了歲月的證明。 《中國可以說不》的炒作和爭鳴使我有時覺得：它似乎是十年以前某些法制報刊炒作和爭鳴的“輪回”。準確地說：是九年以前的盛夏，我萬萬沒想到智力水準很高的藏藏會因一件小事受到處理。在我心目中，兄長式的權威感和安全感被一紙書面通知粉碎了，張藏藏被處理時，桌上還留了一部小說稿，題目叫《我的左眼是怎樣瞎掉的》，小說的開頭描寫了預審室裏的情形。 我記得我在教書時給他寫的那封信，在信中，我猜測他的心境是：“長夜漫漫而無法安眠的心情”。 但我最近印象尤深的是有過這段獨特經歷的張藏藏，在會見外國記者時明確表態：“我不諱言部分認同政府的立場，比如在人權方面，人權首先是……，”這應該是有說服力的，一個曾有著若干年悲痛回憶的人，能夠有如此勇毅的妥協和如此高貴的襟懷，實在是可以讓那些矯情而狹隘的厭世者和憤懣者感到汗顏的。” 同樣的態度也表現在他對朋友的寬宏大量。當一位自稱“同張藏藏有十餘年私交”的人向境外電臺透露張藏藏神秘背景的“獨家材料”時，張藏藏頂多搖搖頭，他歎息這麼一個有過顯赫思想和名氣的人怎麼墮落到靠搞“花邊”來賺取稿酬的地步！ 將來若有更充裕的機會。我們會非常坦然地呈明《我們的回憶》，她不需要遮掩和變形，風格是路易—阿拉貢式的，她將出現與夏雨詩社最閃光最動盪時代息息相關的許多人物和事件，她冷酷而直墮人的內心。最為重要的是，她和我們目前最樸實的民族立場呈兩個向度——但絕不意味著矛盾。 我們動盪的心靈歷程，鑄就了我們今天面對世界舞臺的勇氣，我們毫不掩飾我們在那些施放冷箭者面前呈現出的自豪感。我們蔑視一切不自量力阻擋“青年中國之怒”的徒勞掙扎，蔑視一切貌似尖酸而實則乏力的中國某些知識份子的譏誚。湧動的生命衝擊或許帶來授人以柄的粗糙，也可能令某些人產生被“後生小子”僭越的忌恨，但中國改革開放歷史的見證人們將一如既往地發出我們的聲音——這聲音不是神學士們陰冷的檢視和搖頭晃腦可以阻止的。 我們的、激情與坍塌並存的回憶，是億萬中國“知識青年”心靈歷程的一部分，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我們的激情可以得到廣泛的回應，我們的情感信號為什麼引起廣泛的共鳴。 我們承認，在這個時代裏，我們與中國社會主流找到了交彙點。中國的進軍不再是無力的召喚，而是回蕩在我們身邊的真實的怒吼。 我至今不明白，為什麼中國的崛起會引起某些周邊國家的特別“擔心”。 這種議論就好像中國曾經對他們做過什麼孽似的，似乎中國曾經有過邪惡的帝國主義歷史似的。 其實這也是一種矯情。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看到這種情形——一個人不小心被汽車蹭倒，或僅僅被疾駛而過的汽車驚了一下，他會順勢倒下，圍觀者會幫著起哄，“別起來，別起來！”——車之於人的關係就好比大國與小國的關係、小國的指責總會引起旁觀者的特別同情，這也很正常。做大國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尤其當這個大國正在各方面崛起，並明確了在本地區確定應有的地位的雄心，那麼，周邊國家的猜疑和議論應該是正常的。 但事情的關鍵是——這樣猜測懷疑或把中國當做現實威脅，對中國來說是不公正的。 我們認為如此“控訴”都是矯情的言論。 我們不需要從種族特質上闡述中國人不具備帝國主義基因的道理。我們也認為：從歷史事實來解說中國人民沒有擴張傳統對於某些人來說也是無濟於事的。 法拉奇曾問鄧小平：“聽說林彪曾搞了一個擴張計畫，這個擴張範圍南至印尼，對嗎？” 鄧小平回答：“怎麼我不知道哇？” 法拉奇問到的“擴張計畫南至印尼”的說法，會不會是緣源於60年代那次著名的改變印尼歷史的事件？那次事件造成了中國同印尼斷交長達二十年之久的不幸後果。那是一場眾說紛壇的政治風暴。但是，兩國仍然以一種令人尊敬的態度面對了“斷交”，難能可貴的是：印尼並未因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斷交而同臺灣當局建立所謂的外交關係。 至今為止，在印尼的歷史展覽館裏，每逢來自中國的代表團參觀，友好的印尼主人會小心翼翼地避開有關那段敏感歷史記載的展廳。 當我們無比欣慰地看到中國和印尼建立起了面向未來的友好合作關係時，再提到歷史當然不盡適宜。但是，我們仍然要說——關於中國插手了印尼的內亂的指控是毫無根據的。這不是因為誰“糾纏了歷史”，也不是中國嘮叨著要表明清白。關於中國插手印尼事務的說法，很大程度上歸功於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挑撥。 中國是一個很容易被人傳言出聳人聽聞的故事的國家。中國幾近於內向的國家特點給了職業杜撰者們一個充裕的想像空間。 你不可能編造出有關美國“全球擴張”計畫的神話，美國已經擴張過了，以至於他自己對擴張已經膩味了，也不可能刺激公眾的胃口。 你不可能編造日本在亞洲擴張的驚人消息，因為這個消息已經不可能“驚人”，對於受眾來說，“日本威脅論”已經了無新意。 但只有“中國威脅論”，可以在公眾中贏得一個廣闊的市場。因為中國好久以來沒有威脅過別人了，中國的骨架倒被別人擠兌得凹進去一大塊兒。中國的復興理所當然地引起人們稱羨、驚奇、猜疑等等心態複雜的反應。——總而言之，“中國威脅論”是有市場的。 看一看中國威脅別人的歷史，無非就是鐵木真大軍橫掃歐亞大陸，這“光榮”導致了幾百年後，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民族主義”文學家們寂寞地詠唱道—— “亞細亞的勇士張開了血盆的口……” 連這樣的帳都算到現今的中國人頭上。 檢討起來，中國確實曾經有過“民族霸權主義”，比如川軍楊森部隊的一首軍歌唱道：“緬甸與安南，原是我臣藩……”不過唱著這首戰歌的戰士，充其量就是從萬縣打到達縣而己，連“省際影響”都沒有，更談不上什麼“國際影響”了。 扳起指頭數數，所謂“中國帝國主義侵略外族”的史實，連聊天都沒有幾分談資。 散佈“中國威脅論”的人，想沒想過這個玩笑是開不得的？別找不自在，當心渲染得太過分了，給中國的“民族主義青年”們提了個醒——“一不做二不休，不吃羊肉都惹了一身臊，乾脆臊到底吧！”於是“同去同去”。 如果中國真的威脅了別人，那敢情是輸入其他民族的“異質”的結果。日里諾夫斯基說：弱小的民族勢必受欺負，他只聽說過小民族挨打，而不曾聽說有人敢打中國。我認為他說錯了，撇開較遠的歷史不說。近幾十年來，不是也有過小國家招惹中國的事發生嗎？遲鈍而內向的中國，有時候就是這樣——連小國都敢於試著撩撥兩下的。這不是說中國真的好欺負，至少看上去，她的內斂和內向特色，是有那麼一點文縐縐的味道的。 禮儀之邦嘛。 然而為什麼偏偏是中國招致了這麼多“瓜田李下”的嫌疑？真的是中國歷史上不清白嗎？真的是因為——中國派駐了海外駐軍、輸出了恐怖活動、轟炸了別國的城市、顛覆了別國的政府、竊取了別國的情報嗎？ 不錯，中國表現了鮮明的主權意識——包括在中國南海建立國防前哨，在臺灣海峽進行大規模軍事演習，但中國人民認為這一切是正當的——早就該這樣做了。 這一切同中國的經濟增長沒有關係，甚至當中國經濟相當落後的時候。對於主權這樣大是大非的基本問題，中國中央政府也從未含混過自己的立場。 那麼，對中國的一切懷疑由何而來？是不是因為中國沒有孽債，因此推測中華人民共和國像王熙風那樣盤算：“從今兒起，我也要學做幾件刻薄事了……”？ 我記得《水滸》中的李逵大鬧賭場，眾人叫道：李大哥，你平時賭風最好，今天怎麼使這般性子？李大哥冷笑道：“正因俺平時爽直慣了，今天權就不爽直一回！” 據說美國人正在勸說中國：如今的年頭，主權觀念已經過時了，什麼地盤海疆的，讓一讓就讓一讓吧。“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是啵？——中國人有一句老話，叫“站著說話不腰疼”，既然美國人的主權意識如此開通，那麼在美墨邊界構築那麼多的鐵絲網做甚？ 歷史上的中國曾經喪失了很多的主權，諸多的不平等條約已經造成了“無力回天”的嚴重後果。不提盛唐，我們再看一看康熙年間的中國版圖，也比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體面得多。 當然這一切無法再去追索。 但是我們保留了追思的權利。因為我們需要更加珍視我們今天僅有的一切。 假如符拉迪沃斯托克仍在我們手中，我們將擁有最北方的良港，對日本、朝鮮和韓國的海上貿易的貫通將極大地促進東北地區的繁榮。黑龍江省將不再作為一個比較黯淡的內陸邊疆省而面臨許多開發的困境，外興安嶺地區的木材開發將給東北人民帶來更多的財富，黑龍江上的大橋建設將不會因國與國之間的利益“磨合”而無限推遲，誠實而勤勞的中國人口將散佈在東北亞最遼闊、最值得開發的地區，東北亞“角落”的繁榮也將給俄羅斯人民帶來福音。 假如西北方向的那些著名湖泊和巨大水系不曾被割裂出去，那麼另一個邊疆大區新疆可以在未來實現“北水南調”的人類雄心，乾旱的新疆將獲得充足的水源和豐美的草地。也許中國的英雄彭加木和餘純順會因此避免倒斃羅布泊的命運。 看來上蒼永遠要給人類留下這一類的缺憾，一些看起來非常均衡而合理的人類佈局，卻因歷史的原因而被有意地阻礙了。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化受害國和帝國主義瓜分圖謀受害國，也許這可以解釋成周邊國家的少數民眾為什麼對中國威脅有著特別的擔心。復仇主義意識在其他民族那裏屢見不鮮，因此他們也擔心：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會在羽翼漸豐之際走向復仇主義的老路。這種意識的出現，即便不是因為政治歧見，也是出於不瞭解中國。 佛教哲學令中國思想具備了濃郁的溫柔的功德觀，中國人的缺乏野心並非是長期受列強懲戒的結果，而是出自於對苦難民族共有的悲憫。中國人的苦難歷程使之對全世界弱國貧國有一種天然的仁厚精神。對於外交和國際事務的認識，幾乎全體的中國人都是周恩來的弟子，周恩來獨特的將中國人格化的外交精神，將世世代代在中國人心中傳下去。 這種功德觀甚至表現在中國對戰敗的作惡者施以仁政的“唯恐不及”，日本投降後，蔣介石的第一次全國演說的中心思想就是對戰敗者施以仁愛。老舍名著《四世同堂》描述北平光復的第一筆就是主人公如何保護被憤怒者包圍的日本老太太。相反，看看史達林對德國俘虜是怎麼做的：二十余萬計的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德國戰俘在饑謹、寒凍和虐待之中跳蚤般的死了。即使這樣，日里諾夫斯基還在那裏喃喃的罵：不該那麼早放他們回國，太便宜了他們。 轉戰太行山之際，林彪的部隊曾捉住過一名日本士兵。那士兵的蠻橫令八路軍產生了要處死他的衝動，然而八路軍沒有這樣做，那日本俘虜不吃粗糧鹹菜，八路軍則給他送去了大米飯和雞湯。有一天，林彪走進了關押俘虜的小屋，道：“聽說你又打了我們的衛生員？你太不知好歹了，我們吃小米、黑豆，給你送米飯和雞湯；我們也有很多傷員，卻派專人給你治傷。——我警告你：不要認為我們會一味忍耐，假如你再敢打我們的人，我們就用鞭子抽你！” 那“鞭子”終究沒有抽成。最大的警告不過是“抽你”。相信中國人讀到這段外國記者的描述都會感慨不已的。 這種最大的克己幾乎是一種自然本能的反應，壓根沒有指望未來歲月的報答。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前夕，因日本方面的摳摳索索和不知好歹，引起了中國外交使團的不快。中國代表團指出：其他的附議以後再說，先將中日友好之事定下來要緊！’ 如按某些人所說：這也算霸權主義的話，那就算是“人類友好合作霸權主義！”——那同日本當初強加給中國的“親善、共存、共榮”是截然不同的。我記得當時的中國最高領導人在簽訂“友好條約”之後訪問東京，日本新聞界感歎道： “這位當年的抗日少年先鋒隊戰士，在東京聽到《義勇軍進行曲》，不知會作何心情？” 又能作何心情？“相見一笑泯恩仇”的心情，因同宿敵實現親善而倍感悲喜交加的心情。 這應是典型的中國人的心理。 中國人的仁愛，有時達到了這樣一種程度，對侵略者的寬宥、慷慨，對他們悔罪後的器重甚至超過了應施于同胞和傳統盟友的器重。這實際是一種急切的尋求人類大同的表現，體現出了中國人的理想主義和天下主義。 這一切的進取對人類是無侵害的。 所以散佈“中國威脅論”的人們要當心：不要破壞了中國的好心情，也不要讓中國的良好胃口遭受其他異質調味品的刺激。 純潔的中國不容玷污。 其實許多西方觀察家已經真切地感覺到了中國人的心情，他們從上一代中國人的所做所為，這一代中國人的血質和和平願望感知到中國不可能萌發帝國主義。可是，他們欠身離座時總是意猶未盡地問：“那麼五十年之後呢？” 呂雉追問劉邦：“那麼曹參之後呢？” 劉邦無可奈何地閉眼側身背對呂雉：“那就是非你我能夠操心的事情啦。” 就好比一個人若干年來形成了一種思想，儘管這種思想在事實與誠懇的明辯面前顯得那麼不堪一擊，但版權人無法接受這麼快就收場的尷尬局面，因此，他們臨末了還是發出了一個微弱的聲音：“那麼五十年後呢？” 這也說明了帝國主義和擴張主義的始作俑者，他們至今認為那種邪惡的人類思想是永恆的，所以他們希望探討一下五十年後誰將是帝國主義的問題。 我們認為應明確五十年以後是怎麼回事，比如提這樣的議題：若干年後，中國第一。 也該輪到中國了。 但這絕不意昧著誰第一，誰就是霸主，誰就會充當世界員警的角色。中國儒道的大同思想，將能夠給人類一個理想的未來的範式。中國以痛苦的飽經殘害的經歷，將告知世人一個明確的思想，不是說將來的擁有更重要席位者，將來的權威者就一定重蹈霸權和擴張的老路子。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這世界也未免太乏味了，人類對和平、幸福的追求，幹百年來湧現出那樣多的言論家和思想流派，經歷過那麼多的痛苦和犧牲，也該有一個是與非，對與錯的說法的時候了。人類歷史上，老是狡詐者、貪婪者大佔便宜的黑暗現實對人類未來抉擇的負面效應，也應該有一個被徹底清算的時候了。 五十年後(或者時間更快一些)中國第一，應該被當回事兒好好議一議。國家領袖們當然不會像當年的赫魯雪夫們那樣發出理想和現實不分的政治預言，藉以煽情於自己的人民。但學術界人士、教育界人士、商界領導人、企業家和青年軍官們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比五年、十年規劃更遠、更大的目標作出一個比較形象的估計。 “中國的進軍”應該成為一個議題。 因為偉大中國目標的實現不再是一個遮遮掩掩、羞於道破的事。 首先，“中國的進軍”應照顧到其他鄰國的情緒。應該承認這一點，中國文化的複雜、細膩而導致的神秘色彩，引起了這樣的後果：即友鄰國家的耽心。七十年代，周恩來對泰國，總理說：“中國永遠不入侵泰國。”泰國總理則在感激之餘掏出紙筆來：“希望閣下能將剛才說的話寫下來，好讓我國人民世世代代銘記。”周總理搖頭說：“我手顫，怕是寫不了啦。” ——這一筆應由我們及我們的子孫來填寫。 我個人極其欣賞這個故事，我欣賞這個偉人對國際政治微妙之處的深刻體察。但周恩來的坦率和對“立字據”所持的謹慎態度，絕不應視作國際政治陰暗面的一種折射。我認為中國不會進攻緬甸、印度，今後也不會主動進攻越南和所有相鄰的國家。不必擔心周恩來的表態是對某個國家的特殊照顧，不必擔心中國拒絕侵略的諾言不具備廣泛效力。 但是，即使一切表白不起作用，一切擔心不可能阻止中國朝著既定目標邁進的努力，就好比一個村落有幾十戶家庭，傳統的富戶修門樓掛彩匾，村裏人會覺得很正常。但是，只要哪一戶新起來的人家也開始修門樓掛彩匾，那麼一定會有人說：“瞧瞧，看見了嗎？嘖嘖，此間大有深意?……”他們可能會去串門，拐彎抹角地勸戒這新門樓的主人：“不說又不行，說了又怕您急，我們實在挺耽心的……”。 可憐見中國連座門樓都沒有，就已經招來了這麼多閒話。 例如，中國還沒有航母，但當別人影影綽綽地聽到有一個建造航母的計畫時，全部的毛孔一?那被激靈起來了，又是衛星拍照又是戰略分析。他們無非就想說出這樣的意思：中國怎麼可以有航母？而我們從沒有聽到過這樣的意見：印度怎麼可以有航母？——我們不應鼓吹擴充軍備，但長期以來，中國的個兒很大，但性情又似乎太溫順，一有人規勸便紅著臉把手腳收斂，好像真的祖上缺過什麼大德，讓後代必須跟著背心理包袱似的。中國欠缺的何止是航母？中國應當理直氣壯地添置家當，從航母開始，該添的就添。毛澤東說：“要讓別人堅定，首先自己要堅定。”我們也說，要讓別人服氣，首先我們自己要對自己服氣。我們已經忍受得太久了，本來應該是那些帝國背的惡名我們自己揀來背上，要恭順忍讓，由那些孽債累累的大國們去忍讓好了。你沒由來的去照顧什麼情緒？中國人經常對無辜者說：“走走走，那些議論不關咱們的事。”今天中國人也要對自己說：“走走走，不關中國的事。” 有一種說法是：“說‘不’要靠實力來達到。”中國人可以這麼回答他：“到了你所想像的那種實力，中國也就‘不說’了。那個時候該於啥就幹啥。” “說不要靠實力”，這是一種帝國主義思想，到了一定的實力，他就要跳出來收拾人了。他的真理就是軍閥的真理，有兵有地盤有錢糧，可以什麼都幹，什麼都是“真理”，豈止是說“不”。 “說不要靠實力”，這更是一種奴隸思想，因為他無限崇尚“弱肉強食”的法則用來推人推己，實力稍不如人，就做出一付被人打怕了的樣子，夾起了尾巴，匍伏在地，還要按住那些梗著脖子的後生：“別較勁兒，太君不會把我們怎麼樣……” 羅素曾說過這樣的話：中華文明體系的唯一缺陷就是它缺少應付外來民族攻擊的防禦機制(大意如此)。如果我們今天對那種歲月歷練出來的霸權主義的驕橫和耀武揚威不敢言“不”，那麼我們的忍辱負重，會換來穿過陰霾之後的一線陽光麼？真的去希望：以己為祭牲去感動上帝，讓他把我們的捆縛再放鬆一些，讓我們在一個遙遠的將來發出一聲尊嚴的虎嘯麼？說一句近似於饒舌的、但又逼近了人類競爭“人情淡薄”的本相的話——現在不說“不”，將來恐怕永遠沒有機會說不。現在說了“不”，興許會避免將來捂著火辣辣的臉帶著哭腔說“不……”我們深知人類競爭的人情淡薄，已遠遠地背離了中華民族傳統的文明道德。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倒是可以徹底地迷失本性，赤條條地進入他們設計好的規則之中的。 正巧英國《經濟學家》又傳來了新的召喚：縛住中國這只虎。確切的觀點沒看到，但似已感覺到那聲“嗡嗡嗡”了。曹操對呂布說：縛虎不得不緊點啊。得，《經濟學家》，算你狠！你看吧，我們老是落下了別人半拍。 一位古巴朋友模仿著毛澤東的口吻對我們說：不要著急，慢慢來。 古巴已被折騰了近四十年。《赫爾姆斯—伯頓法》的拙劣愚蠢，興許能給古巴帶來希望。如果這回還不行，古巴還能等待下一個回合。 讓中國睜開眼吧！ 如果蒼天故意設置的人類悖論是在故意考驗我們的道德觀，那麼這次人類歷史上最漫長的考驗應在中國復興的最後關頭公佈謎底。如果蒼天有意識撒手不管，那也一定是讓中國的進軍變得毫無羈絆，中國的奔突之路變得更加自由、廣闊。上蒼將微笑著說：“這是最大的公平、最後的賜予和全球最美的福音。” 中國應明確她進軍的目標——與第一人口大國相匹和痛苦代價相稱的經濟超級大國地位；與中華深厚文明背景相稱的文化超級大國地位；中國的進軍應同人類理智呼喚相適應。她應消除人類最大的恐怖——極大地耗費自然資源、掠奪自然之美、田園之美和人性之美來追逐帝國主義地位——而以新的姿態走上普照四海的文明征程。 一個擁有臺灣、香港、澳門、南沙群島和釣魚島的偉大中國是未來進軍的基本保障。 因此，在力避軍備競賽(對日本除外)的前提下，中國應發展其強大的國防。她應當不掩飾這一目標：擁有亞洲最強大的海軍和航母編隊，擁有東亞地區最強大的空軍和足以威懾不友善國家的二炮部隊。在其他大國並末停止擴充軍備的前提下，中國應完善和壯大一個現代化國防所需要的一切新的軍種。在日本這樣的鄰國急欲在海外派兵方面有所作為時，中國軍事力量也應在國際維和事務方面當仁不讓。 中國需要更多更強大的製造業，中國勤勞的人民，豐富的人口和年輕一代對知識的渴求將為未來的、升騰著的中國帶來豐富的智慧、眾多的名牌和素質一流的勞動大軍。 中國將出現更多更偉大的基礎設施，民族地區的基礎建設投資應得到更多的照顧，需要更多的鐵路、機場和氣勢宏偉的運河，發達的交通紐帶將把西藏同廣大中國腹地緊密相連。 中國的農業在經過野性勃勃的工業化滲透後，將理智地遵循東亞的傳統模式，她將吸納韓國和臺灣省的先進模式，回復到良好的生態農業之路，中國的農業產品應在國際市場上得到豐厚的回報。更重要的是，中國的鄉村建設將在一代代知識份子熱情試驗的失敗之後，在下個世紀成為一種可能，忠孝、仁愛的美好道德深刻影響中國人的子孫。這也許是下世紀中國農業革命意義最為深遠的變化——它將影響全世界對農業的認識，一個國家的農業成分、農業地位不再是判定國家現代化程度的標準，歷史將被中國人改寫。 中國的國際地位應進一步提高，德國——俄羅斯——中國——東盟這樣一種“大陸——海洋模式”將創造未來國際合作最光輝燦爛的典範，並且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開闢無限廣闊的國際舞臺。 二十一世紀，“一即為多”的哲理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世界活動舞臺上變為現實。中國的怒吼將成為多數，中國思想、中國經營能力的當量將深刻影響世界，並將成為領導未來人類思潮的唯一動力。 在很小的時候，我們就知道：史可法、林則徐是民族英雄，英雄的行為是值得敬仰和仿效的。而做漢奸是可恥的，漢奸在道義和情感上都令人厭惡和痛恨。 當我們漸次長大、成熟，我們開始檢視所有過去形成的觀點，據說現代化首先是人的現代化，這個使命決定了我們必須檢視過去形成的知識。 也許是我們缺乏想像力的緣故吧，儘管我們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中國歷史，我們仍尊重了民族英雄的行為。我們認為“民族英雄——漢奸＝美——醜”的等式是亙古不變的。這是一個神聖原則和民族立場問題，就像風流雅謔的公子哥兒們不會拿母親開玩笑一樣。 但當我們眼下看到中國歷史學的某種“突破”，實在可以“慚愧”於我們本質上的保守了。 某些文人開始專注于歷史的再批判，並率然否定民族英雄的價值，這種“當代投降興趣”的新穎和流行，幾乎動搖了我們最基本的中國歷史觀。 如：有人評論史可法的偏狹和冷酷，說他不藉以士卒百姓的屍骨來完成自己“人生的壯美”，他的激烈反抗釀成了揚州屠城的民族慘禍；一句話，明末清初中國的災難是因為像史可法這樣的人太多了， 又如，《天朝的崩潰》指出鴉片戰爭林則徐們的抵抗實在是不可取的，假如中國不去炮轟英國艦隊，早早搞門戶開放，那麼，最早實現維新目標的可能是中國而不是日本。 中國的知識階層確實擁有雍容華貴的學理，當代學理的自由式態，竟然使中國人的神聖原則和正義原則變得風雨飄零，這究竟是知識界的幸事，還是悲哀？我們可以再反過來咂摩早年間那句“知識越多越反動”的惡意詛咒，看一看知識的增長是否使人的品質變得怪誕和無狀。我突然想起了《莊子》裏的大樹，難道學理已經成了多餘的東西？——或者這麼說，學理已經擁有了這樣的特權：可以壓迫芸芸眾生並置他們的感情於不顧…… 《天朝的崩潰》帶來的反思，使我們想起英國廣播公司(BBC)對中國人的斥責：“鴉片戰爭說白了，就是因為中國人不肯做生意，英國人才用大炮讓你們加入世界貿易秩序！”而與此同時，中國有些評論家同外國政治觀點的“裏應外合”，做得是如此默契。可以聯想到最近圍繞著《中國可以說不》發生的一些事情，《星期日泰晤士報》稱作者們是“新義和團”，國內有個叫李澤的也大喊大叫，這是中國出版界的“惡性事件”，還有那個看上去似乎老是跟太陽光無緣的鄢烈山也在那裏危言聳聽：“中國若要再發動一場文革，不是沒有參加者和擁護者的。”好，好，罵得結實。應該慶倖“文壇”上總有這樣的貨色，不然，“學理”的醜惡何以暴露？“打鬼”又從何打起？ 如果重編一部《漢奸列傳》的話，這樣的貨色只配做塹腳布。不過我主張對鄢烈山可以勉強網開一面，因為他發表的“中國鬼和亡國奴”的謬論，使大家認清了：漢奸在九十年代的中國並非白堊紀動物。 於是才有人說，抗日戰爭之所以要耗八年時間，是因為漢奸太多了。其實對那些有著濃厚投降興趣的書生們來說，漢李陵比史可法們有著更強的說服力。他在為國盡忠後被漢武帝滅了族，有關他的悲劇在《史記》中占了很大篇幅。李陵事件作為人類悲劇之一，它的啟發性只能如此了，封建制度害人也害國家。然而有一點不容否認：李陵畢竟做了漢奸。我們不能因漢朝對不住李陵，而把李陵的投降主義和李陵最終做漢奸的事實給否定掉了。《河殤》在批判中國封建專制黑暗的同時，提倡的是歐洲中心主義。《河殤》失敗了，當然，失敗有其他原因。但如果《河殤》及其信徒們勝利了，我敢說：那是投降主義的勝利。不過屆時再發議論也沒有什麼用，因為到那時整部中國歷史都將重作“決議”。 儘管這樣的“歷史決議”沒有成為現實，“投降興趣”和“新漢奸哲學”的調子已經是越來越高了。周作人重新熱鬧了好些年，除了世俗心理外，有沒有文人相憐的因素在裏面興風作浪？我看是有的。周作人受審時的辯解詞整個是一部“維持會理論”，這個“理論”在當今文人中很吃香。鄢烈山不是也說西方壓制我們是很“自然”的事，而我們來表達憤怒和豪情就是“令人討厭”的嗎？他那種食其肉、寢其皮的仇恨緣何而來？我們哪里踩住了鄢烈山的尾巴？僅僅是出於對“小子”們“僭越”的不適和憤怒嗎？恐怕事情沒那麼簡單；文人們對忠誠的蔑視，對本土中國關注熱情的譏笑，發展到憤懣於中華民族和整個價值體系，但嘴上又不能這樣明說，於是“投降興趣”、“維持會理論”應運而生了，這個宵小式的鄢烈山僅是裏面的一個丑角而已。 關於個人權益與民族權益的嚴肅選擇，薩特戲劇《死無葬身之地》指出了可能發生的某種荒謬，——但這種荒謬不能阻止法西斯被最終消滅。因為邪惡的根源不在於被壓迫者和抵抗戰士，而在於罪惡的法西斯勢力。薩特對此是有著迷憫的，但他仍然不失為偉大的人道主義者，相比之下，鄢烈山之輩只算得上臭哄哄的實用主義者。 這類有害於中國的言論為什麼得以頻頻發表？究其根源來說也很簡單，也了無新意，它得以流行無外乎有以下幾種原因： 它首先混雜于文藝解放以來對個體價值和生命意識的探索思潮中悄然流行。這種思潮的最終意義是如何弘揚個體精神，探討怎樣賜予個體在集體中更積極的作用。而“苟活做亡國奴”論者則不然，它在強調個體價值的表像之下，實現著對中國人價值和中國人權利的殺滅。在日本右翼勢力否認侵華戰爭和屠殺罪證的叫囂聲中，中國人中也出現了投降選擇和亡國奴選擇的可恥論調，它的惡毒和卑賤無疑是對中國人民獨立自由鬥爭史的否定。是的，鄢烈山之流的漢奸論調是對三千萬中國抗戰犧牲者和三十萬南京大屠殺殉難者的第二次屠殺。 這種墮落哲學悄然流行的另一個社會原因，是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物欲主義的氾濫。因而不借犧牲民族利益以成全個人幸福的“亡國奴選擇”得到鼓吹和激賞。文人們的“當代投降興趣”使這種“選擇”縝密化和理論化了，它的偽善外表更使人誤以為它也在探討民族利益，這裏不得不提到一個叫王小波的對《說不》買辦腔十足的指責——是的，中國正在進入了“別人的”市場，但中國人必須在無情的市場搏擊中捍衛自己的利益。林則徐這麼做了，當今的中國人更有理由在現代國際公正貿易原則下維護自己的權利。你西方人不是最講“公正”的嗎？好，中國人願意“公正”下去，到末了看看誰“不講道理”(王小波語)？看一看到底是誰在恃強淩弱？並且很有興趣看一看——到底是哪些中國人為西方不正當權益幫腔？ 必須認識到在當今的中國，買辦思想、亡國奴思想和當代投降主義的危害性。中國的某些書生——他們似乎不是用中國的鄉土教材哺育長大的，他們的一言一行洋溢著教會學校的氣息，不然他們為什麼合法而合理地攻擊一百年前那場勇敢而悲愴的民粹運動“義和團”呢？你看、他們如此老練地用“義和團”來辱駡抗議西方的中國人，喲喲，多麼有教養的一群“文人”哪(李澤就是一個，沒人請他，他就大搖大擺地步人“文人”行列，並對《說不》的出版表達出“文人的羞恥的憤怒”)。少數中國書生從基礎理論到民族觀，已經遠離了中國人的特徵。為什麼會如此？難道幾千年封建專制史、一百多年帝國主義奴役史和十年文革，受虐的只是中國書生嗎？我認為很多人事實上都是這麼認定的——他們覺得他們比平民百姓更有資格索還被中國耽誤的一切，他們對民族價值和民族利益的鄙夷和嘲諷可以不加約束。我記得當文革受難遺族們無原則地彈冠相慶時，一位四川的年青詩人激憤地質問：“中華民族曾遭受過比俄羅斯民族更深重的苦難，但為什麼文人們沒有表現出俄羅斯作家們那樣可貴的人類精神？”這話點到為止。文人們的自私自利導致他們言論的輕佻和不惜玩火，發展到他們開始濫用言論特權——這種特權就是他們可以率先從精神上逃離中國和拋棄中國。我們一如既往地支持知識探索和價值關懷的自由，但是，一旦這種“自由”到了要去摧毀中國人利益的程度，作為中國人的我們，不得不作出忠於自己、忠於子孫的選擇。 忠於自己、忠於子孫，意昧著我們在中華民族正當利益同異族利益發生衝突時，應遵循我們一貫的中華利益至上的原則。目前最明顯、最迫切的利益衝突是釣魚島之爭，中國人應擁有一種不容分辯的尺度——保衛釣魚島。面向二十—世紀，釣魚島之爭可能會在短暫時期內被解決，或者會成為諸多中外利益糾紛事件之一。在符合法理(當然不是那種《赫—伯頓法案》的法理)的前提下，一切階段性的、局部性的利益衝突將由中國人制定的永恆法則——忠誠原則和中華利益至上原則加以框定，這個忠誠原則將是中國安全和中國進軍的基礎保證。 這個忠誠原則同鄢烈山式的忠誠原則是截然不同的，後者只忠於他自己的私利和欲望。而我們的忠誠原則，首先捍衛的是作為中國人最基本的認同感和道義原則，並且毫無保留地支持中國的獨立、尊嚴、富強和民主。為我們及子孫驅逐一切輕賤的沙龍論調，這是每一個不願成為離心勢力的中國同胞的使命。 《中國可以說不》一書在國內的出版、暢銷以及在西方引起的猜測、敵視和爭議，可以說構成了一個“神話”。 這個“神話”的出現，與西方媒體滾雪球似的傳播分不開。他們首先認定《說不》的作者有“政府背景”；“撲空”之後，接著斷言是“商業炒作”。他們唯獨沒有認真地對待書本身的意義，只是把目光停留在“刺眼”的標題上。“可以說”，恰恰是西方媒體自身的“政府背景”歪曲了《說不》的主題；與此同時，西方媒體為其自身利益進行著“商業炒作”。假如西方媒體把採訪“內幕新聞”的熱情用於客觀、公正地報導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偉大成就，用於分析西方(以美國為首)阻止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會、阻撓中國加人世界貿易組織的政治後果，用於描述美國、日本與臺灣“明送炮艦”、“暗送秋波”的伎倆，用於記錄中國的老百姓反對霸權主義、反對於涉內政的正義呼聲，那麼，也許有助於正處心積慮準備連任總統的克林頓先生，以及唯恐抓不住選票從國會山上摔下來的某些議員先生對中國事務的理解。 《說不》一書遭到包括日本軍國主義者、右翼作家石原慎太郎在內的反華勢力的攻擊。這一點也不讓人覺得奇怪。他們說：《中國可以說不》這個書名是從《日本可以說不》“抄襲”而來。就算是吧，不過，我喜愛的詩人艾略特曾經說過，“不成熟的詩人模仿，成熟的詩人抄襲。”這位獲過諾貝爾文學獎的詩人對“抄襲”的看法顯然有過人之處。我已經建議《中國可以說不》的策劃人張藏藏通過正常渠道，把“版權”使用費(儘管是三、五個字的)交還給對方，免得人家告發咱們“侵犯”知識產權。至於人家把漢字“照搬”過去的事就別提了。還是人家的“照搬”的方法比較“高級”，你設法子說“不”。軍國主義氣味十足的石原慎太郎，至今仍在文章中貶稱中國為支那，但咱們可千萬別把日本叫成“小日本”。軍國主義和仇視亞洲的卑劣言行正在彙入右翼勢力自大狂式的惡夢之中，可不要小看日本。任何低估日本所作所為的人，也就是低估了自己對日本這樣一個有侵略歷史、又死不懺悔的國家進行批判的能力。在“細節”上重視日本，並把“細節”刻畫出來，求得一幅日本本來的面目，這才是現實主義的。 “打水漂”作為童年遊戲固然好看，倘若作為思考方式當然是淺薄的、沉痛的，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誤解和詛咒，不管來自海外還是其他什麼地方，至少證明了一點，《中國可以說不》並非熱血來潮之書，實乃痛心疾首之書。臺灣那個叫做呂秀蓮的女人居然叫囂“馬關條約救了臺灣”。這種在目前的國際背景下出現的新漢奸比起當年的周作人一路更危險，也更可恥。還有一兩個“葡萄文人”“翻了翻”《說不》一書，就找到了全書僅有的幾處校對上的疏忽(功夫不淺啊)，於是連夜操刀，唯恐趕不上第二天發排。拿來一看，無非是“花邊文學”、“告密文學”的老調子，“春秋筆法，翻案文章”，我們見得多了。 從《說不》一書出版後讀者反應的熱烈程度來看，從西方記者不同尋常的“傳播”來看，《說不》恰逢其時，意義也在於此。美國強權政治四處橫行，民族虛無主義暗流滾滾。當此之際，有一本洋溢著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墨香的書被讀者喜愛，這又有什麼不妥嗎？！連美國的導彈都被命名為“愛國者”，那麼，為什麼中國的青年知識份子在愛國主義精神照耀下寫出的“情感抉擇”就被西方傳媒視為洪水呢？我看《說不》給李登輝、橋本、克林頓等幾位先生帶去了中國民間話語的資訊。對李登輝而言，他出賣祖國利益、分裂祖國的言行是在玩火。《說不》給李登輝的一意孤行敲敲警鐘，總比到頭來敲喪鐘更具人情味。只要李登輝繼續串通美日，“台獨”之心不死，那麼他留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的罪名就越深。李登輝先生的“面子”越丟越小，倘若不在夜深人靜之時多多思量身前身後之事，“面子”一旦丟盡就不好辦了。李登輝抱住克林頓的大腿，實在有辱中華民族的儒雅之風。不僅克林頓“不方便”，李登輝本人也低人三尺。作孽啊。最近，李登輝先生又弄了一條船的人馬，遊說聯合國去了，而且還帶著一張票額不小的支票。據說，被聯大一口回絕：臺灣加入聯合國的事又泡了湯，“送禮”也沒有送出去。也真是夠可悲的。大詩人歌德曾說：最痛苦的不是你要別人的東西人家不給，而是你給人家的東西別人根本不要。李登輝先生同時要享用兩種“痛苦”，何苦來呢！“支票外交”、“過境外交”、“交”來“交”去讓自家不可開“交”，圖得什麼呢？！ 對克林頓先生而言，《中國可以說不》能適當地校正一下他的“美國價值觀”的“隱形眼鏡”。不過，期望值不要太高。就連許多美國人也沒有“發現”他們的總統的“隱形”眼鏡。高科技就是地道。在“高科技”後面，我有一個疑問，那就是，一旦頭腦本身出了毛病，尤其是這毛病本身又與“高科技”有關，再來“觀察”世界與中國偏差可就大了，如果克林頓先生頭腦與視力是正常的，怎麼會把航空母艦的航向弄“錯”，直逼臺灣海峽呢？我們的“銀河號”在公海上被美國人翻了個底朝天，我們在自己的領海上演習一場，美國總統又來了個“半夜雞叫”的把戲，讓人覺得好笑，卻一點也不“幽默”。“遏制中國”，並散佈所謂“中國威脅論”，無非是挑唆“亞洲鬥亞洲”，以便美國騰出一手，坐享漁利。國會山上的某些以反華撈選票的議員先生，如果真心為“美國的利益”著想，而不是存心為自己的選票做夢，那就應當在議會上更多地討論一下美國國內的暴力、失業、種族歧視等問題，少忙乎些插手別國內政、干涉別國事務的法案。無視中國人民(有十二億之眾)的正義呼聲，只顧為一小撮民族敗類如李登輝之流撐腰打氣，不利於構成中美之間平等對話的良好氛圍。美國不要以為阻止了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會，也就能阻止大陸與臺灣的統一進程。中國人民邁向更富強、更繁榮、更穩定、更開放的現代化道路的腳步是誰也遏制不了的。 冷戰時代已經過去。 美國也該換換腦筋了。 早在1949年4月，詩人毛澤東寫過一首七律，我喜愛這首七律。其中有兩句是：“虎踞龍盤今勝昔”，“人間正道是蒼桑”。戰勝過去，才能面對將來，面對“人間正道”。 美國物理學家惠勒教授在80年代初曾來中國大陸訪問講學。在乾陵(武則天墓)參觀時，當他得知乾陵殘留的六十一尊石像代表著國外使節曾參加武則天葬儀時不禁驚歎：“當時美國在什麼地方啊！？”惠勒教授不愧是偉大的物理學家，他具有深遠的哲學眼光，能夠理解中國的文化，正如玻爾能領悟中國的太極圖的意義一樣。有著悠久歷史文化的中華民族，蘊藏著無窮的凝聚力和創造力。當然，我們的民族也有著沉重的歷史負擔，沉痛的歷史教訓。閉關鎖國的苦頭我們吃夠了。向西方先進國家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管理經驗，從而使我們中華民族更快更好地發展下去。那種認為“美國的月亮更圓”的洋奴腔調還沒有消失。儘管自己不爭氣、自己瞧不起自己的人是少數，也不妨“棒喝”一聲。與海外反華勢力的鼓噪與叫囂相比，《中國可以說不》一書中的某些所謂過激之詞，本不該引起西方媒體的過敏反應。 西方記者對“幕後新聞”的興趣，顯然超過了對《說不》一書本身的興趣。真正的“幕後新聞”在美國就可以採訪到，只要放棄他們自身價值觀的有色眼鏡，公正看待中國的事情。讓一個被揪住耳朵的人俯首稱“是”，這種事在美國不好找，同樣在中國大陸也不容易找到。讓世界聽一聽中國新一代知識份子的一聲“不！”，把這種別樣的聲音傳達給那些夢想“遏制中國”、“分裂中國”的反華勢力，是我們應有的責任。祖國的利益高於一切。中華民族的利益高於一切。 《中國可以說不》一書的出版與暢銷給西方媒體一個驚訝，這超出了他們的想像力。隨著《說不》一書的多種外文譯本的出版，全世界都可以有機會看到中國青年知識份子的思想與情感的真實狀況。《說不》一書儘管有某些不成熟之處(這一點用不著掩飾)，但畢竟不是鑽在書堆裏苦思冥想出來的東西。它首先是給中國人讀的，西方讀者也可以從中瞭解到，中國民間話語依舊是活躍的。認真思考世界和中國自己的事情，並有機會表達出來，哪怕這種表達還不夠深刻、不夠完美。我們也歡迎批評，只要這種批評是嚴肅的、公正的。 一九九六年的夏天過去了，《中國可以說不》的“神話”還沒有過去。《中國可以說不》只是一本書，不是特洛伊木馬。書中充滿作者的心聲，而且不加掩飾。它能夠引起讀者的強烈共鳴，也說明讀者的心聲和作者息息相連。 “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毛澤東詩人之詠，讓我們信心十足。小小環球，再有幾個蒼蠅碰壁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中華民族，歷盡蒼桑，百折不撓。讓我們為她美好的明天而祝福。 祖國萬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