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新書《中國可以說不》洛陽紙貴，反映在中美明爭暗鬥中，一些年輕知識份子對親美思潮的反思，但也引起海內外的憂慮。 七月的北京正值盛暑，一部三十五萬字的《中國可以說不》正在京城暢銷，掀起熱潮。在市中心王府井和沙灘一帶的書攤、書亭，此書早已脫銷。“李記”書攤攤主說：“這書一個月前開始上市，我進了幾百本貨，賣得特快。” 這本全稱《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的政治評論著作，由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出版。首版發行五萬冊，只用了二十多天就趕印出版。中國大陸各地紛紛向出版社和第二渠道發行網路要書，希望書趕快增訂再版，四川重慶等地報刊正聯繫連載。此書也已驚動境外，特別是西方媒體派記者去大陸多方尋覓作者採訪。英國、加拿大等國出版商正洽談出版英文版。中文繁體字直排版也將在香港出版。北京《中國圖書商報》和《工人日報》等都對此書作推介，北京中國國際廣播電臺七月三日對此書作者作了採訪。 此書走俏已引起中國國務院和外交部的關注，有關部門不久前就買了一批。中國外交部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說，中央對這本書很重視，特別是外交、外貿系統，都鼓勵拿來看看。“據說中央有領導看了後，認為這本書有一定的理論基礎。特別是針對西方大國、尤其是美國對中國的種種阻撓、指責和壓制，從理論上提出了中國可以說不的根據。”所以這本書出版時，官方的新華社、中新社都發稿介紹，這在中國大陸並不常見。 這本書受到關注，主要原因是它發出了中美關係解凍二十多年來罕見的反美音符。幾位年輕作者敘述自己如何從親美走向反美，對這個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口誅筆伐，論題觸及美國的內外政策和價值觀，並批判中國國內的崇美、親美思潮。指美國誰也領導不了 自從去年臺灣李登輝獲准訪問美國以來，中國大陸老百姓中的反美情緒逐漸高漲。特別是今年三月臺灣總統選舉前解放軍舉行軍事演習，美國派遣航空母艦對北京施加壓力，更使這種反美情緒進一步升溫。《中國可以說不》一書，正折射了這種情緒。該書《前言》就稱：“美國誰也領導不了，它只能領導它自己；日本誰也領導不了，它有時連自己都無法領導；中國誰也不想領導，中國只想領導自己。”該書的五位作者都是三十歲上下的年輕人，主要策劃人張藏藏，畢業于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教育系，是上海城市詩派的代表人物。宋強畢業于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現在四川省重慶經濟廣播電臺當記者。喬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八六級畢業生，曾分配到寧夏回族自治區工作，現在北京謀職。另兩位作者都在北京，古清生是自由撰稿人，湯正宇任職北京中華工商時報。 《前言》作者何蓓琳是張藏藏的太太。她說，這五位作者跟《日本能夠說不》的作者盛田昭夫、石原慎太郎以及《可以說不的亞洲》的作者馬哈蒂爾無論在資歷、身份和地位上都不可同日而語。寫作此書，是出自一種情感選擇——因為他們也不是國際問題專家。“但唯其如此，該書才具有了更廣泛堅實的民意基礎。”作者們從自己的經歷出發，說了各人從崇美到反美的思想轉變和心路歷程。宋強在書中披露了他八十年代在上海讀大學時的崇美心態。宋生於六四年，在七十年代末思想解放時期開始關注世界。 他說：“很難想像許多和我一樣有著自由思想特徵的中國青年，不會對美國產生濃厚的感情。這種感情上的根深蒂固是真實的，它不一定以十分狂熱的形式表現出來，而是以深沉、持久甚至溫馨的狀態，左右著我們認識現實的尺度，影響著我們的追求。”宋畢業後，對美國夢漸生懷疑，終於徹底幻滅。喬邊自稱原是個“國際主義者”，看到美英等國在中國申辦奧林匹克運動會問題上的表現，深受刺激，以後慢慢變成一個民族主義者。 這幾位作者抨擊美國的對外政策尤為激烈。喬邊說：“美國有一套自己的邏輯，大約有兩條：凡是與美國的價值標準不符的國家，美國就要干涉，美其名曰：保護美國利益，此其一；凡是美國說話不算數的地方，美國就要遏制，美其名曰：維護地區平衡，此其二。”他說：“這兩條如果是強盜的邏輯，也就不難理解了，假如美國拿自己的一套邏輯在美國的範圍內玩把戲練魔術，也就由它去吧，要是在中國人民面前表演起來，而且是攥著霸權主義、人權外交、強權政治、經濟制裁一類道具，並且還想達到遏制中國的舞臺效果，問題就沒有那麼簡單了。” 張藏藏說，日本對世界和平的最好貢獻就是它應該無所作為，美國試圖讓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是對聯合國憲章的反動。因為聯合國本身就是在世界各國打敗德意日法西斯以後，為防止法西斯復活而成立的。在日本還沒有檢討其侵略罪行的今天，中國及亞洲國家應該堅決地站出來說不。張認為，日本是一個恩將仇報的國家，在中國沒有提出戰爭索賠的前提下，它居然學著美國的腔調要對華實行經濟制裁。 主張批中國威脅論 古清生認為，美國是一個製造事端而又自充調停人的奇怪角色，不死的麥卡錫幽靈仍徘徊在美國國會。中國應該揭露美國的“中國威脅論”是玩弄冷戰政治遊戲的卑鄙手段。湯正宇則認為，美國是一個信仰喪失得最徹底的國度，抵制它的侵略，是當今必須做的一項工作。 一本書的暢銷總是和社會思潮有關。人們普遍認為，此書反映了民族主義情緒在中國知識界特別是青年知識份子中間的蓬勃興起。此書成為熱門話題，特別在北京乃至沿海城市走紅，正是中國大陸知識界反西化思潮的又一表現。早在八十年代，中國大陸曾有過一場“新五四啟蒙運動”的文化熱，宣揚西方文化，批判傳統文化，以促進中國早日現代化。不過進入九十年代，中國大陸知識界風氣有變，反西化思潮不僅僅是一種情緒，而是打出了鮮明的旗幟。 近一個時期以來，中國大陸傳媒時常刊登一些民間抨擊美國的時事述評，反映強烈的民意。今年五月的《中國青年》就刊登湖南讀者展聲一篇短文《“保衛夏威夷”？》就頗有代表性。文章說“三月份，我們在自己的家門口打了幾顆導彈，不想卻招來了‘世界員警’的兩艘航母(航空母艦)，進而地球那邊的國會山上又喊出一句本該是中國人喊出的口號‘保衛臺灣’。仿佛我們的寶島成了他們旗上的一顆星星。可如果現在地球上冒出一幫人，天天嚷嚷著‘保衛夏威夷’、‘保衛阿拉斯加’，‘山姆大叔’又作如何感想呢？動不動就插手人家‘家務事’的人，是這個世界上最討厭的。“ 北京長城社會調查所前不久在中國大陸幾個主要城市作過一次“中國知識界對前南斯拉夫戰爭的一般反應”的調查，百分之八十五的受訪知識份子具有較強烈和深厚的東方情結，同情塞爾維亞族，普遍有抗美情緒。調查者分析調查結果後認為，這和中國大陸知識份子普遍存在的抗美情緒和官方的引導有關。宣傳上的控制，加深了人們對美國一系列“陰謀”的反感。 中國大陸七千萬知識份子大部分尚未進人中產階級行列，他們往往是社會不穩定而又動盪的“造反群”，他們的情緒找不到發洩點是危險的。長城社會調查所所長王山說，《中國可以說不》一書可以說正是中國知識界人士抗美情緒的一種宣洩。上海華東理工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許紀霖認為，九十年代反西化思潮先鋒的知識背景和治學方向並非國學，而是地地道道的西學。許多人多年留學歐美，對西方文化有著相當深刻的感性和知性層面的雙重瞭解。而且，他們在八十年代文化熱時期，幾乎無一例外地是激烈主張西化的鬥士。《中國可以說不》的五位作者的心路歷程也“異曲同工”，即從崇尚西化到激烈反西化，從“國際主義”到“民族主義”。 被批評不符官方口徑 不過，在北京也有一些不願透露姓名的學者認為，這本書從嚴格意義上說，是親政府文人的一次成功“炒作”，從根本上說是為中共第三代領導代言，以“黑箱操作的內幕語言”說出了官方只能在“客廳裏說的話”。北京、天津、上海一些知識份子對書中表達的“狹隘民族主義”不以為然。還有學者認為，此書在半年前還有社會意義，而今北京在中美關係上一再強調“減少對抗，減少麻煩”的策略，此書透露的情緒已與官方的戰略不完全符合了。 六月三十日《北京法制報》第一版頭條位置刊發了一篇長文《對話比對抗好》，文章引用了國家主席江澤民的話：“對於(中美)兩國之間存在的分歧，中國歷來主張以建設性的態度，通過平等協商加以解決。……對話比對抗好，互利合作比制裁好。”文章強調，中美兩國在某些問題上存在分歧，是十分正常的現象，但這些分歧不應該成為發展雙邊互惠往來的障礙。人類社會有著許許多多不同種類的語言，但從不因為語言的障礙停止過對話，儘管中美兩國處在地球的兩個幾乎相對的區域，但終將隨著地球的自轉，共同迎接二十一世紀的到來。 儘管《中國可以說不》一書再三強調：“中國說不，不是尋求對抗，而是為了更平等的對話。”但作者在字裏行間流露出的“抗美情結”還是十分明顯的。正如此書所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裏那些懷念冷戰時代、熱衷於制定‘對抗’和‘遏制’政策的政客們應該明白，他們已經使中國人特別是中青年厭煩、反感到了極點。” 談到這本書時，外交部一位官員說，近年中國在人權、貿易，例如美國給中國最惠國待遇，中國複關和後來爭取加人世界貿易組織，還有西藏等問題上，不斷受到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指責，還有最近中美就保護知識產權的談判等等。中國國內，特別是在知識份子中間，巳形成一種欺人太甚的印象。在中美簽訂保護知識產權協定後，女強人吳儀就受到國內不少人的非議，認為她雖然表面上強硬。但卻出賣了“民族工業”。 出版社堅持低調處理 他說，不過中央還是支持吳儀的。認為她做事很有分寸。“因為要在既不與美國鬧翻，又不令國家利益受損之間取得平衡，做到合情合理、不卑不亢，可以說是一門很高的藝術，吳儀可說是其中的佼佼者。所以中央希望同‘外’字工作沾上邊的工作人員都能看看這本《中國可以說不》。當然不是說這本書是金科玉律，但最少可以提高一下理論水平。” 這位官員還說，北京一些人曾擔心這本書深入民間後，人民可能會指責政府的某些做法，就像指責吳儀那樣。事實上，有些人一直指責政府不讓人民向日本追討戰爭賠償。“但這樣，反而可以讓人民瞭解中國在同西方打交道的也有我們自己的籌碼，有助於減少民間的崇洋成分。” 北京外交部近日宣佈，自今年九月起，定期舉行的新聞發佈會將不設英語翻譯，會上全部用中文問答，預料可節省一半時間。今後外國記者提問，必須用普通話(中國國語、華語)，這引起一些外國記者不滿，認為是中國閉塞的表現。但一些中國大陸新聞界人士卻認為，美國白宮記者會也不會用中文翻譯。為什麼中國官方要說英文，更何況中文早已是聯合國的工作語言？ 相對於知識界的“熱”，《中國可以說不》的出版者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顯得十分冷靜。該社高層再三向有關編輯人員強調，要學會不事張揚，小心翼翼，低調處理。“一本書令人意外地走紅，總潛伏著許多險機，這就是中國的國情。今日紅得發紫，明日往往紫得發黑。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規模不大，經不起折騰。” 像《中國可以說不》(簡稱《說不》)這樣的書能在中國大陸各地走紅，是向美國、向日本、向整個國際社會以至向北京當局，都發出了一聲別具含義的警號。“將來若有那麼一天，美國人在臺灣問題上逼迫我們再奉陪一次，我們鄭重建議：華盛頓建造一座更大更寬的陣亡軍人牆，預備刻上更多的美國青年的名字。我們深信，那座大牆將成為美國人心靈的墓地。”美國總統克林頓讀到這樣一段話時，難道不會打個冷戰？ 早先，日本人寫《日本能夠說不》，因為日本是戰敗國，一直受美國保護；大馬首相馬哈蒂爾同日本政客石原慎太郎合著《可以說不的亞洲》，則要強調“亞洲價值觀”的崛起。至於中國，毛澤東建國未滿周歲就敢同美國在朝鮮半島上惡戰三年，哪里還有什麼為難之處？但今天要向美國大聲說“不”的，不是那一代同美國大兵幹過仗的中共老人，而是以該書作者為代表的那群新一代中國人。他們在改革開放之初曾以滿腔熱情擁抱美國的全部價值體系，如今他們卻要對美國喊出：“走著瞧，不要太張狂了——將來我們會向你們的陰謀戰略實行無情的人民執法。”幾位作者看來沒有濃厚官方背景，但像《說不》那樣公開對當局的外交政策說三道四的，在中國大陸似乎還是第一例。更令人驚愕的是，書中幾乎每一頁都帶著濃厚的情緒化色彩，諸如“敲打日本，在必要時用力敲打日本是重要的”；“臺灣問題就是中國的‘私處”；“應在民眾中號召抵制美國貨，不看美國電影，不吃美國的小麥和大米”…… 問題不在於這些觀點是否理智，理論上是否站得住腳。如果書中強烈的反美情緒就像前言所說的，確實代表了當前大陸民眾、特別是青年人一種普遍的“情感選擇”，具有“更廣泛堅實的民意基礎”，那就不能因其“信口雌黃”而不屑理睬。相反，恰恰是這種非理性的“民粹式”思維，最容易在草根階層中蔓延，一旦變成社會思潮就會產生巨大破壞力。 不妨設想一下數年數月之後臺海局勢再度告急，美國又把龐大的海軍力量集合到臺灣附近的海域，這時，數以萬計手持《說不》的中國青年在北京突然包圍中南海，逼迫當局對台用兵、對美開戰，結果將會如何？不要以為這是政治幻想小說中的場面，請看書中第四十一頁的那段話：“至少我們的青年應擁有這種自豪感：‘我們要準備打仗’。——不要忌言‘準備打仗’，不要伯這種自豪感會刺激什麼人。全世界的危險勢力每時每刻都在引導臺灣的偏航，我們為什麼要怕這怕那？我們還記得早年間的那句話：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 也許不是所有的中國青年都那麼極端，但去年不止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絕大多數中國青年認為美國對待中國的態度是“霸權”的，認為是最不友好的國家。所以，“把《說不》視為‘廣泛的民意的映射’”，並非沒有道理。克林頓和其他決定美國對北京政策的華盛頓朝野人士很應該看一下這本書。“美國在國際關係中時時表現出一種既專橫霸道又用心險惡、不具備責任能力的可憎面目”，作者的這番話大致不錯。美國對國際社會的指責或已習以為常，但起碼應該花點功夫瞭解和思考一下，究竟是如何“得罪”了中國青年一代，畢竟他們很可能成為下一世紀美國人的主要對手。 九三年北京在爭辦公元二千年奧運會的競爭中僅以一票之差輸給悉尼。美國若知道這樣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會把中國青年的“美國情結”擊得粉碎，當初會不會改變投票方向？《說不》最後一節就以此事為例證：“中國人，中國更年輕的一代知識份子，其中包括對西方民主曾抱有幻想的知識份子，被猛地推了一下肩膀。”再經過這幾年中美關係重重風波，特別是去年李登輝訪美和“中國威脅論”在西方登場，以及今年的台海危機時美艦趕來湊興，更令他們相信“一場針對中國的新冷戰正由美國發動起來”，“一個來自‘自由世界’的針對中國的大陰謀開始醞釀發酵……” 九五年李登輝訪美，是中國大陸重新思考同美國關係的重要轉捩點，北京高層對發表了一篇大有來頭的評論，題為《我們如何認識和面對世界》，一口氣提出了十多個問題： 為什麼他們在私下裏講實在話時說中國根本構不成威脅，而又公開地、大張旗鼓地、不實在地宣傳“中國威脅論”，以此來挑撥中國同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為什麼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觸角伸到中國身邊？為什麼在中國周邊國家有種種可疑的動作？為什麼有些人均收入超過中國的國家在世界貿易組織中享受著發展中國家的地位，而美國要拼命堅持中國必須以發達國家的身份恢復其締約國地位？為什麼要在東亞保留十萬駐軍並且加強日美安全合作？為什麼在南沙問題上推波助瀾實際上鼓動一些國家向中國提出主權要求？為什麼對華那麼嚴格地控制所謂軍民兩用技術的轉讓？為什麼不時向臺灣出售進攻性武器而且允許李登輝訪問並發表分裂中國的言論？為什麼總統要“順便”見一見一直在從事分裂中國活動的達賴？中國已經人滿為患，為什麼他們還在那裏大肆攻擊我們的計劃生育工作？為什麼他們總是在人權問題上大作文章而唯恐天下不亂？難道這些不是實實在在的、全面的遏制(圍堵)？ 民間反美言論與官方評論暗合 《瞭望》一文的作者還認為：“接觸和遏制，表面看來是對立的，實質上是一致的，‘接觸’這個詞，美國人的概念是參與進去，使其按自己的意圖發展。弄明白這點很重要，就不會一聽到’接觸’就通體舒泰，而一聽到‘遏制’就火冒三丈瞭望》這篇評論同《說不》對照來看，就可以發現兩者雖有文野之分，但著眼點幾乎完全一樣，結論也相近：美國正處心積慮地要“遏制”中國。既然如此，北京的對美政策也不可避免地要轉到“反遏制”的軌道上來。激烈之詞可陷入絕對化困境然而，這種判斷是否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中美關係的現實狀況？這樣的決策是否符合中國本身的長遠利益？是否有利於亞太地區的長期和平與繁榮？《說不》的作者並不負有治國重任，可以而且有權利說出他們的想法。但北京最高決策者就千萬不能陷入這種情緒化的思維方式，以致作出錯誤的判斷。今天的中國需要腳踏實地的發展，而不是狂妄野心和自我膨脹。“下個世紀……中國的怒吼將成為多數，中國思想、中國經營能力的當量將深刻影響世界，並將成為領導未來人類思想的唯一動力。”——諸如此類的自誇之詞少說幾句，或許對中國更加有利。《說不》的作者故作激烈之詞，或許正是該書暢銷的一個原因，卻可能把自己和讀者導入絕對化的困境。特別是當今後的現實並不照書中顯示的方向變化時，強烈的失落感就很可能變成極端行為的溫床，潛伏未來政治動盪的危機。從書中可以看出，這群作者並非閉目塞聽之輩，而是具備相當充足而靈敏的資訊，就連狄美·摩亞(DemiMoore)演(脫衣舞)收入多少的花邊新聞，也已成為他們立論的依據。然而，他們看到的卻是一個行將崩潰的美國，一個“殘缺的個人製造了一種由暴力、性犯罪、同性戀、吸毒與政治、搖滾樂、環境問題、金錢至上、功利原則同構的美國社會”。這顯然是把現實作了高度的扭曲。 身任中國人權研究會副會長的喻權域在《說不》的“後記”中更預言，不出十年，最多十五年，美國和整個西方國家的經濟必然會出大問題，“世界局勢會出現有利於我國的大變化。”這樣的斷言令人印象深刻。但其立論的粗糙也同樣令人印象深刻。例如，他在美國大城市看不到建築工地，就認定經濟停滯不前，對美國資訊科技近兩年突飛猛進則視若無睹。 熟悉不等於瞭解，寫下的事實也不等於報導真相。曾任《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的紀恩道(NicholasKristof)在《中國·驚蟄》一書中寫道，如果一個中國大陸記者到美國專門採訪吸毒、貧民窟、強暴、兇殺，即使全是正確的，卻會讓中國讀者以為美國是一個暴力猖撅、危險的野蠻社會。紀思道又反躬自問，他在中國大陸扮演的是否也是那樣一個角色？“是否我太專注于人權問題，忽略了中國其他的層面？是否自欺欺人呢？”《紐約時報》記者有能力反省的問題，《說不》的作者是否也可以自問一下呢？ 中美縮小價值鴻溝或擴大差異 這幾年中美之間出現大大小小的風波，除了現實利益的衝突外，彼此的誤解和偏見至少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要真正瞭解一個不同社會制度、不同價值觀、不同文化體系的異國，是極不容易的事情，誤解本是難免的。問題是彼此要設法縮小鴻溝，還是刻意用偏見來擴大差異。中國和美國很可能都是下一世紀最重要的世界強國，而中美關係如今卻處在十字路口，今日的誤解和錯覺很可能以兩國下一代青年人的鮮血作為代價。《說不》的作者慷慨陳詞“犧牲的熱血，我們也會有”，但對認真思考明天的人來說，聽到的則是兇險的警號。 七月一日夜，《中國可以說不》一書的三位作者張藏藏、宋強、喬邊接受了亞洲週刊的獨家專訪。以下是他們的書面答問摘要： Q：《中國可以說不》何時醞釀，有無官方背景？ A：雖然從定位到出版僅用了二十多天，但一年半前就醞釀了，中國早就該有這類書。此書反響那麼大，出乎預料。它完全是我們幾個人合寫的，民間早就有這種聲音了。我們也考慮到維護政府形象，盡可能寫得溫和些，當然也力成寫成類似政府的白皮書。聽說美國方面認為我們寫中央情報局的內容失實，要求政府澄清，他們以為此書是政府策劃的，這反映了他們的陰暗心理。 Q：有西方媒體認為，你們幾個年輕人，抽著“萬寶路”、穿著牛仔褲，卻罵美國、對美國說“不”，你們是否預見到美國人對此書會作出什麼反應？ A：首先，請記住書中說的：“對西方說‘不’，首先要對自己說‘不’。”本書的要義是棒喝彌漫全國的親西方空氣。與其說這是對西方人示威，不如說首先是對國內一些人的思想的反思。 我們再三對西方媒體說，請把這本書介紹給美國政治家和美國人民看看。美國已經很少聽世界其他地方的聲音了。西方媒體說我們抽著“萬寶路”、穿著牛仔褲，卻對美國說“不”，譏嘲之意一望便知，但這種觀點未免太狹隘。難道我們必須穿對襟棉襖、捧著水煙壺才有資格說“不”？說不並非拒絕外來的一切東西，面是要在更高層面上與世界進行平等對話。 Q：北京有人認為，此書出版標誌著“後殖民主義情結”的終結，你們認為如何？ A：希望能是這樣。任何思潮都不是一夜之間冒出來的，我們堅信我們的理念有代表性。我們中間有記者、詩人、自由撰稿人，都是有自由思想的年輕人，一度還是國際主義者。但正如書中一位作者講的，看到美國和那些英聯邦國家在北京申辦奧運會一事上的表現，深受刺激，從此就成為民族主義者了。 從魯迅到柏楊都批判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使我們以為中國沒希望，“燦爛悠久文明”對中國走向現代化無助。近一個時期我們經常討論，難道民族主義就是劣根的嗎？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這些年各種思潮興起，奇談怪論氾濫，正常的反被視為不正常。愛國主義、反對帝國主義應該是最正常的東西，現在卻到了要用一本小書重新?喊的地步。 Q：《日本可以說不》這本書對你們的寫作有何啟示？ A：石原等人寫的那本書是戰略思想的產物，而我們的《中國可以說不》是青年論壇式的談話錄。若說兩者相似，前者的實質在於滌蕩戰敗意識，要日本人擺脫美國大佬的監護，而後者是滌清我們的後殖民主義情結，召喚中華民族精神的回歸。 Q：你們曾說，中國需要日里諾夫斯基那樣的人物，是嗎？ A：我們不怕別人說我們“極端民族主義”，因為長久以來，我們正是極端的“反民族主義”。日里諾夫斯基恢復了俄羅斯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歷史榮譽感，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也需要自己的“日里諾夫斯基”。 Q：在《打開智慧的視窗》、《不要忌言“準備打仗”)等章節裏，你們認為臺灣人民必須服從“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意志。你們是否覺得解決臺灣問題“動武”的可能性增大了？大陸青年支持動武嗎？ A：如果臺灣照著某些人精心設計的路子走，“打”肯定有極大可能，這是危險的。但既然那一部分臺灣人沉浸在虛幻的“獨立”夢之中，不怕戰火燒身，那麼敲打一下何必大驚小怪。 Q：你們是否曾對西方媒體說臺灣只需兩星期就能解決問題。 A：我們接受採訪時真該配備答錄機。要強調的是，本書不是國策戰略大綱，至於打不打，何時打，打多久，不是本書的事。 反美也反日的著作《中國可以說不》，引起日本右翼作家石原慎太郎強烈反擊，譏諷中國是自以為是的霸權主義，並斥責北京對臺灣、西藏及釣魚島的立場。中國作者張藏藏則用刻薄尖銳的語言反駁。 中國大陸最新暢銷書《中國可以說不》的作者宋強、張藏藏等並不諱言，他們那本書同日本石原慎太郎與新力公司老闆盛田昭夫九零年合著的《日本能夠說不》有著某種“姻緣”，只是兩書作者“無論在資歷、身份和地位上不可同日而語”。 不過，這樣的“恭維”並沒有令石原有欣喜之感，反而對《不》極為抵觸，迅即著文駁斥，用辭刻薄。而張藏藏亦不示弱，又發表致石原的公開信，對石原為當年日本侵華戰爭的辯解作了同樣刻薄的反擊。於是，中日“說不”的作者隔海展開一場罵戰，挑起埋在人民心中的家國情仇。 刊登石原慎太郎文章的是日本《產經新聞》。《不》引起國際間的重視，但日本主要報章一般只作簡短報導，《每日新聞》雖用了三幹字篇幅，也僅介紹書中大致內容，並無詳論。唯《產經新聞》特別重視，自七月十六日開始連續六天譯載書中有關日本的論述，第一天更佔用了頭版的位置，並寫了前言，強調中國官方新華社對此書大加讚賞“顯得異乎尋常”。接著，二十三、二十四兩日，發表了石原的文章。研究中日關係的東京華人作家莫邦富相信，銷量一百八十萬份的《產經新聞》“是要讓日本人認識到中國有—批仇視日本的人”。 石原其人其事 石原慎太郎生於一九三二年，一橋大學法學部畢業。二十三歲時，發表小說《太陽的季節》，獲當年度文學新人獎及芥川獎，從此踏入文壇。 石原一九六七年加入日本自民黨，六八年以三百萬張選票當選為參議院議員，創下最高紀錄。七二年以來當過九次國會議員。他曾擔任日本內閣官房長官、運輸大臣、環境廳長官等職，一度是極右組織青嵐會骨幹。石原經常批判政壇上的貪污腐敗行為，在民間有一定知名度。他的政治觀點常被形容為沉緬軍國主義幻想、詭辯、驕傲及學究氣。他抵制國際間日本須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犯罪行進行深刻反省的告誡，甚至對於日本成為戰敗國的事實也深為反感，不時在自己的著作中發表驚人言論進行論戰。石原的觀點並不孤立，這是一種“文人武士”階層共有的認識，這個階層在日本相當有勢力和影響。被有些評論家稱為國民之“魂”、因“憂國憂民”而剖腹自殺的作家三島由紀夫，就是這個階層的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一九九零年與新力公司老闆盛田昭夫合寫了《日本能夠說不》一書，對美國進行猛烈抨擊，表示日本不是美國的附屬國，在美國和日本引起反應。他也曾與大馬首相馬哈蒂爾合寫《亞洲能夠說不》。 中日書戰雙方詞鋒淩厲 石原則表示，這種來自中國的“外在壓力”反倒會拯救“正在墮落和衰微的日本”。石原的文章上篇題為《暴露出霸權主義的“自以為是”》，下篇題為《片面的言行是歷史的錯誤》，指斥《不》為“幼稚得令人氣憤的文章”，是北京當局為了壓制國內不滿和不安而運用“小伎倆”來加強民族主義。 石原是日本政壇上知名度頗高的右翼政客，始終認為日本當年對鄰國的侵略戰爭是為了使亞洲擺脫白種人統治，至今還堅持用“支那”一詞來稱中國。他在駁斥《不》的文章中，把日本侵華戰爭稱為“對中國大陸進行大規模的進出”，並認為受日本侵略的鄰國應對自己歷史上的失敗負責，日本對此絕對沒有承擔世界性道義的責任。他還把北京對西藏、臺灣問題的政策，等同為當年納粹德國吞併奧地利的“霸權主義表現”，甚至比日本侵略鄰國更加不如。 張藏藏在公開信中把石原的見解稱為“可恥的而且無力地抽搐的歷史觀”，並用刻薄語言和性無能的譬喻來反駁石原對侵華戰爭的辯解。張說：“石原先生，請別怪罪我的惡毒，因為您惡毒在先，而且貴國已經惡毒過了。”張藏藏告訴《亞洲週刊》，他還將發表另外兩封公開信回擊石原。《不》主要鋒芒對著美國，也有不少篇幅抨擊日本。最令石原惱火的，是那幾位中國青年的嘲諷：“日本誰也領導不了，它有時連自己都無法領導。”書中諸如“有必要時用力敲打日本是重要的”，“如果我們不放棄戰爭索賠，那麼，今天在日本對華貸款二事上就變得簡單多了”以及“日本的無所作為就是對世界和平作出貢獻”等觀點，也足使石原一類“文人武士”兩眼冒火，本能地“應戰”。 日知識份子反應強烈 《產經新聞》總編輯住田良能對《亞洲週刊》說：“中國與日本是近鄰，中國十二億人口的想法都應讓日本人瞭解。這種尖稅的、有代表性的文章，更應讓日本人瞭解。”由於涉及版權及篇幅問題，只能摘登書中最激烈的反日、反美內容，“這是尖銳反映中國人反日情緒的文章”。《不》摘要刊出後，日本讀者中主要是知識份子反應強烈。《產經新聞》於是向石原慎太郎約稿。住田說：“非常巧合，石原先生在九零年寫過同樣的文章，也是個有尖銳思想的人，兩種尖銳思想擺在一起供大家評論。中國方面也沒有理由講石原先生就是一位無緣無故刻骨仇恨中國的人吧。” 住田強調：“中日關係現在僅僅是表面友好，真正深層的矛盾還沒有表達出來，也就是沒有渠道表達內心深處的種種看法。中日友好不能強求一致，各持己見是必要的。搞經濟合作、大家一起賺錢這很容易，但怎樣認識歷史，怎麼認識各種事物，雙方制度又不同，這是非常複雜的。” 總的來說，日本輿論對《不》的反應是低調的。知識界中不少人認為“對這種事不要再多去評論，更不必翻譯介紹，以免抬高那本書的身價”。但一些中國問題專家對石原的“應戰”表示贊同。他們認為，《不》是一本水準很低、粗製濫造的嘩眾取寵之作，是出於商業目的故意宣洩，沒有內容深度，沒有歷史感和道德感。 日本《每日新聞》駐北京支局長上村幸治則對《亞洲週刊》表示，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談到外交、政治問題一般都很小心，但這本書的作者在接受採訪時卻表現得很自由、隨便和坦率，使他“覺得很新鮮”。可能是因為中國大陸經濟蓬勃，人們自信心強了，而且現在中國強調愛國主義，有關民族主義的報導也放鬆了。上村認為，石原是日本的保守派，很多人不會同意他的觀點，但他們也未必同意《不》的觀點。 旅日華人作家莫邦富建議日本權威出版社出版《不》，並得到“認真考慮”的回應。莫認為：“這本書固然有不成熟以至偏激之處，但最可貴的是向海外，尤其向美日傳達了一個不可忽視的訊號。對於美國的自以為是和日本的戰爭史觀，中國青年人第一次發出自己的聲音‘不’，說明中國民眾開始要議論過去不容置疑的外交問題了。” 石原和張藏藏等隔海彼此說“不”，也是當前中日關係的折射。最近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公開參拜靖國神社以及右翼團體“日本青年社”到釣魚臺群島(日本稱尖閣島諸島)豎起燈塔，都令中日間的“新仇舊恨”重新浮到臺面上。更深一層的背景，則是“中國威脅論”在日本成為熱門話題，為日本把中國大陸作為新的潛在對手，並同美國加強軍事結盟提供輿論基礎。今年三月中國大陸在臺灣海峽顯示軍事實力，日本政府首次向北京表示嚴重關切，在最近發表的“國防白皮書”又突顯中國大陸的軍事威脅，日本政府並以減少無償貸款援助來抗議北京核子試爆，都表明日本已開始向北京說“不”。 除了日本，《不》也引起世界其他國家傳媒的注意。美國《洛杉礬時報》指作者“毫不掩飾對(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者)日里諾夫斯基的欣賞之意”；澳洲《悉尼先驅時代報》的評論指該書“認為在已建立的霸權和正在形成的力量之間攤牌不可避免”；英國廣播公司相信，書中“讚美恐怖活動和對臺灣‘主戰’的言論令西方讀者驚疑”。英國《經濟學人》週刊稱書中的語調是“既自憐自艾又好戰”，並警告北京“必須謹慎處理民族主義情緒”，若過分加以煽動“後果或難預料”。 在北京，不少外國大公司辦事處的員工都奉總部之命去買一本《不》，當然，最關心的還是美國大使館的官員。大使館二等秘書柯修婉曾約宋強、張藏藏等三位作者會面，作了兩個多小時“誠懇的溝通”(張藏藏語)，柯還邀他們赴美國考察今年的總統大選。 向美國大使館說“不” 此後不久，使館另一位二等秘書梅建華又約作者到北京昆侖飯店吃飯，五位作者一齊赴約。張藏藏對亞洲週刊說：“我們好不容易聚在一起正說明我們的誠意。但那位先生似乎沒看過此書，沒想到會有這麼多作者，有點尷尬。我就說不吃飯了，喝咖啡吧。” 這次會見最後以說“不”收場。據張藏藏說，美國使館二秘梅建華半躺半倚，第一句就問：“你們寫此書究竟出於什麼目的？”張說梅“坐勢傲慢，開口又不那麼友善，難以再坐下去，便起身告辭，那四位朋友也跟著告辭了。”翌日，美國使館一位姓潘的女秘書致電張藏藏道歉，說那天梅只帶了五百元人民幣(折合五十二美元)，無法請五位作者吃飯。潘還約他們再次見面，張則表示“確實太忙，沒時間”。關於這次會面，梅建華不願接受採訪。 駐北京的美國新聞處處長喬治·比斯利則表示，他手中也有《不》，只是尚未過目。他向看過此書的大使館同僚徵詢過意見後，對《亞洲週刊》說：“這本書沒有什麼特別深入的見解，對中美雙邊關係的分析流於膚淺，無益於促進彼此瞭解。”但他指出，美國方面“對所有歪曲美國對華政策及被視為反美性質的東西”都會關心。 近月來，香港各種傳媒不斷發表有關《不》的報導和評論。這本書的繁體字版已由香港明報出版社印製出版，同時授權臺灣人間出版社推出臺灣版。臺灣持“統派”立場的《海峽評論》讚揚《不》反映“民間自動自發、自立自強的愛國精神”。但《新聞》週刊的文章認為《不》“假民族主義煽動中國內部仇外情緒”，是一種“自卑與自大的隔代遺傳”。 《中國時報》資深記者徐宗懋看了《不》後，對“通篇是反美仇日的文句”深感不安。他認為：“這本書不是嚴肅的學術作品，卻是生動的心靈刻畫……如果反映了一般中國青年胸中之怒，那麼亞洲和世界的前景將是可怖的。對任何國家來說，成為正在新興壯大的十二億人仇恨的物件，對彼此都不會是一件好事。” 今年三月至五月底台海危機最緊張時，旅美歷史學者余英時連續發表長文指責北京煽動盲目的民族主義來壓制臺灣，是“轉向希特勒式的納粹強權”。余的觀點立即被李登輝接過去，也引起一些“統派”學者及美國華人學者的批駁。中國官方《瞭望》週刊指斥余英時“充當反華仇華勢力的急先鋒”。臺灣《自由時報》的評論則認為《不》從“遣詞用字到引證史實，都恰好證明余英時教授的憂心”。 銷路急升至十五萬 國際及臺灣對《不》的關注，出乎作者意料之外。因為他們本意是寫給中國大陸讀者看的，故作驚人之語也是為打破大陸知識界中“西方政治都是對的”這樣一種觀念。他們也沒想到《不》居然會成為暢銷書；銷量如今已急升到十五萬冊，仍然到處脫售，令他們“名利雙收”。北京近日的氣氛也有助與《不》的暢銷。悶熱的夏天聚在電視機前觀看亞特蘭大奧運比賽的民眾，為中國運動員受到的不公平對待大感不滿，民族榮辱感積累成無處發洩的義憤，恰好得到共鳴。 隨著《不》的傳播，中國大陸知識界中也出現很不相同的看法。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盛洪博士認為，《不》的暢銷“作為文化現象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作者矛頭針對西方“文化種族主義”和“種族霸權主義”。他對本刊說：“在西方有人天天罵中國人，從來沒有表示奇怪，某些美國議員更以罵中國來拉選票。為什麼我們現在有點不同的聲音，就值得大驚小怪？”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系教授崔之元認為，這本書批評的不是美國，而是中國國內的事情，“是發洩對中國政府對美、對日政策的不滿情緒”。現在美國杜克大學任教的政治學教授史天健說：“我們不能把《紐約時報》的文章看成是美國政府的政策，美日也不應把《不》看成是中國政府的對外政策。” 也有為數不少的大陸學者激烈批評《不》的觀點。現在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上海美國問題專家章嘉琳擔心，中美民間互存敵意會使兩國關係難以穩定。他認為，《不》的作者雖聲明代表民意，但從它“命題不當，對美國瞭解之膚淺及語言的極端情緒化來看，恐怕只能代表一小群對美國有失落感的年輕人的‘民意’。如果按照這樣的‘民意’來修改中國的對美政策和整個外交政策，只能帶來一場災難。”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院的揚帆博士表示不能接受書中觀點，“我從來就不認為美國會對中國有什麼威脅。”楊認為書中談到臺灣問題時立論草率，說臺灣就是要獨立。他剛去過臺灣，“根本不是這麼回事，也沒有這麼簡單。”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王東成教授反對《不》中攻打臺灣的主張。他說：“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贊成臺灣獨立，在任何情況下我也不贊成打。我們應有絕對的智慧不打。就是臺灣真的獨立了，不是中國人了，也不能說打。就像兩個兄弟，他不要我這個哥哥，我仍會認他是弟弟，為什麼要打？是國土重要還是人命重要？”王東成還強調：“我擔心煽起這股反西方思潮，確定了反西方策略，會使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和政治制度的漸進改革受阻。” 中國知識界毀譽參半 現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的台籍學者林毅夫表示，他完全認同《不》中希望中國振奮、復興的激情，但中國要強盛“不是靠嘴上硬”。他說：“中國目前在經濟、技術上與西方差距太大，我們只有通過對西方的接觸和學習，才能以低成本加速中國富強的步伐。現在挑起民族主義盲目排外情緒，受損失的是自己。”八十年代強烈追求西方文化的中國大陸學生及知識界人士，確有不少人到了九十年代產生強烈的反西方情緒。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一位教授告訴《亞洲週刊》，某位年輕學者不久前到北大演講，主張就是應該搞民族擴張。學生們竟掌聲大作，而這演講前後二十五次被掌聲打斷。 當美國一個交響樂團的指揮定于在這裏舉行包括爵士樂和百老彙歌曲在內的美國音樂會的時候，計畫轉播音樂會的中國國家電視臺官員對這位指揮說，這場音樂會節目的美國味需要淡一些。 中國官員要求這位指揮把音樂會搞成國際音樂，還堅持要求他把約翰·菲力浦·索薩的進行曲“星條旗永不落”刪掉。 這個插曲是最近出現的表明美中關係已不和諧的跡象之一。儘管上個月達成了為克林頓總統和江澤民主席明年會晤做準備的協議，但是中國官員在談到美國時仍然態度粗暴。這種不願意讓人看起來過於友好的姿態表明，可能仍存在一些障礙妨礙旨在改善關係的高級會晤。 中國人過去兩周在美國制裁伊朗、反對聯合國秘書長競選連任、主辦奧運會和對華政策等問題上批評了美國。此外，官方的新華社已宣傳一本狂熱反美的書，其書名是《中國可以說不》。該書的作者們要“燒掉好萊塢”、鼓吹同臺灣打仗、讚賞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遊擊隊、警告人們提防美國中央情報局滲入並聲稱中央情報局在八十年代曾在中國學生中鼓動亂交行為。 這部書的作者們不是重要的政界要人，但是共產黨的一些領導官員和党的機關也把目標對準美國政策。 在克林頓總統簽署了懲罰在伊朗或利比亞投資的外國公司的法案後，中國共產黨機關報《人民日報》指責美國恃強欺弱。 《人民日報》的評論說，克林頓總統簽署這項法案的真正目的是為11月的選舉撈選票並重申美國對世界經濟的控制權。雖然美國在歐洲的許多盟國也對懲罰所謂國家贊助恐怖行動的舉措提出抗議，但是這裏使用的誇張法是引人注目的。 中國也指責美國反對聯合國秘書長加利連任。 《人民日報》海外版一篇評論的標題是《山姆大叔對聯合國採取高壓手段》。文章說：“大多數國家表示，美國的所作所為……是霸權行動。” 這家黨報說，美國“企圖操縱聯合國秘書長的人選以達到控制聯合國的目的”。 中國領導人繼續譴責西方——他們所說的西方通常是指美國——企圖干涉中國內政的做法。中國的一位將軍在8月1日指責西方大國企圖離間中國軍隊和黨的關係。 對美國的這些批評是緊跟在亞特蘭大奧運會之後提出的。中國人說亞特蘭大奧運會是精心策劃的暗中破壞中國運動員成績的一次奧運會。雖然中國是奪得金牌最多的國家之一，但她希望獲得比這更好的成績。 美國最近決定給臺灣的副總統發短期簽證，讓他在前往多明尼加共和國途中在美國逗留。這件事可能使美中關係進一步複雜化。中國已就有關簽證的決定提出抗議。 宋強激動地說：“中國所需要的就是自己的日里諾夫斯基。” 宋強是在北京一個賓館接受採訪時說這番話的。31歲的新聞工作者宋強仍有些孩子氣，他寫憂傷浪漫的小說，有時也寫詩。他承認他對日里諾夫斯基的引人爭議的觀點，如反猶太主義，甚至反亞洲演說瞭解並不多。但在宋強看來，中國已經太深地陷入了對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迷惑。他認為中國女性迷戀上了西方時尚——甚至西方男人；中國外交官員對於美國對中國人權的指責忍讓得過多；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影響過大；好萊塢製作了太多的影片…… 因此，中國需要一位元土生土長的超極端民族主義者，來糾正宋強所描述的“對美國有利的不平衡”。大部分相同的觀點都在暢銷書《中國可以說不》裏體現，該書作者宋強及其四位夥伴都沒有出過國，但他們都愛好當代詩歌和美國香煙，而且都漸漸不再對西方抱有幻想。 《中國可以說不》是仿效1989年日本民族主義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和索尼公司前總裁盛田昭夫所寫《日本可以說不》而作的。本書在六月發行後，第一版的50，000冊很快賣光。 這本書看來是趕上了北京反美情緒的高潮。 對西方外交家來說，這本書反映了一個令人憂慮的趨勢。西方國家本指望依靠的從中國的老人統治中攫取政權的年輕人已經開始反對他們了。美國學者抱怨說：“反對美國突然變成了時尚。” 這些中國青年的抗議包括美國對人權的說教以及貿易問題。一些人表達了他們對古巴和其他“站起來反對美國”的國家的敬佩。 然而，這些現象都有一個相同的出發點：1993年國際奧會否決了北京申辦2000年夏季奧運會，而選擇了澳大利亞的悉尼作為主辦城市。 在這個問題上，美國政府並未站在官方立場上，但對中國青年的民意測驗表明他們把中國申辦失利歸咎於美國。 就中國而言，中國政府曾在最近舉行的臺灣海峽軍事演習中煽動民族主義情緒，而且顯得很高興看到中國青年對西方迷戀程度的降低。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崔天凱在最近一次雞尾酒招待會上評論說：“中國青年已經意識到美國的月亮並非比中國的亮。” 《中國可以說不》基本上是一本攻擊美國文化侵襲和強烈反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必須依賴於西方國家的文集。其中有一章的題目是“我們不要最惠國待遇，將來也不會給你們這個待遇”，而另外一章則冠以“我決不搭乘波音777”的題目。 但從另一個角度講，該書的作者是一些曾是西方價值虔誠的信徒，而終於發現了他們信仰中的缺陷的年輕人。這本書在風格上類似於自我批評式的懺悔。既然是這樣，那美國就是失敗的神。 宋強在書的一節裏寫道：“還是在小時候，我就聽說過一個偉大的西方國家的名字——美國……甚至在全國都憤怒反對美國的時候，也不難讓我們形成一種，怎麼說呢，不言而喻的喜愛。我相信整整一代中國青年都曾有過類似的真實感情。” 幾個“小人物”花了二十五天時間完成了一本書《中國可以說不》，居然引來了全世界100多家新聞媒介的關注和報導，並成為1996年最轟動美國和西方的中國書。值得指出的是，該書中所表現出的極強的民族情感不是來自於政府官方，而是曾經有著“親美情結”的中國青年知識份子。 文不如其人 見到張藏藏、宋強和喬邊是在一個週六的中午，因為早聽說書的作者是幾個三十歲上下的年輕人，並且分別是記者、詩人還有總經理，於是見面時便不驚異於他們的年輕以及書生模樣。 張藏藏身材不高，典型的南方人，就像他的小說集《每天淹死一個兒童的河》序言中描述的那樣：“穿金戴銀，打扮入時。”一對小眼睛長得一點兒都不柔和，金邊眼鏡後面透出競爭場中人們特有的警覺和敏銳。他是本書的策劃者，目前是一家文化公司的老闆。當我說明自己的採訪意圖，並且不經意地表明要在《新聞人物》欄目中介紹他們，而這個欄目以往大多是刊載一些國外的名人時，他狡黠但看起來卻貌似誠懇地說了句：“是我們高攀了！”“這傢伙太聰明，也太敏感。”這是他給我的第一感覺。從文兼從商的張藏藏畢竟掩飾不住長期優裕生活礪練出來的氣質，我們談話也多次被他的手機來話所打斷。令人驚訝的是，他身上似乎具有某種巨大的穿透力和不可思議的蠱惑性，以致于同樣文鋒犀利的宋強和喬邊竟然好像對待大哥一樣地服他。儘管他比他們年歲大得並不多。 眉清目秀的宋強雖然也已經快32歲了，但看上去還像個剛走出校門的大學生。他形容瘦弱，儀態沉靜，文質彬彬，不時的插話得體又禮貌，使人完全不敢相信令近期台島某些輿論深感“極受刺激”的言論居然出自此人之口。然而事實上，他的言辭卻是全書最激烈的，看看題目：《蒼天當死，黃天當立》、《不要忌言“準備打仗”》。真是文不如其人哪！ 比較起來，看上去成熟而實際最小的喬邊卻幾乎一言不發，甚至顯得有些木訥。他一直在不停地抽煙。喬邊是他的筆名，至今我也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 “小人物”與政府不搭界 據說，最讓美國人受不了的是這本書的作者剛好是幾位經厲了l986年和1989年兩次學潮的年輕人，因為這足以“使他們重傷中國民間的思想狀況”。於是，西方便非要給書打上政府的‘標籤”。香港也有人鼓吹這是“親政府文人的一次成功炒作。”然而，按照“小人物”的說法，“即使政府想寫這樣一部書，也不會找到我們幾個人。”的確，從他們的人生軌跡中，我們便可找到這一問題的答案。 16歲就考上華東師大的張藏藏曾經是校園裏的時髦人物，在校時便已顯示出詩歌才華，並迎合了當時自我奮鬥的價值觀。至今他嘴裏還會蹦出各種各樣奇妙無比的理論。大學畢業後分配到江蘇省某地文聯，因他那種不願受約束的個性很快便辭了職，以撰稿為生，日子好像比一般人過得瀟灑。10年前他作為喧囂一時的上海“城市詩派”代表人物，參加過北京大學生藝術節並接受了最高的獎勵，據他本人說當時名氣不亞於現在。90年代初期轉向做生意，炒過股票，屬於比較成功的生意人，有車有房子，還有點兒存款。 同為張藏藏的校友的宋強和喬邊也都曾是典型的校園秩序反抗者，他們都做過學生社團領導人，也曾浪跡江湖。宋強大學畢業後做過工人、教師、廣告業務員、電臺記者兼一家都市文化報的編輯主任，在重慶小有名氣。喬邊的動盪程度不亞於前兩人。他辦過廣告公司，開過錄相廳，長期在北京、成都、銀川穿梭。一直寫詩，目前的詩歌水平是三人中最高的。現為自由撰稿人的喬邊表示他更願意接受這種自由散淡的生活方式。 從哪個方面看，這三個人都不是我們的教育理念所推崇的那種“好孩子”。他們都曾經是西方價值觀不加鑒別的“吸納器”和真誠的鼓吹者，他們曾像許多年輕學生一樣反對正統說教並以此為時髦。他們不是高幹子弟，也沒有什麼特殊的渠道，他們的觀點“很初級甚至有些偏激”。然而，在走入社會沈默的大多數行列之後，再不是輕佻的空談家和國家利益的排斥者，以他們為代表的中國年輕一代知識份子對美國霸權的憎厭應當是順理成章的。這是一種樸素的民間情感和普通中國人的純真理念。或許正是這一點尤其讓自大的美國人氣惱。 對美國駐華使館二秘說“不” 張藏藏的性格中可能有某些勇於接受挑戰的“狂”勁，英國、香港的新聞機構為他們安排了幾場辯論，他毫不畏懼。上回在BBC電臺15分鐘唇槍舌戰下來，他樂了：“黃口小兒，跟我叫板？” “叫板”遠不止於此。美國駐華使館美藉華人二秘，有一天給張打電話邀請該書的所有作者見面並共進午餐。見面後他卻一臉不高興地說：“你們來了這麼多人哪？”(因其沒讀過此書，不知道作者是五個人)好像作者們有蹭飯之嫌。於是張表示不想吃飯，去喝咖啡，對方同意。落座後，對方開口便不客氣地問：”你們寫這本書究竟是什麼目的？”張等人忍無可忍，起身告辭，將美國人晾在一邊。事後，儘管對方派手下人一再道歉並表示另約時間，執拗的張藏藏仍難消氣憤，並回絕對方：“你問問他為什麼那麼傲慢無禮，再約時間不可能了。”“小人物”再一次對美國人說“不”，這次更直截了當。 他們下一步的驚人之舉是什麼 按照宋強的說法，“一本書寫完了，那就完了唄。”不過事情好像並沒有這麼簡單。 張藏藏似乎從自己的成功策劃和寫作中更確認了自己的聰明和成就。池本身就是個商人兼文人。用他自己的話：要讓老婆過好日子，一個男人應當既有思維的能力，又有行動的能力。他希望二者兼備，可能實際上他也認為自己二者兼備。他始終也沒有正面回答我，他是如何把經商與作文(尤其是作這樣的文)這兩樣並不相融的事融通起來的。不過言談話語中他還是略顯遲疑地表示將來會考慮主要投入寫作。看得出在他心目中經商似乎只是小菜，而寫作才是至高無上的，是終極目標。 一個十分相信自己智商的人可能會不自覺地有點“傲”，這一點倒不像他的文章那麼“中國化”。不知道在張藏藏身上究竟是“傲氣”多一些。還是“傲骨”多一些。 宋強在寫完《說不》之後就到了北京，並毅然從條件優越的重慶經濟廣播電臺辭職，他好像已認定北京更適合自己的發展。這個看上去滿臉書生氣的“大男孩”做起重大決定來倒是如此的義無返頤，和他的文章一樣又一次讓人跌了眼鏡。 喬邊可能還會繼續做自由撰稿人兼詩人，並繼續在張藏藏策劃的新書中客串作者，不知下次見到他時能否聽他朗誦一首他的新詩作……… 注：該文標題為編者所加。 最近，《中國可以說不》一書在中國暢銷，這本書名帶有挑戰性的書是由5名年輕的輿論界人士和詩人共同編寫的。由於書名使人聯想起80年代後期的《日本可以說不》，作者在書中又用溫和的民族主義的論調，因此這本書初版5萬本銷售一空，各地讀者發來數百封信表示支持，據說尤其在北京的青年知識份子中引起很大反響。 這本書的內容中引入注目的是對世界唯一一個超級大國美國和經濟大國日本的辛辣的批評，並表示美國正在試圖用其頹廢的文化來對中國進行滲透，破壞中國文化。 作者在書中批評日本說：“過去在中日戰爭中蹂躪過中國的日本今天還有什麼資格來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況。”對此，《日本可以說不》的作者之一石原慎太郎卻說這本書“是在製造幼稚的國粹主義”，並詭辯說日本在日中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做的事應該以現代化的觀點來看，不能從施害和受害的角度來看。 中國人從該書感到了民族主義的共鳴，而日本極右勢力卻說該書有霸權主義的傾向，這正反映了東北亞地區的不安的氣氛。 最近有一本叫做《中國可以說不》的新書在中國大陸狂銷熱賣，因為它說中了許多大陸中國人的感受。不過找這一本書來一讀，卻令人相當不安，因為通篇是反美仇日的文句。 這些煽情之詞並非出自所謂頑固不瞑的年老保守派之手，而是五位三十歲上下的知識青年的文筆，有報社記者、大學教師、詩人以及自由撰稿人等。這個年紀剛好是天安門事件時的大學畢業生，當時是最親美日的，可是七年來目睹美國動輒舉制裁大棒恫嚇，歐美和日本傳媒對中國肆無忌憚的抹黑，以及在圍堵主張言論中以種族優越感的心態蔑視中國，深受刺激，幡然醒悟，因此又回到中華民族本位的立場上，決定不吞這一口鳥氣，要奮發圖強，在下一個世紀把美國踢出亞洲，跟日本把過去的帳算清楚。 這本書不是嚴肅的學術作品，卻是生動的心靈刻畫，把過去百年來中國受欺淩卑視的怒火一骨碌地發洩出來。我們可以看看其中的一些露骨的話：“假如臺灣宣佈‘獨立’……臺灣海峽將築起一道無形的哭牆，我們目睹那一彎淺淺的海峽，心底流瀉著千年長恨……至少我們的青年應擁有這種自豪感，不要忌言‘準備打仗’，不要怕這種自豪感會刺激什麼人。全世界的危險勢力都在引導臺灣的偏航，我們為什麼要怕這怕那？”“在華盛頓，聳立著兩座戰爭紀念牆，一座是越南戰爭陣亡軍人紀念碑，另一座是朝鮮戰爭陣亡軍人紀念碑。將來若有那麼一天，美國人在臺灣問題上淩迫我們再奉陪一次。我們鄭重建議：華盛頓建造一座更大更寬的陣亡軍人紀念牆，預備刻上更多美國青年的名字。我們深信，那座大牆將成為美國人的心靈的墓地。” 如果這反映了一般中國青年胸中之怒，那麼亞洲和世界的前景將是可怖的。對任何國家來說，成為正在新興壯大的十二億人仇恨的物件，對彼此都不會是一件好事。歐美和日本傳媒胡亂抹黑中國大陸的結果，自然便是大陸的傳媒胡亂抹黑歐美和日本。目前，美國領導階層顯然已意識到問題的危險性，準備重新恢復美國和中國大陸從上到下的大規模全面交流，包括上述書籍的作者也被邀請到美國參觀，以消除對美國社會的誤解。既然美國根本沒有力量圍堵中國大陸，不如少說空話，主動加強與對方的交流，尊重中國大陸的崛起，放棄單方面制定國際社會準則的心態。這種趨勢也必然會出現，因為除此別無選擇。 在描述對美國的感情時，32歲的張藏藏對某國內通訊社說：“在某些方面，我崇拜美國。當我們還是學生，我們極其嚮往美國的小說和電影。” 他是在說明他和四個朋友為什麼要寫這本題為《中國可以說不》的書時談這番話的，此書幾乎成為本夏季最暢銷的書，順利通過了書刊審查，而且得到了中共官員乃至江澤民的贊同。 但如今，張先生表達了本次友好採訪的強烈觀點之一，“我們發現這個國度(美國)極其可惡。中國應該有自己的利益考慮。” 這是一個中國對美國說不的季節——針對所謂改善中國的人權記錄、貿易問題和關於將高技術和尖端武器限制在那些醜惡的國家的全球性協議。 所以，中共領導人似乎十分讚賞張先生及同伴所作的這本書的出現。它在三個星期內引起了反西方的民族主義浪潮——或是靠這個大賺一筆。 該書的五位作者承認對很多問題缺乏一定的知識。他們所寫的書政治分析的成分不那麼突出，只是作為反美、反英的口號、陰謀理論和諷刺的手冊。 “一些國外的人說我們寫這本書是由於政府的操縱或是為了商業目的，甚至稱我們是恐怖分子，”張先生最近說。他住在北京的一間小旅館裏，離他的水果攤很近——在他成為時事評論員之前，這是他的主要收入。“這是不公平的，”張先生繼續說，“我們的觀點可能有些偏激，但那是我們心靈的真實刻畫。” “重要的，”作者之一宋強插話說：“不是這本書為政府所欣賞，而是美國可以從中國民眾的情緒中得到什麼教訓。” 當被問到具體是什麼樣的教訓時，宋先生說：“不要以為中國青年會感激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你無法把個人同國家割裂開來，當你傷害了中國政府，你也就傷害了中國人民。” 當喝可口可樂、抽萬寶路香煙、吃麥當勞速食在中國青年中成為時尚的時候，一些年輕人對美國依然抱有“情緒”。 體育運動已使全國為之著迷。運動以及對中國運動員的驕傲使中國人產生了凝聚力，儘管另一深重的政治傷痕分裂著中國社會。 在書裏，西方國家被描繪成遏制中國成為強國、介入中國對臺灣和西藏的內部事務，以及打著令人厭惡的人權牌子干涉中國內政的勢力。 在書中的一個例子裏，作者們宣稱CIA(中央情報局)與白宮政策相抵觸，支持臺灣的“分裂主義者”，而那些“分裂主義者”支持台獨，企圖挑起臺灣與中國大陸的軍事對抗。其目的在於“迫使中國採取行動，從而引起世界譴責中國威脅地區和世界和平。” “看這本書時，我覺得挺好的，”一位名叫王豔紅的中國公職人員說，但她也承認她發現書中很多處“有些邏輯混亂”。 該書的起意借鑒了幾年前日本的一本攻擊美國的題為《日本可以說不》的書——作者是前索尼公司董事長盛田昭夫和議員石原慎太郎。這兩本書都可以被稱作是“抱怨文學”，反映了亞洲憎惡西方國家的情緒、民族主義以及中國青年的強烈愛國主義。現在他總結說中國的民主運動走入了“死胡同”，他變得對美國既愛又恨，陷入一種矛盾心理之中。 最近，他與英國記者傑恩帕·貝克(JasperBecker)進行了面談。當他在採訪中被問道為什麼說外國政府對中國施加壓力使其遵守國際標準是錯誤的時候，張先生反擊道：“英國向中國出售鴉片並發起了鴉片戰爭，這無疑是對中國人權的嚴重侵犯，而我卻從未聽到你們政府對此事做出任何道歉。” 不知是否公平的是，美國總因為諸如國際奧會拒絕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會，世界貿易組織堅持中國必須解決市場障礙作為加盟條件等問題而備受譴責。 當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從政治舞臺上退隱，中國的政治進入了活躍的季節。中共的忠實黨員們希望西方領導人能夠減輕對中國讓步的要求，否則他們就容易招致“縱容外國”的責任。 而鼓勵青年民族主義者則成為這些領導人的隱蔽所，他們警告外國人，如果觸犯了中國青年的愛國主義情感，他們所施的壓力將會自食其果。 近日我跌傷了腿，暫時成為傷殘人士，不能打網球，生悶氣。 因此也不能逛書鋪。幸而吉人天相，好朋友潘耀明兄寄來一冊我急於要讀的書——《中國可以說不》。 這本書的作者共五人：宋強先生、張藏藏先生、喬邊先生、古清生先生、湯正宇先生。分別為三十二歲(宋和張)、四十歲、二十八歲。兩位大學畢業，工作是記者和文化公司總經理。一位是詩人，工作是園丁(香港喚作花匠)，一位是自由撰稿人，另一位也是記者。 這五位好學深思的青年人不是學者(幸而不是。否則顧慮多多，寫不出這樣的文章，但他們研究歷史。他們注意國際局勢的發展，掌握了大量資料，他們熱眼觀察當前中國大陸政治、社會、某些階層人物心理等各方面的現象；他們並不是浮在表面上的民族主義者，因此他們才提得出：“對美國說‘不’首先要對自己說‘不’”他們告訴當代的中國同胞：“我們都是阿Q的後代，實在應該引起警惕的，是辭鈍意虛的逞一時之快。” 自一九八二年香港前途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以來，十四年間，“民族主義”在香港成為一個帶貶意的名詞，我先是大惑不解，繼而恍然大悟。英國人如果寫殖民主義史，最後一章應當是《香港》，值得大書特書，這個式微的殖民世家堪可老懷大慰。 略談這一點是順便指出，把《說不》這本書的五位年輕作者斥之為狂熱的民族主義者是淺薄的即興式的指責，我懷疑指責者根本沒有認真讀完本書。 我不必在這篇短文內介紹這本書的內容。這本不談風花雪月，沒有《廢都》那樣的內容的硬梆梆的書在大陸暢銷並引起美國當權階層的注意，引起日本石原慎太郎(矢口否認南京大屠殺的人)的咒駡，即此一端，就值得細讀。 魯迅先生有篇散文，曰：“老調子已經唱完。”於是，便人人趕著去唱新調子了。中國整個知識界，包括理論界、新聞界、文藝界，自80年代以來，始終是在唱一個“新”調子，將這個“新”調子已經唱老了，成了新的老調子。這個新的老調子實在是唱得夠多了，於是便有人出來唱點別的，《中國可以說不》大概就可以算作是“別的”調子了。因為其一，它不是官方的，且與官方因國務與美國發生矛盾而對美國進行的批評有所不同；其二，它批評美國，而中國的整個知識界，除了官方有時發出一點微弱的批評美國的聲音，對於美國是決不容許發出一點批評聲音的。不允許批評美國，已經成了中國知識界的“政治正確性”，誰違反了這個“政治正確性”，便是大逆不道，道德敗壞，大家群起而攻之，立即將你封殺。面對這種情況，一群年輕人，初生牛犢不怕虎，敢於搞這麼一本書，不但敢對美國說“不”，而且敢於對中國知識界的所謂“主流”說“不”，好歹發出點不同聲音，這本身就有價值。 那麼，《中國可以說不》這本書對於美國的批評是否公允呢？前幾天，我的一個在西方大電視臺工作的朋友打電話給我，質問我：“這本書公平嗎？”我反問：“西方人公平嗎？他們對中國的批評全都公平嗎？”她沈默了，也許是為了照顧我的面子，不願再和我爭論，但西方傳媒對於中國的批評確實有許多都是極不公正的。例如，美國的《新聞週刊》，它把中國體育運動員的刻苦訓練說成是“不人道”，而把美國體育運動員的刻苦訓練卻說成是英雄氣概，偏執若此，自有其國家利益所在。 這本書也許有不少不公平之處，也欠缺中國那些高級知識份子那種高高在上的“學理”，但它確實抓住了一條真理，即中國有自己的國家利益，而中國公眾必須意識到這一點，否則，我們這12億人就無法生存。 中國人究竟有沒有自己的國家利益？一些中國知識份子認為沒有，並認為以這種方式思考的其他中國人狹隘、封閉、不道德。對於這種論調，筆者想讓中國人聽聽西方人自己是怎麼說的。曾有一個西方記者對筆者說：中國的發展無論如何是擠佔了其他國家的地盤，因此其他國家出於自己國家利益，自然要考慮如何壓制住中國的發展，比如，分裂中國。我正在和他討論這個問題時，他的妻子，一個中國人，插進來說，你把問題想得太嚴重了，哪有誰想分裂中國呀(她沒有聽清她丈夫的談話)。我說，這不是我說的，這是你的丈夫說的。她畢竟血管中流的是中國人的血，她憤怒了，說：“這也太過分了！”但她丈夫說：“不，不，這裏沒有對與錯，這是利益，沒有對與錯！”是的，這是利益。中國如果分裂，也許會像有些知識份子想的那樣，中國人過得更好了，但也有可能千百萬人頭落地，而中國人究竟是過好了，還是千百萬人頭落地，這並不關西方人的事，他們考慮的是他們的利益。我在這裏決不是指責那位西方記者，他是在講述一個事實，一個他自己不見得就在道義上認間的事實。他是歐洲人，比美國人更坦誠，美國人則更可能大講特講他們這樣做的道義上的理由，就像魯迅先生說的那些蚊子、吸血前且得嗡嗡一番，說明它吸你血是如何如何地正當。但在這裏我們也用不著指責美國人缺少道德，他們為自己的利益行事，這很自然，也很正當，只是我們中國人應該懂得這一點，懂得這個世界是個怎樣的世界，這就不能老聽那些新的老調子，還得聽點別的。我只是希望，後來者唱的別的調子，能夠比《中國可以說不》唱得更好些。但只要唱別的調子的人多一些，唱得不太好也不要緊，只要人多一些，中國就有希望。 坦率地說，作為一本研究國際關係問題的論文集，《中國人可以說不——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並不能稱之為十分出色，不少地方過於情緒化的宣洩代替了冷靜的智性分析，而後者則恰恰應該是作出“冷戰後的政治與情感抉擇”時所必不可少的。然而，就是這樣一本差強人意的論文集卻偏偏激起了一陣譁然。我所說的絕不只是它的一版印數高達5萬冊，而是指圍繞著它的出版在國內外所引起的強烈反響，問題一直被提到了“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新一代的反美情緒”這樣的高度，甚至連美國駐華使館的官員也要出面約見這幾位並不知名的作者…… 為什麼？難道僅僅就是因為對美國響亮地喊出了一個“不”字？ 面對美國在全球所推行的強權政治和霸權行徑以及在對華關係上所製造的種種磨擦，幾位年輕人坦率地陳述了自己的不同看法、這本來很正常，即便言辭偏激了一點，似乎也夠不上“狹隘的民族主義”的邊。憑什麼你美國可以充當“世界員警”到處頤指氣使地說三道四，而幾位年輕人就不能說“不”呢？ 美國人的驚訝倒也情有可原，問題還在於身為幾位年輕人的一部分同胞們何以會有“狹隘民族主義”的看法，儘管這種反應毫無道理可言，但卻又事出有因，耐人尋味。 伴隨著閉關鎖國時代的終結，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五光十色一古腦地湧入國門，令人眩目；加之我們以往宣傳報導中的片面性，導致了相當一部分國人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盲目崇拜，美國成了他們心目中理想的偶像，一切唯之是尊。此外，也有一些人出於善良的願望，幻想以唯唯諾諾、萎萎縮縮的謙讓而儘快地從那裏吸納資金、學習技術，以發展我們自己。在這兩股力量面前，對美國說“不”，或打破了他們的偶像，或毀滅了他們的幻想，這自然會使得他們作出異樣的反應。 盲目的偶像本該打破，愚昧的幻想也須毀滅。為人處世，自尊自立自強必不可少。盲目崇拜也好，期冀幻想也好，說到底還是自卑自戕，當這種不正常、不健康的心理意識成為一種社會時尚的時候，就更需要壯士們的當頭棒喝——“不”！ 與本文開頭相呼應，我並不特別欣賞《中國可以說不》中的情緒化闡釋，促使我寫下這則短文的全部動機就在於由這一個“不”字中聽到了另一種聲音，尤其當人云亦云的時候。 為什麼不能說“不”？一種聲音意味著單調，代表著乏味，標誌著沉悶，而多種聲音才是豐富、生動和活力的表現。我希望是這個原因導致了《中國可以說不》的暢銷，而不是將它理解為一種簡單的對抗或是什麼逆反心理之使然。這如同幾位年輕作者所言：“中國說不，不是尋求對抗，而是為了更平等的對話”，既然要平等對話，那麼就需要多種聲音的存在。 繼《日本可以說不》(盛田昭夫、石原慎太郎著)、《亞洲可以說不》(馬哈蒂爾著)之後，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中國可以說不》，作者是五位30歲上下的年輕人，他們不是國際問題專家，但他們的書卻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因為他們對美國喊出了“中國可以說不”的口號。他們是出自怎樣的一種寫作動機呢？為此，本報駐京記者對五位作者作了專訪。 (Q為記者問題，A為作者回答) Q：寫作的動機及醞釀時間？ A：兩年多以前就開始醞釀，今年真正動手寫。只用了兩三周就寫完了，但寫作的內在衝動、情感、理念確實醞釀很久了。動機很簡單：民族主義良心的發現和發言，棒喝身邊及自己內心深處尚存的親西方情結。 坦率講，我們對這種狀況已忍耐得太久了：一個中國人大罵中國及中國人，恬不知恥地宣稱“美國才是我的祖國”、而周圍的一大群中國人竟不願(或者是不敢、不會)反駁。美國呢？美國人這些年實在是有些得寸進尺：給渴望能申辦奧運會的中國青年兜頭潑了盆水；年年審查中國的最惠國資格，擺出一副布恩施惠的樣子折磨中國；在印度洋上責令中國遠洋輪停航並登船搜查，違禁品的影子查不出來，卻連個道歉也沒有；中國人在臺灣海峽演習，美國人派出航母並說是“保衛臺灣”…… 我們最基本的主張是：如果美國人堅持遏制中國，那麼只有反遏制，才是中國人的唯一出路！ Q：該書的基本觀點是什麼？ A宋強：如果我們變成物質和精神上的亡國奴，那這結局肯定是通過我們不懈追求“美國夢”而得到的，因此，對美國說“不”，首先是對自己說“不”，這是一項嚴肅的任務。 張藏藏：冷戰結束後，美國又把冷戰時期的那套貨色拿出來對付中國。中美關係，將來麻煩大於平和，這是毋庸置疑的。 日本總把背朝向亞洲，故而我認為中國不應同意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日本的無所作為，就是對世界和平做出的貢獻。 喬邊：美國人愛搬石頭砸別人，但經常因計算失誤而砸了自己的腳。這不僅有石頭太重和力量的問題，而且還有個智力問題。 Q：有人說你們被操縱，有人批評你們“資訊不足”，“不瞭解歷史”，你們以為如何？ A：我們在書中就已明確宣佈，自己不是國際問題專家，因此，我們不可能通過任何特殊渠道來獲取中國政府的對外政策特別是對美政策資訊。但我們分別是記者、作家和自由撰稿人，我們自認比普通人具備了更迅達而充沛的“資訊”。 宋強：我們一直非常關心時事。我認為，長時間的日積月累和隨時隨地的關注，完全可以提供足夠的“資訊”和批判的武器了。 我們沒有受到任何人的操縱。 Q：美國、日本有輿論認為你們煽動的是反美仇日情緒，稱你們是“極端民族主義者”，你們如何看待這一指責？。 A：美國一直在假惺惺地表示：它要幫助中國推進政治多元化的進程，可是，中國稍微出現一點不同聲音——例如我們的聲音，美國就立即表示反對。有人批評我們對美國“說三道四”，可問題是，在美國，在美國國會，對中國“說三道四”幾乎成了一種“時髦”。反華言論，有時甚至還能博得(議會的)滿堂喝彩。 既然英國人可以說“不列顛的國家利益至上”，美國人可以說“美利堅的利益至上”，那我們為什麼不可以說——“大中華的國家利益至上”呢？近十幾年，在中國吃香的正是民族虛無主義，抗衡一下有什麼不好？中國的民族主義歷來呈“內斂”狀，中國人沒有對外擴張傳統。海外輿論對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發出驚呼，讓人聯想到多年以前的“友邦驚詫論”。 當然，我們不會因為寫了《說不》而非要去成為排斥一切外來文化的“民族主義鬥士”。我們將一如繼往地關注國際問題和一切外來資訊，為先進國家(包括美國和日本)的成就感到鼓舞，為弱小民族受到的欺壓感到憤怒。我們不會因為要刻意維護自己的某個觀點而漠視批評的意見，相反的，我們認為一切交流，都會使《說不》中已有的觀點得到進一步的昇華。 Q：海外有輿論說，你們五人恰好都沒有去過美國，因此，你們“無權隔著這麼遠批評美國”，請問你們是否同意這一指責？ A張藏藏：如果以前能有機會去美國，我認為那肯定更好。因為去了之後的觀察，肯定更貼近。但是，現代社會的資訊傳播非常迅速，未必一定要親臨現場。只要抱著比較博大、比較客觀的態度去分析，我認為得出正確結論應該不是難事。 承認“去了更貼近”、絕不表示不去美國就不能批評美國。美國人對自己歷史和現實的瞭解，有時可能不如中國知識份子。譬如該書出版後，美國芝加哥淪壇招的記者伊斯萊斯小姐來訪，作為芝加哥人，她竟然對芝加哥公牛隊麥克爾·喬丹複出，帶動股票上揚一事一無所知。是我們告訴了她，她回去後一查，果然這樣。 幾乎所有的西方媒介都在說：你們沒有去過美國，怎麼能隔著那麼遠批評美國呢？問題是，美國議會多數党領袖多爾先生(對中國“說三道四”較多的一位)，恰好就沒有來過中國(大陸)，至於另一位專欄作家、反華“急先鋒”布坎南，也是根本沒來過。 Q：海外輿論，包括中國國內的一些讀者也認為，《說不》的言辭過於激烈，請問你們如何看待這種“激烈”？ A張藏藏：不過正不能矯枉。《說不》措辭是有些尖銳，但不如此便達不到目的，不如此便不能引起中國人和美國人的警醒。 我相信這一點：世界終能進入民族大融合階段，但這種融合必須是使人心悅誠服的。我重申這一點：低科技也罷，高科技也罷，把領先一步的科學技術力量轉化為武力或暴力去壓服、征服別的民族，我看大抵是沒有好下場的。荷蘭的炮艦船隊盛極一時，後來沒落了；英國的炮艦船隊和“日不落”帝國的美夢也有“夢醒時分”；那麼，美國的霸權主義憑什麼就能變成“永恆”呢？ 21世紀，世界應該更清楚地聽到中國的聲音！ 旅美華人學者評述《說不》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歷史系助教授王希博士： 我感覺，這是中國民間對美國不滿情緒壓抑到極點之後的一次宣洩。改革開放後，中國人逐步增長的是對美國的崇敬，但後來，部分知識份子有了另外一種新感覺：美國並不如神話般美好，中美關係也不如神話般美好。 書中部分觀點，我是同意的。譬如美國邀李登輝訪美，一周之前，美國政府說“不給”，但一周之後，美國政府又突然決定給李入美簽證，中國人難免有被欺騙的感覺，而美國政府也實在有失大國風度。這本書措詞確有偏頗處，但掩卷長思，也有一種感覺，好像是吃了一碗熱辣辣的四川“擔擔麵”，吃的時候辣得出汗，但過後的感覺還是很暢快的。 這本書的出版，標誌著中國知識份子可以發表與外交政策不同的觀點，這應該說是一種突破。 美國杜克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史天健博士： 我認為，該書的主要內容都很真實。不過，我更加關心的是，這本書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出版並成為暢銷書？它折射了中國老百姓什麼樣的心態？我看，這兩年中美關係的發展，正在引起中國人的一些不滿——這本書，正好折射出中國老百姓的心態。 當然，我並不是說本書的每一章都無可挑剔，這本書有情緒化的傾向，有部分結論不夠嚴謹，作者對美國社會的瞭解不夠，對美國政策制定的複雜性瞭解不夠。其實，美國對華政策中也有“接觸”這一面。 中國民間對美國的瞭解當然還有不夠之處，但我在美國教書，發現美國大學生對中國的瞭解更加缺乏，而且帶有偏見。 不久前，一部名為《中國可以說不》的書風靡中國大陸。這部書的作者是幾位青年學者，他們在書中設身處地的從中國青年一代的“親美情結”寫起，用一種煽情的筆調批評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的強權政治和霸權政策。這本書在國內並無定評，卻在美國引起了一些官方人士的關注，認為這是一本“狂熱反美的書”。 該書的作者們在書中顯得有些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緒，他們要“燒掉好萊塢”，對臺灣政界持蔑視的態度，戳痛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傷疤。雖然這本書的作者們不是政界要人，寫作此書也非官方授意，但美國人從中預感到：長久以來積聚在中國人心裏的反美情緒正如地火一樣在醞釀著，幾欲噴發而出。這次，美國人發現自己的做法是真的激怒了一向“肚裏能撐船”的中國人。因此，深受美國價值觀影響的年輕一代中國人不得不扛起民族主義的大旗。 在美國，有人認為，早在這本書面世之前，中國的民眾中就已經有了一種反美的“報復”情緒。《洋妞在北京》這部電視劇將這種情緒流露得淋漓盡致。美國《華盛頓郵報》的一名記者這樣評價劇中的女主角傑西：“甭提了，那個典型的美國妞——傑西，周身珠光寶氣，走起路來，性感十足，儼然一個富婆形象。” 傑西由美國女演員瑞吉兒·沃斯金扮演，在劇中執著追求一位風度翩翩的中國男子，卻傷害了他的妻子。美國輿論界對此極為“憤慨”。他們認為，這部電視劇是對美國婦女的公然侮辱和詆毀。沃斯金在新聞媒體的窮追猛打下，也說她曾經試圖勸說導演能否把全劇的“反美”調子放低一些，但被導演拒絕了。 為此，中方導演堅持認為，劇中人物是根據作家對美國文化及其價值體系的長期觀察和理解塑造出來的。“這部作品真實地反映了中國人對美國人的一些較為客觀的看法”。 美國的一些社會評論家認為，這是中國人的報復心理在作祟。《國際先驅論壇報》載文說，或許是出於這種心理，“在北京的三裏屯，從室內迪斯可的震動地板到戶外的咖啡廳都能看到中國女孩與西方男子在一起的情形。”有位美國作家為表示對這部電視劇的抗議，不無風趣地說，”很簡單，女人都給外國人撬走了，中國男人能不眼紅嗎”？ 亞特蘭大奧運會上，由於美國有意或無意的干擾，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運動員的比賽成績受到很大影響，這些都使這個曾因《飄》而聞名於世的城市在中國人心目中的美好印象大打折扣。中國人在這裏又對美國說了一句“不”，以示對美國的強烈不滿。 從《洋妞在北京》到《中國可以說不》，再到亞特蘭大奧運會，乃至華人社團拒絕NBC那一聲羞羞答答的道歉，給美國人的印象就是：中國民眾已經對美國產生了一股強烈的抵觸情緒。在中國，可口可樂依然好賣，麥當勞餐廳依然爆滿，好萊塢電影依然走俏，但對美國的怨恨情緒卻也在暗暗滋長。真可謂“剪不斷，理還亂”。 《中國可以說不》堪稱1996年最震動美國和西方的中國書。二十年來，從未有過一本書像《中國可以說不》這樣，引起海外輿論如此強烈的關注，並產生如此轟動的新聞效果。 “我們的發言很通俗，我們的認識很初級。” 在朝陽區《中國日報》大樓背後的一座不起眼的寫字樓內，我見到了《中國可以說不》的兩位主要作者宋強和張藏藏。 宋強告訴我，他之所以成為作者之一僅僅是因為張藏藏在幾位“國際問題專家”面前碰了一鼻子灰——他們聽了張藏藏的一番宏論之後不以為然：“不成不成，中國怎麼可以對美國說不？胳膊擰不過大腿嘛！對不起。寫不了。”張藏藏打電話到重慶邀約宋強，宋強一陣振奮：“寫！”“我們以一種平常心來對待後果：一本書寫完了，那就完了唄。”宋強說，“而現在海內外輿論的關切程度和爆炒熱度大大超乎了當初我們的想像。此時我個人有一種四川俗語說的‘貓抓糍糕，脫不掉爪爪’的困頓感。《前言》裏事先幫我們擋了一下駕：‘寫作此書，更多的出自一種情感選擇——因為他們也不是國際問題專家。但唯其如此，該書才具有了更廣泛的民意基礎。’但這話也麻煩，既然說了有‘民意基礎’，而且還很‘廣泛’，那麼來吧！這十幾天要面對很多需要所謂‘中國青年民意代表’回答的問題：‘請問，你對中美關係的走勢怎麼看？’‘大陸青年支持動武嗎？’‘你覺得知識產權談判中國失敗了嗎？’……哎呀，怎一個愁字了得？” 作者們對現狀保持清醒的認識。張藏藏說：“我們的發言極其通俗，我們的觀點也很初級，我們扮演的角色可替代性很強，假如換了別的作者，《中國可以說不》會更加出色。總而言之，這本書不應該只是一個‘小圈子’的產物，更不應該是一個標新立異的東西。” 一聲“說不”引來傳媒層層包圍 五月間出版的《中國可以說不》是一部從政治、經濟、外交等多方面評述中美關係、中日關係和臺灣問題的談話錄。該書作者群的資歷和地位當然不能和寫《日本可以說不》、《能夠說不的亞洲》的作者石原慎太郎、馬哈蒂爾等人相比。但是，正是這種發自於民間的真實背景和普通中國人的純真理念，使得《中國可以說不》成為勇敢而無忌的“青年論壇”。一段時間以來，這本書以及作者的名字屢屢出現在境外報紙的顯要位置。他們的聲音，通過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英國BBC電臺、法國國際廣播電臺、澳洲廣播電視網傳向世界各地。 荷蘭和瑞士記者最先“投石問路”，早在這本書還在校樣之際，他們就開始到處打聽消息。 《亞洲華爾街日報》頭版冠以《從中國說“可以”到中國說“不”》加以報導。 香港《亞洲週刊》以《神話新一代反美情緒發酵》為題，以顯著位置和六版篇幅詳細介紹該書及作者訪談錄，並在社論中驚呼：《中國可以說不》已發出警號！ 日本《產經新聞》將連載該書部分章節，並對張藏藏《暖昧的日本》一章表示出濃厚的興趣。 美國《洛杉礬時報》、《芝加哥論壇報》，澳大利亞《悉尼晨報》、《新南威爾士報》，英國《經濟學家》雜誌、《衛報》紛紛採訪該書作者。 這本書意在“內銷”，而不是”出口” 正如作者喬邊所說的：“我們不想給自己貼什麼標籤，我們不是一夜之間冒出來的民族主義者，這本書只是道出了當代中國青年的真實感情。我個人以為：這本書的首要意義是‘內銷’，而不在於‘出口’。”宋強在這本書裏發出了疑問：“難道世界主義註定代表了人類進步，而民族主義的就一定是劣根性的表現嗎？”針對某家美國報紙的“春秋筆法”——“這幾位年輕人，一邊穿著牛仔褲抽著萬寶路，一邊抨擊著美國霸權。”張藏藏這樣回答《洛杉礬時報》記者：“難道我們一定要穿著中式對襟棉襖、叼著旱煙袋才有資格對西方說不嗎？——太狹隘了吧？” 在這間面積不足三十平米的寫字間裏，各國駐京新聞機構的約見、約稿絡繹不絕，美國大使館也循著動靜摸來了，他們數次邀請這幾位書生模樣的作者一同就餐、交談。聞不到火藥味，只是坦誠的交流和意味深長的微笑。有一次，美國使館官員柯修婉女士(一位黑人婦女)表態說：“再也不會有李登輝訪美(的事情發生)了。”張藏藏忙道：“可否把你剛才的話登一個聲明，視為美國政府的聲音？”柯差點被嗆住：“噢，不，不，那只是我個人的意見。”所有的人都笑出了聲。 所有的外國記者及官員都能產生這種印象：出現在他們面前的年輕人都是有著平常人感情的溫和讀書人，而絕非三島由紀夫式的神經質的“民族主義鬥士”。這樣的形象能恰如其分地代表中國，也比那種“橫眉冷對”式的“憤怒青年”形象更具有說服力。 (鵝帆) 可以說的豈止是“不” 《中國可以說不》一書雖然有著太多的宣洩、衝動和偏激，不過，該書並非國家意志和行動綱領，它本來就只想表達一些情感、態度和看法，本來就只想告訴世人——尤其是某些讓人無法忍受的美國人：這就是我們的所思所想。 為《中國可以說不》這本書歡呼的人，與其說他們讚賞這本書的內容，倒不如說他們推崇這種坦率的對話，及向世界表達民意的全新渠道。 當美國學者、傳媒、國會等肆無忌憚地對中國進行醜化與歪曲，大張旗鼓地叫囂對中國進行制裁和遏制時，美國政府往往以其代表民意，或來自民間為由而輕飄飄地化解中國人的憤慨。那些放肆的國際關係評論，往往以其“非官方”的性質，讓他國政府難以作出正式的反擊。“民意”，它已成了美國人的一塊盾牌，可以躲在其後施放毒箭，又可保護自己免遭攻擊。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當美國人的伎倆被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所認清時，我們也開始有來自民間的聲音作回應了，我們也要讓世界直接感受中國人的民族情感和意志了，《中國可以說不》正是朝此方向邁出的重要一步。 也正因為它的民間色彩，它不用懼怕幼稚與輕率，不會壓抑憤慨與厭惡，不必諱言對抗與民族主義。它也許會在某種程度上影響決策，但政治家自有自己的眼光與標準。 不僅僅是對美國，不僅僅是關於國際政治。我們需要對整個世界，在所有領域傳遞我們的聲音，尤其是來自民間的聲音。 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可以說不》打開了一道閘門。可以預料，今後在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將會有越來越多類似的聲音。 我們已經忍受了太多的不公正，我們還有太多的意見需要表達。中國可以說的不僅是“不”，還有許多…… (張良) 鄢烈山先生在8月23日《南方週末》“時事縱橫”版以《粗製濫造的標本》為題，對當下正深受國人喜愛的《中國可以說不》這本書大加撻伐，竊以為鄢氏此舉無視宏旨，過於苛責。 僅僅因為時間的短促，他就指責人家“以大躍進的速度寫作並通過三審”，從而認為其態度“輕率浮躁”。難道拖拖拉拉才是“好態度”，熬時間就意味著高質量嗎？ 這本書在一些詞句上的確有不少錯謬，但因此說人家“濫竽充數”顯得過分：這些紕漏是否出於作者、編者身上還很難說。這又是什麼“充數”呢？世上本無完美所在，若抓住一點疵斑不放來否定全盤則太沒有意思了。 至於說《中》書的思想內容，人家在《前言》裏已經說得很清楚：“寫作此書，更多的出自一種情感選擇。” 關於“說不”，竊以為改革開放10餘年來，對西方世界的盲目崇拜實在太熱，是到了該冷靜對待的時候了。一味遷就是得不到尊重的，還是這本書封面的導語說得好：“中國說不，不是尋求對抗，而是為了更平等的對話。”不久前當美國宣佈對中國貿易制裁時，中國立刻作出反報復聲明就是明證。 那麼，這本書的價值和意義究竟何在呢？竊以為，《中》一書的正式出版標誌著中國民間“說話渠道”的正式開闢，它的觀點和說法可能不橡國際問題權威部門所認為的那樣圓滿和無懈可擊，然而它那屢被抨擊的“情緒化”、“偏頗”、“激烈”論述卻正具有著“廣泛堅實的民意基礎”，這也正是官方和民間的合法分野所在。正像國際問題專家周健工所言：“《中》的暢銷，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評論熱潮，將會促進中國媒介對國際事務的獨立報導與評論，從而有可能逐漸形成一種針對中國外交政策的輿論……”夠了，對於一本由民間人士撰寫的小書來說，這已經足夠了。 前一些年，有一位中國青年攢了點銀子，托了點關係，遠渡重洋去實現美國夢。在美國幾年打鬥下來終於被“洋現實”弄得頭破血流，發現所謂的美國夢對其而言說不定只是“千秋大夢，，，於是左思右想之下又黯然回國。剛回國那陣兒，會會過去的同學，擺擺美國的老譜，整天价在街上遛達，思考自己的出路。有一天，他翻了一本以花卉命名的文學雜誌，發現裏面的那種小說他也能弄。於是一抖羽毛，飛也似的回家，幾個月後便有了聲名。什麼《黃金時代》，什麼《革命時期的愛情》，而且也出了小說集子。有評論家讚賞他小說的“文學性”，但據說這個集子暢銷了得的原因還在於老百姓看到了裏面的“性文學”。如此下來，他變得不怕官，更不怕百姓，帶一身俠氣和名士風骨對本國各個領域說三道四，因為他是沾了洋人的地氣兒來的，所以很少有人敢冒犯他。 這次，這個名喚王小波(別以為他是古時候的那個起義領袖)的作家又到書攤上去找獵物，看有沒有什麼本子讓他咬一口。他發現了《中國可以說不》，而且聽說比《黃金時代》更暢銷，於是一股鳥氣沖上心頭，“草草地翻了一下，沒怎麼看進去。”但已經發現了關於這本書的“二重誤會”(見《南方週末》1996.9.13)，於是嬉笑怒駡，妙語連珠，以維護自己的“話語霸權”。平心而論，王小波的文章功夫比他的編輯鄢烈山高多了。不過，這兩人惺惺相借，一個叫嚷為了不餓死，做亡國奴也在所不惜，一個以石頭、剪子、布來微言大義，“人家的市場准你進入，你的市場不准人家進入，這生意是沒法做的。”乍一看，絕對有道理，其實裏面包含著非常大的欺詐性。他的意思是說，中國與西方關於市場准入的談判所謂的艱難曲折全是扯淡，你進入人家的市場，人家就應該什麼都能毫無遮攔地進入你的市場——還在那裏跟外賓胡攪蠻纏什麼？一副活脫脫的買辦嘴臉。 王小波對《北京青年報》刊載蔣峰的《對苛責說不》甚為不滿，說存在了三重誤會，其一，“看到我國政府在對外交涉中講些道理，就覺得政府在怕洋人。”這就幾近於惡毒了，其中的陰險狠辣讀者一看便知。我國領導人是說過要“韜光養晦”、“決不當頭”，但同時也說要“有所作為”。《說不》主張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和西方對華採取的“遏制”動作我們應“有所作為”，這一明確的“講理”的想法怎麼經王小波一解讀就變成了一本指斥政府怕洋人的壞書了呢？王文又說：“看到海外的評論注意到了這本書，覺得洋人怕了我們——有些人就是這麼一驚一乍，一本書有什麼可怕的呢？”不知他這一問是說給百姓聽的呢，還是給洋人提了個醒？應該明明白白地告訴王先生：“洋人”確確實實害怕了，海外連篇累牘的新聞炒作、圍剿謾駡，證明了他們確實害怕這個聲音——這個發自中國青年心底的率直、樸素、具有廣泛民意基礎的聲音——正因為這種聲音沒有官方背景，他們才怕。以前從未有過中國書(比《說不》更有學理價值的書)引起他們這樣強烈的關注。一本小書讓他們“陷”了，開始重估中國青年的思想狀況了，這是件好事，王先生替他們著哪門於急呢？王小波先生指責《對苛責者說不》一文的“誤區”，然後得出近乎扯淡的結論：“就算洋人怕了你，官又怕了洋人，你還是怕官。”如若學著鄢烈山先生、王小波的作派，有意誤讀曲解，那不免有“告密文學”的嫌疑。我願意告訴王先生：那幾位作者不見得總想著要“翻身道情”，喝酒、寫字、想事情，都是中國書生的慣常作派。有學者說“我批評謬誤正因為我充滿了謬誤。”王小波先生也用這句話去照照自己吧。 正因為王小波先生的海外奮鬥受挫在心理上留下的陰影以及歸國後取得了曇花盛放般的文學成就，那麼，“百姓——官——洋人”的怪圈套在王先生自己身上便有了些變化：你是誰都不怕，就怕洋人；而且還能狹洋人以自重；而且還能借洋人之力來打《中國可以說不》。你知道王小波為什麼會如此牛氣嗎——就在於他發現了借力打力的訣竅啊。 (王小波《百姓·洋人·官》原載《南方週末》1996.9.13) 1996年5月，我們撰寫的(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一書由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出版印行。該書在國內知識界引起了極大震動，並受到了歐洲及亞太各國輿論的關注。 作者將授權世界各地出版機構翻譯和出版此書，相信本書將給西方讀者研究中國青年思想狀況的機會，也將給試圖貶低本書嚴肅意義的武斷論調一個響亮的回答。 本書真實而又有趣地敘述了一群中國青年曾經不加鑒別地吸納美國及西方價值的歷史。披露這樣的歷史不是懺悔，而是借此指出一個危險的事實：第三世界部分民眾的失落心態和對本國現實的怨恨情緒是後殖民主義的溫床。本書基於中國經濟增長的事實和深厚的傳統文化，指出中國應樹立走向世界性大國目標的雄心。這種大膽的欲望表露曾經受到西方觀察家和本國“知識份子”的譏笑。而譏笑者從未提出任何在無損中國尊嚴的前提下使中國走向民主富強的辦法。 本書以坦率而無忌的文風剖析了中美關係，並得出了對兩國關係前景頗為悲觀的看法。作者指出美國的外交政策是不誠實和不負責任的，預警中國政府在事實上存在的“反華俱樂部”前“絕不能後退半步”。我們在書中無情地嘲罵了日本，《日本可以說不》的作者之一石原慎太郎己對作者對日本特質的分析表示肯定，儘管石原在同一篇文章中否認中國人民有對日索賠的權利。作者主張：不應使日本成為常任理事國。該書還以譏俏尖刻的口氣斷定：與其讓日本加入，還不如乾脆給美國兩個常任理事國席位。書中第一次披露了青年學生對中國邀請三幹日本青年來華的再反思。 可以預料《中國可以說不》對臺灣問題的論斷會引起西方和臺灣部分民眾不安的反應。書中敦促中國青年做好以武力手段解決臺灣問題的準備，並蔑視有關臺灣人民有“自主決定”其政治前程的權力的說法。有關章節不應視作一種挑釁，儘管作者對美國國會和部分英聯邦國家“保衛臺灣’，的耀武揚威表達了一種對抗的情緒。 作者認為有關新孤立主義會使美國成為垮掉的國家的論述，對部分自我感覺良好的美國人如何自我矯正是大有裨益的。 作者願意借這個機會介紹作者新近產生的觀點：一、我們認為所謂“反美在中國成為時髦”的論者沒有認識到反華在美國一直是一種時髦的事實。同樣。對美國說不將是一個世界性的潮流。蘇曉康等人應對自己一直以西方價值俯瞰中國的做法有所體察。二、中美關係不會因一兩個美國高級官員來華(如美國國家安全助理萊克的中國之行)而有質的改變，只要美國外交思想不產生巨大的轉變，對抗會長期存在。三、疏遠意識形態而造成的中國知識界無原則維護美國的所謂“政治正確性”，已經被知識界重新反思並且遭受唾棄，那些長期脫離中國實際的流亡知識份子不再對中國青年一代有任何感召力，未來的變革不會有他們的位置。四、我們毫不掩飾我們對日里諾夫斯基某些思想的欣賞，既然中國出過蘇紹智這樣的人，那麼，也應允許中國出現自己的日里諾夫斯基；多種聲音的出現正是未來民主政治的體現。五、我們認為亞特蘭大奧運會暴露出的美國的貪婪和無能，應該再次使美國從領導欲的虛幻中清醒。 貴刊八月十八日號報導，《中國可以說不》作者之一張藏藏和日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展開隔海論戰。張的回應尖酸刻薄，似有失中國人恭謙敦厚之嫌。但我認為，此應為例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不亦樂乎。 石原其人，不只是日本政壇的極右翼分子，更是日本前軍國主義的化身。日本戰敗五十年後，他仍視日本欠下中國人的血債為無物，並膽敢繼續蔑稱中國為“支那”，冒犯十二億中國人和海外幹千萬萬的華裔。其人之粗暴無禮的面目暴露無遺。我寄語張君，日後若仍有機會回敬，仍應針鋒相對。 《不》書中有佳句：“日本誰也領導不了，它有時連自己都無法領導”與“日本無所作為，就是對世界和平做出貢獻”等，非常貼切傳神，令人激賞。不是嗎？日本在第二次大戰中推行軍國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將自己國家和別國推進戰爭火海，害人又害己，就證實了“誰也領導不了，連自己都無法領導”。 戰敗後，日本受美國扶持，一躍成為經濟大國。近年日本又蠢蠢欲動，軍費開支已達世界第二位。最近更拉攏美國，共簽安全條約圍遏中國，不也說明了“日本無所作為，就是對世界和平的貢獻”所揭示的道理嗎？ 報導說，《不》書一出，洛陽紙貴，人人欲先睹為快，可見其觀點已引起廣大民眾的共鳴。二百年累積的國恥，加上近年美國霸權的盛氣淩人，日本的財大氣粗，的確教中國人民憋了一肚子氣。“一葉知秋”，至少一部分中國青年要開口表示自己的意見了。 新加坡 梁偉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