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有些事一不留神就會變成“事件”。今年四月底，我在為《中國可以說不》撰寫前言時，斷斷沒有想到這本普普通通的著作的出版會在國內外掀起如此巨大的波瀾。 說到底，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就是說“是”或說“不”的變奏曲。每個國家都有權對自己不願接受或不能接受的事物說不。但應該指出的是，所謂中國現在實力不行，“說不為時過早”之類的論調其實是一種帝國主義，思想與奴隸心態的混合衍生物。 幾乎所有的西方記者都向作者們提出這樣的問題：你們去過美國嗎？當得到的回答是沒去過時，他們全做出了不勝驚訝的樣子。問題在於，作者們寫的不是一本關乎美國的導遊手冊或留學劄記——該書談論的是中美關係、中日關係、中國與西方其他國家的關係；該書談論的是，在這種中外關係的格局與變數中我國應採取何種姿態才能更好地維護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而每個中國人都或多或少地置身子這種關係之中，所以每個中國人都是有權站出來對此申明自己的態度。 作者們從來沒有自命為“精英”，他們也只想“領導自己”——儘管《中國可以說不》非常強烈地應合了民意的激蕩；他們認為沒有必要人為地拔高該書的意義；但是，面對西方(包括港臺)某些媒體的惡意誤讀，面對歪曲或貶低該書存在價值的種種“別有用心”，他們也會毫不猶豫地奮起反擊。於是，就有了《中國還是能說不》。 在《中國可以說不》出版數周後，96夏季奧運會在美國的亞特蘭大上演。全世界都看到了，《說不》提及的美國的“新聞自由”正逐漸滑向“庸俗新聞觀”的判斷已經在亞特蘭大得到了充分的印證。’ 同樣，《中國可以說不》中關於日本的部分論述也已經通過近期日本的所作所為(如橋本參拜靖國神社、釣魚島上那座欲將日本引向深淵的燈塔……)被證明為準確的和及時的——很多讀者說，作者們敲打日本還不夠狠。於是，就有了《中國還是能說不》。 當日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在《產經新聞》上蔑稱中國為“支那”並繼續大言不慚地為日本發動二戰辯護時，本書作者之一張藏藏立即著文反駁，雖然言辭“尖銳刻薄”，但在海外華人中還是獲得了廣泛的共鳴。新加坡讀者梁偉南投文《亞洲週刊》，他“寄語張君，日後若再有機會回敬，仍應針鋒相對”。於是，就有了《中國還是能說不》。 令人遺憾的是，在中國本土我們還是可以找到會主動委身于石原慎太郎的民族敗類，比如鄢烈山。鄢烈山曾經喊出：“面對做一個餓死的中國鬼還是做一個苟活的亡國奴的迷失，我寧願選擇後者。”這是一種典型的漢奸論調，它應和了國內潛流的借古喻今的“投降興趣”，應該引起國人的高度警惕。有人笑雲：如果日本再進攻中國，鄢烈山們肯定會搶著舉手要報名做翻譯官或山村嚮導的。 中國青年已經認識到了個人利益不能同民族利益剝離——於是他人坦言：對抗也是人類交流的重要形式。是的，不得以而為之的對抗不會阻滯中國的上升；是的，設若對抗不是合理的抉擇，那麼怎樣來解釋近來風起雲湧的新“保釣”運動呢？ 中國尋求對話。但如果中國的利益退讓超出臨界閾時，那麼她將會作出更明智的決策。《中國還是能說不》毫不諱言：當美國宣稱美利堅合眾國的利益至上、英國高叫大不列顛及北愛爾三聯合王國的利益至上的時候，中國必須勇於?喊：“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益至上。”作者們樂於承認這一點：為了維護國家利益將不惜流血犧牲。 《中國還是能說不》力圖表明，他們既忠於全人類，同時也忠於自己、忠於子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