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鎮壓法輪功本來就是獨裁者的「權力恐懼綜合症」的過敏反映，是一切專制制度虛構敵人進而製造敵人的統治傳統在當前的延續。但是，改革開放以來，除了「六四」大屠殺之後的高壓時期，要求人人過關的表態之外，這種恐懼還很少通過全國性的批判來進行如此淋漓盡致的表達。

因為鄧小平時代對毛澤東時代的全民動員式的大批判政治也有切膚之痛,所以鄧小平在執政後才從《憲法》上廢除了賦予群眾性大批判運動以合法性的「四大」。鄧小平萬萬沒有想到,他欽走的接班人出於山窮水盡的無奈，現在又不得不玩起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游戲。

●重現忠心運動

正當江核心對於愈鎮壓會頑強反抗的法輪功一籌莫展之時,天安門自焚事件給了中共一個完全不是借口的借口,使他們似乎有理由（儘管只是強詞奪理的理由）把驚懼萬狀的心理通過強權轉嫁給全社會,恐懼和既得利益的雙重要挾，使全國上下只有一個歇斯底裡的變態聲音──堅決擁護和堅決批判，類似文革時期的大批判和表忠心運動又如火如荼地展開，咬牙切齒的語言暴力又在全社會復活，小康時代和互聯網時代的大陸中國，再一次倒退回「以筆作刀槍」的毛澤東時代。然而與文革不同的是，文革時的全國一致表態還有幾分盲目的誠實，而現在的人們則不得不向自己的良心說謊（如果大陸中國人還有良心的話）。

●發動出賣良心運動

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繼「六四」大屠殺的人人過關表態之後，又一次由執政黨發動的全社會公開的出賣良心運動。當中央電視臺播放¨各地聲討法輪功的百萬人簽名活動，當各級組織和各類協會召開批判法輪功的各種座談會，當大中小學向全國的青少年發出「校園拒絕邪教」的公開信或倡議書……之時，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已經墜入了萬劫不愎的道德淪喪深淵。

也許，因為筆者本身還自認為是個知識分子，所以在觀察中共發動的對法輪功全國性聲討時，對知識界的反應更為關注。二月十日的大陸各大報刊都發佈了中國作協召開的在京作家揭批法輪功會議的消息。

我看了《光明日報》等中央級大報的報導，真的很佩服中共宣傳機構的智慧，居然把兩個曾經是死對頭的著名作家揭批法輪功的言論放在同一段落裡，使九十年代中前期在文化界鬧得沸沸揚揚的王蒙和瑪拉沁夫,終於在對法輪功的義憤中走到了一起。

想當年,因「六四」而下臺的文化部長王蒙,被民間輿論視為社會良知而受到敬重,他受到因「六四」而重新掌控作協大權的瑪拉沁夫的惡意攻擊，更激起了社會對他的同情和聲援。瑪發動自己控制的報紙指控王蒙的小說《堅硬的稀粥》影射總設計師鄧小平。這一招確實很損，如果得到鄧小平的首肯，很可能在社會地位上置王蒙於死地。王蒙一邊著文反擊，一邊聲稱要訴諸於法律，指控有人對他進行人格及名譽的誣陷和誹謗。在法院不可能受理這類起訴的無奈之下，王蒙也只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用流氓對流氓的手段蹧蹋瑪拉沁夫的人格。

他把在文化部長任上馬拉沁夫以謙卑的姿態寫給他的求職信公之於眾。

當然，以王蒙的聰明絕頂決不會不知道在未徵得還活在人世的寫信者本人授權的情況下，在公共媒體上公開私人信件是侵犯個人隱私權的違法行為，而且赤裸裸地與文壇小人嘔氣，也有損於文壇良心的聲譽。

所以，他把瑪拉沁夫的信混在數封信中一起在《收穫》雜誌上發表，而且除了幾封文壇元老的信件之外大部份信件都是一副對文化部長的諂媚相，並不是只有馬拉沁夫一個人如此向權勢者獻媚。這批信的發表，在當時贏得了許多「六四」後受壓抑文人的由衷歡呼。

●最怕是知識群體腐爛

雖然在媒體上這樣處理兩個曾經是文壇死對頭的報導未必能使王蒙和馬拉沁夫滿意，但是，在揭批法輪功這樣事關黨､民族､國家穩定的考驗面前，作為黨員的王､瑪二人，應該而且必須拋棄個人恩怨，想不一起表態都不可能。老左派瑪拉沁夫的義憤還能讓人理解，而誰會相信像王蒙這樣自稱社會良心的大作家，其義憤填膺是完全出於真心﹖

據報載，王蒙認為，與邪教的鬥爭能否取勝，不僅要深入揭批，更重要的是作家應該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產品。如果你在私下要問這些自稱有理性有良知大作家的真實看法時，他們不會承認這是在強權的威逼利誘之下對自己的良心說謊，反而會聲稱那是他們對自焚事件及法輪功的真實看法。

還有什麼樣的制度比逼著人們向自己的良心說謊的制度更野蠻呢﹗還有什麼樣的知識分子，比用謊言來掩蓋謊言的人更懦弱更無恥呢﹗還有什麼樣的民族，比這種權力與知識相互結盟的說謊更墮落呢﹗政治權力的腐爛還不能完全證明一個戾族的徹底墮落，人們還可以寄希望於社會良心的道義力量，而一旦代表社會良心的知識群體也腐爛了，就是上帝也救不了我們。

或者從來沒有過人的生活的人們，也就談不上人的良知，向良知說謊就更無從談起。（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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