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以來，某些政客和傳媒一哄而上，不斷挑動對改革的不滿，掀起反董潮、倒董潮。「鍾庭耀事件」更是直接把矛頭對準董建華的「近距離攻擊行動」，希望以此造成殺傷。民主黨、前線已經把「倒董」列入了競選政綱和口號，公開提出「反對董建華連任」、「若查明事件與董特首有關，會要求董建華下台」、「選民建聯就是選路祥安」。這些政客抹黑董建華，其目標其實是為了加緊奪取權力，把董建華代表的愛國愛港力量趕下台。

　市民們已經發覺，這些政客和某些傳媒，天天都批董、罵董，無非是為「變天」製造輿論。高地價政策是港英搞出來，在彭定康任內，減少地皮供應，谷高樓價，樓價暴升一倍半，市民叫苦連天，他們並沒有倒彭，過高的樓價必然會泡沫爆破，遇上亞洲金融風暴更是資產價格大跌，這都不是董的錯，但他們卻把「負資產」算到董的頭上，大反特反。公屋建築合同價低者得，長期以低於工程安全標準施工，問題公屋九七年之前早已曝光，他們沒有要彭定康下台，九七年之前開工的公屋、居屋出了「短樁案」，到了特區年代特區政府嚴格執法，追查貪污和偷工減料，揭出了一連串問題，盡責的、檢察貪污失職者的特區官員反成了罪人，被「不信任」動議指控，同時也成為「倒董」的理由，民主黨李華明公然說：「只差一票便可以啟動彈劾董建華的機制」。很明顯，他們「倒董」是有目的、有組織的行動。鍾庭耀在這個時刻才拋出九八年十一月的「董特首要停止民意調查」的不實的指控，並非孤立事件。這種指控是嚴重的，張文光說「如屬實董應下台」，足以佐證鍾庭耀指控之提出是思考過政治後果的。

　圍繞著鍾庭耀的指控，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政客及其所操縱的幾十個學生，上演了港式文革鬧劇，張文光則密切配合呼應。鍾庭耀的記者會還沒有開完，這一撮學生也沒有出席記者招待會，他們便急急舉起「鄭耀宗校長下台」的標語在校園遊行，這一小撮學生連追求事實真相的慾望也沒有。緊接著，有人在大學裡指董「已陷入政治危機」，「董應全力處理政治問題，讓陳方安生掌握實務」。再接下來，張文光利用自己的校董身份指控董因政治見解不同，而不委任校董，主張行政長官不能再擔任大學校監。某些學生又盲目附和。

　「倒董」帶來的問題是一小撮人可以大舉挑戰社會秩序和固有的體制。幾十個人遊行便可以要校長下台，校長連半夜睡覺的「人權」也沒有，住宅被學生包圍，高呼口號要他出來對話與接信。董建華和特首辦官員會見各階層人士的權利也沒有，政客要他們交待三年工作日記和見客時間表，見過什麼人，談些什麼？張文光自己和行政長官政見不同，仍被委任了為校董，這已經是一個事實，很說明問題，但他卻節外生枝，要打破近百年的高等學府慣例，不讓董建華當大學校監。行政長官當校監標誌大學的崇高地位，顯示行政長官對大學教育的重視，從校長到大學教師都認為合適，但張文光就像文革的紅衛兵，他代表真理，可以推翻一切，打倒一切。香港特區基本法他不看在眼內，香港的建制和秩序，他可以不管，煽動無政府主義。文革時的無政府主義和「打倒一切」的行為，給社會製造了巨大的混亂，也給全國人民製造了災難，慘痛教訓，至今歷歷在目。

　回歸之前，民主黨及其一伙留戀殖民管治，支持彭定康政改，鼓吹「用腳投票」，鍾庭耀回歸前的民意調查是渲染多少成人希望移民，九七是大限，對民主自由沒有信心，散播對中國政府「沒有信心」的情緒，配合英國人大打「民意牌」；回歸之後，他們視基本法如仇人，不斷反對。視中國的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如兒戲，支持台獨言論，叫嚷「台灣能，為什麼香港不能」，企圖突破基本法規定的民主循序漸進時間表和地區政權性質，把香港變成獨立的政治實體，並加緊與台獨勢力的勾結和呼應。由於前朝留下了財政開支浩大、冗員不少、效率不彰、蛇王浪費嚴重的問題，特區的運作大受拖累，當特區政府計劃進行公務員體制改革時，他們利用一些既得利益者之不滿，乘機反對改革，並掀起「倒董」浪潮。若讓這些「倒董」圖謀得逞，他們便會乘機要求改變政制，將香港變為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如果讓反對基本法規定的「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原則、反對中國政府的人上台執政，香港將永無寧日，保護港人最大利益的「一國兩制」也無法貫徹執行下去。民主黨的李永達之流，已經公開揚言「董建華的特區政府和中共政權是我們的敵人」，這種造反派如果得勢，會把香港帶到什麼樣的地步？這是市民可以預見的。

　長期以來，香港民主黨對於經濟民生、對於促進香港的投資、對於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提過什麼積極有效的建議和有用的方案？承擔過什麼責任？都沒有。他們只是處處與基本法對抗，處處與董建華為難，向外不時唱衰香港，干擾外商投資香港。民主黨等政客「倒董」，實質是反對依基本法治港的人執政。李永達之流強要在巴士上刊登反董和反對董建華連任的標語，已清晰反映了其政治野心。所以，透過現象看本質，「倒董」乃為轉移港人關注經濟民生的視線，挑起九月立法會選舉的政治爭論，這場爭論涉及香港的前途，實質就是由什麼人治港的問題。善良的人們必須提高警惕，不要為政客所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