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殤 ~~~蘇曉康等

河殤 ~~~蘇曉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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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集：尋夢

（音樂起，男高音獨唱。）

你曉得 — 天下黃河幾十幾道彎？

幾十幾道彎上，

幾十幾隻船兒？

幾十幾隻船上，

幾十幾根竿兒？

幾十幾道彎上，

幾十幾個艄公，

來把船兒扳？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三日，吸引成千上萬中國人的黃河漂流探險傳來凶訊。洛陽和北京兩支黃漂隊都在落加峽下峽翻船遇難。曾經漂過長江虎跳峽的兩位勇士郎寶珞，雷建生也被黃河激流吞沒。國內一時議論紛紛。

據報導，這些青年漂流者是因為決不讓美國人肯沃倫拿走中國江河的首漂權才鋌而走險的。肯沃倫對此十分不解。他說，你們中國人如果到美國出漂流密西西比河，是不會遭到反對的。當然，沃倫先生永遠無法把眼下的漂流，同一百年前西方列強的炮艦在中國江河裏橫行的歷史聯繫起來。可中國的青年忘不了。

當這些漂流者拋屍黃河的時候，我們是稱道他們有愛國精神呢？還是批評他們的盲目民族感情？

無論怎樣，他們把這件事偏偏做在我們民族的母親河上，悲壯和悲劇都是巨大的。

事情不僅僅表現在江河漂流上。你看在這些體育競技場上，中國人是多麼狂熱呵。

當五星紅旗升起的時候，大夥都跳，都哭。

如果輸了呢？大夥就罵，就砸，就鬧事。

一個在心理上再也輸不起的民族。

中國女排的姑娘們已經是五聯冠了。壓在她們肩上的是民族和歷史的沉重責任。

假如下一次她們輸了呢？

當然，也有不少人不再為這些事煩惱。他們匆匆離開祖國，要到外面的世界去看個究竟。同時，那些散落在外面的遊子們，又紛紛回到祖國來看個究竟。這兩股雙向逆反的風潮又說明了什麼呢？

是近百年來總是被動挨打的歷史造成了我們今天的心態嗎？或者說，是近幾十年來的貧困落後造成的嗎？

或許是這樣，但不完全是。在這些現象背後隱藏著的，是一個民族的心靈在痛苦。它的全部痛苦就在於：文明衰落了。

本世紀初，有個叫陳天華的中國青年，面對當時正處於黑暗中的祖國，在日本蹈海自殺。那時，有幾個中國人能夠理解他呢？

今天，我們回想起這個陳天華，仿佛可以推測他那深刻的絕望，也許正是對文明衰落的一聲微弱的歎息。　。　。　

在當今的世界上，面對著西方工業文明的挑戰和全球文化匯流的大趨勢，每一個擁有古老文明的民族，都面臨著現實與傳統的嚴重危機。傳統越古老，危機越沉重，危機越沉重，尋根越熱烈。我們中華民族的根在哪里？

大概每一個黃皮膚的中國人都知道一個常識：中華民族是黃河孕育的。

那麼，這條大河上怎樣塑造我們民族性格的呢？它又是怎樣歷史地規定了我們文明命運的呢？這恐怕就不是每個人都認真思考過的了。

這的確是世界上很奇特的一條大河。它從巴顏喀拉山北麓的冰峰雪山中發源，向東流去時經過一座黃土高原以後，就變成了一條黃色的泥河。這條黃河偏偏又孕育了一個黃膚色的民族，這個民族恰恰又把他們最早的祖先叫做黃帝，而在今天的地球上，每五個人中間，就有一個黃帝的子孫。

黃水，黃土，黃種人。這是一種多麼神秘的自然聯繫？它仿佛讓人相信，這個黃色人種的皮膚就是被黃河染成的。

的確，天地間還沒有其他一種自然力量，曾像黃河這樣對塑造華夏文明起著無法估量的作用。關於這一點，我們不必要去作繁瑣的考古論證，只從一個在中國最常見也最受敬畏的偶像上，就能得到印證。

它，幾乎可以說是我們民族的象徵。可是，人們是否想過，華夏民族為什麼會崇拜這麼一個形像兇暴的怪物呢？恰逢又是一個龍年，對龍崇拜的研究也熱鬧起來，這無疑也是文化尋根的一種表現。

據說，我們的祖先，從跨天接地的彩虹中，看到有兩個頭的巨蛇從大地吸水的壯麗景象。也有人說，先民們從撕裂雲層的閃電中，看到金蛇狂舞伴隨風雨交作。

於是，他們創造了龍的形像。

這是一個典型的大河民族的夢。

(演播室。學者談龍神文化。)

蔡大成(神話學學者)：龍在我們看來，是原始人按特定觀念組裝起來的，是一個組合體。有哪些組裝件呢？馬的頭，鹿的角，蛇的身，雞的爪。蛇身體現了原始人的生命觀念。原始人很少看到死的蛇，以為蛇年歲大了，脫一層皮就年輕了。雞爪也是一種生命的符號。老太太上菜市場挑雞,總先看看雞距，如果距呢，就嫩。馬齒也是這樣：“幾歲牙口？”鹿角每年換一回，再重新萌生鹿茸。每年長一個叉，獵人一看鹿角有幾個叉，就知道有多少歲。鹿角掉了，象徵死，萌發象徵生命，再生。因此，龍在文化含義中是一種生命的符號，象徵著古人對生命的迴圈，死而復生的願望。

謝選駿(文化哲學叢書副主編)：龍神崇拜，就是讓人去崇拜那種不是人的東西--龍。中國的統治者，自命為人世間最高貴的，甚至是大自然中最高貴的存在物，認為自己是龍的化身。這樣，我們就在兩者間找到了一個聯接點：龍是自然界的橫暴者，皇帝是人世間的橫暴者。皇帝要把自己打扮成一種不是人的東西。

總而言之，龍的崇拜，之所以會起源于黃河流域，正是這個大河流域民族對它的生命之河的敬畏。黃河無疑是世界上最暴戾最性任的一條大河。

有人說，在中國文化中有某種寬容惡勢力的成份；也有人說中國民族性格中，有圓滑世故，聽天由命，逆來順受的致命弱點；那麼，這決不是偶然的。對於一個歷史悠久的農業大國來說，農業的命脈正在于水。水卻被龍王主宰著。於是，這個民族愛它也恨它，讚美它也詛咒它。這是一種多麼複雜的感情，就像龍的形像一樣複雜。

於是，中國人也變得複雜起來。一方面，他們把龍王老子供奉得使它無可挑剔，把它奉上權力的巔峰；另一方面他們又要在豐收鑼鼓敲響的時候，著實地放老東西一番，出出一年磕頭燒香，誠惶誠恐的惡氣(舞龍的場面)。這真是一種絕妙的中國式智慧和幽默。在敬畏和戲弄之間，人們獲得了微妙的心理平衡。

正像修築金字塔使埃及人創立了國家一樣，同黃河的搏鬥，也使中國凝聚起來。我們的文明史就從大禹開始。幾千年來，對水的渴求，竟成為中華民族的一種生存偉力。這種神秘的命運至今還徘徊在乾旱的北中國。

(電影"老井"片斷。械鬥。孫旺泉跳井，井塌。)

發生在太行山這個老井村的故事，多麼深刻地揭示了中華民族的生命動力和悲劇性的命運。它的含義幾乎可以象徵性地涵蓋整個民族歷史。因此，它才達到了一種與世界對話的高度。作者鄭義正是從黃河岸邊獲得這種啟示的。

演播室。作家談黃河。

鄭義(山西作家)：三年以前，我騎著自行車從山西和內蒙交界的地方一直跑到河南，跑完了整個晉陝峽谷，走了幾十個鎮子，幾十個縣，跑了有一萬多裏地。那次經歷對我來說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經歷。從那次我對黃河有了第一次直接的親身感受後，我才理解了黃河為什麼是我們民族的象徵。我跑的這一段，是傳說中的堯舜禹的故都以及他們的出生地，後來中華民族的歷史也都在這塊地方演出了許許多多的活劇。那次經歷使我的文學觀念發生了根本的改變。我在一個小村子裏頭聽到一個故事。原來有一個村子的農民是靠著黃河水邊維生的。後來因為航運衰敗，這個地方又沒有什麼耕地，他們沒有生計了。國家把他們搬遷到別處，給他們分了地，蓋了房。過了幾年後，這些人又莫名其妙地一個一個地回到了黃河邊上，又找到了過去的窯洞住下來了，我怎麼都不能理解，這是出於一種甚麼樣的心理？後來經過一個長時期的思索後，我體會到這是人與土地的一種永遠說不清楚的感情上的聯繫，血肉般的聯繫。

我覺得這個故事比較好地反映了我的一種心情。我一見到黃河，我一跑完了黃河的這一段後，我一下找到了我自己應該寫的東西。這幾年我一直在文學上尋找，尋找甚麼我不知道。可一見到黃河，我立刻感覺到我要寫的就是黃河。

環境越困難，刺激文明生長的積極力量越強烈，這是西方史學界的一個著名觀點。他們認為，黃河流域之所以成為古代中國的搖籃，可能就是由於人類在這裏所要應付的自然環境的挑戰，比中國的南方，例如長江流域，要嚴重的多。人們潛伏的創造才能被挑戰刺激起來了。黃河孕育的文明，的確是人類歷史上一種非常早熟的文明。同惡劣氣候和洪水氾濫的鬥爭，使得中國人的治水，曆算，土地測量以及農業耕作，飼養家畜制陶冶煉等等技術，比西方早成熟至少一千年。但是，在歷史演變，社會機制，政治組織等方面，也因此而走了一條純粹東方式的道路。

今天如果有人告訴你，東方社會那悠久的專制主義實際上同水有關係，可能你會覺得奇怪。其實，這種看法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來的。他們認為，東方的自然氣候狀況，使大規模的人工灌溉設施成為農業的首要條件。在那時的生產水平下，這必須由一個高度集中的中央專制政權來組織成千上萬人去完成。這就是著名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觀點。可惜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把這個問題徹底講清楚，讓後人一直爭論不休。

實際上，無論是埃及的金字塔，中國的大運河和長城，還是南美洲叢林中的瑪雅人金字塔，這些讓現代人歎為觀止的古代浩大工程，不都顯現著非常相似的 "亞細亞式"的歷史陰影嗎？不都是古代大帝國的遺物嗎？成千上萬微不足道的個體，被某種秩序排列組合在一起，擁載著那至高無上的頂峰，這種大一統的社會結構，不是很像一座龐大的金字塔嗎？因此，民主，自由，平等這些東西，就很難成為"亞細亞"的了。

亞細亞，是一句古閃米特語，意思是"太陽升起的地方"。在地球北溫帶歐亞非三大洲的接壤處，從冰山雪峰中淌出來的幾條大河，分別孕育了人類最古老的幾個文明。

無論是黃河，尼羅河，還是底格裏斯河，幼發拉底河以及印度河，這幾條著名的東方江河，都成為人類文明的搖籃。因此，亞細亞是創始的地方。文明的曙光從亞細亞升起，就像太陽從東方升起一樣。

但是，五千年過去了，亞細亞的太陽殞落了。這幾個最先閃光的古老文明，也或早或遲一個個黯淡下去了。

這是為什麼呢？

(再一次推出片名：尋夢)

曾經屹立在兩河流域的巴比倫古城，早已蕩然無存。在八千年前的蘇美爾文明之後，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始終浸泡在無窮無盡的征服之中，一個又一個大帝國傾覆了，許多古老的民族相繼從歷史上消失了。到西元前三百多年時，亞歷山大帝，已經在焚毀波斯王的壯麗宮殿了。尼羅河畔的大金字塔，也像隱退到歷史中去的一個迷夢，永遠渾渾沌沌。憂傷的司芬克斯蹲在這裏，仿佛甚麼也不想解釋。古埃及帝國，在長達數千年的三十個王朝中，也曾經強盛得猶如這金字塔一樣無以倫比。但是，早在亞歷山大到來之前，它就淪于波斯人之手。在後來的數千年裏，它那被征服的厄運直到近代才結束。

在更靠東方也更加肥沃富饒的印度河，恒河流域，一種與西方完全隔絕的古老文明，在亞歷山大遠征來到之前，已經延續了幾千年。有人曾經說過，寫印度的歷史，一直寫到距今四百年前可以不提到一個海字。然而，當歐洲的海盜出現在印度洋的時候，這個文明就在劫難逃了。在喜馬拉雅山背後的這個黃種人的文明，卻異乎尋常地延年益壽。這幾乎是一個例外。為什麼封建社會形態在中國長期延續這個問題，已經爭論了多少年,人們~提出種種解釋，總認為這是一個特殊現象。

其實，真正特殊的並不是東方的古老現象，而是歐洲出現了突變現象。美國哈佛大學的華裔學者張光直教授認為，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明，由於自身具有重視經濟，貿易和技術等等因素，最後走向了現代西方工業文明。它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上，原來並不是一條常規性的歷史走廊。

在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的過程中，具有世界普遍性的常規通道，實際上是東方式的亞細亞形態。張光直教授研究了中國文明同中美洲瑪雅文明的相似性，認為它們是同一祖先的後代在不同時代，不同地點的產物。他認為，亞洲，非洲和美洲的古老文明都具有類似的普遍性。因此，並不是中國文明多麼特殊和奇怪。它的漫長，恰恰是整個古老世界的最後掙扎。亞細亞遇到的挑戰，是歐洲對全人類的挑戰。

也正因為如此，文明的古老反而讓中國人心理上的傳統負擔格外沉重。當黃河文明也像埃及和印度一樣，終於衰落下來的時候，中華民族的心靈就特別悲涼和痛苦。

一個曾經使馬可波羅驚歎不已的東方大國，一個讓歐洲君主驚恐地虛構出“ 黃禍論”的龐大民族，也曾經令蓋世無雙的拿破崙警告西方不要去驚醒的一頭睡獅，為什麼會在近代落到任人宰割的境地呢？為什麼我們終於擺脫了亡國滅種的危機之後，忽然又覺得自己是非常強大的呢？

在我們的民族感情上，總有這樣一個誤區：似乎近百年的恥辱，只是一種光榮歷史的斷裂。自從一八四零年以來，總有人用古代的榮耀和偉大，來掩飾近代的貧窮和落後。

在近百年的現實痛苦中，好像總需要有一副古老而悠久的安魂劑聊以自慰。從每一次震驚世界的考古發現中，似乎從能獲得一次安慰。

然而，文明畢竟衰落了。

歷史的富足，文明的悠久，畢竟都是昨天的故事。

我們的考古發現再豐富，文物古跡再精美，文明的源頭再延伸，難道不都意味著祖先對於後代的嘲笑嗎？難道不是讓我們今天的遺憾，懊悔和慚愧更沉重嗎？

據說，有一位汽車製造廠的廠長，那天站在天安門城樓上一輛一輛地數長安街上的車流。當他數到第一百輛時，只數到三輛國產車，其餘九十七輛都是進口的。

這件事，使人可以聯想起一八四零年林則徐在虎門焚燒鴉片的濃煙，也可以聯想起三十年代抵制日貨的風潮。

然而，歷史和現實就是這樣不客氣地嘲笑我們。

我們的驕傲和我們的悲哀，常常就是一碼事。

(張明敏身著龍紋長袍唱"龍的傳人"。)

哪個中國人不熟悉這支歌呢？

你從這歌聲裏聽得出有一種深深的歎息嗎？

歎息又有什麼用呢？

(九龍壁，噴火的龍舟。龍盤大石柱。龍年郵票。)

這可敬又可怕的古老偶像，曾經凝聚了我們祖先的多少惡夢？難道我們還要用它來凝聚我們今天的悲涼和懷舊之情嗎？

龍的崇拜，似乎可以證明，我們民族的心靈，還深深地眷戀著黃河孕育的那種古老文化的氛圍，還遲遲地停留在祖先的歷史陰影之中。這顆心靈如同活在夢裏。今天，確實是到了徹底喚醒它的時候了。

我們也許不必計較人家要來漂我們的黃河。江河漂流無非是一項體育運動，用玩兒命的辦法去同人家賭這口氣，似乎也不是有力量的表現。有朝一日，我們終於能夠找回體育運動的本來意義，該去漂漂他們的密西西比河，那將是一種瀟灑的娛樂。

我們也不必為輸一場球，丟幾個冠軍而捶胸頓足。奧運會的金牌並不等於證明我們是強國。我們的千年帝國之夢，早在康熙大帝那會兒就做完了。如今最要緊的是，再也不要自己騙自己了。

文明衰落了，我們也不必哀傷。世界上曾經有過的大河流域文明，無一例外都衰落了。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計算過，人類歷史上一共出現過二十一種文明，其中十四個已經絕跡，六個正在衰朽，只有古希臘文明轉化成了工業文明，浪潮席捲全世界。我們應該勇敢地正視歷史。幾千年來，黃河文明受到多少次伴隨著征服的外來衝擊，但它始終沒有殞落。我們曾經很欣賞這種強大的文明同化力量。但是，在二十世紀末的今天，儘管外來衝擊不曾伴隨著大炮和鐵蹄，我們的古老文明卻再也低檔不住了。

它已經衰老了。

它需要補充新的文明因數。

龍的傳人呵，黃河能給予我們的，早就給了我們的祖先。我們的祖先已經創造了文明，黃河無疑不能再孕育一次。我們需要創造的，是嶄新的文明。它不可能再從黃河裏流淌出來。舊文明的沉渣已經像淤積在黃河河糟裏的泥沙一樣，積澱在我們民族的血管裏。它需要一場大洪峰的的沖刷，而這場大洪峰已經來到。它就是工業文明。它在召喚我們。
　

第二集：命運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日，美國總統尼克森在首都機場握住了周恩來的手。自從新中國誕生以來，這是中國第一次同西方握手。七年後，鄧小平訪問美國。這也是三十多年來中國第一次真正走進西方。

邁出這一步對中國來說，是多麼艱難呵。遠的不說，就在文革中，四人幫不是還吆喝過"買船就是賣國主義"嗎？當我們終於向全世界宣佈對外開放，驟然推開國門的時候，我們對這個星球是何等陌生。難道忘了，就在那些彩電，冰箱和高級轎車強烈吸引我們的同時，我們不是曾經對牛仔褲，披肩髮和迪斯可等等，反而很看不習慣嗎？

一個封閉太久的國家，一個從來認定自己是中央大國的民族，要讓它打開國門，走向世界，是需要經過無數災難和恥辱才能領悟到的。這既是一種痛苦的選擇，也是一種明智的選擇。這種選擇，歸根究底，乃是一種歷史的命運。我們今天回首歷史，就會發現，那曾經主宰過我們祖先的命運，正逼得我們必須如此選擇。

人類崇拜太陽。

有人說，太陽送給地球的第一份珍貴的禮物，應當是土壤。

若干萬年前，當地球上的冰川消融後，南行的風，卷起冰積物中的黃色粉土，紛紛揚揚地灑滿了地球中緯度的表面。

這茫茫一片黃色豐厚的土地，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老家。

面對這片支離破碎的高原，的確難以想像，遠古那充滿魅力的聲勢浩大的黃帝族的傳說，竟然就發生在這漫天遍野溝壑縱橫的黃土地上。

研究古文化的學者們提出過一種說法，黃帝的帝字，可能是土地的地字，黃帝就是黃色的土地，也就是中國人常愛談的那個“皇天後土”的後土，意思是地母。

由此看來，黃帝被尊為中華民族的祖宗，乃是黃土地的化身。是的，你看那黃土高原上的中國人，生於黃土，長於黃土，身上沾濡的也是黃土。吃的是黃米，黃豆，住的是黃土山下挖的窯洞，喝的是黃泥湯的水。古時候的人，位至九五之尊，當了皇帝，就要穿黃袍，走黃道，住的是黃色玻璃瓦大殿。死了以後呢？統統都赴黃泉。

因此，世界上其他民族對土地的崇拜，都不及我們的祖先那樣虔誠，那樣隆重而深刻地把它烙印在自己的文化和心理之中。

(北京先農壇斑駁殘碎的壇基)

天子和大臣們，每年都要來這裏舉行"親耕"。皇帝右手扶著漆金的雕龍犁，左手執鞭，在兩名老者的攙扶下，在這象徵土地的祭壇上步行三次，就算完成了 "親耕"。於是五穀豐收，指日可待。

中國人幾千年來，都是面朝黃土，背向青天，土裏刨食。土地是命根子，是傳家之寶，是人生的全部意義。

幾千年的文化，都凝聚在這黃土裏。於是，它就顯得很神秘，仿佛包裹著中國人的心魂。

(演播室。作家談黃河。)

張煒(山東作家)：黃河流了好多年，它把好多秘密都滲透在兩岸的泥土中。有兩個老頭兒，十幾歲時流浪到東北去，到了七八十歲的時候，幾經周折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這是個離黃河入海口二十多裏的村莊。回去的時候，每個人從地裏包了一包土走。走的前一天晚上，兩個老人摟抱著,在坑上滾動著~哭了一夜。我一直到現在也搞不明白，這包泥土裏邊有什麼東西？哲學家好像琢磨得更透一些。

黑格爾曾經說過：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類束縛在土地上，把他們捲入無窮的依賴性裏邊，但是大海卻挾著人類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動的有限圈子。這種超越土地限制，度過大海的活動，是亞細亞洲各國所沒有的。

今天的中國青年，也許會責怪我們的祖先：你們為什麼那麼眷戀大陸，始終能超越土地的限制走向大海呢？

這就是歷史的命運。

至遲在大約八千年前，農耕文化在黃河岸邊就誕生了。從四處狩獵到固定在某一片土地上，文明所邁出的關鍵的一步，據說是從一隻採集種子的婦女的手開始的。

擺脫野蠻人的第一個代價，就是被牢牢地栓在土地上，難道我們的祖先能不這樣選擇嗎？

更不可選擇的是，黃河中下游這塊文明的搖籃地，偏偏又處在一種很獨特的地理環境中。(演播室。學者談中國地理環境特徵。)

馮天瑜(湖北大學歷史系教授)：黃河中下游作為中華文化的核心地帶，它的北邊是比較難以逾越的蒙古戈壁，西北是萬里黃沙，形成交通障壁。西南是世界上最高大最險峻的青藏高原。東邊面臨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它的浩瀚無際跟地中海的情形不一樣，對古人來說也是難以征服的，這麼看來，地理環境對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中華文化形成了一種隔絕機制，造成了一種內向的，求穩定的文化類型。

因此，中國人既不像歐洲民族那樣生活在地中海周圍，也不像美國人那樣住在兩個大洋之間。命運就給中國人安排了這樣一種生存空間。

幾千年來，肥沃的中原地區始終面對著北方那個廣袤縱深的蒙古高原，這種平原與高原的直接對峙，在歐洲是不存在的，它形成了某種奇特的歷史關係：處於遷徙無定狀態中的高原遊牧民族，始終把平原大河流域，作為他們爭奪的一個目標，經常像洪水一樣從高原上橫沖下來。整個中國古代史，幾乎就是一部遊牧人同農耕人爭奪生存空間的歷史。

因此，直到封建社會末期，明清之際思想家王夫之還對華夏農業文明充滿了一種文化上的自豪。他不無鄙夷地嘲笑"夷狄"的遊牧文化，還處在“逐水草，習射獵，忘君臣，略婚宦，馳突無恒”的低級階段，而在中原地區，則“有城廓之可守，墟市之可利，田土之可耕，賦稅之可納，婚姻仕進之可榮”。在工業文明出現以前，誰能否認這樣的華夏農業文明的先進性呢？理所當然，中原人是必須保護它不受遊牧文化的侵擾的。

最好的保護手段，莫過於"城廓"。

在山西臨潼薑寨出土的原始村落遺址，也許是最早的城廓雛形。你看，所有的房門都朝向中心廣場，村落只朝東方留著通路，這種佈局，明顯地突出了團結向心的精神。

當我們再俯瞰北京城時，會驚訝地發現某種六千年的一致性。

後來，有了城牆。

到戰國時期，這城牆又擴大到國境線上。

把現有的明長城再向外推進伍佰到一千華里，在陰山和賀蘭山脈一線，就是當年秦始皇命蒙恬修築的長城，也就是傳說中的孟薑女哭罵的那個長城。

這是人類歷史上最浩大的工程，而指導這個工程的全部思想，早在數千年前，已經由薑寨部落的首領發明了。

有了城防，對外可以抵擋遊牧民族的劫掠，對內則產生一種凝聚力，把城內的人民壓向一個權力核心。因此，誰修了長城，誰好像就擁有了長城以內的土地，山河與人民，長城也就成了他家的院牆。

然而，在愛琴海邊，一個西方的千古一帝亞歷山大，早已率領著他那所向披靡的馬其頓大軍，遠離自己的祖國，橫掃了歐亞非各個古老帝國。仿佛同亞曆山大的東征前呼後應，秦始皇也開始了大規模抗擊匈奴的戰爭。這位千古一帝，決不像亞歷山大那樣四處遊蕩，而是按照東方帝王特有的思維習慣和想向力，修築了亞歷山大做夢都想不到的萬里長城。　秦始皇的這種偉大的想像力，仍然是一種不能超越土地的想像力。

到了西元一零二年，追擊匈奴直達中亞腹地的一位中國漢朝將軍班超，為了窺視羅馬帝國的虛實，派出他的副將甘英西渡波斯灣。然而，甘英卻被海浪嚇退了。

從亞歷山大的東征，到班超的西渡，歷史走過了將近四百年，由於高山和大海的阻隔，東西兩大帝國所代表的兩大文明，在歷史的邂逅中兩度失之交臂。那種直接的對抗和融合，征服和反征服，同化和反同化所可能激起的強烈火花，終於沒有在歷史的大舞臺上閃現。　

幾千年來，中國人在這塊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此，對於節氣這樣的大的時間座標，中國人也習慣于把百年興衰，只看作是歷史長河的短暫的一瞬間。盛衰的交替，猶如冬去春來。　多麼重大的社會變動和人間災難，也似乎是過眼雲煙。　世界上沒有哪個民族像中國人那樣具有深刻的歷史感。但同時，也都不象中國人那樣奉行著一種獨特的，聽天由命的生命哲學。　

長城就把這個寧靜的，熟透了的農耕文明緊緊地包裹起來。久而久之，它就變得再也不會像秦皇漢武那樣去主動出擊了。　

然而，北方那個沈默的蒙古高原常常會突然蘇醒過來。　

高原是凝固封閉的，不易到達的，但它卻也容易把內部積聚起來的力量和沖動送到平原上來。　一旦遇到乾旱，遊牧人的牲畜大批死亡，他們就會統一起來，沖下高原，鄰近的農業文明就災難臨頭了。　

當成吉思汗兇猛的騎兵潮水般湧來的時候，別說長城，就連黃河長江這樣的天塹，也低檔不住。　

北中國的大地，幾度桑田，幾度牧場。　長城南北，幾番征戰，幾多白骨。忽而是漢妾辭宮，公主和親，忽而是番王來朝，納供稱臣。　多少歷史悲喜劇，在長城的巨大背景下輪番演出。如果說秦皇漢武修長城，還表現了華夏文明的氣魄和力量的話, 那麼，到了十五世紀中葉明朝重修長城，就完全成為一種失敗和退縮的舉動了。　

這條一萬一千華里的磚石砌成的明長城，比起秦漢長城來，自然是牢固多了。然而，它也使明朝耗盡力量，元氣大傷。　等到女真人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間，一代雄傑努爾哈赤揮戈南下的時候，這綿延數萬里的磚石長城,只能再一次記錄巨大的失敗了。以致于後來的康熙皇帝說：修築長城，實屬無益。　

古北口的這一段雄偉的長城，是由一代名將戚繼光戚繼光鎮守蘇州時督建的。　

這位「一年是三百六十天，多是橫戈馬上行」的名將，被史學家稱為“孤獨的將軍”。他不但修建了北國的第一段長城，為了抗擊倭寇，他還曾在海邊修了一座海岸長城--那就是著名的蓬萊水城。　中國的第一支海軍，就守在城牆的後面。　

毫無疑問，戚繼光是明代最有天才的軍事家。不過，他留給我們的遺憾也是巨大的：為什麼島國的倭寇可以渡過海洋來大中國，而中國人只能守在海邊，竟然連想也沒想過去那個島國看看這倭寇究竟是怎麼會事？為什們當時的歐洲已經擁有火器裝備的海軍四處侵略，而中國還只知道修築萬里長城？並且竟然把長城修到了海邊呢？

西元一五八八年初，將星殞落，戚繼光在貧病交加中死去。長城，隨著戚繼光的去世，不再有任何意義。　

與此同時，西班牙的無敵艦隊，正整裝待發，出征英國，去揭開近代世界曆史上轟轟烈烈的一頁。　

人們還記得秦始皇修建的古長城嗎？如今它還沉睡在沙漠之中。　茫茫流沙從北方一步蠶食過來，狂風雕塑著它，仿佛它是一個千年的流放者，躺在這荒漠之中，凝固成一個沒有答案的沉思。　

與秦長城的被遺忘相反，想後退縮了一千華里的明長城卻受到了無比的崇仰。人們為它是地球上唯一能被登月宇航員看到的人類工程而自豪。人們甚至硬要用它來象徵中國的強盛。然而，假使長城會說話，它一定會老老實實告訴華夏子孫們，它是由歷史的命運所鑄造的一座巨大的悲劇紀念碑。它無法代表強大，進取和榮光，它只代表著封閉，保守，無能的防禦和怯弱的不出擊。　由於它的龐大和悠久，它還把自詡自大和自欺欺人深深地烙在了我們民族的心靈上。呵，長城，我們為什麼還要嘔歌你呢？

學者們已經發現，綿延萬里的長城，正好同十五英寸降水線大致重合。這條降水線，正好由意味著農業和非農業。　

今天，在寧夏紅石峽長城之上，我們還能看到我們祖先留下的「華夷天塹」的石碑。這的確是農業文明的最後邊界。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我們的祖先永遠無法超越土地和農業。他們最奇偉的想像和最大膽的舉動，都只能是修長城。　

歷史上大約還不曾有過像明太祖朱元璋這樣一位要把百姓牢牢綁在土地上的皇帝。他一再申令「不許片板下海」，這固然包含著國防的目的，但他也深深懂得，只有把全體人民牢牢地捆縛在土地上，他的王朝才是鞏固的，他對離開土地的人深痛惡絕，一律遷之遠方，明朝法律規定，任何人外出必須持有證件，否則關卡查獲立即送官。　

流動，遷徙，貿易都被窒息。土地和專制把中國人捆死了，幾百年下來，中國人怎麼還能懂得自由和貿易呢？

十五世紀對於整個人類來說，是非常關鍵的一個世紀。人類開始把眼睛從大陸移向海洋。　不管是對東方，還是對西方，歷史都公平地讓它們進行一次選擇。　無論是太平洋，印度洋，還是大西洋，都對大陸上的民族敞開著胸膛。　

站在十五世紀的門檻上面對著大海，這個在大陸上待慣了的華夏民族，將作出怎樣的選擇呢？

西元一四零五年，一支十五世紀全世界無與倫比的龐大的船隊，乘著強勁的東北季候風，浩浩蕩蕩離開福建五虎門，在歷史給予的大選擇前，率先駛向了太平洋。一直到今天，人們還在對這支船隊的遠航目的猜測紛紜。　

由鄭和率領的這支船隊，前後二十八年中，七下西洋，足跡遍于東南亞和南亞，又橫渡印度洋，航程遠達阿拉伯和東非海岸。　

然而，人類歷史還不曾有過這樣一次毫無經濟目的的大規模航海活動。它是一次幾乎純而又純的政治遊行，它要施恩于海外諸國，以表達中國皇帝對它們名義上的最高宗主權。多麼慷慨溫和的君子國行為呵。黑格爾說，大海邀請人類從事征服和貿易。可是，太平洋邀請來的中國人，竟是所謂“正其誼而不謀其利”的謙謙君子。中國人即使來到海上也還是不能超越陸地上那種有限的思想和行動和圈子。曆史選擇了中國人，而中國人卻不能選擇歷史。僅僅幾十年後，代表著弱小的資本主義的四艘小帆船，葡萄牙人達迦馬的率領下，為尋找財富和市場駛入了印度洋。那時，龐大的鄭和船隊已經從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消失的無影無蹤了。而歐洲人卻開始了地理大發現的偉大探險。

　這既是一種歷史的巧合，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亞細亞，這個太陽升起的地方，這個世界歷史的創始之地，由於這次歷史大選擇的坐失良機，太陽將不再升起。　

曾經在這個星球上遙遙領先中國文明，也因此不得不接受屈辱和被動的命運。　

將近五百年後，北洋水師在黃海，與日本海軍展開的甲午大海戰中全軍覆沒。無論是丁汝昌還是鄧世昌，他們的悲劇性的失敗，其實早在戚繼光和鄭和的時代就已經註定了。　

幾千年來，中國東南方的太平洋一直是沈默的。　一旦太平洋的狂濤，載著西方列強的軍艦，和比軍艦更有威力的新思想新文化呼嘯而來的時候，中國人已經沒有還手之力了。　

這來自西方得及海嘯，決不象過去從蒙古高原洪水般沖決下來的遊牧文化，泛濫一陣便很快退的無影無蹤。　海上來的是一種新文明，古老的華夏農業文明再也不可能同化它了。於是，種族危亡和文明危機同時爆發了。　

救民族之危亡，勢必拒寇於國門之外，但是，救文明之衰微，又必須打開國門，對外開發，迎接科學和民主的新曙光。這極為矛盾的救亡與近代化的雙重變奏，近幾百年來交替書寫著中國畸形的歷史，真是錯綜複雜，頭緒萬分，剪不斷，理還亂，讓中國人付出了無數沉重的代價代價！古老而孱弱的農業文明，逼得我們的祖先只知道用靡費而不中用的長城來保衛自己的果實，逼得他們即時走到海上也不懂得貿易和競爭。這種文明的萎縮，如今已經萎縮著整個華夏民族的生命力和創造力，我們再也不能失去命運賜予的任何一次機會了。　

今天，我們已經變得聰明多了。　

如果說，中國已經放棄了歷史的選擇，那麼我們再也不會拒絕選擇了。　

如果說，命運並不是宿命，那麼我們再也不會聽任它的擺佈了。　

我們已經看到，黃河東流萬里，最終還是流入大海。　

我們不再拒絕大海的邀請了。　

第三集：靈光

人類已經進入太空時代。　

那一批批率先登上月球的宇航員們，大約也是這個時代最得意的佼佼者。可是，他們幾乎都是歐羅巴人。　

王贛駿博士是世界上第一位進入太空軌道的華人。他在太空梭上七分鐘就掠過了神州大地。於是，他成為炎黃子孫的驕傲。故土對他的迎接是何等隆重呵。　

可能連中國人自己都快忘記了，將近五百年前，明朝有個叫萬虎的人，把自己綁在四十七支火箭上，想飛上天去。　他在一聲巨響中被炸得粉碎。應該說，那是同五百年後的“挑戰者一號”一樣悲壯的。難怪天文學家們要用萬虎的名字，給月球上的一座環形山命名。

西元一世紀前後，東西方有兩位大天文學家同時在世。羅馬帝國的托勒玫創立了他那偉大的地心說，而東方漢帝國的太史令張衡，製造了一台水運渾象，那簡直就是把托勒玫的地心說變成了模型。但是，渾天學說離地心說，畢竟還差了一步。就這一步，中國人再沒能邁過去。

那曾領先了上千年的中國文明之光，怎麼到十七世紀以後就暗淡下去了呢？一個如此聰明的民族，為什麼會變得遲鈍和衰老起來？我們昨天曾經擁有，今天才發現失去了的，究竟是什麼呢？

文明的源頭已經湮沒在一片渾沌之中。能讓我們記得起來的，是春秋晚期那個百家爭鳴的偉大時代。孔子，老子，墨子，莊子，韓非子等等，諸子百家，燦若群星。偏偏在那個時代裏，東西方都出現了聖賢大哲。　

當孔子周遊列國的時候，在喜馬拉雅山的那一邊，釋迦牟尼創立了佛教。　

當齊宣王創辦稷下書院，彙集各派學者的同時，柏拉圖也在地中海的雅典辦了一個學院，亞里斯多德就在那裏學習。　

今天的哲學家稱那個時代是世界文化的軸心時代。那時產生的各種思想，至今還影響著人類。　

西元六十五年，一個中國皇帝夢見了釋迦牟尼，這便引起了喜馬拉雅山兩側的人類兩大古老文明的相遇，導致了將近八個世紀的文化大融合。一位西方學者曾經這樣說過：人類的奇遇中最引人入勝的時候，可能就是希臘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相遇的時候。　

(洛陽龍門奉先寺盧舍那大佛)

這張豐腴秀美的臉龐，這雙奪人心魄的眼睛，這副雍容大度的氣派，使至今每個第一次站到它面前的人，都會在霎那間被震撼。　

這顆頂著螺形發□的舉世聞名的巨大頭顱，而今幾乎成為中國佛教藝術乃至東方文明的象徵。　然而，據專家們考證，它的那只鼻子是典型的古希臘雕法。遠隔重洋的東西方，就有如此異曲同工之妙。　

盧舍那以君臨一切的氣派端坐在這裏，它是一座東方的雅典娜。　它是一個當之無愧的峰巔。它那神秘的，若有所思的微笑，仿佛正是一個決不拒絕外來文化的民族在自信地微笑。這就是盛唐氣象。　

(演播室。學者談盛唐文化精神)

葉朗(北京大學教授)：明代戲曲家湯顯祖稱唐代是“有情之天下”，這就是說唐代社會有助於文化的發展，更適合人性的發展。李白如果不是生活在唐代，天才就得不到發揮。　看一個民族的自信心，生命力和創造力的表現，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看它對外來文化的態度，是拒絕的，還是開發接受的。　

舉世無雙的盧舍那，永遠說不完道不盡的盧舍那，是我們的奇跡和驕傲，但是，今天當我們面對它的時候，是否認真地想過：是一種什麼樣的力量和精神造就了它的完美和博大？我們為什麼再也造不出第二個來呢？

如果說，文學藝術是在唐朝達到高峰的，那麼中國的科學技術則是在宋代最成熟。尋找中國科技史的軌跡，往往會發現各項發明創造的主焦點都在宋代。　

人類第一批炸藥的試驗場就是宋金交戰的中原大地。　最遲在西元一千年左右中國人已經能夠用弩炮來發射"炸藥"了，可萬萬沒有想到，同樣是中國人，八百年後竟會在洋人的堅船利炮之下，一敗塗地。　

西元七五一年，中國同阿拉伯人的穆斯林在塔拉斯河大會戰。唐朝的慘敗使中國再也沒能力回到中亞去。　但這場戰爭卻在科學史上意義重大。數萬被俘的唐朝人給阿拉伯人，西方人帶去了造紙技術。接著，活字印刷術，羅盤和火藥相繼從中國傳到中世紀黑暗的歐洲，在那裏石破天驚。中華民族智慧凝成的偉大發明，竟使歐洲封建社會贏得了繼希臘以來又一次技術發展高峰。正是因為站到了這個高峰上，西方到十七世紀便把一直遙遙領先的中國拋到後面去了。　

然而，四大發明在它們的家鄉卻是命運不濟。最早點燃了那征服星空的火焰的中國人，沒能成為最早飛向宇宙的人。火箭和花炮幾百年一貫制，至今還只發揮著驅鬼辟邪和熱鬧喜慶的功能。紙和印刷技術這種不可估量的通訊傳播手段，在史集浩瀚，藏書成風的中國，一千年也沒能釀成知識爆炸，到頭來還是西方反過來向我們輸入了鉛印技術。儘管沈括早在西元十一世紀就在“夢溪筆談”裏描述了羅盤針和磁偏角現象，可中國從來沒能成為海上強國，倒是西方列強依靠羅盤針的指引逼到了我們的家門口。　。　。　到底是一種什麼力量如此捉弄中國人呢？

(演播室。　學者談近代科學革命為什麼沒有發生在中國。　)

劉青峰(中國科學院副研究員)：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發達，其實主要是技術發達。四大發明都是技術發明，而且不是一般的技術，是和國家大一統有關，與封建地主經濟相適應的那種大一統型技術，如通訊，水利和軍事等。它給中國古代科學戴上了枷鎖，它很難實現轉移。另外，從文化角度看，中國古代的有機自然觀，直觀外推式的思維方法，還有一個倫理中心主義，可能都對中國古代科學有影響，這方面我們研究得還很不夠。　

今天回想起來，十六，十七這兩個世紀，的確是令中國人十分心酸的二百年。西方人研究星辰，人體，杠杆和化學物質，中國人則研究書本，文字和故紙堆。因此胡適曾說道：中國的人文科學所創造的是更多的書本上的知識，而西方的自然科學，卻創造了一個新世界。　

於是，十七世紀以後，那個新世界要來叩一叩古老東方緊閉著的大門了。擺脫了中世紀蒙昧主義的基督教，以充滿活力的姿態，帶著一種全新的文明，從海上來了。　如果說，一千五百年前是中國皇帝主動去請印度高僧的話，如今的“西方高僧”卻是不請自來了。這位深目高鼻，滿臉鬍鬚而又一身儒服打扮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他在一五八二年來到中國，一六一零年死於北京，墳墓至今還在北京。　過去相當長的一個時期裏我們一直把他說成是“西方文化侵略的工具”。其實，既然中國歷史能夠給予支謙，鳩摩羅什那些印度傳教者以很高的地位，為什麼就偏偏要歧視這位西方高僧呢？這恐怕正是因為對這第二次外來文化的衝擊，中國已經沒有往日漢唐那樣的胸襟和氣度了。　

(圓明園大水法那獵犬逐鹿的噴水霧)

這裏曾經是清代的皇帝和後妃們最喜歡來玩的地方，這座舉世聞名的皇家公園是乾隆十二年由義大利人郎世寧設計的。　

皇上和娘娘也厭倦了東方式的亭臺樓閣和皇苑中的假田園風光，願意到這兒來看看西洋景。　中國的皇帝似乎也絕不會拒絕西方示的享樂，這情形，頗像今天我們有些人雖然要批判西方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自己卻絕不會拒絕受用那些超豪華轎車和高級消費品一樣。　糟糕就糟糕在清朝皇帝們還要用高大的石牆把這圍起來，派手持大刀和梭標的八旗軍隊看護住他們的夢境。他們還要把國門也給鎖起來，把幾千里長的海岸線和通商口岸也統統關閉，讓大刀，梭標，土炮和血肉之軀去抵擋隆隆駛來的鐵甲兵艦。　

結果，夢毀了。　

現代的中國人，常常很喜歡憑弔北京的兩處歷史遺跡：他們中間一些人，總把長城視為強大和興盛的象徵，等上長城，就揚眉吐氣，天下也為之渺小；而來到圓明園這堆不堪入目的石頭殘骸前，他們痛心，他們切齒，當然，他們也發憤，他們要雪恥。　親愛的同胞,您思考過這兩處遺跡之間的因~果聯繫嗎？

中國科學技術和文化靈光，能夠幫助西方創造了歷史的新紀元，為什麼來自異域的文化和科學之光，在中國始終只是若隱若現呢？

中國正在思索。　

青年們正在詰問歷史。　

(古老悠久，文物繁盛的中原大地)

這塊土地的西南角上，長眠著中國歷史上三位彪炳史冊的傑出人物，他們身後的待遇卻是那麼的懸殊，在中國歷史給予這三個人的尊崇和冷漠之間，仿佛就把歷史的奧秘展示給我們了。(南陽城西臥龍崗上的武侯祠。殿宇亭台，雕梁畫棟，蒼松翠柏，碑刻題記，蔚為壯觀。)南陽東關醫聖祠。張仲景那個"長沙太守 "的頭銜，在墓碑上赫然冠於"醫聖"尊號之前)三個人裏最為寒酸冷落的，要數南陽城北的張衡墓。張衡是一位世界級的大科學家，而且還是東漢屈指可數的大文豪之一，在當今國外的一些著名學府裏都有他的塑像，可是在他的祖國，到底不過是一個科學知識份子和作家的形像，引不起人們格外的敬重，死後有一堆黃土足矣--張衡墓至今仍寂寞地躺在南陽石橋鎮一方農田的角落裏，與他作伴的，只有莊稼和青草。　要不是他曾經當過幾天太史令和尚書一類的御用文人官，恐怕連這堆埋骨頭的土丘，也未必能延挨到今天吧。　

有誰見過一生布衣的大科學家祖沖之和宋應星的墓塚嗎？

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份子，而今雖然終於免除了"臭老九"的厄運，身價仿佛比過去也高了些，但經濟上的窘迫寒酸和精神上的扭曲壓抑仍然伴隨著他們。他們英年早逝的噩耗不斷傳來，沉重的負擔正把最優秀的中年知識份子一批批斷送掉。　

更為可怕的是，在這個尊崇孔夫子牌位的文明古國中，教師的地位竟淪落到非常卑賤的境地，老的一代已經蠟炬成灰，油燈將盡，新的一代卻再也不肯去步他們的後塵。　教育危機成為中國最緊迫的危機。　一曲"神聖憂思錄"，使多少中小教師和知識份子愴然淚下。　

這些可以把閃閃爍爍的靈光變成太陽的人們，身單體薄，面容削瘦，在斗室中構思著人類文明的銀河系中那些必將屬於中國人的新的星座。　

人類中沒有任何一種職業的人，比他們更需要自由的空氣與無限的空間。　

如果給他們的精神插上一座黑色的十字架，或者壓上衣段灰色的長城，那麼，靈光將永遠不會變成太陽！但願歷史不再捉弄中國的知識份子。　

這是我們今天深深的祝願！

第四集新紀元

(大英博物館。馬克思一邊看書，一邊用腳在地上蹭著。　)

十九世紀中葉，當資本主義所召喚出來的大工業正在歐洲方興未艾之際，一個猶太人已經在大英博物館裏解剖它的密秘，宣告它的死刑了。　

這位偉大的導師是很謹慎的。他只對未來勾劃了一個藍圖。他設想共產主義社會，應當是生產力高度發展，財富充份湧流，勞動不再是謀生的手段，勞動的消耗不再構成商品的價值，因此商品貨幣關係將推出歷史的舞臺。　

一九一七年，阿芙樂爾號巡洋艦一聲炮響，便似乎宣告馬克思構想的這個未來社會已經在俄國出現。　然而，當時俄國還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農業產值在國民總產值中高達百分之五十七點九，工業產值只有美國的百分之七。於是，在十月革命前，普列漢諾夫就同列寧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論。　

這位被稱為"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的普列漢諾夫，堅持馬克思關於歷史不能跳越其必要發展階段的思想，不主張過早奪取政權，認為對社會主義的急於求成，會使經濟遭到最慘重的失敗。普列漢諾夫的懷疑，雖然被十月革命的勝利打得粉碎，然而，他向列寧的挑戰，卻並沒有被歷史所淹沒。經濟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能不能跳越商品經濟發展階段而獲得成功，這個普列漢諾夫劃出的巨大問號，半個多世紀以來，始終纏繞著社會主義陣營。　

鐵腕的史達林，在三十年代靠著剝奪農民和壓低社會消費水平，強行高積累，竟使蘇聯工業獲得了令全世界瞠目結舌的飛速增長。反對他這種作法的布哈林，則被當作“人民公敵”而槍決。但是，史達林模式也讓蘇聯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以致史達林逝世後，蘇聯就吹響的改革的號角。

這股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這一天，終於把中國也推進了社會主義國家改革大潮之中。這個帶著滿身傷痕剛剛從動亂中爬起來的國家，這個還帶著幾千年傳統包袱的民族，在改革中將要解決的難題，比蘇聯和東歐各國都要複雜的多，艱難的多。十年前，當我們終於打開封閉的籬牆重新回到世界上來的時候，在窮過渡的貧困和文化專制的寂寞中生活了很久的中國人，是多麼驚訝地發現：資本主義的西方和日本竟是那樣的發達，人們竟生活得那樣富裕！

或者正是這個強刺激，讓我們有揀起了一個已經淡望了多年的老話題：意味著巨大財富的工業文明，為什麼沒有在中國歷史上出現呢？

雄漢盛唐的光景不必去說它了，但即時到了一千多年前文弱的趙宋王朝，中國的經濟特別是城市商業，也還是世界上最繁榮的。當北宋汴梁和南宋臨安已經是百萬人口的大都市的時候，歐洲最繁華的商業中心城市充其量也超不過十萬人，難怪威尼斯的商人馬可波羅到了中國，竟會樂而忘返。

然而，讓馬可波羅如此驚訝和羡慕的中國文明，此時已經在衰退之中了；歷史偏偏更衷情於他那遠在地中海海岸的故鄉，那個剛剛從一個捕魚曬鹽的小村落發展起來的威尼斯。這是一個沒有農業的國家，它甚至算不上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沒有領域的城市，一個商人共和國。它的政府就是一個股份公司，首領就是總經理，參議院就是董事會，所有威尼斯人都是股票所有者。於是，它成為資本主義文明最早的發源地。

當明朝實行閉關鎖國，太平洋西岸一片寂寞的時候，從地中海沿岸孕育起來的世界商業大革命，正向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移動。歐洲逐漸由中世紀的蒙昧野蠻，走向世界中心舞臺。海洋文明在這天賜良機的歷史關頭，毫不遲疑地發揮出它那開拓，擴張的內在活力和文明優勢。

(東印度公司的鴉片船。虎門硝煙。荒蕪的大沽炮臺。)

世界既然已經變成一個統一的市場，中國就逃脫不了捲入世界商品流通範圍的命運了。工業先進的西方是決不肯放過如此巨大的一個商品傾銷地，投資場所和原料產地的。因此，在十五世紀末地理大發現以前，中西方的衝突還沒有發生的時候，中國已經失去了一次發展資本主義的千載良機。資本主義就再也無法從中國內部產生，而是從海外來欺負中國了。

自古以來中國經濟就具有一條自己的發展道路，其中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能夠養育眾多而周密的人口。一八零零年，當西方到處掠奪海外殖民地的時候，中國這塊土地正養育著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有的學者並不認為中國文明沒有產生工業化就是一種失敗的文明。他們很欣賞這種農業文明的低水平的田園牧歌情調。

貧瘠的黃土高原。破爛的窯洞。呆滯菜色的臉。

然而問題在於，這種文明是怎樣養活著中國人的。直到一九八零年，在距離蘭州市僅四十公里的一個公社裏，人均口糧只有四十到一百斤，三分之二的農民，家中土坑上沒有坑席，平均三個人才擁有一床爛棉絮；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冬天沒有棉衣。

一位□北的老農告訴我們，去年由於乾旱而小麥減產，青黃不接的時候他們只能靠土豆度日。一輩子過著這樣的窮日子，他竟還生了三個兒子四個女兒，如今已經有了十幾個孫子和外孫。

由於人口的與日俱增，更由於人是世間第一寶貴的，人多力量大等等顯然不明智的說法，使稀缺的土地變得愈加珍貴，使多重資源變得更加緊缺。相形之下，壯健的筋肉多於貧瘠的土地，嗷嗷待哺的生命反而變得輕賤。時至今日，人口負擔成為中國一切難題中的最大難題。它造成的惡果，不知道要讓多少代中國人去咀嚼？

在廣大的落後農村，中國農民素質中普遍存在著創業衝動微弱，風險承受能力很低，依賴思想和聽天由命觀念濃厚等等問題。難怪有的學者感歎道：面對這樣的人的素質，不要說政策上還有諸多限制，就是大經濟學家凱恩斯活轉過來，又能奈之若何？不是資源的匱乏，不是產值的高低，也不是速度的快慢。人的素質差，才是所謂落後概念的本質。而人口素質的下降，恰恰又是由於人口數量的猛增造成的。這真是一種惡性循環的農業文明。我們還有甚麼理由要讚賞它和迷戀它呢？

這種並不美妙的田園牧歌情調，有時還會爆發出令人難以置信的熱昏病。在那顛狂的大躍進年代，“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神話，把北方的小麥吹到畝產七千多斤，把南方的水稻吹到畝產五萬多斤，上至寫過“實踐論”的偉大領袖，下至科學家和一向講究實際的中國農民，居然都相信這種神話。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也居然家家都砸了鍋，關了門，幾億人都到公社食堂吃大鍋飯，似乎共產主義就這樣到來了。這個從經濟“烏托邦”走向政治危機，最終導致社會大動亂的歷史悲劇，難道不正是一種農業文明的必然結局嗎？

睜開眼睛看看我們民族在這個星球上的處境吧！世界銀行的年度報告顯示出來這樣一些數字：中國人均國民生長總值，在一百二十八個國家中，總是徘徊在倒數第二十位前後，同索馬里，坦桑尼亞這些非洲窮國作伴。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出口商品結構，教育衛生投資，還不及亞洲四小龍。一九六零年的時候，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和日本相當，到一九八五年只占日本的五分之一，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在一九六零年是超過中國四六零零億美元，到一九八五年竟超出了三六八零零億美元！

我們總以為我們還在長進，殊不知人家的長進比我們快得多！這種差距如果按現在的比率發展下去，有人作了一個可怕的比喻：再過五，六十年，中國將重現鴉片戰爭時的狀況－－外國人擁有洋槍洋炮，中國人只有大刀長矛。難怪有人要大生疾呼：弄不好，中國將被開除球籍！

這片浩瀚的西太平洋，近幾百年來曾不斷地給我們這個大陸送來恥辱和苦難，而今天，它那波詭雲譎的洋面上，卻仿佛湧動著強烈吸引我們的巨大財富。日本正在向美國和亞洲四小龍提出調整經濟結構的建議。西太平洋正在成為世界經濟的新舞臺。命運正在把又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賜予我們。沈默了幾百年的沿海地區，這條中國人的黃金海岸，帶著久被壓抑的饑渴，率先沖向太平洋。

中國人此刻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急於走進世界市場。但是，這個民族畢竟被封鎖的太久了，它對於商品經濟的海洋，是那樣的陌生；而它參與國際間競爭的實力，又是那樣的單薄。世界產業結構大調整的時機，也許是轉瞬即逝的，我們已經來遲了，並且準備得也是那樣匆忙和不成熟。

我們今天終於懂得了要去搞外向型經濟，可我們擁有的唯一的優勢，只剩下廉價的勞動力，這種勞動密集型的低技術加工產業，是難以構成持久的競爭勢頭的。

今天我們也終於懂得了要去參加“國際大循環”，可是我們在盯著人家的市場的時候，卻又捂著自己的市場，總擔心肥水外流，似乎忘記了人家肯來投資，無非也是看中了我們的市場。要讓中國走進世界，同時就要讓世界走進中國，否則，我們將再一次坐失良機！

如今，發展中國家都一門心思想去賺發達國家的錢，但是，當他們還不具備一個像樣的國內市場的時候，這個國家的經濟常常是畸形的。

北京一個公共汽車司機的月收入大約是一百五十元，而一個出租汽車司機的月收入可以高出五，六倍甚至十幾倍；在一家著名的腫瘤醫院裏，任何一位醫生的收入，都超不過門口賣烤白薯的老太太。“開腦顱的不如剃腦袋的”，“彈鋼琴的不如搬鋼琴的”，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收入倒掛，“先天下之憂而憂”的人“後天下之富而富”，這一切不公平的根源，乃是社會缺少機會平等的競爭機制，缺少一個共同的度量衡－－市場。只有發育健康的市場，才能把機會，平等，競爭這三者掛起勾來，而這，恰恰是我們這個個具有最古老的文明的民族是最不熟悉的東西。

當競爭沒有以機會平等為前提的時候，看起來是符合商品經濟規律的價格開放，反而會造成經濟活動的紊亂和失調；舊體制與新體制的摩擦，也抵消著雙方的積極因素；官僚主義，封建主義和以權謀私種種弊端，反而仿佛找到了一個共同的度量衡，統統通過物價反映到社會上來。在一個平均主義傳統深厚的國度裏，物價的失控，有必然導致人民情緒的恐慌，甚至發生社會震盪。倘若我們因此而失去了大多數人對經濟改革的支持，中國將重新陷入停滯。八百年前的王安石，九十年前的譚嗣同，他們的遺恨是多麼深重呵！

（演播室。學者談經濟改革）

厲以甯（北京大學教授）：我曾經說過，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於價格改革的失敗，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必須取決於所有制改革的成功。所有制改革要解決一個關鍵問題，就是我們頭腦中的公有制，是一個傳統的公有制，要由傳統的公有制改變為新的公有制。商品經濟是一個自然發育過程。它形成市場後，國家所調節的市場就是一個完善的市場，這樣的話，所有制改革和市場的發展是結合在一起的，黃河流域的經濟就有希望。

一個曾經創造了人類最成熟最燦爛的農業文明的偉大民族，一個恰恰因為這種農業文明過於爛熟而顯得步履維艱的古老民族，當它站在工業文明的門檻上時，有時竟會顯得像孩子一樣幼稚，慌亂和不知所措。但這不要緊，只要終於邁到了這個門檻上，下決心邁進去，這個民族就能重獲青春！

第五集　憂患

大自然中人類面前忽然變得陌生起來！

從加利福尼亞的暴風雪到孟加拉平原的大洪水，從席捲地中海沿岸的高溫熱流的持續多年不肯緩解的非洲高原大面積乾旱，地球仿佛中發痢疾似地顫抖，人類竟然也像倒退了一萬年似的束手無策。

"厄爾尼諾現象"，這個挺新鮮的名詞，像幽靈一樣在世界徘徊。

人類社會在它的締造者面前，也變得光怪陸離，越來越難以駕馭了。　

馬克思早已預言的資本主義喪鐘，遲遲沒有敲響。　神化般發跡了二百年的西方工業文明，雖然已經顯露出種種病態，卻還在困境中不斷調整和更新。本世紀初以來從帝國主義薄弱鏈條中相繼突破出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如今又相繼開始大規模實行社會改革。　美蘇裁軍，海灣戰火，拉美和非洲的不斷政變，東亞的民主風潮，蔓延在富蔗的歐洲的恐怖活動，愛滋病的猖獗。　。　。　這一切，把我們的這個星球攪得亂麻一團。　

自然和社會，這兩個人類文明藉以依託的基礎，為什麼都如此充滿著憂患？這兩種憂患之間，難道也有某種聯繫嗎？

東北遼河流域發生特大洪水，當地軍民奮力抗洪搶險。　

長江洪峰終於安然渡過荊江大堤，葛洲壩經受了嚴峻的考驗，整個華中地區稍微喘了口氣。　然而，不動聲色的黃河也充滿了危機。預計黃河將有大洪水，千里大堤和整個華北大平原猛然又蹦緊了所有的神經。　。　。　

對中國人來說，哪里的洪水也沒有黃河發大水可怕。　早在"詩經"的時代，中國人就發出這樣的歎息：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在整個文明史上，黃河始終是“中國的憂患"。　

而今，中國人還有一個更深沉的歎息：為甚麼我們的封建時代如此漫長，漫長得猶如那永無休止的黃河洪水？這是一個更大的惡夢。它從驪山那座大墳墓裏不斷彌散出來，充滿著兩千年的歷史空間。近百年來，多少次想把它徹底葬送進墳墓裏去，可它卻始終死而不僵。歷史在古老的磨道裏輾得那樣緩慢，沉重。黃河在它那淤滿泥沙的河道裏淌得也是那麼緩慢，沉重。　

洪水還會再來嗎？

動亂永遠過去了嗎？

我們在問黃河，也在問歷史。　

我們不知道古時候的黃河是個甚麼樣子。　此刻展現在你面前的黃河，不正是濁浪滾滾，像一條狂暴的巨龍嗎？這是黃河在內蒙古托克托河口鎮，受到呂粱山的阻擋後，突然掉頭南下，憤怒地辟開黃土高原，奪路而走，從此便在那狹窄深邃的晉□峽谷裏，變得暴戾無常了。　看它現她在這副模樣，你還能想像得出，它在約古宗列盆地的那種晶瑩澄澈的模樣嗎？你還能看得出，它在九曲河套裏那種柔順，舒展，嫺靜的一絲風韻嗎？

清水變成了濁浪，靜靜的流淌變成了怒不可遏的掙扎，孕育變成了肆虐，母親變成了暴君。　從有文字記載開始，黃河的第一次氾濫，發生在西元前六零二年的周定王五年，從那是一直到一九三八年國民黨扒花園口，兩千五百四十年間，黃河共計潰決了一千五百九十次，大改道二十六次，平均三年就有兩次決口，一百年就有一次大改道，世界江河之中，黃河大概是最暴虐的一條河。

幾千年的週期性氾濫，使華北平原面目全非，湖泊淤平，城池丘陵沉淪，生靈塗炭。當年齊桓公大會諸侯的葵丘安在？“水□”所寫的八百里蓼兒□，也就是幾千年來古人長與洞庭湖比美的那個巨野澤又在哪里？而那時世界最繁華的百萬人口的大都市東京汴梁，如今也淹沒在十米黃土之下，更不用說各朝代又有多少人民性命財產都付之東流。世界上有哪個國家或民族，會像中國經受這樣的週期性毀滅呢？

更可怕的是，這種週期性毀滅，在中國不僅僅是個自然現象，而且還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以大的時間尺度來衡量，中國歷史上的封建王朝，從建立，發展趨於鼎盛，漸漸顯露出危機，暴發動亂，直到崩潰，每隔兩三百年就會發生一次激烈的大動盪。舊王朝覆滅了，新王朝代之而起，也明顯地是一種時間上的週期性，所謂”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似乎像黃河氾濫一樣永無休止。

週期性的大動亂，總是一次又一次把生產力的積累無情地摧毀掉。往往越是經濟發達，繁榮富庶的地區，破壞得越厲害。中原本是中國最早的經濟開發地區，隨末動亂之後，那裏卻是”人煙斷絕，雞犬不聞“。中古時代的膏粱之地開封，盛唐時是小城鎮，北宋時成為世界性大都市，到元末亂世又倒退為小城鎮，似乎六百年一個大輪回。

相傳在皇帝時代就發明了的指南車，至少東漢張衡也發明過，但後來馬鈞，祖沖之這些大科學家又一次地重新發明它。古代科學發明在亂世中一再失傳，讓能工巧匠一代代耗盡精力。　利瑪竇從西方帶來十五卷本”幾何原本“，同徐光啟合譯了前六卷，明朝一亡，翻譯中斷了整整兩百年，可就在這兩百年間，徐光啟的譯本傳到日本，推動了那裏的科學發展。中國文明的新因素幼苗，就這樣不斷地在週期性大動亂中夭折。

其實，可怕的社會動亂，對今天的中國人來說，是並不遙遠也並不陌生的。文革動亂離今天雖然已經有十一年的歲月洗刷，它的巨創卻仍然留在人們的心頭。然而，善良的人們是否認真想過，那場動亂的爆發，為什麼離解放前的動亂只隔了短短的十幾年？這是否意味著古代那種週期性的社會震盪還在延續？

中國人民希望永遠不再有動亂，這就如同希望黃河永遠不再氾濫一樣。可是，洪水是無法預測的。自從一九七五年淮河支流在河南南部暴發大洪水之後，黃河水利委員會就發出警告：在今後的某一天，黃河可能還會發生萬年一遇的大洪水，一旦發生，黃河無論向北還是向南潰決，都會造成損失數百億元的毀滅性災難，都將給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帶來巨大的威脅。

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在我們頭上，我們卻不知道它甚麼時候會落下來。

黃河就是這樣一條難以捉摸的怪河。它最特殊之處就在於它那可怕的泥沙，所謂”黃河鬥水，泥居其七”，這在世界江河中是絕無僅有的。把它每年從黃土高原上沖刷下來的十六億噸泥沙，堆成一米見方的大堤，可以繞赤道二十七圈。幾千年流淌下來，黃河就把一個千溝萬壑，支離破碎的貧瘠高原拋在上面，又把一個洪水肆虐，朝不保夕的災難平原扔在下麵。它把這兩個沉重的包袱留給中國人，只顧自己流到海裏去了。難怪有人形容說，黃河造成的水土流失，真正是中華民族的動脈大出血。

（毛澤東坐在邙山頭上眺望黃河。）

當這位中國當代最偉大的人物面對這條大河的時候，他會想些什麼呢？據說，他當時十分憂慮地問道：黃河漲上天怎麼辦？雄才大略的毛澤東一生說過許多氣吞山河的話，卻唯獨對黃河說得很少，很謹慎。他年過七十的時候，還想徙步策馬去探黃河源頭。他說：人說不到黃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黃河也不死心。

多少世紀以來，把黃河變清一直是中華民族的千古宿願。它像一個永不泯滅的夢。新中國曾經把這個夢全部寄託在三門峽大壩上。一九五五年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在懷仁堂向全國人大代表們宣佈：在三門峽水庫完成以後，我們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國人民，就可以在黃河下游看到幾千年來人民說夢想的這一天－－看到”黃河清“！在三十二年前的那個莊嚴時刻，中國人確乎是相信一句古老諺語的：”聖人出，黃河清”。。。

然而黃河沒有變清。滾滾泥沙淤死了三門峽大壩，回水倒灌涇渭河，淹了富庶的八百里秦川。千古民族宿願，又一次在混沌的黃水裏化為泡影。

三門峽的失利，常常會叫人聯想起大禹的父親鯀的悲劇故事。在那洪水滔天的時代，鯀出來領導人們治水，但他卻採用了堵的辦法，治水失敗，他被殺死後拋屍荒野，屍體三年不腐，人們剖開他的肚子，禹便出生了。禹吸取了父親的教訓，改用疏導的辦法，劈山開河，終於治服了洪水，從此明垂青史。

黃河從大禹腳下流到我們這裏，仿佛只打了一個盹兒，而人世間已閱盡數千年。數千年來，中華民族同黃河氾濫進行了數不清的搏鬥。搏鬥的結果是，我們終於靠著兩條大堤，把黃河挾持起來，連洪水帶泥沙一塊送進大海。人們常常驚歎祖先建造萬里長城和大運河的偉大，殊不知道這千里長堤也是一個偉大的奇跡。長城之剩下了觀賞的價值，運河也早以被截斷，惟有這黃河大堤，至今同我們休戚相關，因此有人稱它為”水上長城“。

日久天長的泥沙堆積，不斷漲高河床，不斷潰堤改道，而我們的祖先又不斷把它重新約束到大堤之中，這中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較量，便成為中國人對付黃河的位唯一手段。

今天的黃河大堤，修築于光緒初年，僅僅二十幾年就又變成了地上河。河床平均每年抬高二□米，有的河段平均每年要抬高二十二□米。解放以來，我們已經三次加高加寬大堤，它保證了將近四十年的安瀾無事，在近代黃河史上幾乎成為奇跡。但是，這畢竟同我們祖先一樣，沒能擺脫那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被動局面。看看今天懸河兩岸，城市，鐵路，油田，鄉村，無數的設施，無數的生靈，不都處在隨時可能發生滅頂之災的威脅之下嗎？

我們將怎樣抵禦未來的洪水？黃河的出路在哪里？四十年的安瀾無事，給中國人鑄成了一種麻痹心理，人們仿佛快要把它那猙獰的面孔遺忘了，這種心態，也許就像大興安嶺忽然燒起大火來，人們才想起，噢，那裏原來有一片森林。

但學者專家們卻忘不了可怕的黃河，哪怕黃河不動聲色，默默無言。他們有的憂慮，有的樂觀，有的懷疑，治黃大計始終眾說紛紜。的確，黃河是一門非常複雜的大學問。黃河的治理是世界水利學上最大的難題。它是我們從祖先那裏無可選擇地接收下來的歷史遺產，它又是我們必須說子孫萬代做出合理籌畫的艱難抉擇。曆史和未來在今天撕裂著我們。

哺育我們的黃河，必然同時要禍害我們。有一得必有一失，這就如同人類向大自然索取了什麼，大自然就要向人類報復些什麼。這個聽起來頗為荒誕的法則，其實也通行在中國的社會歷史之中。

那挾持著滾滾黃河的千里大堤，不正是我們大一統的社會結構的一個絕妙象徵嗎？

如果我們再去翻一下中世紀的世界地圖，就會發想，破裂的歐洲本土，眾國林立，就像一條”雜亂拼縫的坐褥“。日本和印度也是一片分疆裂土。唯獨在東方的中國，有一塊遼闊而統一的大版圖，雖然時不時要破碎一下，但很快又板結起來，相比之下，歐洲的查理曼帝國，阿拉伯的穆斯林帝國，乃至成吉思漢的蒙古大帝國，都不過是慢慢長夜中的一道閃電。

是一種什麼樣的強大力量，能把這麼大的國家牢牢凝聚了兩千多年？這個“大一統”之謎，使中外學者在驚愕中絞盡腦汁。馬克思曾經把建立在封建自然經濟之上的社會結構，形像地比喻為"一袋馬~鈴薯",雖然裝在一個口袋裏，卻是彼此分離的。在古代中國，小農像夏夜的星空，密密麻麻，一盤散沙。具有社會聯絡功能而又信仰統一的儒家知識份子，把分散的小農有效地組織成社會。

　這種獨特的社會結構，曾經在中國造就了高度繁榮。雖然，就在這大一統的奇跡裏，在一種爛熟文明的燦爛外表之下，在一種絕對供奉皇帝，聖人，老人，祖宗牌位的繚饒紫煙之中，這個社會結構的內囊裏卻悄悄地腐爛著，這種情形，非常像那黃河大堤正在被螻蟻和田鼠悄悄蛀空一樣。儒家組成的官僚隊伍，有一種不可抗拒的腐化傾向，權力本身成為一種腐蝕劑。於是，往往到了王朝鼎盛時期，崩潰就在眼前了。　

然而，舊王朝崩潰了，新王朝很快取而代之，社會結構又恢復原樣，繼續朝著下一個崩潰走去，就像黃河大堤潰決了，人們又修復它，等著下一次潰決。我們為什麼總是陷在這樣一種周而復始的命運之中呢？

這個神秘的超穩定結構，主宰了我們兩千年。而今，紫禁城裏的金鑾寶座早已成為歷史文物。　龐大的儒家官僚網也灰飛煙滅了，但是，大一統的幽靈似乎還在中國的大地上遊蕩。　社會震盪的惡夢還讓人記憶猶新。　更不可忽視的是，官僚主義，特權思想，以致局部的腐敗現象，仍然在破壞我們的四化大計，這些古老的社會頑症，頗有些像黃河每年帶來的泥沙，在一天天地淤高下游河道，漸漸積累著危機。　

也許，就像人們對不斷增高的大堤深表憂慮一樣，永遠的超穩定，不也頗令人憂慮嗎？歷史已經給了我們的啟示，難道還少嗎？

(演播室。　學者談中國社會結構)

金觀濤(中國科學院研究員)：歷史是過去的事實，但我更認為歷史是過去與現在的無終止的對話。　在這種對話中，我們可以產生一種很深的憂患意識。歷史對中國人的啟發是：中國在社會變革中應該避免毀滅性的動盪，一定要讓進步與創造來代替動盪。　當舊的東西瓦解的時候，應該讓能夠取代舊的東西的新因素成長起來。　

就在那座比黃河河床還要低九米的開封城裏，歷史曾經演出過大起大落的無限繁榮與無比災難，然而，對今天來說，或許在這裏曾經發生過的兩個人物的故事，比鐵塔和相國寺還要更深地烙在中國人的心靈上。　

這位黑臉包公，八百年來盛名不衰。　儘管他不過是封建社會裏苦難人民的一種無可奈何的虛幻偶像，但今天開封人依然深情地修起如此富麗堂皇的一座包公祠來。四方遊人絡繹不絕，難道僅僅是為了旅遊嗎？"青天"觀念在中國民間的久久不肯泯滅，說明了什麼呢？

人民更不會忘記，就在離包公祠不太遠的一棟舊銀行裏，發生過文革動亂中最黑暗的一幕。　在這間陰森森的黑屋子裏，親自主持制定過憲法和黨章的共和國主席，被秘密囚禁，度過了他生命中最後的二十八天。死的時候，他那滿頭白髮足足有一尺長。　。　。　

一個共和國主席的命運，是足以代表一個時代的命運的。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當法律不能保護一個普通公民的時候，它最終也保護不了一個共和國的主席。　劉少奇同志的白骨，曾經把動亂的慘烈和時代的悲劇揭示得無以復加，然而動亂的根源卻不是他個人的命運所能揭示的。　這是一個民族的整體悲劇。　如果中國的社會結構不更新，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以致觀念不現代化，誰能保證悲劇不重演呢？

令人欣慰的是，我們在邁開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步子之後，終於也開始嘗試政治體制的改革了。今天，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終於有人勇敢地第一次舉手投了否決的一票，這是何等不容易啊。　誰能說這不是一種進步呢？不管這個改革將遇到什麼樣的阻力和風險，我們都只能朝前走下去。我們的身後曾經洪水氾濫，我們的身後也曾經動亂不已。　我們必須朝前走，去衝破那周而復始的歷史迴圈。我們會遭受挫折，但是，這不正如那位功敗垂成的鯀，用他的失敗為兒子大禹鋪墊了成功嗎？

讓我們這代用自己的雙肩把憂患的重擔挑起來！那是為了我們的子孫萬代永不再憂患!

第六集蔚藍色

人的血液是紅色的。　

幾乎所有的動物的血液都是紅色的。　原始宗教把生命的原色規定為紅。原始人在死者的遺體上用鐵礦石塗上紅色，以此召喚那失去的生命力。　

蔚藍色的天空，深邃而神秘。人們曾經堅信，這神秘的蔚藍色描繪著整個宇宙，它是宇宙的顏色。　

僅僅在二十多年前，當人類第一次離開地球，在太空中遙望自己的家鄉時，他們才驚訝地發現，在目前已知的宇宙星體中，惟有我們人類的家園--地球，才是一顆蔚藍色的星球。　

生命的星球是蔚藍色的星球。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得以生存的大氣和水，使地球成為蔚藍色的星體。　

覆蓋了地球表面十分之七的大海，也是蔚藍色的。　

大海本來就是人的故鄉。在地球的突變中，大海曾經庇佑和延續了人類祖先的生命。後來，當人類重新回到大陸的時候，他反而不適應了。為了戰勝陌生的環境與內心的恐懼，人類被迫極力發展自己的後天適應性，從而創造了文明，同時也完成了人本身的進化過程。復活節島上的這些石像，告訴我們一萬年以前，在太平洋上就活躍著一個古老而有活力的航海文明。這些今天看起來簡陋不堪的航海工具，把人類從陸地上有重新載回海中。是什麼信念支持著這些原始人去橫渡至今仍使人視為畏途的大海呢？在這些原始人的航海活動同哥倫布和麥哲侖那創立人類新紀元的偉大航行之間，我們能不能聽見人類命運的宏偉旋律呢？

正是由於這種持續不衰的航海生活的存在，人類的文明才分成了內陸文明和海洋文明兩大單元。　

這是一個瀕臨西太平洋的國家，同時，它有雄踞在歐亞大陸的東部。它的軀體是黃色的，它那像脊柱一樣拱起的大河，也是黃色的。　

我們看到這條河姆渡遺址出土的木船，就仿佛看到了遙遠的中華文明的源頭蕩漾著蔚藍色的波光。　

但是，早在神話時代，來自黃河中游的黃土區的內陸文明，已經在不斷征服下遊和沿海地區了。　今天，我們還能從黃帝大戰炎帝和蚩尤的故事裏，聽到這歷史深處的蒙朧聲音。　

後來，周王朝對殷商的征服，證明這股來自內陸腹地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到了戰國晚期發生的楚敗于秦的史詩般的戰爭，可以說是以小麥作為糧食，用戰車作戰，並且是受到了遊牧民族和波斯文化影響的黃色文明，最終戰勝了以大米作糧食，懂得利用大船和水上作戰，並且是受到東南亞和太平洋文化影響的蔚藍色文明。

這個內陸文明的歷史性勝利，是無論屈原那種搶天哭地的悲歌，還是西楚霸王那種地動山搖的反抗，都無法遏止的。

蔚藍色的隱退，埋伏下一個民族和一種文明日後衰退的命運。

太平洋來千古不息的藍色波濤，一直在默默地召喚這個躺在大陸上的古老民族，偶爾也引起過它的激動，把它的航船一直牽到波斯灣和阿拉伯半島。然而，蔚藍色海洋的吸引力，比起那黃色的土地來，畢竟要微弱多了。

使那黃色文明具有巨大凝聚力的奧秘，就在於儒家文化在這片土地上逐漸取得了獨尊的地位。

儒家的一整套思想，表達了內陸文明的生活規範和理想，它在東方封建社會的盛期，顯然是比較合理的。但是，單一的思想統一，削弱了多元的發展，古代生活中豐富的海洋文明的因素，就像幾縷細細的清泉，淌到內陸文明的黃土板塊上，立刻就無影無蹤了。當內陸文明中華夏大地蒸蒸日上的時候，蔚藍色的海洋文明，正在地中海悄悄崛起了。早在古希臘時代，雅典的民主思想，正是隨著雅典的海上權力一同興起的。海權導致了民族革命。

近代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社會前提，也正是歐洲海外航線的開闢。從十五世紀開始航行於海天之間的那些帆船，既揭開了世界貿易和殖民活動的帷幕，同時也運載著科學和民主的希望。蔚藍色就像這小帆船，獲得了現代世界命運的象徵意義。

於是，廣大的東方市場和美洲新大陸，使小小的歐洲幾乎一夜之間成為暴發戶。

橫渡大洋需要又堅固，又龐大，又精巧的船舶，造出這樣的船舶需要數學和物理學，需要技術和科學。於是，一六三六年，迦利列發表了“新科學對話”，這場對話，就是在造船廠舉行的。

英國首先由海外貿易獲得巨大利益，促進了資本的原始積累，也促進了自由思想的普及，於是首先在英國發生了克倫威爾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一六五一年，克倫威爾頒佈航海條例。一六九零年，洛克發表“政府論”。自由貿易論成為資產階級的口號和原則。　資本主義轉動著工業革命和自由貿易這兩個輪子，開始了偉大的飛躍，開始了科學與民主的雙重歷史大和唱。

這一切，都與海洋息息相關。

中國這時候在幹甚麼呢？

當麥哲侖正航行在他的環球航線上時，明朝嘉靖皇帝因為日本貢使打架，開始正式“閉關”。

西元一七七六年，亞當斯密發表了著名的“國富論”。就在這本書中，他宣佈中國的歷史和文明停滯了。他說：停滯是由於不重視海外貿易，閉關必趨於自殺。

可惜，這些話沒有一個中國人能夠及時聽到。

終於，當虎門碼頭燒起那把著名的大火，揭開了恥辱的中國現代史的時候，中國同西方之間，已經隔著一條巨大的精神文化鴻溝了。一個擴張的，進行國際貿易和戰爭的蔚藍色文明，同一個堅持農業經濟和官僚政治的黃色文明間的文化對抗，無疑是冰炭不相容的。

然而只要一交手，西方的堅船利炮馬上就讓中國的官員和士大夫們領教了蔚藍色的強大。於是，有了“洋務運動”，有了“中體西用”。

洋務大臣們買回來了威力強大的鐵甲軍艦，辦起了一座座兵工廠。位於上海市郊的江南兵工廠，在掌握西方技術能力方面遠遠超出日本。一八七零年左右，俄國人參觀遠在中國西北的蘭州兵工廠時，為那裏製造的槍枝質量之精良而感到震驚。甲午戰爭開始時，中國的軍艦數量比日本要多。

然而，這一切並沒有阻止清王朝先敗於法國，再敗於日本。甲午戰爭失敗的最直接原因，竟是由於一個腐敗的承包商在許多炮彈裏灌了泥沙。成半月形展開的中國艦隊，臨戰了還不知到底應該聽從誰的指揮。這一事實清楚地說明了，腐敗的制度說導致的必然失敗，並不能靠技術來挽回。

清朝政府最早派送到英國學習海軍的留學生嚴複，日後並沒有去當一名戰艦指揮官，而是成了思想啟蒙家。

嚴複從對西方的大量觀察中發現，歐洲文化的偉大功績，就在於發揮個人的潛力，提供一種社會契約，這種契約能使競爭以及資本主義的其他一切功能，都有利於促進社會改革。同樣，通過利用個人的意志力－－一種人類的“浮士德”和“普羅米修斯”式的能力，就能創造出一種生機勃勃的文化。

然而，當嚴複參與其事的百日維新慘敗之後，日本的明治唯新卻成功了。當這位位中國近代的偉大啟蒙者在封建勢力的打擊下，一步步放棄改良思想，最終倒退到孔孟之道的懷抱裏去的時候，他在英國海軍大學的同學伊藤博文，卻連任日本首相，率領這個島國迅速跨進世界強國之林。

嚴複乃至近代許多偉大思想先軀如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等等的悲劇命運，似乎都證明了，即使是最優秀的中國人在革命和激進了一陣之後，到頭來都擺脫不了退回儒家的歸宿。　直到八十年代的今天，在中國文化熱的大討論中，人們依然在繼續著中西文化優劣的百年未決的爭議。無論是"全盤西化"的一派幻想，還是 "儒家文明第三繁榮期"的一廂情願，一切都仿佛還在原地踏步。難怪有的青年學者這樣感歎道：巨大的文化財產變成了巨大的文化包袱，巨大的文化優越感變成了巨大的文化負罪感，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個巨大的心理障礙。　

變法之艱難，或許就難在我們總是擔心中國人還是中國人嗎？我們似乎並不知道，在以往西方的二三百年裏，不論是文藝復興，宗教改革，還是啟蒙運動，西歐人至少從未擔心過，在改革之後是否會變成不是義大利人了，不是德意志人，不是法蘭西人了。唯獨在中國，這是最大的忌諱。這或許正是那黃色文明的沉重之處和淺薄之處。　

兩千多年前的哲學家莊子，給我們講過一個寓言：黃河之神河伯，在秋天漲大水的時候，發現自己很偉大，居然兩岸之間分辨不清牛馬。他盡情往下游漂去，突然看見了大海，竟茫然若失。　海的主宰北海若告訴他，不能和井蛙談論大海。因為他只知道自己那點小小的地盤，無法想像大海的博大。而想在，我的河伯，你終於走壅塞的河道，看見了大海的恢宏。你知道了局限，也就進入了一個更高的境界。這是一個象徵。　它說的並不是古代中國，它好像是在預言今天。　

古老的黃河之神，真正看清大海的面貌，認識大海的博大與力量，不過一個世紀，它面對大海發出的那聲長長的歎息，穿過一百多年的歷史,一直迴響到今天。

這片土黃色的大地不能教給我們，甚麼是真正的科學精神。　

肆虐的黃河不能教給我們，甚麼是真正的民主意識。　

單靠這片黃土和這條黃河，已經養育不起日益膨脹的人口，已經孕育不了新的文化，它不再有過去的營養和精力。　

儒家文化或許有種種古老完美的法寶，但它幾千年來偏偏造就不出一個民族的進取精神，一個國家的法治秩序，一種文化的更新機制；相反，它在走向衰落之中，不斷摧殘自己的精華，殺死自己的內部有生命的因素，窒息這個民族的一代有一代精英。　

歷史證明：按照一種內陸文化的統治模式來進行現代化建設，雖然也能容納現代科技的某些新成果，甚至衛星可以上天，原子彈可以爆炸，但卻不能根本性地賦予整個民族以一種強大的文明活力。　

只有當蔚藍色的海風終於化為雨水，重新滋潤這片乾旱的黃土地時，這些只在春節喜慶日子裏才迸發出來的令人驚異的活力，才有可能使巨大的黃土高原重新獲得生機。　

在黃土高原的腹地--延安，到處都可以看到來自上海，浙江等沿海省市的小姑娘，小夥子們開設的服裝店，理髮店。　沿海地區湧來的商品散佈在大小巷。神聖的，土灰色的寶塔山，在這紅紅綠綠，熙熙攘攘的市場後面，漸漸淡化為一個蒙朧的背景。　

這些老漢和小夥子，他們的祖先曾經從這內陸腹地出發，征服了全中國，如今卻隨著這片萎縮了的土地，一起萎縮了他們曾經那麼旺盛的精力。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幾個小夥子，竟然是這支氣勢磅礴的千人腰鼓隊的成員。難道他們的生命力，永遠只能消耗在打腰鼓的渲泄之中嗎？

一九八零年，深圳特區建立。　它向全世界宣佈，幾千年的內陸文明，終於走到了大海的邊上，把它面對著土地的臉，轉過來遠望海洋了。　

一九八六年，十四個沿海城市全面開放。中國正式擺出了向大海挑戰的態勢。　

一九八八年，海南省宣佈成立。它的短期目標是向亞洲四小龍挑戰。古老的亞洲大陸終於放下了泱泱大國的架子。　

如果海南成功，它將與十四個沿海城市連成一體，成為太平洋西岸的一條經濟巨龍。這一歷史壯舉，比將刷新中國文化的顏色。　

但是，在改革迅速推進的時代裏，有多少中國人是自覺參與其中的呢？

中國公民政治心理調研組的系列報告指出，中國公民中較為普遍地存在著一種過於謹慎的政治參與心理：百分之六二點四一的公民表示“對談政治問題，我很謹慎。”

百分之七十三點七九的公民對"政治上的事情還是少介入為妙"的觀點表示“同意”，“基本同意”，“不反對”；他們仍然擔心參與政治會引起麻煩，他們仍然缺乏正直參與的安全感。　幾十年正直運動的反復無常，正直迫害的極端慘烈，使人們仍然心有餘悸。　這勢必嚴重阻礙民主化的進程。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第一次以徹底的不妥協精神，亮出了"科學"與"民主"的旗幟。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國廣泛傳播，但是，這種激進的文化潮流，並沒有沖洗掉政治上，經濟上和人格上的封建主義積澱。幾十年來，時而沉渣泛起，時而一片冰封。中國的許多事情，似乎都必須從"五四"重新開始。

　中國歷史沒有給中國人造就出一個中產階級來推動科學與民主的勝利。中國文化也沒有培養出公民意識，相反，它教化出臣民心理，臣民心理只能產生逆來順受的順民和鋌而走險的狂徒。　不過，歷史卻給中國人造就了一個十分獨特的群體-- 知識份子。　

他們很難有統一的經濟利益和獨立的政治主張，他們幾千年來都是一種附庸; 他們也不可能成為一個結實的社會實體，用鋼鐵一般的經濟實力對舊的社會進行武器的批判；他們的才華可能被利用，他們的意志可能被扭曲，他們的脊樑可能會彎曲，他們的肉體可能被消滅。　

然而，摧毀愚昧和迷信的武器操在他們的手裏；把科學與民主的蔚藍色甘泉澆灑在黃土地上的是他們！

(演播室。　學者談當代知識分之問題。　)

遠志明(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這種現實和理想的矛盾，或者傳統與理想的矛盾，首先感覺到的恐怕是中國的知識份子，尤其是近代以來的知識份子。他們往往首先發現傳統的弊端，但是又沒有能力去改變它。他們總是滿懷希望尋求衝破傳統的出路，但是他們往往有缺乏這中勇氣，所以說他們總是最先感覺到心靈的痛苦。在這種情況下，我想唯一的出路就是在世界潮流的逼迫下，借助於環境的壓力強迫人們去接受新生活，也忍著痛苦去創造新生活。為此，我用這樣三句話加以歸結：中國的希望在於世界，實現這希望要靠被世界喚醒的中國人，我們這一代註定要承受心靈的痛苦，或許能因此而變得偉大。　

比知識份子更有現實力量的，或許是這些相貌平平，談吐也不驚人的新型企業家們。甚至在這些小商店的老闆們中間，在這些急急忙忙趕路的生意人中間，在這些離開土地四處攬活的農民中間，正在積聚的新的社會能量與衝動，都不可低估。

　我們也看到，即使在以往極為森嚴，莊重的高級政治場合，也終於泛起了蔚藍色的透明度。中國的大眾傳播，第一次處在較為中立的立場，擔當了決策上層與人民群眾之間相互對話的媒介。　

然而，要使專制主義傳統深厚的東方人真正懂得民主是怎麼一回事，並不容易。歷史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有趣的故事。　

一九四零年，羅斯福第三次當選為總統。蔣介石先生為此在日記中寫道：“美國之民主，令人羡慕不置，特電羅斯福總統，祝其成功。”三年後的一個晚上，蔣介石的夫人也是特使宋美齡，在白宮同羅斯福夫婦共進晚餐時，談起美國工人罷工的事情。羅斯福問宋美齡，假如中國政府在戰爭時期遇到這樣的事情，該如何處理？宋美齡安祥地用一個塗色的長指甲在自己的脖子上劃了一道，做了一個優美的殺頭手勢，使席間所有的美國人驚訝不止。羅斯福夫人事後說：“宋美齡對民主制度能夠講得很漂亮，但是她可不知道怎樣實行民主制度。”專制政治的特點是神秘性，獨裁性，隨意性。　

民主政治的特點應該是透明性，民意性，科學性。　

我們正在從混濁走向透明。　

我們已經從封閉走向開放。　

黃河命定要穿過黃土高原。　

黃河最終要彙入蔚藍色的大海。　

黃河的痛苦，黃河的希望，造就了黃河的偉大。　

黃河的偉大，也許在於它在海洋與高原之間創造了一片大陸。　

黃河來到了偉大而痛苦的入海口。　

滾滾千里泥沙，將在這裏沉積為新大陸。　

洶湧澎湃的海浪，將在這裏同黃河相碰撞。　

黃河必須消除它對大海的恐懼。　

黃河必須保持來自高原的百折不撓的意志與衝動。　

生命之水來自大海，流歸大海。　

千年孤獨之後的黃河，終於看到了蔚藍色的大海。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