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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鬼域──中國留學生迎江鬧劇 ~~李蘭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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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前那個硝煙和血的廣場,一直在夢中纏繞著我。每年五、六月,總有在暗夜裡驚醒的時候。好不容易捱過了。最近兩年,惡夢已不再來襲。想不到,十一月一日在哈佛大學參加了因中共總書記兼國家主席江澤民到訪的一場示威後,又把我拖進另一夢魘的鬼域。

中國留學生的表現最令人痛心

  一九八九年四月廿一日至六月五日,我作為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的代表,曾兩度赴北京天安門支持學運。我和其他學聯代表的六四屠殺見證,也曾輯錄在《九十年代》八九年六月出版的「屠城紀事本末特集」內。九○年三月,我移民加拿大;其後七年,一直在以香港移民為骨幹的多倫多支持中國民運會擔任常任理事。

  在海外堅持支援中國民主運動的路是孤單的。訊息阻隔、交通不便和資源不足只是部份原因,最主要的還是缺乏在香港那種較為直接的衝擊和迫切感。再加上在海外作為少數族裔所要面對的文化適應和生活壓力,戰友相繼退出,群眾熱情不再。但最令人氣餒痛心的卻是中國大陸留學生的表現。

  六四屠殺事件之初,中國留學生是海外支援中國民運的一股重要力量。他們當時在西方各國相繼成立學生自治組織,受到其他民運組織的重視。因為他們是中國新一代「見過世面」的精英,是中國政府極力想吸納的人才;再者,他們在大陸有聯繫,對國內情況較為了解;更重要的是,他們來自大陸,理所當然地被看成是對中國民主有更大抱負和承擔的一群。

  誠然,這類學生組織(即使是半官方的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最初對中國民運和人權問題都表現得較為積極和投入。但最近幾年,這些組織卻不肯參與任何有關「六四」或呼籲釋放良心犯的活動。不少取得博士銜頭的學者,亦開始在報上或在各種公開講座和研討會上否定八九民運的意義,說那場運動拖慢了中國的經濟發展甚至是政治改革。他們繼而攻擊包括香港支聯會在內的海外民運,並附和北京反覆強調的吃飯等於人權論。

  當事態由使人氣餒發展至令人吃驚的程度,我仍然替中國的海外精英找盡藉口:也許學生組織受到太大壓力,也許說虛妄話的人只屬少數。畢竟,我身邊仍然有幾位冒著國內親人受壓力而堅持下去的中國大陸移民。只可惜,他們沒有在海外拿過什麼嚇人的學位,而且有的更是工人出身。直至參加了今年十一月一日哈佛那場示威,我終於踫上了不能想像也不敢相信的現實情況。

歡迎江主席,怎麼回事?

  江澤民到哈佛演講那天,美國警方的保安措施是六十年代學生反越戰以來最嚴密的,因為估計有三千示威者舉行集會。演講會於十一時開始,民運組織的朋友約我九時許到示威區集合。甫出地鐵站,已有幾個支持藏民的歐裔人士在校園門外舉著示威標語,但同時亦有廿多名中國留學生手持五星紅旗及大幅「熱烈歡迎江主席」的橫額在壓陣。不久,兩輛寫著麻省理工學院和耶魯大學標語的巴士載了中國學生先後駛至。我加快腳步趕到示威區看個究竟。

  怎麼回事了?眼前盡是一片紅旗飄揚,幾百個中國學生高唱著「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又起勁用英語喊歡迎口號。當中只有十來個舉著「還西藏自由」標語的歐裔人士默然站在一旁。民運組織的人哪裡去了?(後來才知道他們都集中在另一個准許用擴音器的示威區。)

  怎可能只有一種歡迎的聲音?我終於抑壓不住,一個人對著人群用英語高喊「毋忘六四屠殺」。不一會,那些中國人,男女老幼,都朝我指點嘲笑或怒目而視。後來一群人圍上來,用英語對我亂罵一通。我大聲說:我親眼見到中國政府用坦克機槍屠殺平民。一個男人說:「都八年前的事了。」又一個女人說:「每個國家都會發生這種事!」突然人群中爆出一句:「她在撒謊!」於是眾人指著我齊聲高喊:「You are lier!」沒殺人的事? 睜大眼瞎說

連結到6•4屠城圖片集

  我重複自己在天安門所見的一切。那些拿五星旗的中國留學生則不斷說:「胡說!騙子!」一個年輕女子衝上來說:「我當時就在北京,根本沒有什麼殺人的事。」連江澤民都不敢否認六四屠殺的事實,這些人竟然睜大眼睛說瞎話!我氣炸了,轉身去對在場的西方記者說:「記得嗎?美國五萬七千中國留學生便是因六四屠殺事件而拿到政治庇護的永久居留權。他們現在反過來否認屠殺的事實,還歡迎那個屠殺人民的政權。」這些話激怒了他們,幾個男子兇神惡煞地圍上來,其中一個的手指幾乎碰到我的面頰說:「你有什麼政治目的?你究竟有何不可告人的企圖?」

  在旁幾個來支持藏民的歐裔男子見狀,站到我身邊來喝止他們,並用標語板把我們隔開。人群中,此起彼落的朝我罵:「你這不要臉的,你是中國人嗎?你還算是中國人嗎?」一位歐裔男子憤然說:「難道只要是中國人,便可以顛倒是非,否認事實嗎?」一個中年女子對他說:「告訴你,中國人民不需要什麼人權,他們要的是吃飯、賺錢和一個強大的中國。」我反問她:「你這話跟受害人說了嗎?跟受害者的家人說了嗎?跟丁子霖和王淩雲說了嗎?」她不理會我,繼續對那歐裔男子說:

「中國有自己的特殊情況。.....別忘了,美國只有短短二百年歷史,中國人卻有五千年文明。」歐裔男子說:「夠了,我現在就見識夠你們的文明了。」

想起了天安門廣場的小男孩

  此時,一個十一、二歲的男童兇巴巴地質問我:「你說你當時在北京,是哪年哪月哪日?」我看著他一張似曾相識的小臉,呆住了。「你答不上來,可見你在撒謊。」小男孩正顏厲色的罵道。一個中國男子見我無言以對,便上來得意洋洋地說:「你還是算了吧!你看,你在我們當中是多麼的孤立!」我全身發抖,只好用盡氣力向那幾百個「中國精英」吼叫:「孤立又怎樣?最低限度,我仍然是一個人!」翌日讀報,才知道我並不「孤立」。另一位胸前掛了「釋放王丹」標語的人,因為喊了一句「打倒共產黨」,也招來了「漢奸」、「走狗」、「丟人現眼」和「民族敗類」的謾罵。

  後來,朋友把我接到另一示威區,王希哲、吳弘達、沈彤和楊健利等民運人士,都集中在這個較接近演講廳的教堂草坪前發表聲明和叫口號。離開哈佛後,我和波士頓香港民主會的十多名成員趕到江澤民用午膳的酒店前繼續示威。我們當中有學生,有公車局的員工、醫生、電腦工程學博士和研究愛滋病的博士,也有中途加入的幾位歐裔美國人。寒風令氣溫驟降至五度以下。儘管冷得牙關打震,各人依舊士氣如虹,堅持到江澤民的車隊離開,還見到要求平反六四、釋放良心犯的示威者。

  江澤民的車隊掠過時,在示威者聲嘶力竭的叫喊中,我耳畔響起八年前的那個聲音:「我要跟他們拚命,跟他們拚命......」那是個與剛在哈佛校園碰見的男孩長相相約的小孩,他當時年紀還更幼小一點。當六四的訊號彈劃破天安門廣場的夜空時,遠處一陣槍聲過後,歷史博物館樹叢後面傳來人們的嘶叫。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孩,手裡握著一塊石頭,由樹叢衝向守在博物館石階前的解放軍,一路上哀嚎著:「我哥哥給打死了,打死了。我要跟他們拚命。」我死命抱著他。他不斷哭喊:「我要跟他們拚命......」,哭得像個絕望的老人。一輛救護車駛過,載走他的哥哥。小孩掙脫了我的纏抱,喊著「哥哥,哥哥」,追趕那嗚嗚悲鳴的救護車,隱沒在長安大街。

摘自【九十年代】電子版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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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ky Wong wrote:

雖然阿Q後代的奴才本性在某些中國留學生身上更加突顯﹐看來中共政府已成功地將新一代的紅衛兵出口到了美國。這群受過高等教育、為利祿而不惜指鹿為馬、顛倒事非黑白的現代阿Q們﹐會對現代世界造成怎樣一種影響﹐是一個未知數。

愛好自由的世人們﹐有必要提醒自己﹐自由的代價是永遠的警惕與爭取。

剛去看了「西藏七年」這部電影。名導演的手法﹐把西藏的人文景色﹐拍得美不勝收。

純以電影藝術論﹐這部片未必可入經典﹐但如以歷史的功過來看這部電影﹐則荷理活藝人的良知所發揮出來的道德力量非同小可。

這是第一部以達賴童年為背景﹐以歷史上真實的人物替西藏文化與西藏人民的苦難作了歷史的見證﹗

任何人民對血腥罪行所做的歷史見證﹐都是那企圖以宣傳來製造歷史

的暴政所最害怕與痛恨的事﹐所以早先才會有網上躲在暗中的鼠輩們對「西藏七年」這部電影莫明其妙的漫罵。

這也說明了﹐為什麼李蘭菊無畏地在波士頓劍橋區街頭作見證﹐差點就被一些「住在美國﹐熱愛中國」的﹐受過高等教育的﹐有計劃﹐有組織地企圖在美國街頭重造「六四」歷史的中國「流氓」以暴力專政的原因。

鳴謝:Micky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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