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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流儒商說中庸 --談特首董建華的治港理念 ~~洪清田

董特首治港講話處事往往只講中國國情而不講世界世情﹐

價值觀仍未跳出中國主流文化的自我封閉體制......

 

董建華當選一年﹐治港半年。他多次談到他的治港理念﹐常言中
庸。
  何謂中庸﹖明白事物的多面性、明白事物的本質、明白事物的發展大勢﹐是完整的「中庸觀」。但董建華連第一步的「明白事物的多面性」也做不到。


董建華施政只看事物單方面


  十一月十九日﹐董建華在生產力促進局的年會上發表的演講﹐顯示他看事物就看一面﹐看不到邏輯必然性的另一面。吊詭的是﹐他演講的目的﹐就是要叫港人「看事物不要只看一個側面」。

  他講中國百年苦難﹐是來自外國的欺壓蹂躪﹔他講中國理所當然要按自己的國情發展民主﹔他講中國二十年開放改革的巨變﹐是來自正確的政策。就失之片面性。

  董建華黨選以來﹐很多失誤都來自對事物的局部認識﹐他以為自己很宏觀﹐看得遠﹐看得深﹐其實卻是單因素、直線思維所無限推衍出來的局部真實。這在多元動態社會中往往會抓不到核心﹐易陷被動。

  中國的百年苦難﹐一方面是外國侵略所造成﹐但這不是全部真實。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單方面的思維就提外國侵略﹐不把中國本身腐化這因素擺在更重要位置﹐甚而不提﹐結果必然是全面排外。這樣﹐我們中國以血以淚交了百年學費﹐便學不到甚麼。

  中國的民主化﹐就如世界任何國家的民主化﹐都須要因應本身的實際情況。這點董建華講得對。但如果只講「中國國情」﹐不講「世界世情」﹐便又是片面性﹐又會被這個片面的局部真實所誤導。現代世界中﹐中國人是「中國人」﹐也是「世界人」。人終歸是人﹐人都有某些共通性。只講異不講同﹐就是片面性。

  中國民主化的價值取向與具體道理及操作﹐必須順應「國軌」與「世軌」這兩軌跡。只顧國情國軌﹐不講世情世軌﹐中國可能給開除地球籍。

  董建華講得很對﹐二十年開放改革的巨大成績﹐來自政策的正確。但他卻有一個盲點--不懂/不敢/不會問正確的政策是怎麼得來的﹖為甚麼以前會走錯路向﹖怎樣保障以後政策的正確﹖怎樣在失誤時及時糾正﹖民眾怎樣參與制定政策﹖談改革開放政策這課題﹐需同時談這些才全面。否則﹐把事物割切一塊出來﹐放入雪櫃冷藏﹐必要時拿出來作為一種圖騰使用。這是中國典型的商賈性格﹐只圖方便。


動態中庸變質為靜態中庸

  這種中庸﹐或可稱為「靜態中庸」。

  中國的現代化﹐就是從單元整體的靜態文化轉為多元體的動態文化生命﹐使這新文化生命的「體制」能與時俱進。董建華略識儒學﹐所涉者恐怕主要是官儒末流。

  中國人主流文化中﹐言行舉止思想一開動﹐第一個掣是先看上頭當下有甚麼指示﹐大氣候吹甚麼風﹐調子定在哪里。一切按內在邏輯與權力關係辦事﹐探頭於體制內「摸底」是求生術﹐探頭體制外是大忌。引入外因外力更是勾結異疑﹐天理不容。由下而上從自己生活實踐出發是擅自主張﹐儹越犯上。

  這種自我封閉的體制﹐自成世界﹐以我為主﹐以自己為中心﹐過去的成功﹐成為「自己正確--永遠正確」的證明。等到發覺外界世界把自己拋棄時﹐已往往太遲。

  先秦中國文化里的「動態中庸」理想﹐二千年來變質為「靜態中庸」。近二百年﹐中國人就在這種「唯心單元和諧觀」與「現代世界的唯物多元互動觀」之間折騰。香港百年倖免於難﹐並且接駁上現代世界的唯物多元互動觀﹐以之求生、以之對中國作貢獻﹐現卻正受到董建華所體現出來的中國「唯心單元和諧觀」的考驗。

  香港問題終歸是一個中國文化理性化的問題。香港的生路與董建華的治港之道﹐應回歸真正的「中庸」﹕行政權只在維持制度與秩序﹐而不介入實際業務﹔讓各方面的觀點與立場在制度內自主自治﹐公開、公平、有秩序地競爭﹐汰弱存強﹐自找多方面可以接受的平衡點﹔發展出有活力而又穩定的「動態平衡」秩序。

摘自【開放雜誌】
一九九八月一月號
海生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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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生 wrote:
把董建華稱作「末流儒商」﹐可謂諧而且虐﹐切中要害。平心而論﹐
董建華過去的經商成績不能算成功商人﹐否則他也不必出來做這種
吃力難討好的傀儡特首﹐讓香港人搞不清他究竟是為誰辛苦為誰忙﹖

看來董特首似乎把「中庸」誤解為「和稀泥」﹐企圖以兩邊都不得罪
人的態度去求取「人人滿意」的「中庸」﹐結果難免不搞出個「兩面
不討好」的尷尬。從他的行事方式看來﹐他的思維方式比當代的香港
社會要落後了幾十年。這是董建華的悲劇﹐也是香港人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