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於一位新華社主任之死
~~殷惠敏
新華社駐華盛頓分社主任在北京自殺了。
這個消息引起不少人震驚﹐因為華盛頓分社是新華社地位僅次於
香港分社的一個重要海外據點。這位分社主任年輕幹練﹐不但受新聞
專業訓練﹐而且人緣極佳﹐華府新聞發佈會的場合﹐都可以見到他的
縱影。
駐美記者自殺﹐原因是個謎
他自殺的原因﹐至今仍是一個謎﹐因此難免引起種種猜測。有人
懷疑他忽然被調回國﹐是否和政治獻金問題有關﹐或許知道什麼內情。
認識他的人﹐有的說他普升太順利了﹐由於受到上級賞識﹐很短的時
間內就升任華盛頓分社主任﹐可能引起同僚的妒忌。特別是他在新聞
圈中十分活躍﹐同各路人馬﹐包括台灣報紙的駐美記者都有往來﹐很
容易被人捉到小辮子﹐打報告中傷。
也有人說﹐他是被二名大漢強押回去的﹐因為他近時情緒不穩定﹐
中共的安全部門擔心他『叛逃』﹐向美方吐露中共內部的機密﹐對新
華社的運作自然不利。但他確實有『叛逃』的打算嗎﹖沒有人知道。
情緒不穩定﹐是因為上級在他事業的顛峰期調他回去﹖還是因為
他把女兒從國內接出來﹐觸犯了內部禁忌﹖認識他的人表示﹐他曾有
『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的感嘆。
『如此』是指被調回國嗎﹖可是他『當初』又做了什麼﹖是指他
在工作上的積極表現﹖他受賞識的原因據說是寫了幾篇批判美國霸權
主義的文章。
年輕人的自殺﹐總是一個令人惋惜的悲劇﹐也許我永遠也無法知
道他自殺的真正原因。僅管美國的霸權主義嘴臉十分『醜陋』﹐可是
私底下﹐他還是希望把唯一的女兒接到美國讀書。可見在他心目中﹐
美國並非一無可取﹐而是有許多好處的。
一方面罵美國﹐同時又響往美國
一個新聞從業人員寫了醜化美國的報導﹐或許只是為了向上級交
差而口是心非。這種心照不宣的任務﹐並不值得我們去深究。美國有
許多政治和社會問題﹐政治獻金､毒品､家庭破裂﹐乃至政客的性醜
聞﹐都是可以大揭特揭的瘡疤。材料也俯拾皆是﹐因為美國的媒體早
己把瘡疤揭露得很徹底﹐他們絲毫不擔心『動搖國本』的問題。可是
中國知識份子對美國的批判﹐卻往往反映了一種矛盾的心態﹐表面上
攻擊美國﹐實際上響往美國﹐一方面寫美國﹐同時又千方百計要投奔
美國。往深一層看﹐這種心態或許牽涉到民族屈辱感和文化挫折感﹐
在病理學上﹐這多多少少是中國知識份子的精神分裂症。
出身西印度群島的作家Ｖ。Ｓ。Ｎａｉｐａｕｌ曾經描寫表面上
極端反美的伊朗統治精英﹐暗地裡卻希望他們的子女能夠到美國受教
育。中共更不用說﹐從鄧小平以降﹐高幹們無不是爭先恐後把子女送
到美國去『鍍金』。劉曉波曾在一篇分析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熱潮的文
章中指出﹐中共控制的傳媒抓住一切機會醜化美國﹐而中共高層暗中
都希望有機會訪問美國。即使是賣力製造聳動的民族情緒效應的知識
份子﹐似乎也都以美國流行的『後現代主義』或『後殖民主義』等洋
理論､洋術語來充門面。
自卑感和自大狂其實是一體的兩面﹐這在中國大陸近時的反美情
緒中是不難看出的。中國近代史的發展是一段受人欺凌的屈辱過程﹐
對於揹著這個歷史包袱的知識份子來說﹐心理不可能平衡。一九四九
年中國人民好不容易『站起來了』﹐後來才發現原來是站在蘇聯模式
的泥淖和毛氏革命的沼澤裡。好不容易改革開於﹐經濟頗有所成﹐喜
歡聽的自然是『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之類的棒場話﹐而不是
中共如何顜頇､中國人如何愚昧之類的指責。
阿Ｑ頭上的瘡疤
中共推動的『愛國主義教育』﹐相當成功地把人們的注意力從
『六四』事件､從中共政權的法統危機上引開﹐針對申辦奧運失敗､
智財權問題﹐加入世貿組織受阻等挫折﹐煽動反美情緒。中國知識
份子對美國本來就有一種既愛戀又不服氣的心理﹐這樣一來當然更
是順理成章。在愛國的旗幟下﹐專制統治變成理所當然﹐『六四』
問題也不再追究。海外民運份子剎那間成了專告洋狀､賣國求榮的
『民族敗類』。
在這個心態下﹐當李柱銘到美國奔走籌款﹐求見美國總統政
要﹐希望美國奔走籌款﹐求見於美國總統政要﹐希望美國在九七
之後能夠協助保障香港的人權自由﹐看在愛國人士眼裡﹐也就是
挾洋人以自重﹐『逢中必反』的『洋奴』作風了。諷刺的是﹐當
年領到『六四綠卡』留學生﹐往往又會成為衝擊李柱銘演講會的
愛國悍將。這樣的愛國主義既荒謬又威猛。至少在香港﹐隨著九
七腳步的臨近﹐許多報紙都悄悄收聲轉調了。
『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這個說法如果真能成為事
實﹐對苦難的中國人來說﹐應該是會感到安忍的。令人擔心的是﹐
在虛浮亢奮的氣氛中﹐這句話也和過去曾經出現的許多標語口號
一樣﹐只是一個幻想而已。中國人的世紀不可能憑空出現。若要
成為事實﹐還得經過許多體制改革的步驟﹐其中有『六四』的是
非､中共的法統危機等問題需要解決。中共在香港的『一國兩制』
能否實現﹐也還是一大考驗。
這不是靠鼓動愛國宣傳和自不量力的反美就能成事的。阿Ｑ
頭上的瘡疤不會因為美國的瘡疤而消失。
摘自【九十年代】月刊
１９９７年五月號
海生植字 于澳洲美兒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