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评《隋唐民族关系探索》

孟祥才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在开拓疆域、创造文明、发展经济、推动社会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重要一页。在各民族之间，既有友好往来，也有兵戎相见，演出了一幕幕蔚为壮观的史剧。因此，全面深入地探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不仅对了解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发展的贡献，繁荣和发展学术研究事业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当前和未来正确处理我国的民族问题，对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局面，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改善和发展新时期的民族关系，以及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研究一直予以广泛重视。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在范文澜、翦伯赞、吴晗、吕振羽等老一辈史学家的倡导和组织下，史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广泛讨论，取得了一定成绩。近20年来，中国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又在全国史学界开展起来，许多史学工作者和民族工作者对诸如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我国历史上的“外族”与“外国”、民族关系的主流、民族战争的性质、民族英雄和民族败类、中国主体民族、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关系、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中华各民族的个性与共性等若干理论问题，以及互市、会盟、和亲、羁縻制度、人口迁徒、民族战争、降户等许多具体问题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开展了热烈讨论，发表了不少重要见解，很多地区都已撰写出理论性和地区性民族关系史的著作和论文，民族关系史的研究队伍也在不断发展壮大，标志着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已步入一个新的时期。

与其他时期的民族关系相比，隋唐时期的民族关系因其内容更丰富，问题更复杂，而更受史学界的重视，不仅在一些地区性民族关系史、民族专史、地方民族史、民族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人物传纪中占有一定的篇幅，而且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应当说，经过许多史学工作者和民族工作者的不懈努力，隋唐时期的民族关系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应当承认，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版一部全面研究隋唐时期民族关系的学术专著，这与隋唐历史尤其是隋唐时期的民族关系史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值得欣慰的是，青年学者崔明德教授的新著《隋唐民族关系探索》(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探索》)在这一领域作了有益的探索，对繁荣和推动隋唐民族关系乃至中国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做出了贡献。通读全书，觉得这是一本内容丰富、创见颇多、考订精细、凝聚着作者十余年心血的拓荒之作，值得向读者推荐。

前面说过，隋唐时期的民族关系因其内容更丰富，问题更复杂而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到目前为止，史学界的研究视角并没有关照到所有内容，不少课题仍是一块块没有开垦的处女地。《探索》一书在这方面做出了喜人成绩，内容非常丰富。该书在四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1．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民族关系的主流和少数民族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等问题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到目前为止仍没有达成共识的一个重要问题，迄今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观点：

一是“平等说”，认为在平等基础上的相互关系是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二是民族战争是民族关系的主流；三是“共创说”，认为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这才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探索》一书认为，战争与和好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两项基本内容，阶级社会中的任何一个朝代，既有民族战争，也有民族和好。由此看来。第一种观点的愿望是好的，结论却难以服人，因为它只突出了民族关系中的一项基本内容。忽略了民族关系中的另一项基本内容。第二种观点则只突出了民族战争的一面，忽略了阶段性和好以及时战时和及在战争中也有和好的一面，因而其结论也难以服人。第三种观点谈的显然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并不能说明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其实，从整体来考察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发展规律，不难看出，既有阶段性的和好，也有阶段性的战争，在和好中可能有潜在的战争危险，在战争中也有谋求和好的活动。作为民族关系的双方来说，既积极谋求阶段性和好能够长期保持下去的途径，以便给双方创造稳定、发展的环境，又在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谋求暂时和好或小阶段性和好，以便为长期和好创造条件。这种长期不懈的努力，应当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主流。关于少数民族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探索》一书认为，评价隋唐时期乃至中国古代历史上所有时期的少数民族历史人物，必须按照这些历史人物的本身行为及其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的实际效果能否促进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能否对整个中华民族有贡献结合起来的标准，不能只看其是否对他们本民族或部族有贡献一项内容；同样，在评价隋唐时期乃至中国古代历史上所有时期的汉族历史人物时，也必须按照其本身行为及其推行的一系列政策的实际效果能否促进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能否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结合起来的标准不能只看前者，不顾后者。

2．民族关系比较研究。比较研究及定量分析、定性分析是多年来史学界经常采用的一些研究方法，而将比较方法引人民族关系史研究中论著并不多见，作者在该书共用四章篇幅，对不同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的民族构成、所处的政治环境、历史渊源与文明程度、政权性质、生产方式、发展方向、直接浸染中原文明的时间、同四邻的关系、各自的发展阶段等多方面的具体比较与考察，分析在当时比较强盛的一些少数民族政权与隋唐王朝关系中有异以及截然相反的原因，进一步探讨民族关系的发展规律。

3．民族关系思想研究。在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不仅为历代政治家、思想家所关注，常常成为他们议论的题目，而且也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是他们笔下不可或缺的内容。该书作者结合具体的历史事实，深入研究了隋唐时期各个阶段民族关系思想形成的条件，分析评价民族关系思想的内容、深化和完善的过程、在当时被接受的程度及历史局限，探讨民族关系思想的渊源、特点、实质、发展脉络、演变轨迹及实践成效，并通过与传统思想以及不同阶段或同一阶段不同人物民族关系思想的比较，揭示这一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4．对一些比较重要的具体问题的研究。这些问题多数与安史之乱有关，如河朔地区的胡化与汉化问题，安史乱军的民族构成，少数民族助唐平乱的真实情况、出兵原因、作用，安史之乱持续之久的原因等问题，作者都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上述四个方面的丰富内容体现了作者十余年对隋唐时期民族关系研究的广度和思考问题的深度。这是该书的特点之一。

接受了这一观点，而《探索》一书作者在认真考察了大批生活于河朔地区的历史人物的文化、仕进情况和对某些史料作了仔细辨析后认为，“从多方面考察，河朔地区在唐代虽有受少数民族影响的趋向，但总的来看，是汉文化的保持和提高。”应当说这一观点不仅非常新颖，而且能够自圆其说。因为唐史中的大量资料足以说明河朔地区不仅具有浓厚的学习气氛，不少人虽穷困潦倒，但仍能坚持苦读，而且河朔地区有从师授业的风气，儒家思想对河朔地区的影响也是很深的。河朔地区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况，一是门阀土族所一直保持的礼教、儒家思想及皓首经书的传统还沿袭不断；二是科举制度激发人们发奋学习，不少人进士出身后任中央官吏即是明证。他们所学内容除了儒家经典、史书、诗文之外，毫无疑问，绝不会是少数民族落后的文化。第三，当时的河朔地区虽然对在长安不得志的个别官吏有一定吸引力，但对原是河朔地区的大部分有

抱负的知识分子来说，在没有步入仕途之前，是不会留恋家乡习俗的。他们所希望得到的是中央官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必然以中央政权所要求的道德、文化规范作为自己的修身准则，千方百计挤入中央官僚行列中去。所以，原来汉文化水平较低者则加紧步伐迅速赶上，原来汉文化水平较高者仍一如既往地保持和提高。

开拓性是《探索》一书的又一特点。建国后尤其近20年来，史学界对隋唐时期民族关系的研究用力颇多，研究课题也涉及了较多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但是，只要我们认真检索一下有关论著索引，深入思考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所涉及到的诸多问题，就不难发现这方面的空白仍然很多。如少数民族政权参加不同性质的“中原之战”，隋唐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方式，唐代西北少数民族人口的数量、特点、移动的主要走向、移动的特点、降户反叛的原因、唐王朝与少数民族争夺人口的斗争，隋唐时期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的民

族关系理念，安史乱军的民族构成，少数民族助唐平乱的真实情况、原因、作用及后遗症等诸多问题，在此之前并没有专文予以探讨。该书作者十余年来全面搜集有关资料，不断开拓研究领域，精细考辨有关史实，力求比较完满地填补隋唐时期民族关系研究中的一些空白，并做出了值得称道的成绩。这里仅以第三编《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思想》为例加以说明。这一编共有8章，不仅内容比较丰富，而且全是新的课题，作者经过多年的思辨，向我们展现了隋文帝“君臣一体”和“威服德怀”的思想内容、形成过程、思想渊源及实践成效；揭示了长孙晟“离强合弱”理论体系的构成及其逐步深化的过程；进一步探讨了唐太宗“爱之如一”和“诚信”思想的内容、理论前提、时代价值及历史局限；客观分析了猪遂良民族关系思想的内容、特点及现实意义；缕清了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民族关系中的几种主要思潮以及狄仁杰、郭元振民族关系思想的内涵；

深入研究了唐玄宗多事四夷思想产生的背景、形成过程和苏濒、王峻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内容以及“守典存国”与“化流无外”的思想斗争；展示了唐德宗、李泌和陆蛰民族关系思想的方方面面；探讨了李绛的和亲思想、李德裕民族关系思想在朋党之中的异化及唐搐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倾向。上述内容不仅对深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大有稗益，而且对开阔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该编的内容极大地增加了《探索》一书的力度。

(《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