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竺摩法師 |
各宗教的信仰，因各人的環境不同，認識不同，以及信仰對象不同，自然所持的見解，亦各有距離；不過亦有一個相同的感覺，那就是每個宗教都是叫人行善，應沒有宗教是勸人作惡而成其宗教的。所以在這個原則上。各宗教的教徒，不論是屬於多神教或是一神教的，應該都可以攜手合作，共同發揮宗「為善最樂」的力量，爭取人心的向善，生活的正常，社會的安寧和世界的和平。本地雖然有些人是信佛，而因佛教無人宣傳，不但佛理不流行，恐怕懂的佛理的人亦很少。因此，我想略談一些佛法的好處，或可使各位增添一些滋養精神的資料。一 佛教是信智並重的
二 佛教是標本兼治的
三 佛教是冤親平等的
四 佛教是自他兩利的一 佛教是信智並重的
每一個宗教，首先要著重信仰，沒有信仰或不受信仰，那就不能成為一個宗教。佛教是屬於宗教的，因它與其他宗教一樣需要信仰；同時佛教也可以說是非宗教的，因它有與普通一般宗教說法不同的超越性。比如佛教重信仰，是與其他宗教一樣的；而他尤重理智，則與其他宗教有別，它是全把信仰建築在理智上的。否則信仰便有盲信、迷信。所以大智論說：「佛法大海，信為能入，智為能度」。在這裡見得只有信仰，沒有理智，是不能了徹人生真諦的，也不能學佛而究竟離苦得樂的。這就是佛教與其他「因信得救」的祗扁重信仰的宗教不同的地方。同時佛教認為同是信仰，而信仰的價值亦不同。有些宗教的信仰是徹底的、究竟的，有些宗教的信仰可能不徹底不究竟的。例如洪水氾濫成災，我們信仰爬上屋頂可避水災，但洪水來勢洶湧，若再高漲，屋頂安全的信仰就要動搖，不妨再登上小坡，信仰小坡可以避難，可是洪水不斷增漲，小坡的安全信仰亦動搖，就只好在登上高山，則洪水更大，亦無問題，便可得到究竟的安全。信仰的道理亦是如此；信仰世間的善法或多神教而得到保障，如避水于屋頂，不是究竟的安全；信仰一神教而生天，得到保障，如避水于小坡也不是究竟的安全；信仰佛教而超脫輪迴生死劫難，上生淨土，如避水于高山，獲得徹底的解脫，究竟的安全。所以同是宗教信仰，而信仰價值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從佛教的眼光看來，信仰天堂都不的究竟，何況是信仰世間的蛇神牛鬼，自然是暫時的安全，而非究竟的安全。
佛教是智慧的宗教，可是這種智慧不是普通一般的知識。知識是向外的，從外面的學習經驗得來的，是有限量的，也不是統統都正確的。佛教的知識是內向的，是向內在掘發出來的，是無限的，正確的，這種智慧是必須依修戒而生定，由定而開發出來的智慧，經的起時代一切學術的考驗而合理性和超越性，在世間一般宗教哲學中，可是不易找得到的，由這種內在底智慧契証諸法的真理，才能產生人生的真知灼見。這也曾為古今中外的文化學者所贊賞。如中國的國學大師章太炎說：「佛教的理論，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智人不能不信，通徹上下，這是最可用的」。康有為說：「仙學大祖，其微言實理無多，令人醉心者有限，若佛學之博大精微，至於言語道斷，心行路絕，雖有聖哲，無所措手，其所包容，尤為深遠」。英國哲人了羅素則說：「各宗教中我所贊同者佛教」。佛教如果不具有甚深的智慧和崇高的學理，那會使時代的哲人學者，心折如此呢？
甚麼叫做標本兼治？標是枝葉，本是根本。比如植樹，若要枝葉美麗，必須先治其根，后治其葉。如果只想枝葉美麗，而不顧其根本，就不能叫做標本是兼治，也不成為植樹的良法。又如今日世亂多難，人心思治，渴求世界和平的實現；但欲求世間和平的實現，必先使人類思想赳于統一，治好思想水火不容的病症，行為上表現出來自然是和平共榮的現象，不然、縱使天天開和平會議，和平必難期實現，縱使實現，也是暫時性的治標，不是永久性的治本。就是拿普通國家的法律來說，法律只能治之已然，不能防犯未然，也只是治標，不是治本。因為社會是群治的由于士農工商等各界的人士各司其職，各盡其能，才能促進社會的安定和繁榮，可是今日的社會，人心如江河日下，淳源涼簿，風化不良，殺盜淫妄，肆無忌憚，雖繩之以國家的法律，只能治之已然，不能防犯未然，那豈是根本的辦法？所以今日欲醫治人類社會的病症，惟有依佛教的戒律，先糾正人心，澄本清源。然後社會的秩序才能安定，達到國家的和樂與繁榮。
佛教的基本戒律，在於五戒，是人倫的正法，近於儒家的五常。一、不殺生是仁，儒家所謂「仁民愛物」或「民胞物與」；二、不偷盜是義，所謂「路不拾遺」，「沸義之財不取」；三、不邪淫是禮，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不妄語是信，所謂「民無信不立」，「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五、不飲酒是智，所謂「酒能亂性敗德」，「酒不醉人人自醉」，亦原「色不迷人人自迷」。酒能導色，故宜戒絕。五戒的性資與五常相同，而作法有異，儒家的五常重理論，佛教的五戒制為必行的規則，不行則犯，名之破戒，有應得之罪業，受應得的果報，故凡受其戒者，不得不懍懍遵行。如果人人各安其位，各守其戒，則一人如此一人治，一家如此一家治，一國如此一國治，全世界如此，自然世界人亦多「國治天下平」了。因此今日的人類，如能依佛教的五戒先治其本，加以法律助治其本，則社會大同，人民坐享其利，欲世界不太平而不可得了。
我們人類在平日互相接觸的關係上，不免有厚彼簿此，或愛此憎彼的協調與不協調的兩種現象，這即是所謂的冤家與親家之分別，為親家的日日相見，自然歡喜，最難堪的是冤家浹路相逢，分外眼紅，這樣由小冤家變成大冤家，或是由少人冤家變成多人冤家。弄到家庭不和睦，社會不安寧，也成為國家乃至世界發生鬥爭的導火線，這是不可忽視的事實。
人類的親情關係，必須要透過佛理，才得協調，不免除過與不及的弊病。佛法體驗到人生應要冤親平等看待，是有其兩個深切的理由：一是佛陀曾澈悟到人生的共同原理，在於人類共同的佛性。這個共同的佛性是人人具有，個個不無，而且又是在凡不滅，在聖不增。久在大家同體具有的佛性上。驗知大地眾生，不論其為高等動物或低等動物，甚而有情與無情，動物與植物，都是同一體性的；既然是同一體性，還分甚麼親疏屎適莫？說甚麼「仇者快而親者痛」？如果悟知眾生同體而強分親疏，自己平心一想，亦不免啞然失笑了。二是佛陀從天眼智，觀察眾生是死此生彼，輪迴不息，都曾做過父母兄弟、姐妹眷屬的親戚關係；從宿命智了扯眾生界過去無始以來，一切人事過從，有更親密更親切的關係。就是對人類以外的其他動物，亦要建立起這親切的關係。這樣觀想，誰肯把自己的親人而作為冤家來仇視？誰肯舉刀來殘殺其他和自己同體的生命？殺機既息，則一切冤家都變親家，內在不再發生怨憎的心理，外界的家庭失睦或社會鬥爭亦不存在，人類自然赳于和樂的坦途。
佛陀不但是理論的發現者，亦是理論的實踐者。如佛陀在世之時，因了過去世未修菩薩道時與提婆達多結下怨恨，所以提婆達多時時想害佛報仇，時時來找佛陀佛陀的麻煩給佛陀過不去；可是佛陀並沒有對他感到麻煩與煩惱，反之還對他表示親切的好感，時時向大家說提婆達多是他的善知識，好朋友，由於提婆達多的逼害與鼓勵，使他的道業精進勇猛，提早得到超級的成功。不但視提婆達多如此，就是視那位與提婆達多做朋友的阿闍世王，也是如此，因阿闍世王幫了提婆達多的忙，不只是毒害他自己的父母，也有給佛陀過不去的地方，可是佛陀對他沒有半點瞋恨與仇視，當他惡報現前，身患毒瘡，叫苦連天，向佛陀懺悔求救，佛陀還是以慈光攝被，使他毒瘡平復，恢復了健康。這些，都證明佛陀不光在理論上說冤親平等，而是在行動的事實上實現了冤親平等。
普通一般人的感覺，看見佛教徒入山或閉起門來用功，都以為佛教徒是消極厭世而自利的；其實呢，入山或閉門自作工夫，正是為入世利人的預備。所謂「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這一句話，正可以表達這個意思。
佛教的宗旨，在「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諸惡不做，消極的自利，眾善奉行，就是積極的利他。所謂自他兩利，這不是很明顯的證明嗎？為甚麼要硬說佛教是消極厭世而自利的呢？同時佛教行善的定義，是這所行的善行，必須于人于己都有利的，才叫做行善。如果于自己有利，他人無利或有害的，就不能叫做行善。又所作的善行，必須于現在有益的，於來世亦有益的，才叫做行善；如果只是目前有益，而將來無益的，亦不能叫做徹底的行善。這樣來看佛教的為善，就是自他兩利的標準的行善。所以學者梁啟超居士說：「佛教的信仰是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獨善，乃入世而非厭世」。又說:「佛教之最大綱領，曰悲智雙修，自初發心以迄成佛，恒以轉迷成悟為一大事業」。修智以求轉迷成悟，是自利的事業；修悲救濟眾生，就是利他的大事業。如此，一個真正懂得佛理，能行佛事的佛教徒，就是人生自他兩利的事業家，相信誰也不敢說佛教消極自利的逃世者了。
佛教的大乘行者，他們所作的事業，不但是自他兩利，而且是利他重於自利，為人急於為己。孫中山先生曾說：「佛教以犧牲為主義，救濟眾生」，即是有見於此而說的。因為大乘行者的菩薩，他的發心修行善事，見苦必救，有求必應，你如果真有需要他的地方，他不但身外的財物可以布施給你，滿你所願，甚至自己寶貴的妻孥和生命，亦可以施獻于你，真是「難行能形，難作能作」。而且他的布施為善，還是觀空心境，不挾企圖，所謂「度盡一切眾生，而不見有一眾生為我所度」，不雜絲毫功利觀念。像儒家所說「殺生成仁，捨生取義」，亦都可是可歌可泣的犧牲為人的行動，如果其中不挾雜為自己貪圖功名利祿的念頭，所謂：「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那麼都可視為犧牲為眾生的大菩薩了。
中國在東晉時代有個鄧攸其人，他在石勒兵到，愴惶挈家逃走，因其弟早亡，特全其姪，繼其香火，而把自己的兒子繫於樹上不顧，為救姪兒，犧牲了自己的兒子，可以說以做到了無我的境界，這在佛教看來，也是成了捨己為人的利他行者。因此，世間一切「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樂而樂」的賢者，莫非是菩薩化世的大乘行者。佛教得名犧牲主義，其價值就在乎大乘菩薩所表現的積極救世的利他精神。
佛教在習慣上的稱呼，分有大乘和小乘的名詞。通常多呼南傳佛教為小乘，以錫蘭、暹、緬等處為小乘佛教的國家；呼北傳佛教為大乘，以中、日、西藏等地為大乘佛教的國家。其實大乘教徒所表現的精神，固為積極的救世，就是小乘教徒不入社會，嚴蕭自律的道德生活，亦是感召人心，影響社會，同意有其淑世利人的偉大作用。如中國只顧念佛不理人事的印光大師，嚴以律己怒以待人的弘一律師，他們靜居蘭若，並未深入社會，而所影響人心向善的作用往往比入世弘法的大乘行者，還要過之而無不及。由此足證大乘佛教固然是積極利世，而小乘佛教同樣是勇於度人，在名詞上分判大小，實在亦是多餘的。
人生在世數十寒暑，肉體終舊要壞滅的；而不滅的是精神生命，佛教呼之為慧命。儒家立功立德立言，呼為人生的三不朽，佛教則主張福慧雙修，光壽無量，名為二種莊嚴。我們在短促的人生中，能建立不朽或莊嚴的事業，才不辜負人世生存的意義。
（摘自竺摩上人舊作《佛教與人生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