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自由小引


非　一
　
有必要首先强调一下，这里所论的创新，不是通常作为精神提倡的创新，如“团结奋进，求实创新”、“锐意进取，志在创新”中所说的创新，而是作为计划要实施的创新，如“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知识创新工程”、“技术创新工程”中说的那种创新。不然，何来创新试点。创新岂能试点？这容另文再谈。
现在看来，谈论这种创新的，主要是中国的自然科学家，而且是中国自然科学家的一个小范围的一个小范围。因为国人当前的主要关注似乎不再这里，创新之火恐怕难有燎原之势。更加之我们的朱总理心中有数，科教兴国就是科教兴国，无需创新别开生面。不过，也要提防假创新之名，向纳税人的超额索取──
这不是不可能的。
这里要借这块宁静的网上论坛提出另一个题目：创新与自由。自由在英文中，据我所知，有两个词，即liberty和freedom，中文都译为自由。其实这两个英文词的意思颇有不同，很使中国的政治学者伤脑筋。一般地说，前者的意思，一是指除去压制后的自由，二是指当局所承认的权利，如言论、出版、结社等的自由，含有公共的意味；后者是指个人和私人的自由。题目中自由包括这两个词的意思。创新与自由是不可分割的，自由乃是创新的基础。这里的自由涉及一切领域，非仅学术自由，更不是鸟笼的自由。创新的品格有赖于自由的品格，而自由的品格的养成则要求一种自由的环境：文化的、政治的、思想的、经济的、学术的环境。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科学的崛起发端于文艺复兴这场人类思想的大解放。马克思主义也是生长在英国自由主义的土壤上。那里有自由，那里有自由的思想，那里就有创新，这是不待言的。
在一小部分中国的自然科学家谈论创新时，他们的社会科学同行似乎对自由更感兴趣。今年北大百年校庆，一个宏亮的声音是呼唤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这期间，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题为
《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　──
自由主义的先声》的书，李慎之先生为这本书写了序。有了这本书，特别是有了这本书的这篇序，创新与自由这篇大文章几乎可以不作了。热衷谈论创新的人，不妨读读李先生这篇序，我们所缺的，自然了然了。
李先生序中有这样一段话：这段话使人想到我们的媒体，都是支持创新的，没有不同意见。说得确切些，不是没有不同意见，而是不发表不同意见。把握创新的人，竟然没有'我虽然反对你的意见，但是坚决认为你有发表你的意见的权利’的雅量，岂非笑话。有人或许会说，你不是在网上发表了吗！不对，“坚决认为你有发表你的意见的权利”的意思是，在同样的场合、同样的媒体发表意见的权利。这就是本文再次登上这块宁静的网上论坛的原因──有一个人看也好。
兹附录李先生大序，权作本文的结尾。网上交流，不知规矩，想李先生不会责我侵权吧！　
附录：李慎之先生为《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　──　自由主义的先声》写的序
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
李慎之
值此北京大学庆祝建校一百周年之际，最要紧的是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
自由主义并不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中固有的传统。它传入中国不过一百来年。然而正如佛教一样，既然传入中国就必然会生根发芽，与中国传统相融和，其意义与作用则远非佛教可比，中国由此而开始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全球化。
自由主义当然也不仅仅是北大的传统。中国至少有一批知识分子，从北大以内到北大以外，接受了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曾有几十年是中国社会上的主流思潮之一。但是最早出自由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确确实实是北大人。
第一个把“自由”的概念引入中国的就是曾任北大校长的严复。他翻译了穆勒的《论自由}，但是因为“中文自由常含放诞、恣唯。无忌准详诸劣义”，怕中国人不能理解自由的真谛而误解为可以“为放肆，为淫佚，为不法、为无礼”，特地费尽心思译作《群己权界论》，给中国带来了自由的经典定义：人生而自由，他可以做任何他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必须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界限。
蔡元培在一九一七年出任北大校长，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井包”的方针，使北大正式成为在中国引进和发扬自由主义的基地。正是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北大出现了中国学术史上自稷下学宫以后从来没有过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脱离政治权力而独立的品格，以后在一九一九年形成了震动全国的五四运动。
继蔡元培自一九二三年起任北大校长十五年的蒋梦麟也把“大度包容”作为办校的方针，继续为北大。也为中国培养自由主义的元气。蒋梦麟宣告“我们当继续不断的向｀容’字一方面努力。｀宰相肚里好撑船’，本校肚｀里’要驶飞艇才好。”自由主义虽然以北大为发祥地，但是一经传布，其感染力是很强的。渐渐地以全国各大学为中心，都出现了一批又一批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五十年代并入北大的燕京大学，其校训就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自由主义流行在许多校园中和社会上，又通过《大公报》，《申报）这样的媒介，扩大了它在社会上的影响。北大可以永远自豪的是，它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播种者和启蒙者。
自由主义者认为：人人都有追求自己的快乐和幸福的自由，都有发展自己的创造性的自由，只要不损害他人的自由。事实证明，只有自由的人最能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
在人认为有价值的各种价值中，自由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价值。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的《共产党宣言》里宣告，他们的理想社会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这是对自由的一种贴切的表述。
人人都享有自由，就有可能形成一种制约的机制，使社会有序发展，同时堵塞了产生专制暴君的门路。
但是，中国毕竟是几千年皇权专制的传统极深极厚的社会，经过几十年学人和思想家的努力，自由主义在有几亿人口的中国社会，也只是浸润到了薄薄的一层。它的根扎得太浅，它的嫩苗十分脆弱，在历史的狂风裹雨中，它曾濒临灭绝的境地。
虽然，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曾经担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捏的陈寅情一生尽瘁学术，谨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话是他在王国维纪念碑的铭文中说的。原话是：“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的后半生经历了极其险恶的政治压力，然而他到死也没有向政治权力低头，实践了他早年说过的话：“不自由，且宁死耳！”
在一九五七年以后，大批判在全国已成不可抗拒之势，自由主义在中国眼看就要灭绝的时候，写了《新人口论》的北大校长马寅初在猛烈的围攻下，仍然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发出《重申我的请求》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他还说：“我对我的理论相当有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正是这样尊严、坚强的个人使北大播下的自由主义精神得以维系于不堕。今后随着中国的文明进步，这种精神一定会发扬光大，使中国再也不再遭受那样黑暗悲惨的日子。这是因为自由的要求最终来自每一个人的内心。自由是每一个人天成的权利。
自由主义者最懂得一个人必须自尊、自强、自律、自胜，最懂得对他人要尊重、要宽容。自由主义者不但乐于听取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而且保护反对意见。它的信条是：“我虽然反对你的意见，但是坚决认为你有发表你的意见的权利。”它只是决不宽容扼杀别人的自由的专制者和独裁者。
自由主义可以是一种政治学说，可以是一种经济思想，也可以是一种社会哲学，它更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只有全社会多数人基本上都具备了这样的生活态度，也就是正确的公民意识，这个社会才可以算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国家才可以成为一个法治国家。
中国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有漫长而曲折的路要走。但是我们一定要走向这个目标。
我们可以抱有信心：
第一是我们已经有了一百年的传统。中国的更古老的传统虽然有许多是阻碍自由主义的，但是在像儒家和道家这样的主流文化中也可以找到与自由主义相容，以至相互促成的资源。太史公蔡鹤卿先生就是一个极好的榜样。
第二是我们正在转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须发展经济的自由主义，而经济的自由主义正是其他各种自由主义的基础。历史证明，凡是经济最自由的国家，其绩效总是最好的。
第三是我们现在正处在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市场化已成为全球性的潮流，自由和自由主义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价值。孙中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畅，逆之者亡。”一百几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点。这个大潮流对中国的影响是无可估量的。
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争光！
一九九八年四月
　　跟随主题:
奉和圣制与归隐南山　文化　1998年8月07日　16:05:25　(0)　




奉和圣制与归隐南山

以下是　文化　在　August　07,　1998　at　16:05:25发表的内容:
加入:　创新与自由小引　加入者:　非　一　时间:　July　13,　1998　at　21:57:31:
在庄子的时代，中国人享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庄子有官不做，恣扬着批判和创新的独立意志。那个时代出知识分子，出思想家、学问家。
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中国读书人的自由政治空间和精神空间几乎全部消失了，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与中央保持一致，才可能活下去。思想家出不来了，读书认字的只算是读书人了。
读书人的第一生路就是赞美圣上，赊些皇帝愿听的话说，古人叫“奉和圣制”，现代的术语叫“弘扬主旋律”。皇上作指示，就成了公理，依次推演出一个体系。只要“长得君王带笑看”，皇上给钱给官当，要什么我就说什么，张口就来。
有些读书人不愿“弘扬”当时圣上的“主旋律”，或者由于其他原因不在“圣眷”中，又怎样生活呢？
最普遍、最典型的方式为“归隐南山”：去种豆务花，漫游江海，求仙求佛，赋诗做画酗酒。有些读书人，或有才气，或有骨气、或有主张有见识，不为走下坡路的官场见容，就走“归隐”之路。其实，他们大都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意识，“达”是指在权力体系中获得位置，能施展才干，穷，指手中无权，就只好管自己了。归隐是“自善”的标准作法。这种人大都喜欢庄子，然而他们与庄子有很大不同，庄子能嘲讽和批评国君，归隐者为生存计，大多不公开批评最高当局。
读书人还有第三条道路，那就是天下大乱时参与造反。改朝换代的运动中，读书人最能施展才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隆中一对，三分天下。平时不敢开口，到反旗一举，出你一段“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何等痛快淋漓，就受横刀一死，也比窝囊几十年值得了！
造反的机会太少了，具有政治意识的读书人，往往只能在“奉和圣制”与“归隐南山”之间摇摆、选择。这也是极权统治者乐意接受的状态。皇上不喜欢那么多读书人，尤其是那些不顺眼的读书人，就让你隐在山中不开口，井水河水两不犯。如果打天下治天下需要读书人，则不惜千金买马骨，筑起黄金台，聚十步芳草，求山野遗贤，诱惑，贿赂，请你出山。
“奉和圣制”与“归隐南山”这两者在封建制度中互相补充、调节，在两千年中，作为一种固定的模式，印刻在中国读书人的精神和人格中。
入世则附势，出世则逃避，读书人没有了春秋精神，不能对文化和政治制度做冷峻的深刻的审视，失去了批判和创新的能力。
因此，按现代的定义，他们不能称为“知识分子”。
在汲纳西方近代文化的过程中，中国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点燃科学、民主、自由的火炬，照亮了全中国。不幸，在几千年传统的积淀的基础上，一个湖南农民把握住特殊的历史背景，再一次登上皇位。他用比秦始皇更彻底迫害和更持久的“洗脑”，绞灭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读书人，要么“奉和圣制”，“弘扬主旋律”，天天“歌德”，人民公社好，大跃进好，文化大革命好，搞活国有企业好，工人下岗也好。理论家们做什么？做政策诠释。持不同看法的人，必须闭口——现代意义上的“归隐南山”。
不过，时代的确不一样了。陈寅恪、马寅初既不附势，也不隐山，张志新，一位女性，其平静理智的声音却令执政者如遭雷击般的恐惧。八十年代中国人大觉醒，疯狂的屠杀也不能令国人闭口。九十年代，借助新的信息工具，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积极地表达自己独立的意志和批判精神。既不奉和圣制，也不再归隐南山。
于是，社会又有进步了，中国又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