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漠視精确

  
    中國人給外國人的第一印象是千人一面。他們的相貌似乎出自同一個模子；穿
的總是藍色；眼里無神，好像發直了一樣；辮子像是同一個豆莢中的兩粒豆仁，一
模一樣。但是，無論把中國人說成是怎么樣，即使是最不善于觀察的旅行者，只要
略加体驗就會發現，所謂中國人是千人一面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兩個地區，無論
多么靠近，口音上都存在著有趣的、莫名其妙的差异。而且地區間相隔越遠。差异
就越大，以致于形成不同的“方言”。經常有人告訴我們，中國人的語言寫起來都
一樣，說起來卻大不相同。我們常常想到，中國人的風俗習慣也有同樣的差异，按
照中國人流行的說法，十里之外不同俗，這种事例，隨處可見。然而，最常見的是
計量標准上的差异，而在西方國家，絕對不變的計量標准才能保証生活的舒适。
  
    任何雙重標准，對西方人來說都是令人煩惱的，而對中國人來說卻是樂此不疲
。兩种貨幣單位、兩种重量單位、兩种度量單位，這些對他們來說似乎很自然、很
平常，不必予以反對。向一位賣肉餡湯團的人打听每天做多少這樣的湯團，他回答
說，大概“一百斤面粉”，至于這些面粉能做成多少湯團，這個問題只能留待詢問
者自己去猜想。同樣，向一位農民打听他的一頭牛有多重，如果他給出的數太低，
相差太大，他會解釋說，這個數不包括骨頭！問一位職員身高是多少，如果他給出
的數与他的實際身高相差的太离奇，經過查問，他會承認他給出的數沒把頭部算在
內！原來，他曾當過兵，在部隊分配挑擔時，人的鎖骨的高度比較重要，因此，說
自己的身高時一直就沒有把頭部算在內，這次他是疏忽了。一位鄉下人的計量方式
就不同了，他硬說他的家“离城90里”，但經過盤問，他承認沒那么多，他說的是
往返的路程。實際距离只有“45里”！
  
    在中國，計量不一致的最明顯的事例是計量銅錢的方法。銅錢是這個國家唯一
的貨幣，各地都采用十進制，這也是最簡易的計量方式。但是，誰也不能保証一串
錢無論在什么地方都是所預想的一百個銅錢，除非他特地算一下。他不必走遍18個
省份的絕大多數地區，就會發現一串錢的銅錢數目各不相同，而且無法解釋。按道
理，“一串”就是1oo個銅錢，但事實上從100至99、98、96、83（如陝西省會）、
直到直隸東部的33，各种數目都有，或許有些地方可能更低。銀子買賣中的稱重也
是這樣，甚至更為嚴重。各地的“兩”都不一樣，除非是巧合。這种情況把外來人
搞得稀里糊涂，除了那些專門買賣銀子的人外，誰都會遭受一定的損失，特別是會
給那些老實人帶來無盡的煩惱。這种貨幣混亂的動机是顯而易見的，但我們眼下關
心的只是存在的事實。
  
    所有各种計量都有同樣的混亂。一個地方的斗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的斗。如果
在糧食征稅中總是采用這种斗，那么，就很容易在那些不像中國人那樣會忍气吞聲
的民族中引發政治動亂。至今為止，“全世界都是一品脫是一品脫，一磅是一磅”
；而在中國卻是一斗不是一斗，一斤不是一斤。這种混亂居然還有道理可言。而且
，到處還可看到（例如在鹽業專賣中）純屬隨意武斷的標准，比如把十二兩叫一斤
。購買者買的是十六兩的一斤，得到的卻只有十二兩；而且還是公開這么做的，同
行的商人也都這樣；据說這不是欺詐，只不過是鹽業買賣中的“老習慣”，百姓們
完全清楚。土地的丈量中也普遍存在類似的不确定性。在某個地區，一“畝”土地
只相當于其他地區的一半，如果有人碰巧住在邊界線上，那么他們就不得不准備兩
种丈量土地的工具，以分別用于不同的田畝制。
  
    要知道每斤糧棉的价格，僅憑現有的報告（正像到中國的旅行者經常做的那樣
）是很不可靠的，還必須首先弄清楚這里的“斤”是指哪一种斤。同樣，要知道每
畝的糧食產量，不能僅憑現有的統計數字，還必須弄清楚這里的“畝”是哪一种畝
。在計量路程的距离方面，也普遍存在著類似的問題，每位到中國的旅行者都會有
這种体驗。在陸地旅行中，如果路程是以“里”計量，那么就有必要弄清楚這個“
里”是不是指“大”的里！我們并不否認這樣計量路程有某种根据，但我們要指出
的是這种計量既不精确也不統一。据我們所知，人們普遍感覺到，一离開寬闊的國
道，“里”就變“長”了。如果在國道上每天能走120里路，那么在鄉村的小道上
滿打滿算也只能是每天走100里，而在山區，就只能是每天走80里。此外，測算路
程的長短往往不是根据實際的絕對距离，而是根据行走的難易程度，甚至中國人也
不否定這一點。因此，若是說到山頂有“90里”，實際的里數還不到一半；而中國
人還強詞奪理硬要堅持，理由是走這段路程的困難程度相當于在平地上走“90里”
。還有一件与測算長度有關的稀奇事，即從A到B的距离不一定等于從B到A! 在中國
，歐几里得的假定“与同一量相等的量彼此相等”已不起作用了，需要插入一個否
定詞加以修改。我們可以舉例說明：在中國最重要的一條公路，有一段路根据里程
碑所示從北到南長183里，而從南到北卻是190 里。真是太奇怪了，無論你走几趟，
也無論多么仔細地看里程碑，事實就是這樣。”★
  
    ★在寫這段之前，我們已經在巴伯先生的《中國西部之行》一書中看到過類似
的事例：“比如，我們說兩地間的距离是根据兩地一來一往的人們所估算的而定；
這樣，各人給出的數字當然不會相同，從A到B的人都說是1里，而從B到A的人卻都
說是3里。當地一位有知識的人解釋說：運費是按里計算的；顯然，上山時，苦力應
得到更高的報酬；若是按照路的坡度來計付報酬那是很麻煩的，為了方便起見，就
把難走或陡峭的路說得更長一些。原來如此。眼下，這些約定俗成的里程數就是旅
行者一直想弄明白的。“但是”，我反駁說，“按照這种說法，雨天也肯定要加長
里程數。晚上的里程數肯定要比白天的更長”。“很對，是要多付一些錢才行。”
這种做法對當地人來說可能是方便的，但旅行者卻會不斷遇到麻煩。像這樣估算路
程的事還有：平地上，1法定哩被說成2里；不是很陡峭的一般山路，1哩說成5里；
很陡峭的山路，1哩說成15里。一位云南的山里人，他老是少算了平地上的路程，但
在他所住的山里就沒這樣。以后的旅行者對此不必大惊小怪。只要不是很陡峭的山
路，他肯定都會把5里說成是1里。”
  
    在利特爾先生的《長江三峽之行》一書中，他說，有一段水路，順流而下時說
成是90里，面逆流而上時卻說是120里。他估計是3.62里相當于1法定哩，或者說，
250里相當于1緯度。★
  
    与此類似的是，“整体等于部分之和”這一公理在中國也不能成立，尤其是在
河道航行中，你通過打听知道到前方的某一地點有“40里”，然后，通過更細致的
分析，你才知道這個“40”原來是兩個“18”；“4個9是40，不對嗎？”這种說法
會讓你啞口無言。照此說法，“3個18”就是“60”。我們曾听說過一件事，一位政
府通信員在規定的時間內沒有跑完規定的路程，他為自己辯解說，這個“6O里”是
“大”里。由于他的申辯合理，他的上司下令測量這段路程，結果發現實際上是“
83里”，從那以后，就一直按此計算。
  
    分布在一座城市周圍的几個鄉村，离城里從1里到6里不等，但每個村子都可以
叫“三里屯”。人們經常可以看到，据估算只有1里的路程，如果道路兩旁有房子，
就會被說成是5里，而且每個村民都會認真地向我們保証，這條街确實是那么長。
  
    在這些情況下，各人可以根据各自的需要制定標准，大可不必為此大惊小怪。
造秤的人徘徊于街上，根据每個客戶的偏好在秤杆上鑲上秤星。每個買賣人至少有
兩种秤，一种是用于買的，另一种是用于賣的。他們不買現成的秤，除非是杆舊秤
，因為情況在變，秤的標准只能根据每個買賣人的需要而定。
  
    說人的年齡大小也是如此，其中尤其能反映出中國人的民族特性。憑著一個人
出生年的動物屬相，就能輕易地推測出這個人的年齡，這是再普通不過的事了。說
一位老人有。“七、八十歲”，其實是去年才滿七十歲。事實上，在中國，一過七
十歲，就是“八十”的人了，如果想弄得准确，就必須減去這個“常數”。即使一
位中國人說出他的准确年齡，所給出的也只是下一個春節后的年齡。用“十”為單
位計算歲數的習慣根深蒂固，并且搞得很模糊。一些人是“一、二十歲”，“沒几
十歲”，或許“好几十歲”；在中國，嚴格准确他說出年齡是非常少見的事。這种
模糊還延伸至“百”，“千”和“万”，“万”是中國人計算的實際限度。對于比
這些籠統說法更加准确的表達，中國人并不感興趣。
  
    一位熟人告訴筆者，有兩個人花了“二百串錢”看一場戲，后來又補充了一句
：“是一百七十三串，不過，這与二百串是一樣的，不是嗎？”
  
    一位紳士及其夫人在中國生活了好几年后要回國時，他們的中國朋友送來兩幅
卷軸，是要分別轉贈給他們夫婦倆各自的老母親--父親都已去世，他們夫婦倆各
自的老母親恰好同歲。兩個條幅上的題字分別是“福如東海”和“壽比南山”，而
且每個條幅旁邊還有一行小字。其中一個條幅上的小字恭賀受贈者享受了“七十年
的富貴”，另一個條幅則贊美貴夫人享有“六十年的榮華”。夫婦倆在對這兩幅卷
軸大加贊賞之余，其中一位戰戰兢兢地問道，為什么明明知道兩位母親是同歲，卻
還要說一個是七十，另一個只有六十呢？得到的是一個很有特點的回答：如果每幅
卷軸上都是寫“七十年”，那會顯得作者太缺乏想像力了！
  
    中國人講究社會連帶關系，這對我們所要求的精确是致命的，一位打官司要求
咨詢的人告訴筆者，他“住”在一個村里，但從他的口述中可以明顯知道，他的住
所是在城郊。經過查問，他承認眼下是不住在那個村里；經過進一步的調查才發現
，他十九代之前就已搬出該村了。問他：“你難道不認為你自己現在是城市居民嗎
？”他簡單地回答說：“不，我們現在的确住在城里，但我的老家是在那個村甲！”
  
    還有一個人曾經要求筆者去看看他村里的一座古廟，他驕做他說：“那座廟是
我建的。”經過進一步調查才發現，那座廟建于明朝的某個時期，至今已有三百多
年，當時，那個“我”只存在于可能語气之中。
  
    學習中文的人，最初遇到的一個困難是，找一個滿意的詞語表示自己的身份，
以區別于他人。中國人的整個思維都与我們所習慣的不同，他們可能并不完全理解
西方人為什么會有把一切都弄得准确無誤的癖好。中國人并不确切知道他的村子里
有多少人家，他也确實不想知道。他始終不能明白那些想知道這個數字的人到底為
了什么。只有“几百”、“好几百”，或者“沒多少”，而沒有准确的數字，過去
沒有，將來也不可能有。
  
    中國人缺乏精确性不僅表現在數字的運用上，而且也反映在文字書寫和印刷上
。在中國，要弄到一本沒有錯別字的書并非易事。有時，所用的錯別字比正确的字
還要复雜，說明寫錯別字不是為了貪圖簡便，而是由于人們日常不重視精确性。文
字書寫的不准确更大量的是表現在常用字中，有些字經常用同音字代替，出現這种
錯誤，或者是由于不認識這些字，或者是因為馬馬虎虎。
  
    漠視精視在書信的稱呼上更是表現得一清二楚。中國人家信的稱呼是用醒目的
字体寫的，“父親大人”，“慈母大人”，“叔祖大人”，“賢弟大人”，等等 ，
一般不寫出“大人”的姓名。中國人非常講究實際，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他
們對自己的名字卻滿不在乎。像這樣的民族實在是獨一無二的。我們常常發現，他
們的名字一會儿寫成這樣，一會儿又寫成那樣；我們看到名字，但并不知是誰，還
要問一下。最使人弄不清的是，同一人常常有好几個不同的名字，他的原名，他的
“號”，甚至還有科舉考試注冊時專用的名字。正因為如此，外國人常常把一個中
國人誤認為其他人，村子的名字更不确定，有時會有兩，三個完全不同的名字，并
不是一個比一個更“恰當”。如果一個名字有了別名，它們可以互相交替使用，在
官方文件上用原名，在平時交談中可用別名；甚至也可以把別名當做形容詞，与原
名一起組成一個复合名。
  
    中國人缺乏類似于化學分子式那樣絕對需要精确的教育，這是令人遺憾的。中
國的第一代化學家也許會因為把“沒几十個微粒”的某物与有“好几十個微粒”的
另一物混在一起，而少了許多數字，造成預想不到的嚴重后果。中國人完全能夠像
其他民族一樣學會對一切事物都非常精确－一甚至更加精确，因為他們有無限的耐
心--但我們必須指出的是，他們目前還不重視精确，他們還不知道精确是什么。
如果這一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就可以有兩條推論：其一，在我們考查中國歷史檔案
時，必須考慮到中國人漠視精确這一特性。我們采用中國人所提供的數字和數量很
容易使我們自己受騙，因為他們從來就不想精确。其二，對于中國人所提供的冠以
“統計數字”以抬高其權威性的各种材料，必須留有很大的余地。整体并不大于部
分之和，然而，中國人的統計數字卻相反。當我們審查完中國人的一份“統計數字
”后，就立刻會像一位聰明的蘇格蘭人拿著一部很現實的“不确定大法”對美國最
高法院說：這里有“對案件的最終的猜測！”